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書生施政變法維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艦隊駛入旅順灣，強租旅大，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日深。康有為趕回北京，於十一月第五次上書光緒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提出亡國危險的嚴重警告說：如果現在再不變法強國，“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還提出國事付國會議行，並請頒行憲法。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大臣延康有為於總理衙門，“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康有為批駁了榮祿“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思想與李鴻章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講述了變法的具體措施。旋又上書統籌全局，說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維新的道路，認為明治維新的要義有三：一日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日設待詔所以征賢才；三日開製度局於宮中。製度局下分設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遊曆、社會、武備等十二局，分別推行各項新政。

康有為“既上書求變法於上，複思開會振士氣於下”，結合各省旅京人士紛紛倡設學會，“以續強學會之舊”。於是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關學會先後成立。此時需“成一大會，以伸國憤”，遂於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開會，擬定《章程》三十條，主要內容是：一、“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二、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聖教之不失”；三、講求變法、外交、經濟，以協助政府治理國家。規定在北京、上海設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略具政黨規模。共集會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發憤救亡，推動維新。接著，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慫恿浙江舉人孫灝出麵攻擊，說康有為是“厚聚黨徒”，“辯言亂政”，“形同叛逆”。禦史潘慶瀾也上疏彈劾，說康有為“聚眾不道”。禦史黃桂救鋆參劾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認為是“乘機煽惑，糾合不第舉子，逞其簧鼓之言”，“若準各省紛紛立會，恐會匪聞風而起，其患不可勝言”，要求嚴禁。這樣，保國會雖未封閉，然已形存實散，但它“合群結社”，表達了禦侮圖存的愛國意願，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運動和“詔定國是”的實現。

這時，康有為又上《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折》，又代楊深秀擬《請定國是而明賞罰折》，代宋伯魯擬《請講明國是正定方針折》。光緒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國是詔”，宣布變法，並於二十八日（16日）召見了他。此後，康有為迭上奏折，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方麵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包括擬定憲法、開製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冗官、置散卿、廢漕運、撤厘金、裁綠營、放旗兵、廢八股試帖楷法取士、改書院、廢**祠等，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製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要求保護工商業，予中國資本主義適當的發展；要求重練海陸軍，挽救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要求廢科舉、辦學校，以培養新的人才。這時，他還和梁啟超、譚嗣同、楊深秀等積極策劃推行新政。

“百日維新”期間，新舊鬥爭異常尖銳，例如廢八股疏上，後黨即多方阻撓，公開宣稱嫉惡康有為如仇敵，說是“搖惑人心，混淆國是”；還有人嚴參康有為，說其“聚集匪徒，招誘黨羽”，“遍結言官，把持國是”。康有為和禦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予以反擊。但是，後黨掌握了軍政實權，而光緒帝則隻有起草上諭權。七月中旬，後黨懷塔布、楊崇伊先後到了天津看榮祿，陰謀策劃政變，推翻新政。光緒帝先後發出兩次“密詔”，擔心“今朕位幾不保”，並明諭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為離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後再出“訓政”，政變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