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上）
報告文學
（1）常熟文章
何建明
常熟人早有一股氣：不知從什麽開始，我們常熟竟然被“小昆山”、“叫花子張家港”超過了！唉，不開心，一百個不開心！常熟人很有些壓抑。
誰都知道自古以來，在蘇州諸縣中，常熟一直是諸“兄弟”中的老大，而且論建城史，常熟甚至可以同伍子胥建的姑蘇城比悠久。客官請看——
論風景，蘇州有的，常熟也都有。
說到水，蘇州人愛把太湖抬出來，常熟人這時會笑著指指那碧波**漾的尚湖告訴你：它的麵積比兩個杭州西湖還大。
說到山，蘇州人總喜歡把獅子山搬出來，常熟人搖頭，說到了我們的虞山，你就不用再登江南的所有山了，因為虞山是蘇南一帶距長江入海口最近的一座嶽峰，站在虞山頂，後收千裏江南美景，前望長江大海風光，難怪當年吳王會西施修樂亭也挑在虞山頂上。
蘇州有座千年古刹寒山寺名揚四海，常熟人說，他們的興福寺方丈做過寒山寺大和尚的師傅；蘇州的虎丘塔日映斜陽，常熟人說他們的南宋方塔堪稱“南國第一塔”。
蘇州人說，他們有位賣家園修學堂的大教育家範仲淹，常熟人說，他們的言子是當年孔子三千子弟中惟一的一位江南人，堪稱“南方夫子”，名列十哲中第九位，後人傳稱知識分子為“老九”就是從言子這兒得來的，言子因此是讀書鼻祖……
蘇州後來稱為“府”，常熟為此一直耿耿於懷。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常熟一直是獨立於蘇州之外的省轄“較大市”，與後來升級為地區級的泰州等一樣待遇，但人家泰州早已跟蘇州在行政級別上平起平坐。常熟人對此內心不服，因為離蘇州、無錫和上海太近，尤其是離蘇州太近，他們一直沒能升格為地級市。
常熟人有這樣一塊心病。而常熟事實上在很多方麵超過了蘇州，即使現在我在蘇州城內采訪，經常有人會說：要說生活和環境，常熟不比蘇州差——嘿嘿，這話讓常熟人舒服了許多，慢慢地，常熟人也習慣在蘇州麵前俯首稱臣了。
常熟在蘇州管轄之下，無可翻案。這也就罷了，但常熟在周邊諸縣中間，則始終是“兄長”的角色和“兄長”風光，而且它確實有理由和實力嘛。小時候我隻聽大人說去一趟常熟總是說去“常熟城”的，還從未聽說到吳江和昆山、太倉等周圍幾個地方的名字後麵要加“城”字的，除非是上蘇州才叫到城裏去。
才幾十年的工夫，昆山和張家港包括太倉這些縣城，小得根本不能用城字來形容，最多隻能說“街”。然而常熟城不同，那是像模像樣的城，有街有道，縱橫交叉，水陸網狀，小橋流水處皆是人家。
你聽明朝大詩人沈以潛一詩曰：
吳下琴川古有名，
放舟落日偶經行。
七溪流水皆通海，
十裏青山半入城。
常熟古時又名琴川，是因為城內有七條江流穿城而過，從空中俯視風景如畫的江南城郭猶如一把七弦古琴。這“古琴”兩邊既有半入城的江南名嶽虞山，又有明鏡一般、麵積達十平方公裏的尚湖、昆湖兩大水域，如此江繞城、城抱山、山枕湖，構成了常熟這個千年古城的名豔風韻。
常熟曆史上有太多的名流英雄。光是文化大家就有與唐伯虎齊名的“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徐楨卿，還有“江南詩聖”錢謙益和“巾幗烈女”柳如是，及晚清《孽海花》作者曾樸等常熟邑人。兩代帝師翁同龢自然不用多說，常熟人在明清朝考為狀元的就有8人，有9人在朝中當過宰相。這樣的大牌人物，在蘇州列縣中是不可能有的。說今，“兩彈一星”的元勳王淦昌是常熟人，大學者錢昌照是常熟人，我國電信和外貿事業的開拓者李強是常熟人，水利大師張光鬥也是常熟人，後來常熟的一部分劃到了張家港，張光鬥先生也一下子從“常熟名人”的名單中被劃了出去。有人後來再問張光鬥老先生你到底是常熟人還是張家港人？老先生幽默地說：我是蘇州人。
常熟人有資格成為蘇州地區的“長子”，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除了它的建城史和悠久的曆史文化原因外（常熟也是國務院批準的第一批曆史文化名城，這一點與蘇州城是平起平坐的），還與曆史上的一對兄弟有關——
在中華民族開元世紀之時，有一對兄弟不遠數千裏，從富庶的國度來到當時荊蠻的江南大地，甘心斷發文身當農民，並帶領當地百姓墾田治水，建立“勾吳”之國的仲雍與泰伯兄弟倆。仲雍是周太王的次子，本名虞仲，在當時的王室中，虞仲精於文韜武略又忠厚勤勞而深得人心。但周太王則中意其幼子季曆之子昌（即後來的周文王）繼承商周大業。虞仲明白後便勸兄長泰伯一起順從父意，讓國避位。泰伯被兄弟說服後，兩人借采藥為名，從渭水流域，千裏迢迢來到了常熟、無錫一帶。後來子昌順利繼位，使中華民族有了一段非常輝煌的興邦曆史。而身為王子的虞仲兄弟倆，卻在江南的荒蠻的原野上同百姓一起堵水墾荒，苦心經營，最後也建立起了江南東吳的悠久偉業。虞仲歿後葬於常熟城邊的山頭，此山因而得名虞山。如今每逢清明時節，仲雍墓前總是圍著成千上萬的當地百姓為這位先祖燒香磕頭……
仲虞隨伯氏，讓國來荊蠻。放言求自廢，民跡終忘還。端委治勾吳，子孫列雄藩……虞仲的這段美德為千古所傳頌。
這段曆史和仲雍墓立於常熟，也說明了常熟在古代的曆史地位。這個時間比伍子胥在蘇州建水城要早出數百年。
在《常熟市誌》上還有一則典故，也能說明常熟在遠古時代早有繁榮昌盛之景象：
據傳孔子晚年不放心各地學生的作為，便駕車到南方察訪言子的德行。
一日，孔子來到常熟西南郊的“十裏亭”，時值炎夏之季，一路上悶熱異常，孔子一行很想進城早些歇息。孔子舉目四望，見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螄，即下車含笑問道：“去此城內有幾許路？”那孩童見孔子一副斯文樣子，便拿起盛螺螄的缽頭頂在頭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來“缽為冠，水為衣，此去琴川一十裏……”（常熟城古時稱“琴川”）。孔子聽罷暗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書達理，足見此地文風之盛。吾何須再去關照子遊？於是孔子折身回了山東。
那天我在常熟，與一群北京來的文友聽常熟市委副書記秦衛星介紹，講起一件事：
說前年有北京幾個部委領導到常熟來檢查工作，常熟城內的本地人喜歡早晨到興福寺吃麵。這天，市長書記帶北京來的領導一起到興福寺去吃麵，北京客人一看吃麵的場景便感慨道：你們這個地方肯定幹群關係好，群眾生活富足。主人問何以見得？客人說：看看這個吃麵的場景就明白了。五六百人，大家吃得和和氣氣，而且你們市長書記跟老百姓很隨便地坐在一起，這要在別的地方，市長書記是不太可能跟老百姓挨得這麽近的。常熟人覺得奇怪，問為什麽。北京的領導說：現在有好多地方的官員根本不敢挨著老百姓，天天躲著，出門都要警車和保安跟著，怕老百姓告狀、找麻煩。
原來如此！
常熟人說：“我們這裏不會有這種事情出現的。即使老百姓有什麽要緊的事，也會很客氣地跟幹部反映。說得再嚴重一點，假如有人想耍橫蠻，市長書記也不會有啥怕的。該解決的問題還是要認真去解決嘛！”
這就是常熟。
其實，常熟的故事最精彩的也應該是這三十年來的景況。
第1章繡娘和小裁縫合唱“好一朵茉莉花”
在常熟城的東南邊，現在有一片非常壯觀的新城景區，這就是著名的“中國常熟服裝城”。這裏一年的營業額在400億左右，是中國十大市場之一，也是中國最大的服裝市場。據說每年從這裏銷售和批發出去的服裝夠全世界一半人穿的了。什麽樣的世界名牌都有，絕對不是假冒偽劣，而是世界服裝名牌企業在這裏或設了專賣店，或在這裏加工製作……
常熟的服裝是有名的，關鍵是這個地方的小裁縫特別多，而且手藝巧而細。說幾個事例你就會信服。
比如如今全國聞名的“波司登”這麽有影響力的世界名牌，就是因為它的創始者、老板高德康自己是一位“小裁縫”出身。與老一代常熟裁縫相比，高德康隻能算是串巷走村的“起碼頭”小師傅。常熟一帶真正做衣服的大裁縫大師傅是一般不會親自“出門”做生意的，他們都有自己的門麵，而且非常講究，一般的小生意根本不接，要接也都是有錢人家求上門的活，還有就是專門給那些富貴達官人家定做的活兒。常熟大裁縫師傅蠻講究哪！你要想見他，必須約時間，而且人家出來見你之前先要品茶喝湯，再等雙手和臉麵洗得幹幹淨淨後再出來與你會麵。舊時，大裁縫比師爺還要吃香，有點像北方唱戲的梅蘭芳派頭。
“波司登”的高德康這樣的小裁縫，現在能夠把生意做得全世界聞名，是因為他這個“小裁縫”有經濟頭腦、手藝也屬高超。
北京人都聽說過“紅都”服裝，這是當年專門給中央領導定做的品牌服裝。毛主席和周恩來等多數國家領導人出國和平時穿的禮賓製服都是“紅都”裁縫們的手藝，而“紅都”的頭把剪刀的大裁縫師傅就是常熟人，名叫田阿桐。
小裁縫在鄉鎮企業時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小，尤其是對“紡織之鄉”的常熟現代經濟來說，更是如此。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蘇州一帶特別是“高鄉”常熟地區，有四種手藝人是從來沒有因政治原因而消亡過，這四種手藝人分別是裁縫、繡娘、磚瓦匠、木匠，他們都是散落在民間的能工巧匠。我老家將區域分為“高鄉”和“低鄉”，主要是按照是否可以種植棉花而劃分的。棉花地不能被水淹，相對需要距江河湖水平麵高一些的地方種植，便於排水。蘇州是水鄉，許多地方的土地基本上與湖塘江河的水平麵一樣高，甚至還要低一些，這是因為廣闊的平原在幾千年、幾百年前基本上是衝積而成或是圍屯而成的，因而有不少低窪地，就是在同一個鄉村，也有高地和低窪地之分。
我的老家從什麽時候開始種植棉花的我沒有考證，但我很小的時候就從紡線的奶奶口中知道了“黃道婆”。
黃道婆布道蘇南大地的農民，特別是農民婦女學會了紡紗織布，這是魚米之鄉的蘇南大地發生的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即原來這裏的百姓主要是靠種稻和河湖養殖富足的，後來因為種植了棉花這一經濟作物，它既可以解決自家的穿衣蓋被，同時又能將多餘的衣被布匹作商業交易，這使得蘇南大地迅速地超過了其他地方，成為全國最富饒的地區。
其實世界經濟發展史早已告訴了我們一件有意思的事：凡是種植棉花的地方，後來幾乎都可能成為經濟最繁榮的地區，或者說這裏的經濟發展總是走在其他地區的前列。
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從英國開始的，其實英國的工業革命最早也是從一台紡織機開始的。我們知道，英國工業革命前是個田園牧歌情調的國家，當時人稱“快樂的英格蘭”。它的居民有80%從事農業。由於英國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賣給鄰國，這使得它的農業經濟比當時的任何國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業性質。隨著這種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與市場的聯係業務不斷緊密起來。走過“圈地運動”和“海盜生涯”後，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便創世紀地進行了後來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整個世界的大工業革命。這場大革命最先肇始於棉紡織工業部門。之前英國紡織部門中主導地位的是毛紡織業，但英國傳統的產業革命卻沒能從毛紡織業開始，其原因是毛紡織業為英國的傳統工業部門，它雄厚的基礎和充足的原料，在世界市場上一直處於壟斷地位。政府不僅沒有意識到對它進行技術改進的迫切性，相反在政策上給予保護和特權。當時英國甚至有這樣一條法令：凡死在英國領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織的壽衣來入殮。但與此相反，棉紡織業則是英國的一個新興產業部門，因而對它的技術革新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紡織業有兩道重要工序：紡紗和織布。這兩道工序必須平衡才能生產正常。可是在1733年，蘭開夏的一位鍾表匠發明了飛梭，完全徹底地打破了這種平衡。用飛梭取代手工引線，使織布效率提高了數倍，這樣紡紗的人就怎麽也趕不上織布的人了。這“紗荒”著實讓英國人整整苦惱了30多年。1765年，有位叫哈格裏佛斯的英國人發明了“珍妮紡織機”，才算結束了這種局麵。哈格裏佛斯是在看妻子珍妮紡紗時受啟發後精心研製成功了這台影響英國乃至影響世界的“珍妮紡織機”的，這位木匠不曾想到，他的曆史性功績還使世界從此誕生了無產階級。聽起來似乎有些唐突，但這是真實的客觀存在。
“珍妮紡織機”的發明，改變了英國和世界的男女分工的自然狀態，因為這部“珍妮紡織機”是個力氣活，隻有男人們才能操縱得了它。一些有錢人家擁有了它便開始囤積紡紗品，而一些沒錢擁有它的男人們隻能到擁有“珍妮紡織機”的人家當傭工。漸漸地，紡織機越來越先進，當傭工的人也越來越多，最後慢慢成了一個階級，這就是受雇於資本家的無產階級。
蘇南包括上海和無錫一帶的農民其實都受過黃道婆織布的影響，這裏之所以比別的地方更富裕一些，與婦女們會織布紡紗有直接關係。
有人還提出另一個觀點，說蘇南吳地的婦女們之所以會紡紗織布，從時間上講還有更早的曆史淵源。
他們說早在吳越時代，越國美女西施被吳王從越國弄到吳國後，這位淘紗織絲能手就把自己的技術傳播到了民間，故而吳地就有了織布紡紗的傳統。這也是對的，西施和她的越女們對淘紗織絲技術的傳授，對吳地的紡織業的發展絕對起過重要作用。但從曆史書以及包括民間遺留的一些傳統文化中，我們更多看到的還是黃道婆的真傳和史實。西施或許離我們太遠，也許此說純粹是文學上的一種演義。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蘇州一帶的民間紡織業相當發達，尤其是農民，幾乎沒有一個生理正常的婦女是不會紡紗織布的，就連一些條件差一點的家庭的男人也都會紡紗織布，隻是男人幹這種活得偷著幹，否則會被人瞅不起。在封建社會這種現象很普遍。
蘇南的鄉鎮企業最早是從紡織業開始的。其實在常熟一帶，這種手工為主的小企業行為即使在解放初期或“文革”期間仍然沒有停止過，隻是處在低級水平和半地下的狀態。我記得“文革”期間，一般家庭穿的衣服大多是自家織的粗布，上商店買的“洋布”很少，隻有那些吃皇糧的城裏人才可能上布店裏“扯布”去，就是城裏人，相當一部分人還是穿土布。
土布在“文革”時期雖然沒有市場，但有民間的“親情交易”行為，即作為逢年過節的禮物相贈。
“文革”後期，一種叫“的確良”的布匹開始進入我們的生活，與粗布相比，“的確良”穿在身上，一是光亮筆挺，二是在夏天“的確涼”，價格嘛還基本能接受。我記得第一次穿“的確良”上學去，確實太“洋氣了”，於是同學後來給我起了個“洋明”的諢號，現在想起來覺得有些好笑。女孩子們更不用說有多喜歡“的確良”。
這是一場革命，對蘇南傳統紡織業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有一點沒有變化：小裁縫的生意沒有改變，反而更好了，因為“的確良”的做工更講究，縫紉機的作用變得不可替代。但“的確良”的盛行還帶來了另一個革命，即“紐扣革命”。為什麽？因為土布和老式紡織，其紐扣雖然也有工業品的紐扣，但老裁縫還繼續沿用那些純粹的布棉組成的扣子，如長衫和對胸扣，用的都是棉布做的扣子，可是“的確良”衣衫盛行後，紐扣就必須是機器生產的工業品了。蘇州附近的常州有個國營紐扣廠，於是這個廠便成了那些香餑餑，有人千方百計地從那裏搗鼓出一些紐扣來滿足民間做衣服之用。紐扣不是什麽先進的工業品，常州紐扣廠稍稍加加班，其紐扣就堆積如山了，後來根本就不好賣了。這更加給了那些“挖牆腳”的人提供了發財機會，於是常熟和常州之間有一條秘密的“紐扣”交易通道……
紐扣多了，“的確良”衣服更加盛行於廣大鄉村之間。大量傳統的土布衣服也基本上開始用工業品紐扣，畢竟用上它對土布衣衫也是一種提升——這種服飾上的革命是我這個年齡的蘇州人都經曆過的事。那時我們在中學時代，剛懂得一點兒“美學”，會對這類小事很敏感，男女同學之間的那種朦朧之愛會先從彼此的服飾講究開始的。嘿，現在想起來十分有意思——這竟然同我寫一本書牽上了關係。
其實任何一種深刻的社會革命，有時可能是在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中萌發的。不是嗎？大胡子哈格裏佛斯就是那一天下班後看到妻子珍妮很辛苦地紡著紗，便心疼地叫了一聲“愛妻早些休息吧”。妻子“唉”了一聲，結果手一鬆，不慎將紡車碰翻了，紡車則仍然帶著那隻錠子飛旋著。哈格裏佛斯看著看著，突然心生靈感——如果把幾個錠子同時豎起來，效率不是可以翻幾倍嗎？於是第二天哈格裏佛斯動手做了一台多錠紡紗機讓妻子珍妮試試，結果一試便成功了。
這台改變英國傳統紡紗技術的機器，使人類文明又推進了一個先進階級。
“無產階級”的偉大發明就是在這樣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中誕生的。
常熟（包括蘇州其他縣市）的現代工業發展的初級階段，其實也是靠了一台不起眼的縫紉機和後來的一台紡織機帶動起來的。在此後的二三十年裏，迅速成長為具有中國乃至世界影響的“服裝之城”，以及由服裝和紡織帶動了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迅猛發展。
由於“的確良”的誕生和“紐扣革命”，使蘇南一帶的手工業發展快速地朝著工業化方向發展，鄉鎮企業也因此不斷跨躍性地上台並形成滾滾洪流……
然而這個洪流的形成，追蹤其“源”也十分有意思，它靠的還是無數條涓涓細流匯合而成。比如縫紉機所形成的後來的服裝業，紡織機所形成的後來的紡織業，前者開始是有那麽一批串門走戶的“小裁縫”所匯流而成的，後者是由無數巧手繡花的繡娘們匯流而成的。
常熟的這種具有本地特色的鄉鎮企業之路有十分明顯的特色。“波司登”形成“世界名牌”的國家頂級服裝大企業所走過的路就是如此，而高德康在常熟並非是惟一的成功人士，80年代前後的常熟，像“波司登”企業和高德康這樣的“小裁縫”幹得轟轟烈烈的有很多。原王市鄉要比高德康所在的白茆鄉的“小裁縫”厲害得多，隻是後來在市場開拓方麵沒有高德康有遠見和魄力而已。
潘炳福便是當年比高德康名氣大得多的“小裁縫”中的老資格！
“老潘的眼睛很厲害！”早在二十年前我就認識這位著名服裝“秋豔”的創始人、全國著名的鄉鎮企業家。第一次見老潘就覺得他的那雙眼睛很獨特，目光銳利。
那是80年代初，我在北京解放軍兵種機關工作，有一天在北京的一份中央級大報看到一則消息：常熟王市舉辦第一個中國“農民服裝節”。當時這事非常轟動，因為那個時候就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都極少聽說辦正式的服裝節，而常熟農民卻能辦“服裝節”。報道還披露了這樣一件趣聞，說是上海大明星張瑞芳也被邀去參加王市的“農民服裝節”。張瑞芳自己說，開始她接到這樣的邀請，純粹是為了“不好意思駁農民兄弟的麵子”，哪知“去了後才發現常熟小鎮的農民們個個穿得豔豔麗麗、漂漂亮亮。我演了一輩子農村婦女，總是穿得破破爛爛的，以後我再演農村婦女時可以告訴導演說，我也要穿得漂亮點！”
王市離我老家也很近，小時候父親帶我走親戚時沒少去過。於是我決定借一年一次的探親假再遊一次王市，看看那裏的“農民服裝節”到底什麽樣。
80年代，中國的不少地方男人們還多數穿著中山裝和綠色軍裝，女人們稍稍時尚一點的也就是穿些花格子的“翻領衣”。但令我不曾想到的是，田埂邊的王市“農民服裝節”上，不僅人山人海，而且竟然有一半以上是外鄉人，包括不少說著“阿拉”的上海人。這讓我驚喜不已。我老家的人曆來就有“洋上海”之說，意思是說，上海人最講究吃穿，相比較上海人對衣服更為挑剔。問題是，現在十分講究的上海人竟然跑到百裏之遙的“鄉下”來參觀王市的農民服裝節，你說奇不奇？更奇的是，上海人竟然對“鄉下人”做的服裝大加讚賞，成批成批地往回買。於是老潘——潘炳福的“秋豔”牌服裝沒過多久就享譽上海外灘……
其實老潘的“秋豔”能夠征服上海灘，還是他那雙“厲害”的眼睛起了作用。
大約在1980年，老潘帶著幾個“小裁縫”辦起一家鄉鎮小服裝店後，便學著城裏人的做法，給自己的服裝起了“秋豔”的名字。老潘當裁縫師傅的時候就是個很講麵子的人，不管是有錢人用高級料子做的高檔衣服，還是普通人家的日用衣衫，隻要到他手裏，都是“挺呱呱”的。辦了廠子，跟串門走戶那種“吃百家飯”的裁縫生意不一樣了，尤其是打出“秋豔”牌子後，老潘整天想著“不能光給農民兄弟姐妹穿，要讓城裏人也喜歡”的奮鬥目標。
有一次他聽上海服裝店的一位朋友說：滑雪衫將取代中西式棉衣，可當時中國市場上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新時裝。然而老潘的眼睛就是“厲害”，他認定用不了多少時間，那輕便、漂亮的滑雪衫必將風行中國市場，於是他果斷地決定將“秋豔”服裝的大部分生產能力轉產做滑雪衫，並親自南下到廣州購料采樣，回廠後與技術人員一起創造性地設計出了一種色彩鮮明而獨特的帶帽女式滑雪衫。此款服飾一投入市場就風靡上海灘，那些穿著講究的上海女同胞為買上一件“秋豔”滑雪衫不惜請上兩天假去專門店排隊，據說老潘在上海的合作夥伴那家商店最多創造一個星期賣出“秋豔”滑雪衫8萬件的紀錄。
都說老潘愛用眼睛“掃市場”，而且在口袋裏還總帶著三件寶：小剪刀、皮尺和計算器。當他的目光“掃”到一個新款式、好麵料時，他就動用自己的“三件寶”，然後回廠開動腦子，幾天後肯定又有一款讓同行眼紅死的新產品問世。
1983年，老潘又一次來到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掃市場”，在五顏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從眾多穿中山裝的人流中敏銳地發現已有一些人開始著起緊身掐腰、線條優雅的西裝了。可多數中國人當時仍然比較保守。取兩者之優，兼成國人時尚，必勝無疑。老潘一邊走心裏一邊就已有了一種適合中國市場的新服飾了……
果然不久，上海商場裏出現了一種中長馬褲呢做麵料、內托全夾、緊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這新款服裝一上市，便在上海乃至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卡曲衫”熱。
1984年，老潘的“秋豔”係列中再度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穎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裝係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繡花仿毛、粗花呢西裝及男女風衣係列。
……
再後來，老潘幾乎每月都要推出一個新產品，甚至每天推一款，到後來一天能推出三個新產品……
老潘所在的王市從此成為常熟服裝市場的一個發源地。
王市的服裝業對當時常熟的其他鄉鎮產生的影響十分巨大，本來這個富饒的江南水鄉的庶民們非常懂得學他人之技而富本家之道，所以王市的“秋豔”和老潘式的鄉鎮興業之路很快成為大家學習和效仿的榜樣，像與王市近鄰的碧溪、東張等鄉鎮，沒用兩三年時間，其服裝和紡織業如雨後春筍般湧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每每回老家探親，東張的表兄總會把我拉到東張的一家“雄牌”服裝廠去“試衣”——表兄自然少不了會給我弄幾身合適的男休閑裝穿穿。老實說，開始時我並沒有將這樣順手牽羊穿在身上的東西當回事，隻是後來當我穿著“雄牌”在虹橋機場候機時，才知道這衣服還真是很有“品位”嗬！
“先生，儂能不能將身上的衣服讓阿拉試試？”那天，我穿著一件淺黃色的“雄牌”，坐在候機室的椅子裏看書，有位“阿拉”過來問我。如此唐突的方式，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不免讓我記憶深刻。
上海人總是怪怪的，別人好的東西總想據為己有。
“可以啊！”我脫下身上的“雄牌”。
“果真是雄牌！”他一邊看著我脫衣，一邊翻開內側看商標，欣喜地說道。然後試了試，非常合身。“先生，你這件衣服花了多少錢？”他問。
我搖搖頭，因為是表兄給我的，真不知道價格。
“那——儂能不能把這件衣服賣給阿拉？”上海人突然提出，一臉誠懇。
“賣給你了我穿什麽？”我的話讓這位上海“阿拉”有些窘迫。
“那就算了，算了。”這個上海人後來跟我緊挨著坐在同一排機艙內，直至此時我才知道“雄牌”在上海的傳奇——
“這個品牌在上海賣瘋了，據說最多一天能賣8萬件！男人們以穿‘雄牌’而自豪，女人們都喜歡給自己的男人買‘雄牌’……”
原來如此。
因為有這樣的奇遇，所以當我的表兄第二次帶我去“雄牌”服裝廠“試穿”時，我特意采訪了一下這個廠，也就更全麵地了解了一下這個廠的發跡史——
“雄牌”廠其實也是一個“小裁縫”搞起來的鄉鎮企業，最初時是東張的幾位有些經營頭腦的“小裁縫”合作成立的鄉辦服裝廠，後來跟著到王市服裝節去銷貨，其間被上海人看中了，於是上海人的資金加東張人的手藝，缺少男性服飾市場的“雄牌”給上海灘來了一次“服裝革命”。
上海女人本來從心理上瞧不起“娘娘腔”的小男人們，現在“雄牌”讓許多“娘娘腔”的男人們“雄”起了，不僅男人們得意了，女人們也高興了，所以上海灘上的“雄牌”服飾男裝風越刮越烈，最後到了誰沒擁有一套“雄牌”似乎就不是男人的份上。
這個世界有時很瘋狂。上海市場上的服裝瘋狂原來是從常熟鄉鎮企業刮出來的，這是許多人並不知道的一件趣事。
發生在東張鎮同一地的另一個服裝廠也令我吃驚和意外。這個廠的產品曾經在中國體育用品和休閑服飾業創造過輝煌，那便是“聖達菲”服裝。
據說這個“聖達菲”是中國第一個休閑服品牌。之前我同樣不知道它竟然也是在我的故鄉常熟地盤上誕生出來的。問題上，這個後來成長為中國名牌的服裝是在一個完全叫人想象不出來的地方誕生的。
我第一次去“聖達菲”廠時，需要從小鎮東張坐15分鍾的車，然而再需要擺過一個渡口，再一腳濕一腳滑地走上幾百米泥地，才能到達這麽一個莊稼地邊上的村辦企業。
“聖達菲”在東張的北新小村，那天接待我的郭道輝與我同齡，他說這個企業最早是郭氏四兄弟與北新村聯辦的。
我去的那年正好已改製，廠子每年向村上交60萬元外，就全部屬於郭氏四兄弟。我對郭氏兄弟的“聖達菲”懷有特殊疑問：為什麽選擇一個如此偏遠的鄉下卻又起了一個洋名？郭道輝告訴我：他的一個弟弟前些年在阿根廷辦了個公司，阿根廷首都有條很出名的服裝街叫聖達菲，於是熱衷服裝業的郭氏兄弟商量也要搞一個中國的“聖達菲”。可為何又選擇了常熟東張這麽一個非常偏遠的鄉下來辦廠呢？
“因為常熟這塊地方水土好，到處都有心靈手巧的匠人，常熟的裁縫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匠人之一了，尤其對服裝的細工和感覺也許連世界上最好的服裝設計師都很難比，而且人誠實勤勞，這也是我們為什麽看中和選擇像東張北新村這樣一個地方的緣故。再有一點我想告訴你，其實常熟離我們上海才多少路？以後交通改善了，常熟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像我們上海的後花園，幾支煙的工夫啥都搞定了。”這話是十幾年前說的，當年我這個常熟人聽了還覺得有些“遙遠”。才過了幾年，郭道輝描繪的誘人前景其實都實現了。昔日的東張北新小村現在就緊挨著長江第一大橋——蘇通長江大橋，不僅不再“偏遠”，而且成為交通樞紐之地。從這兒到上海一路都是高速路，花上一個多小時便可抵達上海的人民廣場。郭氏“聖達菲”現在早已在上海有了自己的總部，在國內和國外的分部也到處都是，而它的生產基地卻仍然放在常熟。
“因為中國服裝業的根在常熟，我們離不了這個根。”大老板郭道輝現在這麽對我說。
中國的服裝業之根為什麽在常熟？這讓我既感自豪，又感疑惑。那天我回到自己的老家，身邊坐著我年邁的母親和姐姐妹妹。姐姐的女兒馬上要結婚了，姐姐在一旁繡著一塊花邊，這種情景在我小時候就見慣了，但這一天卻讓我有意外的收獲。
“姐，你現在也算是一年收入幾百萬元的老板娘了，幹嗎還要自己動手繡花嘛？”姐家裏辦的紡織廠，有三四百個工人，姐夫在我麵前多次說過他的產值一年已達上億元，在當地也算中等水平的小老板了。姐姐平時花錢特大方，可卻仍然自己動手繡一個幾塊錢就可以買回來的桌上裝飾品。
“閑著也是閑著，花邊是我們常熟人的本事，不能失傳唄！”姐很隨意地這麽回答我。
這時我見母親湊過去拿起針，熟練地挑起花邊線針來，隨之我妹也湊了過去……看著我母親和姐姐妹妹三人的繡花的樣子，我內心一陣感動和思索：原來我的親人和家鄉的婦女們，與眾多小裁縫們一起匯聚的世代傳統，不正是常熟服裝業代代相傳而永遠繁榮昌盛的薪火嗎？這不就是郭道輝先生所說的“中國服裝業”的根嗎？
是嗬，我猛然省悟！
常熟人的心靈手巧非天生即有，而是世代形成的。很小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早在100多年前的1904年，在我家鄉常熟支塘鎮就有了第一家叫“裕泰”的紗廠，我也不知道1999年常熟城內就有了第一家西服店，但我知道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見母親和奶奶及鄰居的女人們都會在休閑的時候聚集在一起繡花邊——這種花邊都是靠一針一針地勾挑起來的，很好看，其布和顏色都是非常講究的。女人們靠一針一針地繡花，可以換得每月幾元、十幾元的收入，而且不管什麽樣的女人，隻要她們低著頭靜靜地在胸前行針時，都會讓人感到她們非常美——那種美是恬靜的美，優雅的美，和勞動的美。這是我在童年時代的記憶中僅有的幾幅鄉情美景之一，現在想起來仍然感到很愜意。原因之一是：所有我故鄉的美女無一例外地都是優秀的繡娘，原因之二是所有難看和不善良的女人肯定也是成不了繡娘的。
人民公社時代的繡娘與著名的常熟花邊一樣從來就沒有被列入“資本主義草”的範圍，所以這也是常熟地區的手工業和鄉鎮企業比其他地方發展得更早、更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70年代後期，隨著小五金、小紡織的出現，一批繡娘被招進了鄉鎮企業，她們開始由繡娘變成鄉鎮企業裏的“織女”——那種手撐機械電梭的織女……
“卡嚓嘶——”“卡嚓嘶——”這種聲音在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的蘇州一帶，幾乎在任何一個鄉村和城鎮旮旯裏都能聽到，這是蘇州鄉鎮企業最具標誌和繁榮階段的一種特殊鄉間音樂，它似乎像是在一夜之間覆蓋了千百年來獨領天下的蛙聲和蟬鳴，從而使這裏的農耕水鄉開始轉向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並存的新世界。
常熟無疑在這個階段比周邊的縣市走在更前列，尤其是紡織和服裝業上所表現出的區域經濟特色更顯現特殊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