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流亡海外矢誌保皇

光緒二十四年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為經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表公開信，說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後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並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之力，隻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

接著，康有為發出《奉詔求救文》，首數慈禧太後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聖明”。說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讚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並“先告英使署參讚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啟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後“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為又請文部大臣犬養毅予以支持；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衛篤，說明“受衣帶之詔，萬裏來航，泣血求救”。

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托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康有為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係，組織一次孫、陳、康、梁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啟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麽結果。孫中山複派陳少白往訪，梁啟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複辯論至3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日：“今上聖明，必有複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鎦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

光緒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準康有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務省贈以旅費，康有為自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溫哥華、烏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說：。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憤，救我皇上”。旋渡大西洋赴美國，企圖運動美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帝重掌政權，未能實現。又重回加拿大，於六月十三日（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亦稱中國維新會。《會例》指出：“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黃種為主”，準備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門各埠設會，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宣傳機關，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後、榮祿、剛毅一夥頑固勢力為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說要保國保種非變法不可，要變法“非上聖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誌。他把“忠君”和“救國”聯係起來，把光緒帝和變法聯係起來，“救聖主而救中國”在海外頗有一些號召力。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康有為由香港抵達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國政府保護。這時，義和團運動展開，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先訂和約以保南疆，次率勁旅以討北賊”，說是光緒帝複位，就能“輯睦外交”，“中國可安，億兆可保”，醞釀“討賊勤王”。結果，實際活動的唐才常在漢口事泄被殺，演成自立軍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