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虞山憑眺

何西來

我已經是四到常熟而三登虞山了。

虞山隆起於市區的西北部，如一條綠色的巨龍，騰躍而出，逶迤而來，雲蒸霞蔚，氣象萬千。明朝的沈玄，曾有“七溪流水皆通海，十裏青山半入城”的詩句，常被常熟人不無自豪地加以稱引，拿來描繪此地獨特的山水之美和城池之美。

虞山之美，美在地脈地貌，自然風光。山上林草豐茂，竹木蔥蘢，植被極好。花開花落，雲卷雲舒，春蘭秋菊，夏雨冬雪，四時景色不同。再加上溪澗流泉飛瀑的清音，節令變換中鳥去鳥來的嚶鳴，實在是美不勝收。眼睛忙不過來，耳朵也忙不過來。

但我以為，虞山之美，更美在它的人文景觀，文物勝跡，美在其底蘊深厚的文化曆史承傳。登上虞山，極目遠眺，你會立即感到，身邊巨大的蒼綠色山體，於平疇沃野之中拔地而起，尚湖波光瀲灩，市區樓宇林立，閭閻鋪地。山上一派生機，市井和川原也是一派生機。這裏是常熟的地理標識，也是物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標識。嶽鎮而安。一脈青山，沉穩而凝重。層巒聳翠，上出重霄，很像是眼底這座文化曆史名城的脊骨，也是這一方東吳舊地的製高點，更是人們心目中的一種崇高的精神象征。有虞山鎮守在這裏，則江海安瀾；有虞山支撐在這裏，聰慧的常熟人，就會永遠像自己的先輩一樣開拓進取，引領**。

虞山的得名，源於仲雍。此山古有烏目山、臥牛山之稱，又因其地近江海交匯之處，故名海禺。仲雍即虞仲，為紀念他，便以虞名山。太伯和虞仲，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長子和次子，為了讓位給他們的幼弟季曆，特別是太王鍾愛的他們的侄兒，季曆之子昌，就是後來被囚羑裏而演《周易》的周文王，二人便遠避到今無錫、常熟一帶，虞山則是虞仲避隱之地。他們把先進的北中國的周文化，帶到了這塊當時還是荒草蠻煙、斷發文身的勾吳故地。在他們的啟迪和帶領下，教化文明，建立了勾吳政權，迎來這個長江三角洲最初的文明的曙光，太伯做了國主。太伯無子嗣，虞仲後來便從其兄長的手裏繼承了國主之位。其實，在太伯、虞仲到來之前，這裏並非完全沒有文化。從常熟地下發掘的鬆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遺址和文物來看，早在5500多年前，就已達到相當的水平。他們二人隻不過以先進的周文化，與當地原先的土著文化，進行了整合、交融與提升，而不是推行強勢文化征服主義，遂使新的勾吳文化既有與北國的中原文化的相同點，又保留了鮮明的南國氣韻和地域文化特征。無論是傳播，還是整合，虞仲兄弟，都功莫大焉。虞仲死後，葬於虞山東嶺。他的墓上封土，雖高不過2米，廣不過4.5米，但在人們的心裏，他是江東文化文明的真正意義上的開山，而這整座因他而得名的名山，千百年來鬱鬱蔥蔥，也才真正是與他的文化貢獻相匹配的陵山，是他偉岸人格的象征。離仲雍墓不遠，是他的曾孫吳王周章的墓地。周章是正式被周武王姬發封為諸侯的吳國國君。總之，吳國的王族和周的宗室，即宗周，是有著直接的血緣承續關係的。

在仲雍墓和周章墓的中間，是言子墓。言子名偃，字子遊。言偃是孔子門下惟一來自南方，來自江左吳地的弟子，比孔子小45歲，深受乃師器重並寄以厚望。學成後留居魯國做官，在武城宰的任上，政績頗佳。據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有一天孔子從武城路過，聽到盈耳的弦歌之聲。孔子打心眼裏感到高興，莞爾而笑，對子遊說：“割雞焉用牛刀！”意思是說，你這樣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子遊畢恭畢敬地回答道：“從前，老師您一再教誨我們說‘君子學了大道，就會愛人；小人學了大道，也會變得溫順，容易聽使喚’。”孔子對子遊的回答很滿意，便對隨從的幾個弟子說：“言偃說得很對，前言戲之耳！”意思是，“我前麵說的話是開玩笑，別當真”。太史公的這段記載雖然不多，但是“弦歌”、“割雞焉用牛刀”、“莞爾而笑”、“前言戲之耳”，都作為表現力極強，且流傳極廣的成語，或常用語匯，至今仍在人們的口頭和書麵語言中被反複使用。言偃晚年回到吳地，傳播儒學文化，從學者甚眾，因而開啟了江左的百代儒風，澤被千秋。

無論是從中國的儒學傳播史，還是從中國的學術文化發展史來看，言子都是東南一隅的第一根擎天大柱。儒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以積極用世為指歸，是一種實學和進取之學，由於言子的傳播和開啟，在常熟、在吳地，便形成了強勁的、深入人們骨血和靈魂的地域文化承傳，雖曆千秋萬世而不稍歇。孔子曾非常稱許言偃的“習於文學”。習，是熟悉、熟練掌握的意思，也可作精熟、精通解。文學，在當時主要指禮樂教化，指政治，就是道、道德風尚，是相對於射、禦等技能而言的，當然也包括孔夫子所說的“行有餘力而後學文”的“文”。所以，舊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而言偃正是出現在這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經典中的重量級人物。在由言子所開啟的儒學傳統的熏陶和沾溉之下，從表麵上看常熟這塊土地上走出去，在中華民族文明文化史上作出了貢獻，留下了名字的人物，可以說燦若星辰，閃耀在曆史的長空。據可靠統計，自李唐以降，單是被譽以“調和鼎鼐”、“燮理陰陽”的相國，就有9人是常熟籍；通過科考，蟾宮折桂，取得進士功名的480多人。其中狀元8人，榜眼4人，探花5人。如今，別的不說，單是兩院院士，就有18人之多。

一座言子墓，使虞山勝境平添了多少文化的分量！康熙帝題寫“文開吳會”的牌匾，乾隆帝禦書“道啟東南”的石坊，都無不印證了這一點。而且，這兩位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皇朝的所謂“康乾盛世”的締造者的著眼點，都在天下，而不僅僅在常熟，是以全局為參照而作出的評價。在常熟，除了這虞山東嶺的言子墓，城內還有言子巷、言子故居、言子專祠、言子故裏亭等。有一天晚上，我從賓館出來，沿著不遠處的引線街漫步，在一個街角的行人休憩點的長凳上坐下，發現後麵立了一組碑石，每塊石上鐫刻一位常熟曆史文化名人的小傳，其中有一塊便是言子。實在讓我感動。作為一座曆史文化名城，文化的氣韻可以說無處不在，而仲雍、言子、翁同龢等都是它的文化名片。既是家喻戶曉的明證，也向觀光遊客推介，足見此地文脈之盛。

我每到常熟，興福寺是必去的，共四次。深山藏古寺。它深隱在虞山北麓一個林木蓊鬱、翠竹如海的幽穀裏，站在十裏青山峰頭的幾個著名的觀景點，如站在位於入城東嶺的最高處，正好在仲雍墓和言子墓上端的辛峰亭，或辛峰城樓，憑欄遠眺，是怎麽也看不到這座興福古寺的。此寺初名大慈寺，由當地一位在外做官的人施舍私宅改建而成，時在南齊。梁大同年間，改名興福寺。我幾次到興福寺尋訪，都有導遊或僧家特意指著大雄寶殿佛龕側後的一塊突出地麵的琥珀色石頭讓大家辨認。從一頭看是繁體漢字的“興”，從另一頭看則又分明是“福”。興福，兩個多喜興的字！這也許是寺名的由來。與原先的“大慈”比，雖說那名更貼近釋典中大慈大悲、慈航普度的佛理，但畢竟離一般信眾禮佛祈福的塵世心理遠了些，倒是祈福而能如願“興福”，離人間，離信眾個人的、家人的幸福更近些。所以，雖然唐貞觀年間相傳因兩龍鬥法而將寺邊山體破為溪澗，寺名一度冠以“破山”，但終於改回興福之名。

就我個人而言，則是先知道破山寺，而後才知道興福的寺名的。原因是很早就讀過盛唐詩人常建的五律名篇《題破山寺後禪院》，並已熟讀成誦。就我所知，許多外地遊客，都和我的情況差不多。這位常建，雖然生逢盛世，才分極高，但卻仕途偃蹇，科考中曾名落孫山，後來考中了進士，最大的官階也隻做到盱眙縣尉，似乎時間也不長。盱眙在江北洪澤湖的南岸，離常熟不是很遠。他來虞山遊寺，當在那前後。從“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的詩句來看，他在虞山是很盤桓過一些日子的。這裏的文脈，啟發了他的詩思；古寺裏幽靜空寂的境界，引燃了他的靈感。以致這首詩成為他在後世影響最大的篇什。常建的詩歌，在今存《全唐詩》中，占第144卷的全卷，以五言為工，七言中隻有為數不多的絕句，倒也寫得流麗暢達。常建在他生活的當時，詩名很高。在同時代人殷璠選編的《河嶽英靈集》裏，常建的詩編在李白之前的全書的卷首。殷璠在序言中，特別提到這首詩，認為“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一聯，是整首詩的“警策”所在，給以極高的評價。北宋的一代文宗歐陽修，也格外喜歡這首詩，而對頜聯的“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尤為激賞。他曾兩度想仿效此詩，並已動手，終因無以超越而承認失敗。細忖這位以千古文名和詩名而雄視天下的巨匠，他的欣賞亦不無道理。如果殷璠肯定的是常建詩中所營造的一派清寂靜謐的禪境與禪機，那麽，歐公則從“曲徑通幽處”中得到了更深一層的哲理的啟悟。於是，出典於這首詩的“曲徑通幽”，便成了常建貢獻出的一句流傳頗廣的成語。不是興福寺讓常建出了名，而是常建的詩，讓興福寺名滿天下，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但對常建的出身行狀，仕宦經曆，人們仍然所知甚少。連他是哪裏人，也說法不一。一說是長安人，即今之陝西西安人。但傅璿琮根據其落第之後寫的一首詩斷定不是長安人，已成定論。但是哪裏人呢，仍付闕如。2006年，河北臨城文管所征集到一塊唐碑，是鹹通六年為常建之裔孫立的，碑文中明確說是邢州人，即今邢台人。而且講到這位“近祖”的詩被收入《河嶽英靈集》，稱“在《英靈集》，冠群公之首，詞華品藻，具在小序”。常建走入曆史，已有千餘年，然而詩仍在，破山寺即興福寺仍在，而且遊人絡繹，香火極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的警策，“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哲理覃思，以及北宋第一書家米芾書寫了全詩的詩碑，都成了虞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都成了常熟人的驕傲。

據現代測定，虞山大致呈西北東南走向，山脊線總長6400餘米，山體最寬處2200餘米，海拔263米。錦峰是虞山的主峰，山體的海拔高度一般都以主峰為準。這裏的劍門奇石，是虞山十八景之一。劍門石上方，正是錦峰頂部，是虞山最佳觀景點。從這裏看山，則重巒疊嶂，諸峰依次低昂，滿眼青蒼；從這裏望水，則近山的尚湖，遠處的昆承湖，盡收眼底；從這裏瞧市區，則人煙屋舍，溪橋塔影，俱入畫圖。所以來常熟覽勝的四海賓朋，八方遊客，少有不先上虞山的；而上虞山，又少有不首登劍門的。比如，最近這次由新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何建明牽頭，組織一批文友來他家鄉采風，第一個活動日程的首項，就叫“登劍門遠眺常熟山水城”。記得杜甫晚年放舟湘江上的空靈峽時，為兩岸美景所動，曾留下了“佳處領其要”的詩句。意謂欣賞美景，不能狗看星星一片明，而是要動心思領悟其之所以為美的要妙之處，關鍵之處。就我的體會，常熟之美，美在山水；山是虞山，水是尚湖、昆承湖、城廂七溪。登劍門而憑欄遠眺，對常熟之美，便可縱觀全貌，以收“佳處領其要”的效應。

我已經是三登劍門了。初次登臨，感到不解的是劍門的名稱，包括峰頭玲瓏高聳的劍閣。劍門本是秦蜀之間的一座雄關要塞，自川入陝和由陝入川，都要經過那裏。李白在《蜀道難》中曾以“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形容其險要。但這裏的劍門是怎麽回事呢？求教掌故熟悉的東道主，才知道：原來，這裏的劍門是奇石，而不是雄關，名同而實異，此劍門非彼劍門也。

但此劍門卻也頗有些來曆。相傳當年吳王夫差鑄成一劍，寒光逼人，鋒利無比，便攜此劍登虞山一試。看到山頭巨石，奮臂揮劍而下，隻見電閃雷鳴，巨石轟然中開，裂隙劃然如門。於是便有了劍門之名。劍門絕對是虞山一個最為險要的去處，危崖壁立，懸石欲墜。從上往下看，燕雀翻飛於腳下，如臨無地；從下往上看，則石峰直上雲空，一門通天。虞山地處長江南岸的要衝，是吳國京都姑蘇的北部屏障，如果真有夫差來此試劍之說，那也肯定是象征意義遠大於劈石為門的實際價值或其留給後人的觀賞價值。作為仲雍和周章的胤裔，夫差曾是有為的君王。他的父親，吳王闔閭，即那位用專諸刺殺王僚而奪得王位的公子光，在吳越爭雄的沙場上負了重傷不治身亡。他立誌複仇，終於大敗越軍，幾讓越人宗廟丘墟。越王勾踐折節委命，自降為兒女下國以事吳。他又試劍虞山，飲馬長江，率江東子弟，旌麾北指，爭雄中原。先是大敗強齊，後與單平公、魯哀公、晉定公會盟於黃池。在那次會盟中，吳王夫差出盡了風頭。他是主盟者，為歃血的先後而與自恃國力強大的晉定公發生爭執。他說：“於周室，我為長。”晉定公則說：“於姬姓，我為伯。”伯，也是老大的意思。二人爭持不下，各以自己高貴的宗周血統為據。最後還是晉定公讓了步，夫差先歃。依我看，原因有二：一是黃池在吳王兵威所加的地盤之上，強龍不壓地頭蛇；二是吳兵新敗強齊，事發於齊之侵魯，魯是受援國，單國更小，所以會心向吳王，勸說晉定公讓步。

然而吳王夫差又是一個有重大性格缺陷的人物。他過於剛愎自用，大敗越師之後，便勝利衝昏頭腦，而沒有聽從伍子胥的諫言，殺掉勾踐，將越地並入吳國。反而給了勾踐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機會，因而也最終給了勾踐反手的機會。就在他黃池之會，自我感覺特好的那一年的六月，越兵強勢攻吳，戰略局勢開始朝越強吳弱方向轉變。10年後，姑蘇城破，夫差自刎，吳國敗亡。這時他才痛悔不聽伍子胥的苦諫，更不該賜死這位忠心不貳的臣工，然而為時已晚。設想一下，如果夫差當年能夠從善如流，采納伍子胥的建議，先除心腹之患，然後北進中原，那麽就不會留給勾踐以“臥薪嚐膽”的機會和美名了，《吳越春秋》就會是另一種寫法了。那也就不會有後來李白的名詩《越中覽古》裏“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隻今唯有鷓鴣飛”的描繪與感喟了。當然，這些都是假設，不是曆史。但劍門畢竟是虞山顯露風骨的地方，畢竟是吳王長劍決石，展示北進中原的雄圖壯心的地方。

虞山靈秀婉麗，坡勢平緩，但卻骨力內蘊。劍門奇石，一如蘇州的虎丘、劍池。作為江南文化的象征，它們貢獻於中華民族文化的，不僅是吳儂軟語，仁山秀水，絲竹管弦，好一朵茉莉花，更有深藏少露的凜然風骨，以及外圓而內方，外柔而內剛的器識與風度。

以抗清和從荷蘭入侵者手中奪回台灣，因而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為例，他是登過劍門的。他看到的是“劍氣”，有他的《暮春三月至虞山謁受之師同遊劍門》詩為證，“西山何其峻，巉岩暨穹蒼”兩句，寫的正是山勢的峻峭和崢嶸。受之是錢謙益的字。鄭成功15歲時就拜到錢謙益門下為徒，深得錢的賞識與器重，他的“大木”名號，就是老師給起的。鄭成功的這首詩記述的正是他專來虞山看望乃師時二人同遊劍門後的感受，全詩在今人重修後的劍閣上，被刻成一木製屏風，放在搶眼的位置，展示給每一位登閣觀覽的遊客。在劍門拂水岩下方的山麓，有鄭成功恩師錢謙益墓和錢的愛妾柳如是墓。錢柳二人之間的情愛婚戀，詩書唱和，性格反差，氣節剛柔，至今仍是學界談論的熱門話題。對河東君柳如是的評價，倒是比較一致地趨向於正麵的肯定與褒揚，認為她是一位俠肝義膽，聰慧絕頂，明豔照人，琴棋書畫樣樣來得的曠世奇女子，更為難得的是身處易代的亂世，有膽識，有定力，懂得堅守氣節的底線，連最後的死，也很剛烈。至於錢謙益，則由於性格深處的那一點點文人的脆弱，而大節有虧，對他的評價，論者則又各執一說，爭議頗大。

從錢、柳墓園，北望虞山，錦峰劍門高指長天。柳如是雖出身青樓，名在“秦淮八豔”之列，卻如劍門奇石，有著浙人與生俱來和常熟人深蘊少露的風骨。作為嫁出後列籍常熟的俠女烈婦，她無愧於背後的虞山青峰，也無愧於麵前的尚湖碧水，更無愧於由仲雍、言子所開啟的江左禮樂文化的傳統。她的性格中有著錦峰劍芒逼人的豪光。錢、柳生前是夫婦，柳小錢36歲，錢家人不僅因財產紛爭逼她自縊於牧齋離世的同一年，而且死後趕出錢氏墳地，不得合葬。兩墓相距50米，何況中間還隔著一條鄉道。這哪裏是一般的見外！如果不是今人修了形製大小相同的碑亭，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對象，則柳墓看起來還真會給人以孤墳野鬼的落寞之感。但從另一角度想，這也使錢、柳之間人品的差異，更加分明。說心裏話，如果不是因為柳如是的人品和柳如是的關係，我這個秦地遊客是不會有興趣特意來看錢謙益墓的，盡管對他的悲劇人生也不無同情。

錢謙益無疑是他那個時代最有學問的人，天賦高，書讀得多，博聞強記，貫通古今。有人把他與同時代的大思想家、大學者黃宗羲、顧炎武並提，不是沒有道理。而他在詩歌領域裏的成就，更是首屈一指的，是虞山詩派的領袖人物。在這方麵，顧、黃難以望其項背。然而，他身仕兩朝，領頭降清，犯了曆朝文人做人的大忌，虧了大節。崇禎年間，他已官至禮部右侍郎，儼然已是文化班頭，甚至差一點登了相位。在文士聚會中，他還最喜談兵，扼腕攘臂，激昂慷慨。到了福王的南明小朝廷，他又領禮部尚書銜。揚州戰事吃緊時，他甚至上書福王，請求立即準他領兵前往馳援。陳寅恪對此評論說，福王雖庸懦昏聵，未予允準，還算是有知人之明。史家調侃的口吻，顯而易見。隨後，北兵突至，金陵告危，柳如是勸他自殺死節。柳自己更是義無反顧，舉身投池，被童仆死死拉住，才未先他而去。但他軟弱了點，生的欲望，苟全性命的欲望，占了上風，不僅未聽柳如是的死勸，反而選擇了投降新朝，並且扮演的是領頭羊的角色。清廷給了他禮部侍郎兼管秘書院，充《明史》館副總裁的職銜。朝廷在北京，作為朝官，他得北上。但剛烈的柳如是卻仍自己留在南京。錢謙益作為知識分子，又久居官場，他什麽不懂？他怎能不處於巨大的身心痛苦和煎熬中，終於在北上不久的順治三年告病還鄉，當然不是“衣錦”。迎接他的就不無鄉裏諸生的嘲諷，如說：“老大人許久未晤，到底不覺老！”在吳語中，“覺”與“閣”同音。明裏在說不顯老，實際意思卻是說：“您老大人從明朝折騰到新朝，在明未躋相位，在清也未混上“閣老”，白投降了不是？”又如，他做了寬領窄袖的衣服穿，有一天對諸生說：“老夫之領，學前朝，取其寬；袖依時樣，取其便。”人家便笑著回他：“可謂‘兩朝領袖’矣！”也是譏諷他身仕兩朝，俱為“領袖人物”。

錢謙益雖然活到了82歲的高齡，但因失節而形成的內心苦悶和思想矛盾，卻始終像夢魘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有自責，有歉疚，有悔恨，故詩多悲苦之詞，如“苦恨孤臣一死遲”等。為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贖，並在柳如是的推動與影響下，他們秘密地大力資助和支持了那一帶此伏彼起的反清複明運動，特別是曾給了鄭成功以全力的資助與支持。他也曾因類似的事被牽連入獄，賴有柳如是生死相隨和營救而得解。他後來被乾隆列為“貳臣”，他的著作全部遭到禁毀，而比他降清更早，也更徹底的洪承疇，卻未被乾隆列入“貳臣”傳。錢謙益的“貳臣”是雙重的，因而是悲劇性的。作為前朝的重臣，棄明降清，是顯而易見的貳臣行為。所以，對明來說，他是貳臣。但作為新朝的臣工，他又懷有貳心，不甘心為新主效忠，還暗中支持反清活動。愛新覺羅·弘曆是何等樣人，焉能不心知肚明。所以，他又是新朝的貳臣。這就難容他了，乾隆帝在他死去長達百年之後，還采取那樣嚴厲的處置措施，正是由於這一點。陳寅恪用“枯蘭衰柳終無負”的詩句，評價他攜柳如是歸田以後的晚年，應該說是公允的。“無負”於什麽呢？要我看，最重要的是無負於常熟，無負於他們陵園後這神聖的虞山，還有山下的後土，山外的蒼天。

我站在劍門之上，錦峰之巔，思接千載，視通萬裏。從太伯、虞仲，到錢、柳伉儷，他們都帶著各自的功績，乃至缺憾，走入了曆史。還有一門五進士、兩狀元、三督撫、父子二代帝師的以翁同龢為代表的翁氏家族，乃至新中國兩彈元勳的王淦昌，元代以黃公望為代表的“元四家”，清初以王翬為代表的“虞山畫派”，晚明由嚴澄所創建的“虞山琴派”等，也都先後走入了曆史，但是由他們的業績而匯聚成的常熟文化和精神，卻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獲得了永生，成為新一代常熟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我站在虞山頂上極目遠眺，看大江東去，天高吳楚。“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而那跨江飛架的蘇通大橋，有如一道橫空臥波的彩虹，似乎既連接著南北兩岸，更連接著過去、現代和未來。眼下正是煙花三月，這片勾吳故國的川原沃野之上，鶯飛草長，滿目生意，春光爛漫，無限新機。我仿佛能聽到大地的脈息，更有常熟人沉穩、矯健的步履聲。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