從“中興名臣”到“賣國賊”01

——被毛澤東、蔣介石極為推崇的曾國藩

傳統中國人的理想有兩條：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實惠，成名可以不朽。而曾國藩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體現這種理想人生模式的人。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由幹嘉盛世轉而為沒落、衰敗，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動**年代，由於曾國藩等人的力挽狂瀾，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麵，曾國藩正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麵產生了令人注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作用於當時，而且一直延至今日。從而使之成為近代中國最顯赫和最有爭議的曆史人物。

1、銳意功名鯁直敢諫

傳說曾國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個夢：一條巨蟒，盤旋空中，旋繞於宅之左右，接著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隨即有人告訴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個曾孫了。”老人一聽，恍然大悟，認為這新出生的曾孫就是那條蟒蛇投的胎。他聯想起唐朝名將郭子儀出生時其祖父也夢見大蟒蛇進門，因此認為曾家將來也要出一個大貴人。很快曾國藩是蟒蛇投胎之說就在當地傳開了。隨著曾國藩的名氣越來越大，這個說法也就越傳越遠。

曾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出生於湖南湘鄉縣南的白楊坪村（今屬雙峰縣）的一個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為鄉村的土財主。父曾麟書，是個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歲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嚴格督促下，曾國藩從小勤奮讀書，熟悉了封建禮教綱常等一套儒家倫理道德，成為他以後立身處世的基本準則。道光十年（1830），他20歲時外出求學，先在衡陽唐氏家塾畢業，翌年改進湘鄉連濱書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進入長沙嶽麓書院學習。在這裏，他係統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學風的熏陶，對他日後的治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曾國藩於道光十四年考中舉人。在以後的兩三年間，他連續兩次前往北京參加會試，結果都名落孫山。但是這兩次北京之行，對促使他努力向學大有幫助。回到湖南家鄉後，他閉門在家，發憤攻讀，對曆史和古文潛心研究，因而較大地提高了學識素養。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曾國藩第三次赴京參加會試，以第38名中試。四月，殿試三甲42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道光二十年散館，列二等19名，授翰林院檢討，秩從七品。

這時中英鴉片戰爭正在緊張地進行著。對於這一引起中國“數千年來大變局”的大事，曾國藩是很注意的。他當時對於英國資本主義勢力之入侵持憎惡和反對態度，譴責他們“逆性同犬羊，貪求無厭”。讚揚姚瑩、達洪阿率領台灣軍民擊退侵台英國兵艦，俘獲英國士兵多人的正義反抗是“大快人心”的舉動。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國藩已升任禮部右侍郎。當時，經過鴉片戰爭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自沿海向內地而逐步深入，國內原有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麵對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動**形勢，曾國藩感到憂心如焚，因而在鹹豐帝即位後連續上奏，提出不少建議。其中，《應詔陳言疏》關於人才的培養與使用對鹹豐帝有所震動，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納”，令有關部門“評議以聞”，但經“部議格不行”；《議汰兵疏》進呈後獲“召見，嘉其切中時弊，諭以俟廣西事定再行辦理”。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曾國藩在極其焦急之中又向鹹豐帝陳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接向鹹豐帝提出三條尖銳的批評意見。其一是“防瑣碎之風”，批評鹹豐帝“自去歲以來”隻注重諸臣之“細節”，而疏於國家大計，表現在“發往廣西人員，……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其二是“杜文飾之風”，批評鹹豐帝“徒尚文飾”，不講實際，不能采納好的建議，“自去歲求言以來”，對一些“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驕矜之氣”，批評鹹豐帝去歲以來既下詔求言，結果卻拒諫自專，無視百僚的意見。指出“目今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也就是指責鹹豐皇專橫獨斷，致使太平天國起義不能很快鎮壓下去。曾國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鯁直敢諫，自以為不失為忠心耿耿之諍言，但卻差一點引起大禍，鹹豐帝閱奏後大為震怒，“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由於周圍大臣的勸說才作罷。這次事件對曾國藩教訓很深，此後他再也不敢憑一片赤誠去“冒犯天顏”了。

2、剿平太平封侯拜相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樹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的大旗。經過兩年餘奮戰，自廣西入湖南、進湖北，順長江而下，經江西、安徽、江蘇，於鹹豐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下江寧府城，隨即將它定為國都，改名天京。

這時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腐敗，繼起的綠營兵也日趨衰敗。清廷先後調集大批軍隊前往廣西、湖南鎮壓，結果紛紛敗潰，隻好尋求地方武裝力量進行阻擋。當鹹豐二年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清廷便命令兩湖督撫等地方官員勸諭士紳，舉辦團練。此時，曾國藩正因母喪在原籍守製。這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轉來軍機大臣轉達鹹豐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諭，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協助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曾國藩接旨後四天即前往長沙，著手籌辦團練武裝。

鑒於清朝原有軍隊已不足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實際狀況，曾國藩認為必須從根本上著手，建立與培訓起一支有嚴密組織並有頑強戰鬥意識和實戰能力的新軍。為此，他擬定了他的建軍原則，竭盡全力組織起一支新的地主階級武裝湘軍。

在湘軍興起前，湖南已有新寧舉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鄉儒生羅澤南、王錱師徒主持的湘勇，在鎮壓地方農民起義上都取得相當的成效。曾國藩與他們這些人有著師生或同鄉的情誼，便在他們原有的基礎上，吸收其經驗並大加發展。他的湘軍與舊軍隊比較，在兵源、選將、營製以至訓練辦法上都是“改弦更張”的。

曾國藩利用封建宗法關係作為維係湘軍的紐帶，使全軍上下歸他一人調度指揮，湘軍成為以曾國藩為首領的私人武裝。這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軍閥集團。湘軍的骨幹多是以各種封建關係糾集在一起的中下層封建知識分子。他們出身於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諸生、文童，也沒有顯赫的政治地位。但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統思想，都以堅決維護封建名教和統治秩序為己任。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幹，他們兢兢業業，有一股拚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祿的頑強精神和野心。曾國藩正是帶領這樣一批儒生們，結成“誓不相棄之死黨”，而成為太平軍的死敵。

在曾國藩組織湘軍的過程中，即在鹹豐三年間，尚未與太平軍正式作戰前，他就已指揮這些未成軍的練勇在湖南境內多次鎮壓過會黨起義，也曾派遣他們到江西支援過當地團練與太平軍作戰。在對待起義軍上，曾國藩采取極為殘忍的手段。早在鹹豐三年二月他在給鹹豐帝的奏折中就提出：對起義軍“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誌，而銷其逆亂之萌”，主張“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並聲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他的主張得到鹹豐帝的積極支持，批示他“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幹。這年上半年，他在長沙設審案局，依靠地方紳耆，大批捕殺，立三等法：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死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撫令旗，捕人多，殺人快，“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內，就屠殺了200多人。他這樣大肆殺戮的暴行，遭到社會輿論的嚴正譴責，人們給他起了“曾剃頭”和“曾屠戶”的綽號。

曾國藩於出師時，發布《討粵匪檄》，竭力維護封建專製製度和孔孟之道，同時也抓住了太平天國的某些弱點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國藩對農民反封建鬥爭的仇恨，表明了他作為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維護者鎮壓農民起義的頑固立場。

當曾國藩率領湘軍大舉“東征”時，太平軍水師已據有長江天險，陸上則占有皖、贛、鄂三省的大部分。而這時安慶、九江早已在太平軍手裏，武昌也正處在太平軍包圍中，太平軍顯然占有絕對優勢。曾國藩的東征，戰略目的是在爭奪武漢、九江、安慶這長江中遊的三大據點，然後進軍東南，包圍天京。因此，此後七八年間，湘軍便同太平軍對這三大據點進行了激烈的反複的爭奪。

曾國藩麵對太平軍強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優勢，認為必須逐步推進，步步為營，而不能急於冒進。他首先著眼於兩湖地區，與太平軍展開了拚死的戰鬥。戰鬥最早於鹹豐四年（1854）三月上、中旬在嶽州府周圍進行，老湘營王錱兵敗退守嶽州，又縋城逃跑，大部分被殲，太平軍乘勝進占湘潭，鉗製長沙。曾國藩以湘軍主力力爭湘潭，並自率水師攻打長沙北之靖港，結果湘軍水勇潰敗，戰船三分之一被焚毀和為太平軍所獲。曾國藩羞憤交加，投水自殺，被隨從救出。湘潭方麵雙方激戰7日，太平軍傷亡重大，被迫退出，長沙外圍緩解。曾國藩利用3個月時間休整，於六月中重新出動，七月初一日奪回嶽州府城。

這年八月，曾國藩督率湘軍水陸師分三路進攻武漢。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攻陷武昌、漢陽，太平軍停泊漢水的千餘艘船隻擬衝至長江，被截毀殆盡，湘軍水陸東下，進攻江西。十月十三日（12月2日），湘軍水師在彭玉麟、楊載福帶領下又攻斷湖北田家鎮至半壁山的攔江鐵鏈，焚毀太平軍船隻4500餘艘。湘軍大為得勢。

然而，風雲突變，這年十二月太平天國派石達開率軍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軍水師船隻。特別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在九江夜襲湘軍水師，焚戰船多艘，獲曾國藩座船，盡得其文卷冊牘，曾國藩走投無路，再次投水尋死，被人救起送羅澤南營中。緊接著鹹豐五年春，太平軍第四次攻占漢陽，並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國藩率部龜縮南昌城內不敢出來。下半年十一月石達開回師江西，在短短3個月裏，贛中、贛北盡為太平軍所得。

到鹹豐六年上半年，曾國藩率湘軍東征與太平軍進行了將近3年的爭奪戰，彼此各有勝負，但總的形勢對湘軍是不利的，不僅長江中遊三大據點都在太平軍手裏，而且太平軍還控製了從武昌到鎮江之間所有沿岸的城鎮；安徽、江西、湖北東部以及江蘇部分地區也都為太平天國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變”爆發，形勢急轉直下。曾國藩帶領湘軍趁機反攻。鹹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年12月19日），湖北湘軍胡林翼、楊載福等攻陷武昌。鹹豐七年九月初九日（1857年10月26日），湘軍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軍水師彭玉麟部與楊載福部在外江會合。

在此期間，自鹹豐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個月時間裏，曾國藩因丁父憂回原籍守製。他與清廷的矛盾，也通過三四年來戰事的進展而有所增長。以鹹豐帝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對於曾國藩本來就懷有疑慮，始終都僅賜給他空頭銜而不予以實權，使他感到處處都有阻力。他曾向鹹豐帝提出至少授給他以巡撫職務以便於辦理軍務，調動糧餉等，但沒有獲得同意，而讓他繼續“在籍守製”。到鹹豐八年元月，由於胡林翼、駱秉章先後奏請他統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經過幾年來與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衝，又經過一年多來在原籍守製期間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國藩變得老練圓滑了。此後的曾國藩與清廷及與地方官吏的關係漸趨於合拍，他的職權地位也隨著形勢變化發展而不斷有所提高。

太平天國的實力由於領導集團的內訌而大為削弱，使總的形勢大有利於清廷，但就湘軍與太平軍的較量來看，在鹹豐八年至十年的兩三年間則仍有起伏。鹹豐八年四月，湘軍李續賓等會同水師楊嶽斌（即楊載福）、彭玉麟聯合攻下九江，太平軍一萬七千餘人死難，長江中遊第二據點又為湘軍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鎮之戰，李續賓所部湘軍精銳6000為陳玉成、李秀成聯軍全殲，湘軍悍將李續賓等被擊斃，給曾國藩及其湘軍集團打擊之大，不亞於鹹豐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國藩座船被俘獲之役，“不特大局頓壞，而吾邑士氣亦為不揚”。

鹹豐九年（1859），石達開部太平軍擬行入川，駱秉章與胡林翼計議，通過湖廣總督官文奏請清廷派曾國藩入川布置，以確保湖北餉源，而乘機為曾謀得川督。鹹豐帝雖下令調派曾國藩率軍入川，卻無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實權，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計將曾國藩留駐湖北，共謀進軍安徽。此後曾國藩便以攻取安慶作為湘軍的戰略重點和當務之急，把安慶之戰看作是“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來考慮。

曾國藩進攻安慶采取圍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實行力取上遊，逐漸及於下遊，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於江、浙的方針，始終堅定不移。即使是鹹豐十年春夏之間江南大營再次解圍，和春、張國樑兵敗身死，蘇常危急，鹹豐帝一再催促曾國藩率湘軍東下支援，他都拒不從命，安然不動。鹹豐帝萬不得已，隻好賜曾國藩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並連下諭旨，令他撤安慶之圍，馳援蘇常。他也還是奏稱“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堅持原來的觀點。最後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見。由於堅持先打安慶再及江南的戰略方針，在此後安慶攻陷後，湘軍在圍攻天京上擁有更加有利的形勢。

但是，太平天國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玕，輔以陳玉成、李秀成二人的善於帶兵和富於實戰經驗，使曾國藩的戰略意圖不可能輕易實現，而且經常陷於困境。鹹豐十年夏至十一年初夏，曾國藩坐鎮祁門近1年，調兵遣將與太平軍爭奪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國藩就曾先後兩次因太平軍李秀成和李世賢分別率部逼近而驚慌萬狀，兩次都寫了遺囑安排後事，隻是因為太平軍沒有進一步進攻而使之度過了危機。事後他還心有餘悸，再不敢身臨前線指揮作戰了。

安慶經過長期的圍困，於鹹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15日）終於被湘軍曾國荃等部攻陷。在曾國藩支持下，曾國荃縱兵殺掠，乘機大發橫財。

安慶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軍從此居於守勢，湘軍與太平軍的主要戰場也由安徽轉移到江蘇。

鹹豐十一年七月，鹹豐帝死於熱河避暑山莊。這年十月，慈禧太後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與恭親王奕?發動了“辛酉政變”，奪取了政權。為了盡快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慈禧太後任命曾國藩管轄蘇、贛、皖、浙四省軍事，自巡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皆歸節製；同治元年（1862）更加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官銜。這時曾國藩渴望多年的宿願得以實現，軍、政、財大權一手在握，積極性也大為提高，從而加緊對蘇南、浙江進兵，為最終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支持下，曾國荃部湘軍包攬了對天京的圍攻。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淪陷，曾國荃部搶得了鎮壓太平天國的頭功，並縱兵對天京大肆擄掠燒殺。清廷論功行賞，曾國藩賞加太子太保銜，賜一等侯爵，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曾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賜一等伯爵，其餘湘軍將領也都賞賜有加。

在慈禧太後把持下的清廷，對曾國藩雖然委以重任並給予實權，但實際上還是很不放心的。特別是在曾國荃進兵雨花台以後，湘軍自數萬增至十餘萬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對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脅，因而清廷對曾國藩的態度便有所改變，不像以前那樣支持了。曾國藩憑其多年的政治經驗，意識到要保存性命，隻有退讓。於是在攻陷天京後便主動提出裁撤湘軍和為曾國荃代請回籍養病，以消除清廷的疑慮。具體辦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統率的湘軍主力二萬五千名，但保留後建的淮軍以“禦寇”；曾國荃辭去浙江巡撫的職務。對於曾國藩的自釋兵權和曾國荃引疾自請開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準。

3、辦理洋務以圖自強

舉辦洋務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實權人物被迫學習西方科技以鞏固其政權的活動，曾國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導者。在當時聲勢浩大的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為了對付太平天國和撚軍等，洋務活動必然首先是從興辦軍事工業開始。因此在鹹豐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運米糧問題時，曾國藩就表示“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以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

鹹豐十一年，他就在安慶軍營裏設內軍械所，召募科技人士開始製造洋槍洋炮。第二年，“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雇洋匠”，在徐壽、華蘅芳等中國科技人員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質輪船“黃鵠”號，他計劃“以次放大續造多隻”。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學生容閎到美國購置機器，進行擴充。兩年後機器運到，在上海創建江南製造總局，“始以攻剿方殷，專造槍炮，亦因經費支絀，難興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國藩奏留海關洋稅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費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較“黃鵠”號大五六倍的木殼輪船，取名“恬吉”，時速也較前大有進步。此後，直到曾國藩去世前，江南製造總局又陸續推出“操江”、“測海”、“威靖”三艘輪船，體積、吃水馬力與載重，一艘超過一艘。同治十二年又製造成一艘“海安”輪，馬力達1800匹，載重達2800噸。“在外國為二等，在國內為巨擘。”但是曾國藩死後，製造局全由李鴻章管轄，改變了以自製輪船的方針為以買船為主，致使江南製造局在培養本國技術力量和技術設備上的發展受到相當的影響。

除了製槍炮、造船，曾國藩在江南製造局還設置了翻譯機構，“另立學館，以習翻譯”。他對於主持編輯翻譯的徐壽大加讚許，認為“此舉較辦製造局為尤要”，強調“翻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隻有通過翻譯，才能“明夫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並聘請英、美傳教士偉烈亞力、傅蘭雅、瑪高溫等人專事翻譯製造的科技書籍多種。此外，他還接受容閎的建議，在江南製造局兵工廠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學校，以培養機械製造方麵的工程技術人才。

曾國藩還接受容閎的建議與李鴻章聯名奏請派遣幼童赴美留學。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年8月18日），曾國藩（時任兩江總督）與直隸總督李鴻章聯銜會奏，委派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選帶聰穎子弟赴美國肄習自然科學技術，具體辦法為：“派員在滬設局，訪選沿海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國肄習十五年後按年分起，挨次回國。”120名青少年後來雖因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破壞，未能按預定15年的期限學完，而於光緒七年（1881）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過這6到9年的學習，還是培養出一批中國近代早期的外交、海軍、航運、電報、路礦、教育等方麵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等優秀科技工程人員，並且對以後中國派遣留學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曾國藩辦理“洋務”的時間不長，所辦的洋務內容比起李鴻章、左宗棠和後起的張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創始者與帶頭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國洋務運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