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錚錚鐵骨到憤鬱而終01

——屈辱中不屈的一麵旗幟左宗棠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迢遙旅路三千，我原過客，管領重湖八百，君亦書生”。這是左宗棠早年寫的一幅對聯。

這副對聯氣魄很大，文藝理論專家通常將之歸類到“偉人體”。當然，作者日後倘若沒有建立相應的事功，那就當作“偽體”，禁止進入文學史；或者，作者當時並沒寫下這麽一些詩文，功成名就以後，再行補作（請槍手亦可），也能胡亂算作“偉人體”。三十多年後，左宗棠以“書生”領兵，遠征西北，“管領”之地遠邁“重湖八百”；坐言起行，文質交輝，成為曆史上為數不多留下大名的“過客”之一，終於證明牛皮不是吹的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1、年輕氣盛的湘上農人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樸存，早年自號湘上農人。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於湖南湘鄉左家塅一個下層地主知識分子的家庭。

從4歲開始，左宗棠就隨祖父和父親學習儒家經傳。19歲時，才正式到城南書院讀書，受教於名儒賀熙齡。賀熙齡主張經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響很大，一直以宗師事之。賀熙齡的哥哥賀長齡，是著名的《皇朝經世文編》的主編，時為江蘇布政使，在回鄉時見到左宗棠，對這個年輕人很為器重。賀的藏書很多，左宗棠每次借書，他必“親自梯樓取書，數數登降，不以為煩”，還經常同他討論問題。通過賀氏兄弟，左宗棠逐漸密切了與封建統治階級中士大夫集團的關係，思想逐步向經世致用發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歲時，參加了本省的鄉試，與他哥哥同榜中舉。這是左宗棠在科舉道路上獲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與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詒端結婚。由於家境清寒，此後就以招贅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當時的左宗棠，年輕氣盛，自負不凡，極想由此一舉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會試，但連遭失敗。科舉的失意使他憤懣不平，“遂絕意進取”，“棄詞章為有用之學”，精力完全集中到經世致用方麵來。由於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別注意邊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響。他17歲時，即從書肆中購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以及《齊氏水道提綱》等書，“喜其所載山川險要，戰守機宜”。科舉失意的幾年中，他悉心鑽研地學，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對社稷安危的關切和西北邊防重要性的認識，形成了比較遠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擔任了醴陵淥江學院的主講。這年，兩江總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過醴陵。左宗棠應醴陵知縣之請，為陶澍的公館作了楹聯。聯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欽賜“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賞識，特地邀見左宗棠，“傾談竟夜，與訂交而別”。此後來往不斷。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歿，與陶澍有深交的賀熙齡要左宗棠擔負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責任，於是左宗棠於次年來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學。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館生涯，對左宗棠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陶澍家中所藏書籍，特別是“本朝憲章”十分豐富。左宗棠“課讀之暇，博觀縱覽”，閱讀了大量有關水利、田賦、鹽政的書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綱紀、濟世匡時的途徑，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時，又從陶澍的往來書信中開始知道了林則徐，並產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當時的重要人物，他們關心民情，剛直不阿，主張改革弊政和抵製外來侵略。這些，對左宗棠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2、“不凡之才”出山佐軍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消息傳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愛國熱情。於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戰守機宜”，寫出了《料敵》、《定策》、《海屯》、《器械》、《善後》諸篇，並在給賀熙齡的幾封長信中，詳細討論了這些問題。其中不少主張與林則徐在廣東抗擊英國侵略者的策略不謀而合。對於被無辜問罪、發配新疆的林則徐，他則寄予滿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憤”，“心神依倚，惘惘相隨”，表現了對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則徐引疾還閩，經過長沙時，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見。左宗棠“謁之長沙舟中”，“宴談達曙，無所不及”。林則徐很賞識左宗棠，稱他為“不凡之才”。

鹹豐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撫張亮基的禮聘，入張幕充當謀士。太平軍圍攻長沙時，左宗棠在省城內為張亮基調兵遣將進行頑抗，還獻“河西合圍之策”，企圖一舉包圍、殲滅太平軍。在太平軍久攻長沙不下，毅然撤圍北上後，左宗棠又協助張亮基訓練兵丁、整飭吏治，並對響應太平軍的廣大群眾進行報複。他以“首先決策”鎮壓瀏陽秘密會黨“征義堂”有功，升用直隸州同知。

不久，張亮基調任湖廣總督，左宗棠隨往湖北，與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軍的西征。後張亮基又調任山東巡撫，左宗棠不願隨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中，一連幹了6年。

從鹹豐四年（1854）至鹹豐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動是為清皇朝堅守湖南。當時的湖南，是曾國藩湘軍的發源地，是支持東南五省反動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軍已經傾巢出省鎮壓太平軍，而湖南又受到來自鄰邊各省和本省農民起義軍不斷衝擊的形勢下，左宗棠既要為出省的湘軍籌辦糧餉、船炮、軍械，又要設法抵擋紛至遝來的打擊，確是不遺餘力，費盡心機。

左宗棠在湖南所顯示的才幹，為統治階級所賞識。潘祖蔭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連最高統治者鹹豐帝也特意“垂詢及之”。左宗棠對鹹豐帝的“特達之知”，刻骨銘心，感激涕零。

鹹豐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濟曾國藩軍餉攻占武昌有功，“詔以兵部郎中用，賞賜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銜。正當他得到鹹豐帝的青睞，飛騰有望之時，卻突然被湖廣總督官文奏劾，幾遭不測。雖由於胡林翼、曾國藩、潘祖蔭等人的力爭才免於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駱幕。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使左宗棠初次嚐到“世網之險”。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過對方再下毒手，因此轉而投靠為他脫險出過力的曾國藩。

3、鮮血染紅的“中興名臣”桂冠

鹹豐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奉詔命以四品京堂從曾國藩治軍。他招募了5000人，組成了“楚軍”，這就是左係湘軍的起點。

左宗棠投入曾國藩幕下，是他經曆的一個轉折的8年，他雖然倍受重用，名聲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高級師爺而已；而這一來，卻真正成了一員擁兵帶隊、手握實權的將領。以後，正是憑著這一資本，他的權力越來越大，以至與曾國藩等並駕齊驅，成為同治年間的“中興名臣”。

“楚軍”組成後，在長沙金盆嶺練軍。年底，由江北戰場西進的李秀成大軍，包圍了曾國藩指揮機關所在地——安徽祁門。曾國藩驚恐萬狀，四處呼救。於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領剛剛練成的楚軍出湘，進入江西，在皖、贛交界的德興、婺源一帶與太平軍交鋒。這一地區是曾國藩大營的糧道，已被太平軍攔腰切斷。左宗棠的任務就是要打通這一糧道，“嚴防大營後路”，以解曾國藩之圍。他知道，初次出陣的成敗，關係今後的命運，因此勢在必爭。而太平軍方麵，由於李秀成對救援安慶並不積極，與湘軍稍一接觸後，就繞過祁門，過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較順利地占領了德興、婺源，接著又在東平、鄱陽擊敗了準備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賢部，從而打通了曾國藩大營的後路。清廷為對左宗棠表示嘉獎，命其幫辦江南軍務，並授太常寺卿。

鹹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從湖北回師的李秀成與李世賢會合，一舉攻克浙江省會杭州。浙江巡撫王有齡自縊，清廷大震。這時，曾國藩雖受命節製浙江軍事，但他占領安慶之後，正集中力量進犯天京，無暇顧及，故一再推薦左宗棠去收拾殘局。於是，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軍自江西入浙。這時，清廷多次令他率兵進駐清軍在浙西的唯一據點衢州城，並迅速拿下金華、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謹慎的，他知道在當時的形勢下，要馬上進攻金華、杭州，固然是“癡人說夢”，就是進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險。因為太平軍“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侍其自困而後陷之”，必須“避長圍，防後路，先為自固之計”。於是他決定采取“置於四旁，漸進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贛、皖邊境的太平軍據點，掃清後路，步步為營，逐漸往前推進；然後避開堅城，從側路進攻杭州。在英勇善戰的太平軍麵前，他的如意算盤實現得並不順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軍雖然竭盡全力，但仍然停滯在龍遊、湯溪、蘭溪一帶，進展緩慢。但後來太平軍整個戰局逐漸惡化，外國侵略者公開與清軍聯合，並在浙東開辟了第二戰場，攻占了寧波，因而浙西戰場的太平軍內部發生動搖，出現了火並、叛變。而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機利用，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攻占了處州、嚴州和龍、湯、蘭三城，並進一步占領了金華，軍鋒直逼杭州。接著，這時已是閩浙總督的左宗棠派蔣益澧率軍進攻“為杭州鎖鑰”的重鎮富陽。堅守此城的太平天國康王汪海洋在富陽、新城之間大破蔣軍。左宗棠急於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況下，竟不惜“兼募外國軍助之攻”。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軍與法人德克碑率領的1500人“常捷軍”勾結在一起，向富陽再度發起攻勢。德克碑以重炮轟城，終於奪取了富陽。

攻占富陽後，左宗棠兵分兩路：一路由蔣益澧等率領，直驅杭州；一路由魏喻義、康國器率領，進犯餘杭。在左軍的圍困下，杭州城內彈盡糧絕。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國聽王陳炳文突圍出走，比王錢桂仁投降，杭州陷落。餘杭汪海洋棄城北走，也為左軍所占。六月，曾國藩率領的湘軍攻陷了天京。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終於被血腥地鎮壓下去。清廷論功行賞，左宗棠被封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國的戰鬥並未結束。在天京失陷後突圍的各支部隊分別轉戰江西、福建、廣東各地，繼續堅持鬥爭。清廷授權左宗棠節製福建、江西、廣東三省的清軍，策劃最後消滅太平軍的餘部。同治四年底（1866年1月），在左宗棠的統一部署下，閩、浙、贛、粵的清軍合圍汪海洋的最後據點——廣東的嘉應州。汪海洋、譚體元壯烈犧牲，長江以南太平軍的英勇鬥爭至此方才結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從廣東“凱旋”而歸，回到福州。在鎮壓太平天國的罪惡活動中，他與曾國藩、李鴻章一樣，用大量起義者的鮮血染紅了頂子，換來了“中興名臣”的桂冠。

4、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

在擔任閩浙總督期間。左宗棠提出了創辦福州船政局的計劃。這一舉動，使他成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當左宗棠軍攻占杭州後，他即派人仿造輪船，但是沒有成功。鎮壓了太平天國後，他開始籌辦福州船政局。法國洋槍隊將領德克碑和稅務司日意格表示願“代為監造”。由於在浙江戰場上形成的特殊關係，也鑒於上次華人自製失敗，左宗棠決定接受他們的建議。同治五年五月，雙方達成協議，並奏報清廷批準。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詳商一切事宜”，同赴羅星塔，選擇了馬尾山下一處地方作為廠址。在初步規劃就緒後，左宗棠任命日意格為福州船政局正監督、德克碑為副監督，“一切事務，均責成該兩員承辦”。船廠的生產指標是：在五年中，應照“外洋兵船樣式”，製成150匹馬力的大輪船11艘和80匹馬力的小輪船5艘。

正當左宗棠興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計劃”時，清廷卻調他任陝甘總督，以鎮壓西北的回民起義。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雖西行，心猶東注”，仍然戀戀不忘於船政局。他推薦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並派他的親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籌劃。因此，在左宗棠離開後，船政局的建設仍在他的“遙控”下繼續進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廠16座、船台3座、船槽1座，並附設藝局等，成為洋務派興辦的最大的船舶製造廠。

福州船政局與其他洋務派軍事工業一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封建腐朽性和對外國的依賴性。但比較起來，船政局還有自己的幾個特點：

第一，從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較突出“禦侮”，也就是針對外國侵略的一麵。籌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給清廷的奏折中明確指出：“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自造輪船，正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此後，他又反複重申：英、法、俄、德等國“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競鯨吞蠶食之謀，乘虛蹈瑕，無所不至”，因此，“非師遠人之長還以治之不可”。

第二，在造船方針上，左宗棠強調自造，反對“造船不如買船”的謬論。他認為，中國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為中國永遠之利，並可興別項之利”，“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一時可比”。還進一步提出附設藝局，聘請西洋技師，派中國工匠、學員學習西洋語言文字、標法畫法等，為中國培養造船、駕駛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年2月），船政局與法人合同期滿，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職回國，其他洋匠也逐漸減少。從此，技術設計改由中國技術人員擔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對外的依賴性較少。

第三，從成績看，福州船政局前後共成船34艘，其中為南洋海軍建造的3艘2400匹馬力、排水量2400噸的巡海快船，是當時中國自己修造的最大軍艦。因此，從客觀上說，福州船政局的設立畢竟為中國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軍打下了基礎。

5、千裏荒蕪的西北局麵

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離開福建，赴陝甘總督任。他的西征部隊，一部分是自己帶去和調去的楚軍、湘軍，又在陝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總共在4000人左右。加上原在陝甘和陸續增調的其他清軍，共達12萬人左右。

左宗棠在西北麵臨著兩支相互聯係著的起義軍——西撚軍和回民起義軍。他鎮壓的戰略是：“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撚宜急，剿回宜緩。”這是因為西撚軍的戰鬥力更強，活動範圍更廣，對清皇朝的威脅也比回民起義軍更大。左宗棠的鎮壓，就是根據這個“先撚後回”的步驟進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軍從漢口出發，分三道入陝。六月，左宗堂到達潼關，正式督辦陝西軍務。他一麵派兵沿渭水紮營，一麵兵分兩支，渡過渭水，進攻西撚軍。但靈活的西撚軍轉而西進涇陽、鹹陽，渡過涇水，集中主力於蒲城一帶，有意識地讓出涇水西岸地區。左宗棠連忙親自趕到涇西，策劃包圍西撚軍，企圖消滅他們於涇水、洛水之間。不料西撚軍突然以馬隊猛攻渭北地區的清兵，突破包圍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圍殲計劃。他們進入陝北後，連克安塞、延川等城。與西撚軍相呼應的陝西回民軍也乘勢攻占了重鎮綏德，並邀西撚軍共同防守此城。由於連失延川、綏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書請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認撚軍“飆忽馳騁，避實就虛”，“遇官軍堅不可撼，則望風遠行，瞬息數十裏；俟官軍追及，則又盤旋回折”。

西撚軍進駐綏德後，考慮到陝北山地較多，不適宜於馬隊馳驅，同時又接到東撚軍在運河地區失利的告急信，於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黃河冰凍已合的機會，一舉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渡過黃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驚，“切責督兵大臣，自宗棠、鴻章及河南巡撫李鶴年、直隸總督官文，皆奪職”。左宗棠闖了這個大禍，“憂憤欲死”，連忙派了劉鬆山、郭寶昌兩軍日夜窮追，自己也隨後親自追趕，狼狽不堪。

但是，撚軍進行遊擊戰爭而不建立作為戰略基地的根據地，總是難以持久的。李鴻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撚軍這個弱點，力求改變緊跟追擊的笨辦法而采用“畫河圈地”、逐步縮小包圍圈的策略。當西撚軍深入京畿後，即遭到清軍的重重包圍，幾經轉戰，逐漸被清軍封鎖在冀、魯邊界沿海狹小地區內，終於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軍覆沒於徒駭河邊。

左宗棠在鎮壓西撚軍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覲天顏”，受到慈禧太後的“天語褒獎”。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鎮壓回民起義。這期間，由於西撚軍的轉移，陝甘回民起義軍的聲勢已開始衰落。陝西的回民起義軍被壓入甘肅境內，以寧州的董誌原為主要據點。甘肅回民起義軍，以馬化龍為首，表麵上接受了寧夏將軍穆圖善的“安撫”，實際上仍暗中積蓄力量，繼續進行鬥爭。左宗棠首先用“剿撫兼施”的手段鎮壓了陝西境內各股零星的起義隊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後進入甘肅境內。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軍攻占了董誌原。以此為據點的陝西回民起義軍被迫向金積堡方向轉移。五月，左宗棠到達涇州，部署了三路進軍：南路從寶雞和清水出發，作進攻涼州的準備；中路從涇州出發，進襲平涼和固原；北路從陝西西北出發，進襲定邊和花馬池，而真正的目標是陝甘回民起義軍的中心——以馬化龍為首的金積堡。

但左宗棠軍對金積堡的進攻，遭到了起義軍的堅決抵抗，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一年半之久。期間，左宗棠的愛將劉鬆山被打死，死亡極為慘重。左宗棠悲歎：“一年之間，連喪大將，人心震駭，謠諑繁興”，“十餘年剿發平撚，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同時，清廷也一再嚴詰：金積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見成功，糜餉老師，該大臣難辭其咎”。左宗棠受到嚴責，不得不一麵哀求清廷“稍寬時日”，一麵更加緊了對金積堡的圍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積堡“糧已淨盡”，馬化龍“自詣軍門，哭泣請罪”。接替劉鬆山的劉錦棠（劉鬆山之侄），接受了馬的投誠，令馬化龍招各地回軍來金積堡就撫。當目的達到後，即將馬化龍及其一家全部誅殺。

此後，左宗棠軍又鎮壓、收撫了河州、西寧的回民起義軍，並於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陝甘起義軍的最後一個據點肅州城。

由於鎮壓陝甘回民起義獲得“全功”，清廷對左宗棠大加褒獎，賞加協辦大學士。次年，又晉為東閣大學士。但經他鎮壓後的西北，卻是“千裏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這種慘狀，固然是曆屆地方官員和清軍共同造成的，但作為災難製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難辭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