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正是這些善良的阿姨，讓我認識了真正的煤礦人、真正的礦嫂。我在之後從事的記者工作中，報道大小礦難不下十次，事故的善後工作處理中，經常有礦領導對遺屬采取惡劣的態度，碰到這種情況，我心裏就像在流血，我真想大呼一聲，為這些在痛苦中的阿姨們說句公道話，但職業的原則性不允許我這樣做，於是隻能在無人的時候對她們加以慰藉，再表達一點兒自己微薄的心意，隻有這樣，我的心靈上才能得到一絲安寧。

柿子賣的時間長了和礦上人相對熟悉了，除了無微不至關心我的阿姨們，還有許多叫不上名字的工人師傅，他們看見我們都爭相打個招呼，或者投來微笑的眼光，在與他們的聊天中，我也慢慢了解了這個煤礦的一些情況。

阿姨們的丈夫經曆的那場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當時震驚了全世界，關中的一個生產大隊在那次事故中就有十三個鮮活的生命消失了，他們其中隻有三人結了婚，遺孀被安排在礦上充電房上班，或者其他類似的地麵工作；沒有結婚的遇難者，則是安排兄弟或者直係親屬到礦上繼續下井。發生事故時，煤礦還是軍事管理，封閉了對外的一切消息，從煤城渭北市到礦上三十多公裏的公路全部封閉，隻允許救援的車輛通行，渭北市所有的木材加工廠為遇難礦工做棺材。被管製的公路上除救援的車輛外，全是裝著棺材的大貨車。進礦的車輛是空的，棺材裝在車廂裏不是很顯眼，而出礦就不一樣了，車裏除了裝著遇難礦工遺體的棺材，還裝了多半車的煤。煤在當時是緊俏物資，我們賣柿子回去空車也曾想過能否拉一車煤，那是比天還難，要礦長批條子才能準許，這樣非分的念頭很快就打消了，想也不敢再想。可想能給遇難礦工裝大半車的煤，和棺材一起運回去，是對家屬多麽大的安慰啊！遇難礦工的地位是那麽的崇高。

棺材裝在煤堆上，用粗壯的麻繩從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死死地捆住棺材，上麵站著四到五名礦工，不是遇難者的鄉黨就是工友，他們以這種方式護送工友回家。另外，車上還放幾把鐵鍬，無疑是到家卸煤用的，裝著礦工遺體棺材的車輛行走在公路上是那麽的紮人眼球，那樣的悲傷與沉痛。

礦上人說，半年時間，礦上陷入一種陰暗的悲痛之中，所有人把眼淚都哭幹了，為了吸取事故教訓，懷念遇難礦工，播送新聞的大喇叭停播了半年時間，礦難已過去了好幾年，人們才慢慢地緩過神來。

那時候年幼，對災難、死亡理解得不是很深刻，總覺得離我是那麽遙遠。隨著年齡的增長，後來親身經曆了多次礦難的采訪，眼看著同事從身邊消失，我才對這個礦曾經的那場特大礦難感到恐懼。人和大自然做鬥爭，礦工從事常人看不見、理解不了的高危行業，事故率是客觀存在的，煤礦和軍隊一樣，國家有死亡指標，而煤礦工人明知道有危險，死亡率高，他們還是要往前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就做好了獻身的思想準備。共和國工業起步階段，國民經濟建設急需要煤炭，煤礦工人心目中有無限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認定即使獻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敬佩，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讓同學唱的第一首歌《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就出自這個礦一名礦工之手。作者姚筱舟在井下邊挖煤，邊構思，升井後趴在集體宿舍的床板上一口氣寫成，投在雜誌上發表，被雷鋒發現抄錄在日記裏，朱踐耳譜成曲，從此唱紅了祖國大地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從對煤礦間接的認識中，我深感煤礦行業的偉大，崇尚煤礦險惡而有挑戰的職業，向往煤礦工人內心的那種榮譽感與自豪感，勵誌努力當上一名煤礦工人。通過賣柿子的經曆與感悟，我親身體會到礦區是個大社會，一旦能融入這個群體，就再也不用拉架子車掙錢養家糊口了，每月4日按時發的那五十八元工資，抵得上一家人一年的農業收入，而且在這裏能幹出名堂，回家招人羨慕。

那個年代，農村還沒有化肥，農民不懂得科學種田，我們村裏一畝地最多隻能打四百斤麥子，一個勞動力每天掙九分錢，生產隊給各家各戶分配的口糧夠吃半年，是煤礦、柿子這些沒有本質聯係的概念與物質，讓我們方圓幾十個村莊幾千號人度過了饑荒，過上了平淡滿足的生活。

拉著架子車到煤礦賣一趟柿子，一個來回快了七天，慢了八到十天。那個時候沒有瀝青路麵，全是爐渣鋪的或高低不平或泥濘不堪的土路。千裏之行，始於腳下，每一次去之前，白發蒼蒼的母親都要親手做一雙粗布鞋給我穿上。一個來回，鞋底的前掌和腳後跟就磨透了，去是上坡，腳掌用力，到地方了鞋底的前半部就磨透了，回去是下坡，腳跟抓地，車子才能不催人，到家鞋底的腳後跟就見地了。母親看著好好的鞋幫，再看看鞋底磨出像眼鏡一樣的兩個洞，心疼之餘，節儉的她總是舍不得扔，用納鞋底的環錐小心翼翼地把鞋幫拆下來，再做一雙新鞋底納上。正像解小東唱《中國娃》中的那句“最愛穿的鞋是媽媽納的千層底”一樣，穿起來特別的舒服。當時還沒有那麽高的境界，隻要穿上媽媽納的鞋這一趟不露腳就是最大的滿足，柿子能賣上個好價錢就是對母親辛勞的最好回報，而老人們的期盼是隻要娃不出啥事，安全回來就好。

正常情況下，路上來回走三天，再賣上三到五天，有時一個星期不洗臉也從來沒有覺得低人一等，心裏非常快樂。這是在社會平等條件下，內心一股求生存的欲望在支撐，什麽麵子、形象等外在的東西，在特定環境下，顯得是那麽的蒼白、渺小。

我們村許多人雖然吃不飽肚子，但心情是快樂的，因為大家都是平等的，思想很單純，沒有過高的企求，能吃飽飯，就是最大的滿足。記得一次和同伴一人拉著一輛架子車的柿子不到五天就賣完了，而且價格賣得很好，七十多塊錢，刨去成本二十五元，淨賺四十五元，同伴手大，敢花錢，非要我和他拉著架子車路過煤城，到所謂最繁華的五裏鋪火車站理發。那是渭北市煤城的中心，遠近聞名，方圓百裏的人們都知道煤城的五裏鋪，就連我們賣柿子礦上的礦工，休假來煤城，必去的也是五裏鋪，他們說，不到五裏鋪，就等於沒有來。眾人向往的地方，我何嚐不想去看一眼呢，見識一下大城市的繁華和精彩，回去也好給那些一輩子也沒有去過縣城的大爺、奶奶、大伯、嬸嬸們亂吹一通。可是又一想，我衣衫破爛，髒兮兮的，一股汗腥味不說，臉黑得和剛升井的礦工一樣，屁股後麵還拉個架子車……強烈的自尊心一下衝淡了我去那兒的念頭，但是同伴反駁我的理由更充分，說，渭北煤城人大都是從河南逃荒過來的，比你窮的人多的是，不要認為自己還是根蔥，沒有人注意你。

同路不舍伴，他執意要去，我隻好服從。我倆拉著架子車從一條狹窄的街道向南走，街道上人不是很多，來來往往的有馬車、汽車，也有套著毛驢的架子車，拉著山裏人產的山貨穿行。他們把毛驢拴在附近的電線杆上，把裝飼料的口袋解開，毛驢眼也不閃一下，腦袋就一下伸進飼料袋子不停地吃草。主人把山貨擺在街道的兩旁售賣，有山雞、兔子，還有核桃、酸棗之類叫不上名的幹雜果。街道彎彎曲曲的看不到盡頭，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長，看見前麵沒有路被山隔斷了，繞過山頭又出現了。無法辨別方向是東是南，隻能用左右手說明當年我們眼見的最大城市的情景，右手邊是山，所有房屋、建築依山勢形成，綿延起伏，錯落有致，給人一種向上的衝天視覺感，著實讓我倆這個小山村長大，隻去過一次縣城的農村娃開了眼界，見了世麵，真想不通那樓房是怎樣蓋到山上去的；左手邊是一條河，河兩邊是用石頭壘起來的，顯得很整齊。河的對麵還是山，約莫著沒有右手邊山上房子多人多。再走一段就能看見高大恢宏的建築，還有連在一起有幾十米長的小車廂，嗡嗡地向山頂爬去，不時還有一列列吞雲吐霧的火車，鳴著長笛，拉著裝滿煤炭的車廂，沿河邊的鐵軌向遠方駛去，震得整個山道都好像在晃悠。火車過後，飄在空中的煙塵彌漫了整個城市，擋住了人們的視野。煙塵落在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顆粒，仿佛剛才天空飄過的是一場小雪，不過不是白雪，而是黑雪。

這才是大城市，一派欣欣向榮的工業美景，簡直太美了，美得讓人熱血沸騰。我那暖流湧動的心，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動。在激動與亢奮中，我倆不知不覺地到了城市最繁華的地段，真像趕集一樣，摩肩接踵。我倆的架子車占去了很大的空間，好在那個時期沒有見到城管，也沒有見到交警，也沒有限製架子車通行的“禁行”標誌，人們都是從我們前或車子後繞著走。沒人慢下來多看一眼這是什麽車，拉車子的人是啥模樣，好像他們早已習以為常，似乎架子車、拉車的人本來就屬於城市的一員。他們的淡定、從容，讓我意外又感動。

實在走不動了，也不好意思影響交通，隻好將架子車停在了一個門牌寫著“延安理發館”的門前，想著等下市人少了再走，不能老影響市容。可是越等人越多，不知道得等到什麽時候才能少下來。同伴從理發店半開的門縫裏，向裏麵瞄了兩眼，不知道看到了什麽，走到我跟前突然產生了奇想：咱進去剃頭（當地把理發叫剃頭）。我直接愣住了。不容我說話，同伴意誌很堅定地說，走，快走，我看裏麵沒人剃頭。我堅決不去，也不讓他去，心裏自言自語地說，自長這麽大都是父親用剃頭刀子剃，別說去理發館剃頭了，就連見也沒有見過。現在又是這副模樣，咋好意思進去呢。再說，在這裏剃頭不是白剃的，誰知道剃一個頭要多少錢，頭不剃餓不死人，但是飯不吃不行，賣柿子掙這點錢多麽不容易啊！家裏還在等錢回去托人到黑市上買過年的糧食哩（過來人都知道，那個年代，穿衣憑布票，吃飯要糧票，有錢買不到糧食），花錢剃頭簡直太奢侈了。看我還在猶豫呢，不知道他哪兒來的這股勇氣，硬拉著我推開了理發館的門。理發店一男一女穿著白大褂，等我們還沒有張口問價錢，那個看上去有三十來歲的男人就很職業性地先開口了，理發嗎？誰先來，洗洗頭。我再也沒有勇氣說什麽了，當然是同伴先上了。那時的理發館不像現在的那麽豪華，各種自動化設施一應俱全，那時的理發店隻有兩把椅子和一個臉盆架。那個女師傅給同伴把白大褂圍在脖子上，在一桶裏舀了瓢涼水，再從窗台上那一排的電壺（就是保溫瓶）中，熟練地拿了一個，揭開壺蓋，將熱水倒在臉盆的涼水裏麵，把同伴的頭壓進去給抹肥皂，用手洗……此時的我真不知道是啥心情，一個在農村幾乎和女娃都沒有說過話的同伴，哪兒來這股勇氣，要到這裏剃頭，而且還是一個漂亮的女人給洗。到底多少錢，我腦子已經沒有能力考慮這些了，隻感覺自己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切都飄了起來。我也看見同伴被女師傅把頭壓在水裏的那一瞬間，他的腿顫得非常厲害，幾次都把臉盆架撞得晃悠，隻可惜洗頭的女師傅隻顧著給他頭上抹肥皂，沒有感覺到。

我想同伴是親曆者，他的心情比我更複雜，如果是我，我也許很順服地讓這個女洗頭師傅擺布，也許不顧一切地衝出理發館，架子車什麽的一切都不顧了，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躲起來，後來會怎麽樣，也管不了那麽多了。當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緒旁若無人時，突然聽那女的說，這個同誌咋這麽髒？我一下清醒了，思維又回到了現實，回到了理發館，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他是司機。”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幾乎沒有意識。那女的邊洗邊“哦”了一下說，難怪，整天在路上跑，怪辛苦的。

剃頭是那個男師傅，用的是電推子，我看見同伴聽到電推子發出嗡嗡的聲音時，頭一直往裏縮，從左邊推，他頭向右邊倒，從右邊推，頭向左邊倒，師傅矯正了他好幾次，他臉上的汗水像拉柿子上坡似的，一個勁兒地往外淌。理發師傅好像沒有任何感覺一樣，拿條毛巾淡淡地說了一句，頭不要動，把汗擦一下，又職業性做他頭上的活兒。此時，我開始擔心，同伴頭剃好了，我咋辦？師傅用毛巾甩掉了同伴身上的頭發，對著我說，給你洗。我已經沒有勇氣說出硬話了，喉嚨眼裏擠出三個字：我不剃。那個男師傅說，可以，你的頭發不是太長，過段時間長長了再來。我如釋重負，一下子輕鬆得好像在天上的感覺。

整個過程持續了多長時間，我不知道，按照常規理發也就十幾分鍾，但我好像整整過了一個冬天，一句不用理，讓我又回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而洗頭女師傅和理發師沒有任何的感覺，也許他們見得太多了，我們的不良反應，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隻是，那個理發師送我們倆出門的時候，架子車把理發館的門前占去了一大半，聯想到我剛才說同伴是司機的話，理發師非常驚訝地說：“哦，你們原來是這個車的司機。”

這是幼年時期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個真實的故事，現在想起來還是那麽耐人尋味。

在那個年代，我們國家窮，沒有機械化耕種，科學種田還在起步階段，我們家鄉土地貧瘠，更是靠天吃飯，糧食產量低，農民普遍吃不飽肚子，但社會是公平的，不是誰一家窮，我知道最大的官，大隊書記到生產隊長家的孩子和我們一樣扒火車賣柿子，有時家裏也斷頓。窮，大家都窮，誰也沒有怨言，都在拚搏，齊心協力，共渡難關。所以，人們的心情和精神世界還是快樂的。

扒火車、拉架子車賣柿子，能解決生存問題，但也發生了許多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曾有一次，我們鄰村的一個人因扒火車讓安監人員訓了一頓，但最終還是讓上了車，這個人為了發泄私憤，轉火車掛鉤開關，導致車廂脫節，結果被拘留，專門在我們公社開公審大會，讓大家引以為戒。在人們心中，隻要生活還能勉強過得去，吃飽肚子，誰也不願意再受那種讓人擔驚受怕的苦。每年冬季，往西邊煤礦賣柿子的人越來越少了，尤其是三中全會以後，國家把土地承包給各家各戶，柿子和煤礦、火車的話題就漸漸從人們關注的目光中淡出了。

人總得要吃飯啊！計劃經濟時期，一切都得憑票供應，手裏即使有點錢也買不到糧食，隻能偷偷摸摸地買黑市糧，但是黑市糧價很高，量很少，隻能應急，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一旦被發現了就要受批判。聽說附近一個叫涼水溝的煤礦，不用開大隊證明，也不用礦長批條子，隨便去就能拉到煤，鄰村已經有人把煤拉到南邊換回來了糧食。這是天大的好事啊！為了證實這一消息，我還專門跑了幾公裏路去鄰村打探虛實，回答確有其事，但車太多，得趕半夜去排隊，等到天黑才能買到煤，去得晚了得等兩天。我和同村一個比我年齡大兩倍叫天順的同輩，先去試探一趟。雖是同輩，但人家比我年長得多，見識又廣，村裏人都知道，他在生產隊裏幹活，經常心不在焉，轉彎抹角地做一些小本生意，大家都叫他聰明人。那個年代，糧食是緊俏物資，一旦被查出來就給扣上投機倒把的帽子，糧食和架子車都會被沒收。父母考慮他和我們家關係很好，一來常在南邊做小本生意，人熟悉；二來見識廣，人活道。有天順哥在，他能把死的說成活的，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煩事，都能隨機應變，順利過關，不會吃虧。說明情況後，他樂意帶我一起做煤換糧的生意。

我們淩晨一點鍾出門，以前賣柿子的方向是向西，而這次要到涼水溝礦拉煤是東北方向。走出我們村半個小時，下一道兩公裏的坡，過一條叫不上名字的小河，再爬兩公裏的坡，再有一個小時就到了涼水溝煤礦。這個礦在一個溝壑邊上，還沒有看見煤礦是啥樣子，就有一條長長的隊伍排在路的中間，有馬車，有毛驢拉的架子車，也有像我們這些人拉的車子，還有用騾子和驢來馱炭的。路的兩邊已經被騾子和驢橫七豎八地給占滿了。粗略看了一下，排的隊伍有一裏路那麽長。

煤礦上是八點上班。我們還算來得早，十二點就輪到我們了，礦上沒有秤，也沒有磅，是按照容量計算，汽車、馬車多少錢不得知道，一個架子車裝滿五塊錢，估計在三百五十公斤左右，比一車的柿子重一倍還要多，不用擔心路不好把柿子震壞了，可要解決車子重，下坡得一個人站在車子後麵壓住，拉車的人使勁兒拽著，慢慢前行。一旦把握不好，車子失控，就像汽車下坡刹車失靈一樣，後果不堪設想。上坡兩個人可不夠用，如果是自家燒火用煤，可以用生產隊的牲口接車，而我們是為了換糧拉的炭，自然就不能沾生產隊的光了。兩家得組織四到六個人，按預計的時間、地點在坡底接車，一起用力把車推上來。

我們家鄉的地理位置是一個四麵低，中間唯獨凸出，東西走向十公裏，南北長度不到兩公裏的旱塬，人們都稱為長壽塬。實際並不有利於長壽，夏季被一條橫斷山脈擋住了直射的陽光，比周邊氣候相對濕潤，土壤保墒性好，收成比較穩定一些，但原始的耕種模式，改變不了饑不擇食的窮根，而這種獨特的地勢，增加了百姓的勞動強度。我們下一道坡，上一道塬把煤拉回來之後，要零點起身，再下坡才能把煤拉到三十公裏以外的平原地區換糧食。第一次家裏人不放心，一直把我們的車子送到坡底，川道裏的路相對平坦，趕天亮到了一個叫廟塬的大鎮點，天順哥確實名不虛傳，我倆的車子還沒有停下來，就有不少人上來打招呼，沒有談價錢就硬拽著天順哥就把煤拉到旁邊不遠的一戶人家。這戶人家顯得比較富裕，架子車直接就順大門拉進去了。主人看上去有四十多歲，言語很溫和，說你們走了一個晚上的路，很累了，不用再走了，我絕對給你好價錢，天順又不是外人。還說把煤就倒在院子裏，不用往後院灶房挑，自己下午沒事了慢慢提進去。此時，天順哥示意我把煤往院子左邊的一個角落裏倒了些，我猶豫了一下，兩次談價錢隻說了一半就被天順哥的一個眼神給逼了回去，他還向我視了個非常得意的眼神。

把煤卸好後，主人回屋不大一會兒就提著少半口袋的苞穀出來了，天順哥把我們拿的口袋張開，苞穀就直接倒進去了。然後主人好像故意笑眯眯地對我指著天順哥說，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了，他拉來的煤我放心，苞穀不用稱，保證要多出幾斤，不信你回去稱。我和天順哥都連連點頭，說了許多客氣的話，告別了主人。一出門天順哥就一臉得意揚揚的，在我麵前直誇他在這裏人緣是多麽的好，並神氣地對我說，不是我在給你小弟吹哩，除了你嫂子外，我在這兒還有個小孩娃，已經七八歲了，下次有機會來我讓你開開眼界。對於這無法證實的話，我隻有半信半疑地應著，但從心底對這位同輩有了一絲崇拜。

他說，兄弟，今天的事情已經辦完了，咱倆美餐一頓，回去就有精神了。我當然無條件地服從。按照他指的路線，我們走到了這個鎮點最東頭一個麵朝北，前麵放著幾個木桶的地方。門牌上沒有寫任何字。天順哥說這是個國營食堂，咱弟兄倆就在這裏美餐一頓。我說國營食堂要糧票，咱沒有啊！天順哥說，這你就不要管了。進去之後，一個胖乎乎的廚師問吃什麽，我們說來兩大碗麵，廚師說有糧票嗎，天順哥說，沒有。沒有吃不成，廚師說。你們領導在嗎？廚師一驚，你認識我們領導？天順哥答了一句，我倆是結拜兄弟。此時我捏了一把汗。廚師說，在後邊辦公室裏，你去吧。天順哥沒用多大一會兒就一個人出來了，手裏拿了個紙條給廚師。廚師看了一眼說，交四毛錢。我趕緊拿了五毛錢，廚師拉開抽匣找了我一毛錢，沒多大一會兒兩大碗熱麵條就端了上來。這碗不是一般的大，是西山人說的那種真正的大老碗。麵是手擀出來的，那個年代還沒有電動壓麵機。碗裏除了滿滿的白麵條外，還有豆腐、紅白蘿卜拌的臊子，雖然沒有肉，廚師說菜是大油炒的，吃起來非常香。吃完還不夠，我們每人還盛了兩老碗麵湯，將自帶的苞穀麵饃泡在裏麵。臨走時天順哥還趁師傅不注意，把別人桌上的老碗順手裝在饃袋子裏，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就起身向廚師告辭向食堂外麵走。出了門沒等我問老碗的事情，他就先開口了：兄弟，第一次換糧順利吧？我當然十分滿意地說，這都是哥的功勞，不但糧換得順利，沒有糧票還在國營食堂裏美餐了一頓，除了你任何人都沒有這氣派。天順哥笑眯眯地說，那你得報答一下了。我說行。天順哥說，光說不算，得有實際行動。我說現在你割我身上肉吃都行，還有什麽做不到的。天順哥說，沒有那麽嚴重，我坐車上你把我拉上就行了。他這麽一說我反而感到有些過意不去，這算啥要求，快坐車子上，我把哥供上。說話算數？快坐，一點兒問題沒有，這還算事嗎？下苦人什麽都缺，就是不缺力氣。

就這樣我拉著他邊走邊說話，回去是一路小慢上，拉著換回來的三十多斤苞穀和他，那個年代人都不胖，但和糧食加起來有七八十公斤，開始還沒有什麽感覺，但越走越重了。大概已經走了十多公裏，我想再累也不能說，到那兩公裏的陡坡，天順哥不用說也會下來幫我的忙，現在說累，證明自己說話不算數。我硬撐著拉到陡坡底下，可他沒有絲毫下車的意思，我停下來說歇會兒再走，用意暗示他我實在太累，快走不動了。可他卻說歇會兒再走也行，沒多遠了，鉚著勁一鼓作氣就衝上去了。看沒有任何希望，我隻能拚了。此時的天已經黑了，記不清那天是十幾，月亮特別亮，我踩著月光，簡直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從這一公裏約三十度的陡坡下把架子車拉到坡頂的。

我一下累得癱在了地上，坐在街道國營藥店的簷台上，沒有一絲的力氣，可天順哥還是坐在車子上不下來，說現在都是平路，再堅持一下就到家了。遇上這樣的兄長，我兩股眼淚流了出來，可啥話也說不出來，好在年輕，歇了會兒又緩過氣來。當把天順哥和架子車送回去，我又拖著疲倦的身子回到家，母親開門時我已經沒有抬腳過門檔的力氣了，一下子倒在地上昏了過去，等醒來的時候，已經到了第二天晚上家家戶戶點燈的時間了。

煤礦、煤炭，我的整個幼年到青年的全部人生經曆都是和這兩個詞聯係在一起，由於貧窮荒廢了學業，小學斷斷續續地沒有讀完，中間因為請假多，留了一級，而這一年的冬天實際都在煤礦賣柿子，隻能說留了一學期，初中滿打滿算也是上了兩個春季，冬季也都是在拉煤換糧食，拉煤賣錢，兩天一趟用煤換糧，一趟賣煤，用賣煤賺來的錢再買煤換糧食……本該認真讀書上學的年齡，就是這樣度過的。

1975年是最後一屆推薦上高中，我因留了一級錯過了，1976年恢複高考，我是那樣的一種學籍，也就自然放棄了參加高中的升學考試，勉強拿到了一張兩年製的初中畢業證，由此我接受的正規教育畫上了終止符。

每個人的一生都能寫成一部書，而我這部書的前半部比較艱難，許多地方不說別人，就連自己也讀不懂，整個童年、幼年受教育的程度非常欠缺，也是一生無法彌補的缺陷。但是，生活往往就是這麽公平，讓你占了這頭卻顧不上那頭，學曆的缺失使自己在追求事業高度上留下自卑和缺陷，而過早扭扭捏捏地走向社會，讓我懂得了一個降臨在這個世界上的男子漢應當承擔的責任，更重要的是拓展了認識社會的寬度和廣度，為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做一個什麽樣的人，提供了堅實的參照。

煤礦、煤炭、礦工，我認識你的大幕才剛剛拉開，我的一生是注定要和你聯係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