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頑固守舊反對革命

義和團運動以後，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光緒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於光緒皇帝一人”，處於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

革命形勢的發展，連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連函切責。光緒二十八年（1902），發出《答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啟超等“搖於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複辟，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

後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且舍身救民之聖主，去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吾今論政體，亦是‘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

康有為以為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準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遊移，再三“布告同誌”：“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苟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布告同誌，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仆與諸公既同為保皇會人，仆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鑒之。”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

這時，康有為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著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說也起了變化，說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於隋、唐，應該進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後，“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造偽經”，晉代以後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於人間；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隻是“篤守據亂之法以治天下”。據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曆史，不過是“亂世”，並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說已不同了。

過去，他以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通過變法維新，就可逐漸達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現在卻以二千多年的中國是“亂世”，而以資本主義君主立憲製為“升平世”（小康）。”亂世”的中國，要經過“公議立憲”，才能符合世界潮流，進入“升平”；至於“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級”，必需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如仍“據亂”則“大亂生”；“而欲驟期至美國、瑞士之界，固萬無可得之勢，不待言也”。以喻中國隻可實現“小康”（升平世），隻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實現君主立憲，“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凡君主專製、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

光緒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把康有為等人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斥為“載遊小醜”，沉重打擊了改良主義。接著，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者，誌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誌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號召劃清革命與保皇的界限。而康有為則漫遊各地’離印度、居香港。光緒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檳榔嶼，自檳榔嶼赴歐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