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義薄雲天

渡輪唱詩悼義士——雪中送炭——大元帥府庶務長——怕死就不幹革命——功成引退

珠江口，煙波浩森，帆影點點。

自鴉片戰爭以來，這個數百年間為中國向外洋開放的惟一口岸，不再有昔日的平靜、安寧與祥和了。鐵鏈橫江，尚可見斑斑血痕；炮台頹坍，或能識皚皚白骨；隱約間，尚能聞當日的槍炮之聲，那淒厲的劃破空氣的槍炮的呼嘯……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在這裏揭開的。

開篇，充滿了屈辱與血腥……

佇立船台，看波濤中忽隱忽現上橫檔島、下橫檔島等要塞炮台群。馬應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毅然地來到渡輪的乘客當中，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人們都認識他是香港一位有名的牧師的女婿，紛紛讓出位置，好使他走到前邊。

——神佑祖國……

他是這麽開始了他的宣講。

小手風琴發出了悅耳的琴聲，吸引著渡輪上眾多的過客。琴聲時而凝重、深沉，伴隨他對教義的闡釋；間歇，又以明快、爽朗的節奏，壓過了機艙的輪機聲，排卻噪音引起的煩悶與焦躁。

馬應彪的聲音，更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安撫，大家都人神了……

早在澳洲，馬應彪就受到一位牧師周客威的影響，對祖國的命運倍加關注，更受到基督教博愛、平等思想的熏陶，對祖國老百姓身陷水深火熱中殊為痛切。

且不說中山先生受過洗禮，當年，洪秀全金田揭竿而起，也是假天父之名義，從基督教的教義中得到啟迪的。幾百年來，傳教士東來，相伴的是西方發達的現代文明，在某種意義上，成了西方新文化的載體。近二千年前，正是佛教文化，大大地激活了已處在沉滯中的中國社會，迎來了盛唐文明。史家認為，佛教當時是中國曆史進步的因素。同樣，到了近代，基督教的傳人，亦有史家認為，某種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曆史的前進。辛亥革命本身就帶有一種宗教精神。此義並非史論，但至少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當年在南方奮起革命的誌士，大都在西方受過洗禮；為基督精神所影響。孫中山先生並非例外，馬應彪也更不例外。

馬應彪已矢誌於革命，於是，他返回故裏，以盡一孝子之心，安頓好家中二老；隨即，毅然剪辮易服，不再是清廷的子民打扮，在渡輪上作傳教士模樣。

因是香港、澳門來的渡輪，清廷不敢明目張膽幹預，但仍有不少鷹犬出人，他們甚至派人潛入香港，暗殺革命誌士。所以，在船上以傳教宜傳革命，亦同樣須置生死於度外。

馬應彪神態肅然地宣講：

——上帝既是公義的，也要拿苦患來，還報加給你們苦患的人。也必報答你們這受苦患的人……善惡到頭終有報——我等今日，乃驅除撻虜，恢複中華之外，亦發揚基督精神，一貫以自由、民主、博愛，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

他巧妙地講起了中山先生，與柳亞子、蔡子民、鄒容等的《駁革命駁議》的內容：

——人人挾一不自由毋寧死之主義，以自立於博博大地之上，與文明公敵相周旋，則炎、黃之宵，冠帶之倫，遺裔猶多，雖舉揚州十日、嘉定萬家之慘劇，重演於20世紀之舞台，未必能盡殲我種族，不然逆天演物競之風潮，處不適宜之位置，奴隸惟命，牛馬惟命，亦重蹈紅夷棕蠻之覆轍而已。

顯然，客輪中，大都是來往於海內外四方的華僑們。他們早在海外，深受世界現代潮流的影響，痛感中國之落後，頭腦中亦少有國內封建皇權思想的影響，對馬應彪的宣講，十分支持，廣為響應。

有時，一有清廷鷹犬來騷擾，他們也主動組成人牆，掩護馬應彪。

一時間，來往華僑中，馬牧師亦聞名遐邇，為人所感佩。

1901年，香港興中會的主腦、與馬應彪同為香港商界人士、新沙宣洋行船務副經理楊衡雲，終被清朝官員派出的特務暗殺了。

噩耗傳來，有人問馬應彪：

——今天，你還上渡輪去嗎？

——今天更要去！

——為什麽？

——革命，還怕死人嗎？就是讓清朝政府看看，革命，是暗殺所嚇不退的。

於是，他又昂然地上了渡輪。

——耶穌被釘在了十字架上，但他早就預言自己三天之後便會複活……若望福音中，耶穌對前來認他又不敢承認的人說，大聲說，誰信我，不是信我，乃是信打發我來者，誰看見我，就是看見打發我來者。我是光，來到世界上，為叫凡是信我的，不在黑暗裏站著。誰若聽了我的話，不遵守，我不審判他，因為我不是來審判世界，乃是為救世界……

說到這，他忍不住了，淚水奪眶而出。

人們都知道，他引用這一段福音書，正是為了悼念剛剛被殺害的烈士的。

他以自己更奮勇的戰鬥來作紀念。

人們跟隨著他，唱起了聖詩。

暗殺，嚇不退革命。

鎮壓，更成了革命的催化劑。

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如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強調的那樣：

——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隻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牆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於傾倒嗎？我們恐怕這種支撐行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顛覆。……

同盟會成立後，武裝起義的烽火，更是在全中國成燎原之勢。

1906年，湘贛的酸（陵）瀏（陽）萍（鄉）起義， 自稱奉“中華民國政府命”，繼承太平天國的事業，並發布了“破除數千年專製政體”的檄文。

起義延綿了兩個月，犧牲了上千人。

可它卻是同盟會領導的第一次起義。

接著，從1907年至1908年，在孫中山先生策動與直接領導下，同盟會先後在廣東、廣西和雲南舉行了六次武裝起義。

第一次，就是由南洋僑商任的“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於潮汕發難……

六次，雖然都失敗了，卻大大地動搖了清朝的統治。

1910年，在廣州的同盟會於陰曆新年宣布起義，攻打省城，在敵眾我寡、力量懸殊情況下，悲壯失敗。

緊接著，1911年4月27日，有名的黃花崗起義。

起義軍攻進了兩廣總督府。

終因準備不足、配合不及而敗績。

此敗乃港府泄密給粵督，黃興等不願令孫中山失信於華僑，立絕命書準備以死殉國。

然而，沒兒個月，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士兵們一夜之間贏得了起義的勝利，令早已搖搖欲墜的清廷，一朝傾覆：給中國的封建統治，敲響了喪鍾。

各地同盟會的起義，也相繼獲勝。

12月，孫中山先生從國外回到了上海，受到了舉國上下的熱烈歡迎，眾望所歸。

12月29日，孫中山先生當選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宣布了中華民國的成立。

業已在同盟會成立之際任過軍需庶務長的馬應彪，在廣州的一係列起義中發揮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孫中山先生的侍衛鄭卓德在回憶中，曾這麽追記過：

——馬先生當年公開的身份是澳洲華僑，在香港設有兩間金山莊，經營匯兌業務，香港當時沒有私營銀行，辦理私人匯兌的銀號，實際上即等於今日私營銀行，由於信譽昭著，有很好的經濟基礎。

……他絕非一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下的順民，更非守財奴，否則他老人家不會將他一生的血汗金錢去幫助革命，當一個革命者。……幹革命工作，總離不了金錢，組織同誌、聯絡同誌，處處需要財、錢！從哪裏來？就是靠有錢的革命黨員和愛國的華僑捐獻，所以，後人稱華僑是革命之母，一點都不錯，而馬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位最得力者了。

鄭卓德百歲後仍感歎道：

——馬應彪先生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特別濃厚，他參加革命團體比一般人所付出的代價更大”。①

憑此，我們可以得知，馬應彪當年在香港連辦兩個金山莊，目的是很清楚的。

不僅僅是為方便澳洲等地的華僑匯款至國內，與家鄉的親人聯絡；

更重要的是，有了革命者自己匯款的渠道，海外華僑為支持中山先生革命，就可避開清政府的耳目外國銀行不穩渠道，捐獻出一筆筆資金來。

不難想像，這樣的金山莊，在辛亥革命前夕，為支援革命，立下了多大的功勞，又承擔了多大的風險。

這是該鄭重記下一筆的。

1911年年底至1912年初，民國臨時政府定都南京，當年追隨孫中山先生鬧革命的眾多廣東籍人士，奉命北上。如年已半百的廣東軍政府教育部長的丘逢甲，是非常著名的民族英雄，亦當選為廣東三人代表之一，赴南京參加會議，選舉大總統，又當上

①馬應彪紀念會印發鄭卓德演講：《一位淡薄名利的革命前輩》。了參議院議員。他多年為國事奔忙，積勞成疾，由廣東北上，衣單被薄，正是隆冬時節，滴水成冰，又如何受得了？

類似北上的南方人士，有上百人之多，一個個被嚴寒相逼，有的甚至病倒了。

中山先生想起，馬應彪正籌劃在上海建立先施公司，先行人馬業已抵達上海，建立了貨棧與營業點。不妨派人去找找他們，以應燃眉之急。

於是，他派出了自己的侍衛鄭卓德，讓他帶領先期到達的幾位廣東人士，去找先施公司在上海的籌備機構。

鄭卓德來到了上海先施公司籌備機構，讓門人引見了管賬先生。

管賬先生一眼就認出他來了：

——這不是鄭先生嗎？在香港時見過，見過，是我們馬老板的老朋友了，如今，該是孫大總統的高足了吧？

鄭卓德也沒鑼嗦，說明了情況，而後提出：

——我得選購百十件皮大衣，給臨時政府中的廣東人穿，先掛賒賬，行嗎？

——好辦，好辦。

旋即向行家如數征集。

於是，鄭卓德領著大家，一共選購了120多件皮大衣，拿走了。

隨後，孫中山先生率臨時政府一幹人，去晉渴明孝陵時，所有同去的廣東人士，都已穿上了厚實、暖和的皮大衣。雖說山頭白雪皚皚，山上寒風凜冽，大家都仍意氣風發。

丘逢甲先生雖重疾在身，可一身暖融融，竟嗬了嗬手，即在陵前，揮毫作詩：

鬱鬱鍾山紫氣騰，

中華民族此重興。

江山一統都新定，

大森鳴茄渴孝陵。

這幾乎是丘逢甲先生的遺詩了，一個多月後，他便病逝於廣東老家鎮平縣，即今蕉嶺縣。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教育家兼詩人、無疑對馬應彪有著重大的影響。

南京的臨時政府縱然在風雨飄搖中，可孫大總統仍未忘記馬應彪在上海的機構“雪中送炭”之情，乃令鄭卓德即日攜款至滬還清。

誰知，管家卻問：

——還需要什麽嗎？

——不，我是來還賒賬的。

——上次給你掛賒賬，讓馬先生知道了，不僅把全部賬單報銷自付，還數落了我一番，說你們為推翻帝製，身家性命都不顧，我們幹嘛為幾件皮大衣斤斤計較。末了，說，以後你們再需要什麽，隻要有，應有盡有，不作保留，也不掛賬。

——所以，你以為我今天是來要什麽的。

——是呀。

——可這筆款子，是孫大總統要還你們的，說什麽也得收下。

——不，說什麽我也不能收。一收，我的飯碗就得給砸了。馬先生要生氣的。

鄭卓德感動萬分，隻好回去了。

在回憶中，鄭卓德這麽說過：

——至於馬先生有求必應自願交給孫中山先生多少錢，我也記不清楚有多少，總之，馬先生捐助革命經費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馬先生自己不說，別人也無從查詢，但粗加估計，按今日算，至少是十數千萬計，為革命，他是不惜傾家**產的。

此刻，馬應彪已在廣東出任了省都督府的庶務長、財政廳的總參議。

後來，又任中山模範縣訓政委員兼財務組主任。

自然，這都是由於他早年投身於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而享有的崇高聲譽所至。

他宵衣奸食，全心全意投人一個嶄新的、沒有帝王的民國建設當中。

但是，袁世凱卻伸出了貪婪的黑手，攫取了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當孫中山辭去了臨時大總統職務，準備以十年精力，興辦中國鐵路、以實業振興中國之際，袁世凱卻密謀指使人暗殺了年青有為的同盟會員宋教仁，迫使國會選舉他為大總統，隨即，又野心勃勃地妄圖稱帝。

孫中山先生發動了“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袁欲稱帝，孫中山又從日本回國，發表討袁宣言。袁終在“國人皆曰可殺”聲中一命嗚呼。

1917年7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領導全國的“護法運動”，維護在袁世凱之後又被北洋軍閥加以廢棄了的民國約法。部分國會議員亦來到廣州，召開了“非常國會”，決定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孫中山則成了軍政府的首腦，稱之為大元帥，並通電全國，號召北伐。

北京政府則下令通緝孫中山等人。

形勢十分嚴峻。

也就是這個時候，馬應彪毅然決然地出任了大元帥府的庶務長，統管一切錢、糧、軍械等軍需物資。

由於“非常國會”內部也矛盾重重，亦有人陰謀剝奪孫中山先生大元帥職務，加上北方軍閥亦與表麵支持南方政府的軍閥暗中勾結，準備妥協，所以，軍械與錢糧管理的責任，非同小可。

馬應彪忠心耿耿，嚴於職守，工作起來一絲不苟，因此，也成了那些陰謀叛亂的家夥們的眼中釘、肉中刺。

一天，他正守在庫房，清點裝備時，忽地傳來雜遝的腳步聲，他感到有些不對頭，趕緊迎了過去。

在庫房內，他擋住了幾位強行闖人、身著戎裝的軍人。

說時遲，那時快，為首者迅速抽出了手槍，對準了馬應彪。

其他人也一並抽出了五枝駁殼槍、兩個手榴彈，包圍住了馬應彪並擋住了一切出路。

馬應彪臨危不亂，正色道：

——你們要幹什麽？

一軍人解開胸扣，亮出了纏在腰上的兩捆炸藥，聲稱：

——看見了沒有，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就要你同這所庫房一同炸上天去！

馬應彪厲聲道：

——這裏的一切，當為革命所用，豈能讓你們胡作非為。

為首者窮凶極惡地宣稱：

——你們隻要交出若幹槍械和錢財，就不關你的事了！

一向麵善的馬應彪，卻雙眉倒豎，麵無懼色，回答道：

——我職責所在，須有大元帥之手令，方能發放物資。

凶徒惱羞成怒，用槍直抵馬應彪胸口，咆哮道：

——難道你不怕死麽？

馬應彪正氣凜然，大聲作答：

——怕死我就不幹革命了！

這洪亮的聲音，嚇得來者心肝俱裂，不由得倒退了幾步。

在庫房外值勤的士兵，也聽到了這一宏大的聲音，感到出了什麽事，便趕緊圍了過來。

脅迫者一見勢不妙，持著槍，向外倒退，落荒而逃——原來，他們才是真正的怕死鬼。

馬應彪放聲大笑了起來。

但這一事件並非偶然。

不久，非常國會通過了《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準備取消大元帥的首領製，剝奪孫中山的職權。這顯然是內外勾結，陰謀搗鬼。

為此，孫中山亦憤然地辭去了大元帥之職，離開了廣州，回到上海，並發表了辭職通電：

——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文於斯店口曉音，以致各省之覺悟，蓋已力竭聲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斯之謂矣。

一年多以後，孫中山又回到廣州任非常大總統。

他力挽馬應彪仍任大總統府的要職。

但馬應彪卻主意已定，要去開拓自己的先施公司……

就這樣，他功成引退了。

他幹革命，並不是想做什麽官……而革命的成功，也許更在於紮紮實實的實業的開拓；國計民生問題的解決，需要更多的人去做經濟工作。當年，孫中山先生關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設想，更是“富強之大徑，治國之大本”。尤其是中山先生在這一段時間內製定的《物質建設（實業計劃）》中更是強調：

——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為中國之利害而已也。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

這些話，在馬應彪心中，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應當把“發展之權”，“操之在我”！

就這樣，一個在推翻帝製的轟轟烈烈革命中的傳奇人物，倏地在眾所矚目的大舞台上消失了。而他穩打穩紮的實業，卻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一個正欲走向繁榮富強的大國堅實的基礎——它也許不顯赫一時，也沒那般振奮人心，卻堅實而又恒久，並牢不可摧。

是耶，非耶？

得耶，失耶？

曆史自有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