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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興名臣”與“賣國賊”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發生了重大教案，愛國民眾憤怒懲罰欺壓中國人民、無視中國主權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等侵略分子，焚毀教堂和外國駐津機構多處。事件發生後，清廷派遣曾國藩前往處理。曾國藩到天津後，明知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為了討好侵略者以維持“中外和好”，他不惜違心地大肆懲辦中國人民，將“啟釁”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頭上。

當時，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間，法國公使羅淑亞聲勢洶洶，以武力進行威脅，企圖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極為苛刻的條件，連清廷都感到事態嚴重，“有詔備兵以待”，而曾國藩卻說：“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他的對外既定方針是“即令審得確情，實係曲在洋人”，“吾輩亦宜含渾出之，使彼有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憑謠言以煽亂，尤須從重懲辦”。在他主持下，完全滿足了法國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餘名無辜群眾，重刑逼供。“先後兩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發配邊疆，賠款四十九萬七千餘兩”，還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為專使到法國賠禮道歉。曾國藩這種視人民如草芥、曲意討好外國侵略者的卑劣行為，不能不引起全國輿論的強烈反對，甚至連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氣憤地砸掉他懸在湖南會館上的匾額，聲言開除他出同鄉會。在社會輿論的共同譴責下，曾國藩不得不承認對於這一事件“辦理過柔，寸心抱疚”，“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為一生憾事”。以後還再三寫信對人表示“神明內疚，至今耿耿”。但實際上他又認為從維護清朝統治利益上講，是做得對的。他在向清廷奏報對天津教案一事的處理時說，“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認為“兵端一開，不特法國構難，各國亦皆約從同仇。能禦之一口，不能禦之於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百年，而彼族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他進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極以來，外圖強盛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他認為為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對外屈辱乞和的妥協方針。也就是在這個奏折中所說的，今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兵端不可自我而開，以為保民之道”。

此後，他更與郭嵩燾、李鴻章往複討論。李鴻章說：“洋人所圖我者，利也，勢也，非真欲奪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後，馭外之法，征戰者後必不繼，羈縻者事必長久。今之各國，又豈有異。”曾國藩答複道：“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誠為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他們總結出的“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作為他們對外行動指南，並成為清廷對外關係的總方針。

曾國藩按以上指導思想辦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於輿論的指責集中在曾國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興名臣”變成“賣國賊”。為了緩和“清議”，減少自己所受壓力，曾國藩上疏請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協同辦理。清廷接受他的請求，派遣工部尚書毛昶熙、江蘇巡撫丁日昌赴津會辦教案。這時正好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身死，便下令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而派李鴻章接替他為直隸總督，複查天津教案。這實際上等於宣布曾國藩沒有處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國藩推出來當替罪羔羊，使曾國藩深感難堪，並為之寒心。

曾國藩於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離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閏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寧。此後他於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蘇長江南北諸城鎮巡視軍營，並到上海視察江南製造總局所屬各廠。由於重病纏身，加上長期的精神抑鬱，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病浙於兩江總督衙門，終年62歲。

曾國藩死後，清廷給他以最高嘉獎，在專發的上諭和祭文中對他大加讚揚，稱他“公忠體國”，追贈太傅，諡以“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將其生平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

“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近百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曾國藩褒揚者有之，斥罵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即有人責其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以致曾國藩也覺得“內咎神明，處咎清議”，甚至有四麵楚歌之慮。

辛亥革命後，一些革命黨人說他“開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遺臭萬年的漢奸，建國後的史學界對他更是一罵到底，斥為封建地主階級的衛道士、地主買辦階級的精神偶像、漢奸、賣國賊、殺人不眨眼劊子手等等，予以全麵否定。曆史是各種複雜因素的有機組合體，曆史從物也是如此，對複雜的曆史人物予以簡單、片麵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觀的，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實事求是的要求。

8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曾國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對他的評價也相對客觀。隨著有關曾國藩的小說和傳奇故事的出版，越來越多的人對其產生興趣，他們希望能透過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國藩的學識、見解和主張，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窺見他的內心世界。

5、曾國藩的用人為官之道

毛澤東年青時，曾對曾國藩傾服備至，現藏韶山紀念館的光緒年間版《曾國藩家書》中，數卷扉頁上都有毛手書的“詠之珍藏”。他曾說：曾國藩建立的功業和文章思想都可以為後世取法。認為曾編纂的《經史百家雜鈔》“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國學的入門書。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這點。曾“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毛建立紅軍之初便製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蔣多次告誡他的子弟僚屬：“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版及書禮”，“曾文正家書及書禮……，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審訂《曾胡治兵語錄注釋》時說：曾氏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在黃浦軍校，他以曾國藩的《愛民歌》訓導學生。他說我認為曾、左能打敗洪、楊是他們的道德學問、精神與信心勝過敵人。

“清代三傑”之一的曾國藩一生曆盡坎坷，幾度生死。他還是儒學大師，用筆記錄自己的人生智慧和經驗，留下了《曾國藩家書》。學者南懷瑾說，“曾國藩一生共有十三套學問，但流傳後世的隻有一套，即《曾國藩家書》。”其用人為官之道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A、用人

曾國藩說，選將才必求智士、嚴士、勞士。也就是說，挑選將才，必求智略深遠之人，而且必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曾國藩又說，人品和學品結合起來，才能成大事。

現在，企業招聘員工時，往往注重個人簡曆的長短、等級的高低，以及過去的頭銜，這似乎比他們明天能做什麽貢獻重要得多。實際上，按照公司的原則培養一個聰明的、心甘情願的新手，比培養具有正直的品德、有判斷力、精力充沛、能平衡自我，並且有一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幹勁的人，要容易得多。

曾國藩認為，人才靠獎勵而出，即便中等之才，若獎勵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貶斥，則往往停滯於庸碌不能自拔。

曾國藩還說，有能力者可自立門戶。在創辦湘軍之初，他為維護內部完整統一，對另立門戶者堅決抵製，但等他做大了，天下人才趨之若騖時，他倒對“另謀發展”者予以支持了。

曾國藩說，要交諍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曾國藩主張對己要嚴，對友要寬，尤其主張交友要有雅量，這樣如果一時有意見相左，也會最終不傷和氣。

B、修身

曾國藩說，正人先正己，“以己所向，轉移習俗”。他恨官氣，因此摒棄官府排場，禁止部下迎送虛文；他恨懶惰，自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

曾國藩充滿了東方智慧。他常說，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也就是說，自己想建功立業，則先讓別人建功立業；自己想興旺發達，則先讓別人興旺發達。這樣的說法太過世俗，卻是真理。他說，一定要自我反省所走的每一步。他強調“四知”，四知包括《論語》所說的知命、知禮、知言，曾國藩在最後加上了“知仁”成為“四知”，“仁”的意思就是寬恕。

曾國藩的領導之道大多目光向內，是中國傳統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順序，修身放在首位。修身的道理顯得簡單、淺薄，甚至有些陳腐，但真正實行起來，它遠比戰略困難得多。

C、教育

管理學者諾爾·蒂奇曾總結，“領導即教育”。他說，他遇到的成功的領導者，譬如韋爾奇和格羅夫，無不把教育當成他們的主要工作，並投入大量的時間從事這項工作。

在教育上，曾國藩無疑是個傑出的領導者。他的幕府就是培養人才的學校，他既是軍政長官，又是業師；幕僚既是工作人員，又是學子。他給旗下江南製造局的丁日昌寫信道：“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勖之以學，教之以身，試之以文，考之以事……”毛澤東曾讚曾國藩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辦事而兼傳教之人”。

曾國藩這所學校中，後來傑出者有左宗棠、李鴻章。李鴻章後來回憶道，“在營中時，我老師總是要和我輩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

除為數不多的老朋友和儒宿之外，一般幕僚都尊曾國藩為師，從道德修養、為人處事到學術觀點、文學理論，以至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麵，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曾國藩的影響。按照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的說法，他們雖專屬一行，卻能讓他們的智慧匯聚一點。

曾國藩特別注重“借人之才為才，用人之力為力”。他說，知道古今人們的著述非常豐富，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陋，那麽就不敢以一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知道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那麽就不敢以功名自居，應當思考推舉賢才一起去完成偉大的功業。曾國藩自認為自己屬於“中材”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曾國藩常以各種形式征求幕僚們的意見。

作為湘軍領袖的曾國藩更是嚴字當頭，他治軍嚴明，對隊伍嚴加約束，在這方麵可謂“六親不認”。湘軍諸將在曾國藩的嚴格領導下，“雖離曾國藩遠去，皆遵守約束不變”。

企業的領導者有三項關鍵任務：戰略、人和組織。戰略，決定一個企業要做什麽，如何做；組織，決定企業的內外部組織架構；人，具體實施戰略。現在，企業領導者都醉心於戰略，而忽視了人，而實際上，“人”才是領導者最重要的工作。這就是曾國藩之道的核心。

D、曾國藩治人之術

1）治人原則：不治人，難以成大事——正人先正己；將他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心思用在大事情上。

2）治人謀略：善治者，乃是強者——能說能做，說了便做，不說也做；有過先由己當、有功先讓人享；做事要有章法。

3）治人方圓：最可怕的是受治於人——自立立人，自達達人；自己要及時給自己“上課”；戒傲是不敗人生之法。

4）治人之術：在最關鍵的時刻治住對手——在適當之時，必須交難交之人；敢於下手擊垮人心；該放權就放權；把對手變成朋友。

5）治人秘道：用智慧治順人——人品和學品結合起來，才能成大事；在勢盛之時，頭腦越要清醒。

6）治人心計：可以大治，也可以小治——治人三法：防瑣碎、去虛文、戒驕矜；該舉薦的人要舉薦。

7）治人盤算：用幾個人治一大批人——用慧眼打量周圍俊才；以幕府為強大後盾；借人之才為己才；用人之力為己力。

8）治人決斷：采用軟硬結合的治法——不管在什麽時候，都敢說硬話；給人不斷磨煉的機會。

9）治人本領：敢於治所有不可治之人——把用人之道琢磨得更加老道；提防性格乖僻的人；有大欲望的人最難處。

10）治人要訣：用手治、用心治、用腦治——選人以操守為大要；必求智士、嚴士、勞士；不善治心，就會惹出禍端。

11）治人功夫：治住要害，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找到最能替你排憂解難的惡人；讓有能力的人挑大梁；鏟除名利的根。

12）治人效果：讓被治之人心服口服——摸透人的精、氣、神；聯手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