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馬路地攤壘出的“中國服裝第一城”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將一本《蘇州農村改革30年》送到我手上。上麵有一段話：
蘇州農村中傳統的手工業發達，能工巧匠眾多，因此曆史上形成了較為發達的吳江絲綢業；吳縣的刺繡、工藝和建築業；常熟、太倉、張家港一帶的土紡土織布。
“在20世紀20-30年代，蘇州的鄉村工業已具相當規模，是當地民族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919年常熟的織布手工業場有31家，織布機300架左右，男女工人約4000人。”而在上世紀60年代初，由於受當時的政治性政策影響，從城鎮工業企業中下放了一批職工到農村，後來在70年代又有近20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到了農村，這期間有近萬上海人因種種原因沒有到更邊遠的地方而通過各種關係落戶到了蘇州一帶，這些城鎮人員到了農村，一方麵他們有知識，又有一定工業技術，同時蘇州在當時為了幫助這些人能夠在農村“紮根”，於是主張和鼓勵社隊創辦一些以“多種經營”為名義的小企業。1972年，蘇州地委公開提出“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要求，社隊企業因此在堅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的三原則下得到了積極發展的第一個**，這就是蘇州地區為什麽在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1978年時其鄉鎮企業已初具規模，而且當時的蘇州地委明確要求各級黨委都把發展社隊企業工作列為重要議事日程，並提出相應的發展目標。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的1978年底，全蘇州社隊企業已經形成第一個發展**，全地區6縣（市）社隊兩級集體工業企業已經有7508家，擁有固定資產3.35億元，職工達40餘萬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17%。1979年7月1日，國務院在黨的生日這一天，以少有的方式頒發了《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幹問題的規定（施行草案）》的通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總結蘇州社隊企業的基礎上向全國各地發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的號召，因為在兩個月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議》中，中央專門提出了要大力發展社辦企業的重要決策。蘇州作為鄉鎮社隊企業發展最早、最快的地區給中央作出上述決策提供了某種依據，所以它的發展毫無疑問更是走在別的地區前頭。到1980年鄧小平到蘇州視察時所看到相當一部分農民們已經蓋起了小洋房，這證明蘇州的鄉鎮企業發展不僅已經呈現“半壁江山”之勢，而且廣大農民通過創辦鄉鎮企業獲得了生活的富有。1980年，蘇州全地區的鄉鎮社隊企業實現產值35.3億元，比1979年增長了50.7%，這種發展速度超過了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由於近一半勞動力在鄉鎮企業上班，一般農民家庭的收入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於是成片的老宅基地上出現了兩上兩下或三上三下的農家樓房……
無疑，在這之前和這一階段中，常熟的鄉鎮企業發展是全蘇州走在最前列的縣，其總量和工業產值遠遠超過兄弟縣市，與同樣有傳統優勢的吳江、吳縣相比也快了一截，“小弟弟”昆山、張家港更無法與之比高低。1980年，常熟的鄉鎮企業產值總量據說已有20億元，這個數據如果能夠在早幾年被周恩來總理看到的話，老人家或許又會感慨地說：“要是有十個常熟就好了。”1968年的一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周恩來曾經感慨過“要是全國有20個常熟就好了”這樣的話。那時常熟的工農業生產總量很小，到1980年時已經翻了幾番。鄧小平同誌在80年代初到蘇州時提出“小康”概念時的常熟，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其實也還是剛剛起步階段。
1980年到1985年，常熟的鄉鎮企業發展速度可以用勢不可擋四個字來形容。
這個時候便出現了一個突出的問題：大量的產品生產出來後，需要一個銷售和周轉平台。
平台是什麽？平台在何處？當時常熟人並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如何去尋找這樣的平台。
南門。汽車站。這是常熟當時通向蘇州、無錫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口，除了輪船碼頭外，這裏是過往常熟最熱鬧的地方。輪船碼頭和汽車站相隔不足一裏路，但汽車站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船車碼頭的作用，多數過往常熟和從常熟通向外麵的主要交通是依靠這個車站。那個時候，無論買什麽車票必須排隊，原因是班車少，於是車站候車室總擠滿了等候在此的乘客，人一多，就會有人想買個水喝、填個肚子什麽的，這就會有那些腦筋靈光的人推著小車或自行車，或用塑料袋，或用竹籃裝些茶水、茶葉蛋之類的東西在一旁吆喝著做個小買賣。但那些工商部門管得緊，稱這類推車做小買賣的人是“投機倒把”，而且政府機關還有專門的“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專司“打擊”事務，有關人員係著紅袖章，時常出沒在車站四周，一旦發現“投機倒把分子”，不是沒收貨郎擔，就是抓進去罰款。“走！趕快走！”“再不走抓你進去吃官司！”
車站上，這樣的情景經常見到。
後來似乎專司打擊“投機倒把”的人員不見了，於是車站的出口處的馬路兩邊開始出現擺地攤的人群兒……
“要買衣服喔！”
“便宜，一件五塊錢本地毛衣嘍！”
這樣的叫賣聲延續了半年、一年……車站兩側的馬路上擺攤的人越來越多，開始是幾個，後來變成了十幾個、幾十個。有人向上麵反映“車站秩序很亂”，於是就有人出來“整治”。可沒幾天，擺地攤的人更多了，不再是幾十個，而是上百個，長溜溜的儼然像一條賣貨郎的街。
“趕得走他們嗎？”
“像野草似的，你今天割，明天他們又長得更瘋了。根本趕不走。”
“那——你們準備怎麽辦？”
“收點管理費吧，都是鄉裏鄉親的。”
“也行，車站秩序不能因為這個亂啊！”
“沒問題。秩序我們負責。”
南門的周邊，那個時候還是屬於城鄉交叉地段，常熟縣城管不了，屬於琴南鄉管理。琴南鄉的人出麵每天向擺地攤的人收一份“管理費”，這就使得所有擺攤的人成為了“合法”經營。
“車站那兒可以擺攤了！聽說一天能賣十幾件衣服，好的時候有上百元進賬！”
“這麽好的生意啊！”
南門車站擺攤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名聲揚開了。後來連蘇州和無錫那裏的消息靈通人士都馱著大包小包向常熟汽車站奔來……擺攤的人越來越多，簡直比進出車站的乘客還要多出幾倍。開始是車站十字路口全被占滿了，再後來沿著車站一直向縣城內延伸達數百米，好不熱鬧！
“再這樣下去怎麽行？我們車站快成商場了！得把他們統統趕走，否則要麽我們車站關門，要麽他們小販收攤！”車站為此提出強烈抗議。
問題擺到了“收費而肥”的琴南鄉領導麵前。
“車站搬家肯定不行，那我們劃一塊地盤讓小販進場做買賣？！”有人出主意道。
“這樣行嗎？”
“給市裏打個報告試試。”於是有了琴南鄉向常熟市政府建議在車站劃出一塊地盤建一個招商場的報告。
這是好事，應該支持！常熟市委、市政府很快同意了琴南鄉的意見。
1985年，在距常熟汽車站約二三百米的一塊農田被征用並在上麵搭了一個幾百平米的大棚，鄉政府的幹部像模像樣地在門口掛起了一塊“招商場”的木牌子。
“做買賣的進去啦！”
“不準再在馬路上擺攤了！一律進招商場去——”
幹部們像趕鴨子似的開始每天在車站的十字路口吆喝著，奇怪的是那些習慣於馬路邊擺攤的小販們誰也不願意進到大棚內的“招商場”去。
“你們這是怎麽啦？就願意在馬路邊吸灰塵挨雨淋哪？”
“領導啊，大棚好是好，可我們進去了，人家買東西的不往那裏去，我們不還得出來嘛！”
這可是個大難題！怎麽辦？麵對空空如也的大棚，“招商場”的管理人員無奈地搖頭，哭笑不得。
車站十字路口的地攤仍然熱鬧，並且越來越熱鬧，甚至達到了錐足難立的地步。
“哎老哥，這個地方有點太不方便，要不我們到旁邊的大棚裏再把貨數一數？那裏沒人，我們驗貨點錢也安全些。”
“好好，去大棚！”
“你每天能給我多少件衣服？一百件？能不能再多一點？這個地方交貨太亂了，我們以後約在旁邊的大棚裏如何？”
“好。以後我們就約在大棚裏交接貨。”
“就是，這兒多寬敞。”
一撥又一撥的小販們在沒有人“趕”的情況下，自覺自願地移師大棚裏開始進行各式各樣的交易，相比馬路邊的地攤，這樣的交易數量大而又安全，於是大棚裏漸漸熱起來，一直到馬路邊的地攤開始與大棚連接起來……
哈哈，這真是怪了，起初趕他們都趕不進來，現在竟然自個兒往“招商場”搬啊！這下子把琴南鄉的幹部們喜得眉睫上直掛彩燈。農民們並沒有學哲學，他們也不懂得市場經濟是有一隻“無形之手”在操縱著，然而他們卻在這隻“無形之手”下感受著越來越勢不可擋的商潮的巨大力量和由此帶來的收獲的喜悅。
“那個時候，我們用了60萬元搭起的一個大棚，最早的時候按人頭收攤位費，起初時一天收一個人5毛錢，可沒幾個月，大棚的攤位爆滿，我們不得不漲價，按一個月收幾十塊錢；但沒出半年，攤位還是不夠，就隻好再漲價，一直漲到幾百元一個月，還是不夠用。所以隻好再擴大……”顧邦君是常熟招商場第一任總經理，共幹了11年，經曆了如今服裝業稱為“中國第一市場”的常熟服裝城的“發育”全過程。
常熟服裝城的前稱一直沿用“招商城”，從字麵上可以看出管理者最初的用意，無非是搭個棚、圈個地方，讓那些散落在馬路邊的小商小販搬到一個固定的地方進行交易，所以起初常熟人並沒有將它看做是一個產業來加以發展的，隻是後來商勢猛烈得叫人不可思議，故而一再擴大，直到發展到今天麵積達幾十平方公裏、年銷售額達500多億元的“中國服裝第一城”的景況。
在常熟的當代史誌上，招商城無疑是最值得讚美的一件事。現在的華東地區有幾大市場，比如浙江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紹興的紡織市場，名氣都很大，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浙江的義烏市場和紹興市場，其實開始都是常熟招商場的“徒弟”。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常熟招商城已經名揚神州大地時，義烏的商販和紹興人才開始學著常熟人的方法騰塊地方搞個馬路市場，最早他們都想複製和克隆常熟招商城，但結果都失敗了，於是開始從自己的本地實際出發，尋找其市場特色，漸漸形成了義烏小商品市場和紹興的紡織市場，並且大器晚成，尤其是義烏人緊緊抓住小商品做文章，且文章越做越大，如今就年銷售額而言，超過了“師傅”常熟。
這也不足為怪。中國那麽大，市場各有各的特色才能形成普天同市之勢態。中國需要十個、一百個像常熟、義烏和紹興這樣的不同特色的市場，因為中國有13億人的消費群體。
話說常熟招商城為什麽從一開始建起就不斷地“擴”卻仍然跟不上湧進來的商家潮水，這個現象許多外地人弄不明白，而這正是常熟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內動力。
這就是當時的常熟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態勢下催發的家庭工業經濟的全麵啟動。此話怎講？是什麽產業可以全麵推動一個地區的家庭的全麵啟動？
——紡織業和服裝業。
如上麵所言，像老潘、高德康等一批小裁縫的能人帶動的服裝業影響下，一大批鄉鎮社隊企業開始紛紛轉向收入豐厚而又產業蒸蒸日上的服裝生產，同時由於服裝生產的大發展必然帶動服裝業的前端產品及前端產業——紡織業的強烈需求，於是在服裝業推動下的常熟紡織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這片素有紡織傳統的熱土上奔騰而起，並迅速形成滾滾洪流……
蔡小興，一位比顧邦君“資格”更老的“招商城”的老板。他是當年南門汽車站的最早的管理者。老蔡那年從生產大隊的支部書記崗位上下來後被鄉裏調到“多種經營服務公司”，具體的工作是每天帶著一個小本本沿著馬路挨個讓小攤不要放在馬路中央礙事順便收取每個攤位三毛、五毛管理費之類的事。
“1983年時，大約有100來個小攤在汽車站馬路邊做買賣，到1984年時已經有四五百個小販了。我天天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可有人還說我是‘縱容資本主義尾巴來幹擾社會主義大道’，小商小販反過來也罵我是光知收錢而不知為他們開綠燈的‘吸血鬼’，我裏外不是人，很生氣，便對鄉裏領導說：馬路市場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弄不好會被來來往往的汽車軋死人的，再說我們也得讓人家做生意的人有個好環境，我們鄉裏也可以多收些管理費。鄉裏領導研究後覺得我的想法很好，於是由多種經營公司懷湖涇村聯合名義向市政府打了個報告，想不到市政府很快批複我們籌建‘常熟招商城’的建議。後來我拿著這份批複去辦了一個執照，這樣我們就名正言順了。但我還是想不到後來招商城會辦得這麽個樣子……”12年前我在采訪蔡小興時他這樣說。
常熟招商城的發展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就像義烏市場一樣，當年幾個賣紐扣的人為了生計在縣城那兒擺攤一直發展到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個“義烏小商品市場”。
1985年5月10日，一個占地12畝、有200個攤位的“常熟招商場”，僅用80天建起並正式掛牌營業。
“開張那天，我們不敢請任何領導到現場，一怕冷場，二怕是否對路，要是知道招商場能發展到今天‘中國服裝第一市’這麽個規模，我一定傾全力把它搞得熱熱鬧鬧。但那個時候我顧邦君顧不得麵子，隻能顧‘夾裏’。”顧邦君在2008年的一個下午，他站在人流如潮、高樓迭起、高度現代化的“中國常熟服裝城”前如此對我說。“麵子”和“夾裏”是我們蘇州人講的土話，前麵是臉麵的問題，後者講的是實際的東西。蘇州人特別講臉麵和體麵，但現在的蘇州人更講求實實在在的“夾裏”，即生活的質量和生活實質與實惠，這也是蘇州人在這迅猛發展的三十年間所發生的最大的文化心理上的變化之一。
就“常熟招商場”到“中國常熟服裝城”的變化過程，前後才20多年，可它的這一看似簡單的更名變化，也是連常熟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事。
“常熟招商場。”
“常熟招商城。”
“中國常熟服裝城……”
這三個名稱，都是經工商部門注冊而來的。從字麵上看，它可以讓人感受到的是從小到大、從量與質的變化，然而當地的常熟人感受到的何止是這些！那是一種革命！那是幾個時代！那是翻天覆地！
“那是夢入天堂的變化！”說這話的是我的一位親戚，叫蔡坤寶。蔡大我兩歲，在我當年離開家鄉前他就是當地小有名氣的木匠師，而且聰明的他還有一手雕花的手藝——專門為家什和木器裝飾刻雕的手工藝製作技術，在蘇南一帶十分流行。木器和家具雕花師屬於蘇州城鄉民間手工藝人員中最吃香的匠藝師，收入自然也是木匠、瓦匠等手工藝師的幾倍。然而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雕花師也最多隻能是比別人的飯碗裏多幾塊紅燒肉和魚鴨雞肉而已。
但30年之間，這位昔日木匠出身的雕花工藝師因常熟縣城裏的那個“招商場”（後來的服裝城）而完全徹底地走上了另一條道路——一條農民富家之路。
1985年底，蔡坤寶聽人說常熟汽車站旁邊有個“招商場”專業交易一些服裝之類的生意，還說一天能賺幾百元甚至幾千元，這讓一天靠早出晚歸的雕花匠蔡坤寶動心了，於是他專門找了個時間到招商場細細觀摩了兩天。令他驚奇萬分的是：坐地買賣竟然真的能賺上幾百、幾千元啊！再細一問那些出手賣“的確良”和羊毛衫的人，你的貨是自己的還是倒來的時，蔡坤寶更是驚出一身汗。有個自產羊毛衫的人告訴他，我自家有三台織衣機，一天織二三十件，用的“工人”全是自家人，除去“工錢”和成本，每件拿到招商場裏賣掉，淨賺十來塊錢，這樣一天淨收入就是二三百塊，一個月就是穩當賺進六七千塊！有個專做“倒買倒賣”的人告訴他：我是專門從一家一戶的織布人手裏收衣服的，再拿到市場上來賣掉。“開始我負責收一個村，現在收三個村。那些有織機的人家把每天織好的衣服送到我家，我再拿到招商場賣掉，一件衣服平均賺兩到三塊錢……”蔡坤寶問這位“倒買倒賣”者：你平均一天能賣掉多少件。人家告訴他：一般是二三百件，多的時候也有四五百件。“那你一天就能賺一千塊？！”蔡坤寶的眼珠瞪圓了。那個“倒買倒賣”者的眼睛則眯成了一條縫，滿是喜色地回答道：“差不多吧！”
“從那一天開始，我決定扔掉木匠和雕花生意，發誓也要去做服裝生意了！這一做就是二十幾年……”我的這位親戚後來的發跡史我清楚，現在他除了有個三四百人的紡織廠外，還專門從事紡織原料的買賣。
世界金融危機之前，蔡坤寶的年經營額在1億元上下，假如收入按10%計算，我想他肯定至少是個“千萬富翁”了！
蔡坤寶的發跡在常熟人中極普通和普遍，常熟的農民中十有三四屬於他這等的發跡者。是他們這些人共同經營了“常熟招商場”（現在的常熟服裝城），並使之成為中國第一服裝市場的。當然更大的功勞者是滋長在這片熱土上的四五十萬“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人們，以及來自四麵八方的客商們的不斷添磚加瓦……
黃希芝，常熟服裝城資格最老的老板之一，一位七十餘歲的老阿婆，我認識她已經十幾年了。
十多年前第一次采訪她時她已經是遠近聞名的服裝老板了，那時她的生意已經很火爆，麾下的“翔祥公司”除了專營服裝外，還有飯店、旅社等連鎖公司，當時就有人對我說，黃希芝的財產“至少在千萬元”。
2008年為寫蘇州這部書，我到常熟服裝城第一個點名要采訪的就是她。
老阿婆見我後，熱情地握著我的手連聲道“老朋友”、“老朋友”。雖然十幾年裏隻有幾次見麵，但確實算是老朋友了——在記錄常熟服裝城的曆史變遷中，我是一個筆錄者，黃希芝是一個親曆者。我知道黃希芝是個不平凡的阿婆。在共和國成立前夕隻有15歲的她，就是一個浪漫色彩很濃的少女，蘇州女中畢業後她瞞著父母報名隨解放軍南下，後來因為軍隊考慮她是獨生女，就把關係轉到了地方政府，黃希芝因此成為解放後常熟市政府機關的一名年輕女幹部。1958年一件不經意的生活瑣事鑄就了黃希芝曲折的一生，她從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青春的美好理想……直到1979年，已過不惑之年的她才有了家庭和第一個孩子，哪知孩子才幾個月她卻發現自己患了絕症。生活真像一杯苦酒，手術後的黃希芝為了孩子和遠在新疆的丈夫，不得不在街頭擺地攤——她是南門汽車站擺地攤中最早的小販之一，可那時她和那些小販擺地攤是被當做“投機倒把分子”經常受到打擊的對象，黃希芝為了給兒子掙幾塊錢的“奶水錢”，不得不整天“流竄”在汽車站周圍。1985年，常熟招商場正式開張了，飽嚐了無地擺攤之苦的黃希芝，憑著經商的經驗和久積的那份期待，傾囊2萬元，租下了幾個攤位，正是這大膽的一步，使得黃希芝徹底改變了自己後半生的命運……
“我的命運是跟著常熟服裝城的發展而發展的，沒有服裝城就沒有我黃希芝的今天。”多年擔任常熟服裝城商會會長和常熟市政協委員的黃希芝如此深情地說，我記得十多年前她說過同樣的話。
細細品味這位阿婆的話，就會發現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曆史課題：到底是常熟的招商城（服裝城）改變了像黃希芝這樣的數以萬計的常熟人的命運，還是數以萬計的黃希芝式的常熟人決定了常熟服裝城的命運？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課題，就像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一樣，到底是中國人以自己的奮鬥精神推進和改變了中國命運，還是中國改革開放推進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一樣。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發展與本質的變化，來自於內因與外因兩個因素，曆史的進步首先是人民要求進步的意願和革命的動力，其次才是時代的發展與推進影響了人民的這種進步與意願的實現，兩者缺一不可。
常熟服裝城的建立與發展史實證明，在近二三十年間發生在這塊熱土上的一場改變了當地人民生活和地區經濟及社會麵貌的革命，首先是人民有極其強烈改變自身命運的需求和奮鬥精神，其次是政府和黨的組織因勢利導了人民的這種願望和需求，並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又從本地的實際出發，緊緊抓住了發展的機遇，從而獲得了今天的輝煌成就。這也許就是常熟人創造的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我稱其為“常熟經濟的市場模式”。
常熟經濟的市場模式與昆山、張家港和吳江等很不一樣，它所帶給這個區域的百姓和社會的效應是磁鐵般的吸引力和太陽般的輻射力。
到過常熟的人都會發現一個基本事實：在富庶的蘇州，常熟也許是最務實的一個縣（市），這裏的百姓生活和他們的生活心態是最富足與和諧的，這跟常熟的市場經濟模式所帶來的實惠有著直接關係。
馬克思經典經濟學說告訴我們，任何經濟形式所帶給社會的財富肯定歸結為資本的合理流通與釋放。常熟因為一個服裝城，一個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20餘萬客商的**經營、241條輻射到全國各地的1000多個城市的客貨供應鏈，和日均資金流量近7億元的32個專業市場組成的巨大市場，它所給這個城市的幾十萬勞動者（多數是農民）的效應和效益顯然巨大無比。
“辦一個市場，興一方產業，活一片經濟，富一地百姓”，這是常熟執政者在創辦服裝城初起就建立的理念，這個理念一直堅持了二十多年，因而形成了從“一個市場——興旺產業——繁榮經濟——實惠百姓”這樣的良性的發展模式和社會進步標向。
在常熟市場發展日趨顯示力量的時候，許多地方，包括江蘇和蘇州市本地的領導者也曾想“克隆”常熟市場，以求同樣的經濟效益，然而幾乎都失敗了，這讓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和不知所措，甚至至今不知所以然。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在省城南京，有領導曾指示狠下決心要“辦一個比常熟更強大的市場”，結果投資和本錢下得很大，但不到一兩年就草草收場。在蘇州和無錫也有人不服氣，斷然舉出十條、百條理由認為：我們基礎和條件都比常熟強，為什麽不能辦一個超過或者接近常熟的“招商城”？但最後也失敗了。弄不懂到底為什麽。外省市來學習常熟辦市場的人更多了，成功者同樣無幾，這又是為什麽？
對此常熟人坦然笑言：我們的市場克隆不了。因為我們的市場是由幾十萬當地百姓的自覺行為和豐厚的本地資源，以及市場自由經濟的自身規律決定的，三者缺一不可。
這話聽起來和看起來其實並沒有什麽深奧的道理和理由，但細細想來，卻是道理萬千，真理一條：你走什麽道路，必須從本地的實際出發。
徐琴梅，共和國同齡人，出生在蘇州城裏，當年的上山下鄉知青，由於這位弱不禁風的“蘇州林妹妹”在蘇北插隊的日子裏患了嚴重的“營養不良症”，回城後連個工作都沒找到。在她走投無路時，聽說常熟辦起了一個地攤市場，徐琴梅掏出積攢的僅一塊八毛錢，做起了小生意——也許她是常熟服裝城內幾萬個老板中起家最可憐的一個。
一塊八毛能做什麽？徐琴梅來到當年的常熟招商場，看到有些小販光顧做生意，連口飯都顧不得吃，於是她就到縣城馬路邊上用這一塊八毛買了幾包“五香豆”，然後轉手賣給了那些做生意的小販。一塊八毛後來變成了二塊八毛，徐琴梅又用同樣的方法把二塊八毛變成了四塊八毛、八塊八毛……一直到幾十萬、幾百萬。
1997年我采訪她那會兒，徐琴梅已經是常熟招商場名聲顯赫的大老板了，出門有“大林肯”，銀行存款過千萬。
“你靠啥生意掙得這麽多，這麽快啊？”雖說常熟招商場裏生意好做，但幾乎是白手起家的一個家庭婦女，能在十來年間賺進如此數目的鈔票，連我都感到不可思議。徐琴梅笑笑，向我透露了賺大錢的秘密，“我靠出租和倒賣攤位。”
攤位能這麽值錢？能讓雙手空空的人轉眼間成為“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常熟的市場經濟奧秘連我這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一二十年的“常熟人”都無法想象和認識了。
這是怎麽回事？
後來有一天我終於在現場搞明白了這個不可思議的“奧秘”。
這也是1997的事：
這一天，常熟招商城在進入新一輪的商鋪招標。由於攤位事實上已經成為誰隻要占有誰就可以發財的最佳捷徑，因此圍繞攤位的爭奪成為了常熟上上下下都把眼珠子瞪得溜圓的一件大事。曾經有幹部通過“內部認購”而獲得一些攤位後暴富，結果百姓揭竿而起，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之後再也沒有人敢這麽做了——招商城的一切鋪位皆公開拍賣。
“A門市部底價租金30萬元，誰要價？”拍賣大廳內，人山人海，拍賣師喊出的第一聲剛落音，台下一片喧騰……
“我要！”
“我要定了！”
“我出價60萬！”
“70萬，我出70萬！”
“80萬！”
“我出90萬！”
“好，90萬還有沒有人出價了？”
“我——我出95萬元！”
噓，天文數字！
“還有沒有老板出價了？有嗎？沒有了——95萬成交！”
“哐！”隨著拍賣師手中的槌棒落下，標誌常熟招商場的又一個門市與攤位的出租價又一次創下全國紀錄。當時我曾經對這個95萬元的商鋪進行過一次現場觀摩，發現才十幾平方米的門市櫃麵，既無上海“一百”那樣的豪華氣派，更沒有北京“國貿”的國際水準，平平常常，然而它的出租價格卻令人心驚肉跳。當時我曾向上海“一百”和北京“國貿”打聽過同樣麵積的鋪位價格，大約年租金在三四十萬元之間。常熟招商城竟然高出近兩倍！
“這就是我們招商城的含金量高唄！”一位常熟市領導很自豪地這樣說。
什麽叫寸土寸金，常熟的招商城就是。
我作過一個小小的計算：一張百元大麵額的人民幣，長16厘米、寬7.6厘米，合每張121.6平方厘米麵積。如果那個鋪麵是18平方米，那麽95萬元的年租金就等於要用百元大麵額人民幣在這個商鋪的地麵上鋪6.6層厚！也就是說，一張百元人民幣那麽大的一點點麵積，一年要用660元錢才能把它租下來！商家沒有是傻蛋的，660元租那麽一塊手掌大的地方，賺進的錢是多少？沒有人告訴我，但拍賣現場那位以95萬元拿出鋪麵的老板當時的一臉得意勁可以看出他的胸有成竹。
至此，我才明白那個徐琴梅為什麽能依靠倒賣商鋪就能成為“千萬富婆”的奧秘了。原來由於市場交易的火爆而給常熟招商城裏麵形成了一個“鋪位價差市場”——那些手中囤積鋪位和急著想要商鋪之間的私底下交易所形成的買賣……當時的徐琴梅手中有300個商鋪，不等於有300個隨時隨地可以提錢取款的眾多“小銀行”一般？
陳正達，普通的常熟農民，今年51歲。以前一家三口靠1.5畝地營生。1992年他開始製作竹針、竹鑷子等手工藝品到招商城販賣，農忙時還要回家種“責任田”，就是靠著90公分的一個地攤，兩年內他成了“萬元戶”。後來生意越來越紅火，1996年他在常熟城內買了一套房子，徹底告別了鄉下的農民生活。現在陳正達在服裝城內有三個小商品店麵，一年“七位數”收入是穩穩當當的。
“我太普通了，像我這樣的農民因為服裝城而富起來的常熟人太多太多！”陳正達不屑一顧地對我說。
常熟辦了招商城，到底有多少人通過這個平台賺了大錢、富了家庭，也許誰也說不清。但有些現象是明擺著的，比如你隻要到占地3.71平方公裏的招商城去轉一轉，你就會發現：除了那些在商城內設有鋪位的大大小小的老板在點鈔機上點錢外，還有數以萬計的周邊百姓也整天臉上露著笑顏在點錢——他們點的是出租房屋賺來的錢，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叫“坐地收金”。
商城周邊現在大約有兩萬家城鄉居民，95%以上的老百姓把自己多餘的房屋出租給了在商城做買賣的老板們，或作倉庫、或作車間，一年也有四五萬、七八萬的穩定收入。而這還都是些等閑之輩，假如有些頭腦和手腳靈光一點的，則看準商城每天20多萬來自四麵八方的客源，便開起飯鋪、旅店或運輸站，這樣的收入就不止是幾萬元的事了！
2008年底，常熟的一位政府官員告訴我：這個本地人口104萬的縣級城市，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一萬美元，各金融機構存款超過800億元，高居江蘇全省各縣之最。“這幾個指標證明我們常熟的GDP已經達到或超過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位官員說：“在常熟全市平均每戶擁有一輛私家汽車，每四個家庭中就有一個老板。”
常熟的經濟是“全民老板經濟”，這個“全民老板經濟”依托的正是常熟招商城的磁性力和輻射力。據常熟官方提供的數據表明，這個市場在2006年實現成交額306億元。“其實這是一個保守的數字。我們的服裝城是個批發市場，如果算上從這裏批發出去的貨物的終端成交額，我們每年為全國市場的貢獻應在1000億以上。”常熟人這麽說。
這個估計其實也是保守的。這位專營西北運輸線和俄羅斯市場的客商透露，他每年從常熟市場批發的貨物大約在15萬件以上，作為中間商，他每件獲利在10-15元之間，而他的後端還有兩個中間商，他們的利潤也跟他接近，也就是說，從常熟市場上批發出的每件服裝假如是50元的話，真正賣到末端消費者手裏的應是150元左右，如此估計常熟服裝城為國家的貢獻應超過1000億元的GDP肯定是少說的，因為在製成服裝前的加工和原料階段還有至少兩至三個利潤環節。
常熟服裝城的書記告訴我，現在這個市場帶動的就業人數約50萬人，其中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外地人中浙江人占了絕大多數。這個現象很有意思。都說浙江是民營經濟最發育完善的地方，但浙江人則更願意到常熟服裝城來做生意，或者在這裏生根落戶。這是為什麽？
浙江人的回答是：常熟的風水和紡織資源優勢是浙江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比的。我們都知道浙江有個小商品集散地——義烏市場，但義烏的老板多數曾是從常熟市場上滾打鍛煉出來的，常熟市場因此從某種角度講，它是浙江義烏市場的“師傅”。
楊岩錫，浙江溫州人。15歲時他到上海碼頭當搬運工，後來聽說常熟招商城生意好做，於是把所有積攢掏出來在這兒租下三個攤位，寬不過1.5米，楊岩錫起初賣的是襪子，後來有錢後也批發服裝。又過幾年後他自己搞了一個叫“洋蕾”的服裝品牌，去年他的“洋蕾”品牌服裝一年就銷了5000萬元，而且獲得了國家免檢產品稱號。靠常熟招商城“發”起來的楊岩錫說：常熟現在是他的“第二故鄉”，他不僅早已把全家人遷到這裏定居，而且最近先後投資1.5億元和1.8億元建了一個“九龍國際尾服市場”及一個物流投資公司，他說他現在的目標不僅自己每年要賺回一個億的生意，更重要的作為一名“新常熟人”要為常熟服裝城貢獻“綿薄之力”。
“隻有把服裝城建設得越來越好，我們的事業才能越來越紅火。”常熟服裝城的幾萬個老板，幾乎都與楊岩錫懷有一樣的心思。我知道，因為楊岩錫的成功和榜樣的力量，他在溫州老家的瑞安現在有500多人到了常熟服裝城來做生意。
“常熟服裝城不僅僅是常熟人，光我們浙江人在這兒為生的就有20多萬人。”一位浙商告訴我。
然而所有上麵的這些內容我們僅僅看到的是市場的中心區域的景況，常熟的市場何止是一個“服裝城”。常熟的市場遍及每一個鄉鎮與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