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求實舉德者昌——一位村支書積累的財富01
常熟人,常——德——盛。
我越讀上麵這六個字,越覺得意味深長。不信你讀讀看,包括常熟人自己。
有人說中國人起名很有些“曆史遠見”,絕對不像外國人僅把自己的名字作符號一般不加重視。據持這種理論的人佐證道,你看“毛澤東”這三個字,他老人家後來不是成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麽!你再看看某某某,現在不是也做大官了?信不信由你。
我想信不信也是由你。但不信之後你仍可以再細細品味一下,這其中倒底有什麽奧秘?也許有,也許根本就沒有。信不信仍然由你。
但是在我采訪常熟人的“常一德一盛”和那個叫“常德盛”的常熟人時,我著實細細品味了一陣,但十分遺憾的是至今我沒有品味出它們與他們之間的內在聯係。我想或者根本就屬子虛烏有之事,也許就是像中國的(易經)那樣深不可測——還是留給具有幾千年文化底蘊的常熟那些學子們自己去解釋吧。
常德盛自己告訴我,他出生時父母窮得連半間茅棚都找不到——當時他家唯有的是那條連雨都不能掩的小破船。如果不是一家好心人騰出一間茅棚讓其母親臨產,那常德盛的命運不知該怎樣寫?沒什麽文化的父親後來給兒子起了“常德盛”這個名字。我問過常德盛是否知其父親起這個名字的含義。他想了半天也還是搖搖頭,倒是他所在的蔣巷百姓為我解釋了這名字的深刻含義——“常積德者,事成業成百姓盛”。
(易·乾·文言)中有道:“君子進德修業。”《管子·心術上)曰:“德者道之舍。”而章氏的(國故論衡)中則更明言道:“實、德、業三,各不相離。”可見,今古聖賢對德早有注解,而中國從古到今的曆史也證明了這一點:行德者,天下盛;行惡者,必自滅。德,既為中華民族立國之本,也是每一個普通公民做人的立身之本。
常德盛自己從來沒有對我講過他自己名字的意思,但他用幾十年的行動實現了對“德”字的全部注釋。
“共產黨的幹部講德,就是為國家、為集體、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
常德盛告訴我,他是30年前的1966年5月入的黨,那會兒他才22歲。他說他當時的入黨誌願書裏也說過不少又空洞又高調的話,現在已經記不得什麽了,但有一句話他是記了幾十年,而且還立誌要一直記到去見馬克思。他清楚地記得在黨旗下向組織作過下麵的一段莊嚴承諾:“……是毛主席和共產黨把我這個窮孩子從苦水裏解放了出來,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當有一天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後,我將把自己的全部獻給黨的事業,領導百姓過上實實在在的好日子。”在黨旗下宣誓後的5個月,他當上了蔣巷大隊的大隊長,不久又接任黨支部書記。
事過30年後的19%年11月,我到蔣巷村采訪,間了幾位當年參加討論常德盛入黨會的老同誌,他們的常德盛同誌在入黨後的這幾十年裏,是不是“基本”或者“差不多”做到了他自己曾經對黨作出的承諾。我聽到的回答都感到吃驚和意夕}一
“我們的常書記可不是啥‘基本’或‘差不多’,他可是真正說到做到了的,三十年來沒走過樣。”
“我泥蔣巷村能有今天的富裕日子,全靠常書記實無出來的。”——在我采訪的那些日子裏,這句話幾乎是蔣巷村民們的口頭禪。
村文書小孫給我講起了一件事,這事發生在我到蔣巷采訪的前幾個月:按照基層組織選舉法,19%年6月,蔣巷村將產生新的一屆村委會。在這之前,鄉親們見上級一個勁兒地又是《決定》又是“專題”的宣傳他們的常書記,又傳聞上麵要調常德盛當什麽什麽去了。蔣巷村的村民們這已是第三次聽說上麵要“動”他們的常書記了。不行,你上麵可以把我們蔣巷村大大小小企業創下的利潤一箍腦兒全端走,但絕不能“動”走常書記!絕對不能!為了顯示大夥兒的這份堅定心,在選舉的那一天,誰也沒有事先通知,誰也沒有事先串通,在家養病的從**支撐著起來了,千裏之外的個體戶丟下手頭的生意也趕了回來。600多號村民們那天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長輩小青年,都穿著得幹幹淨淨,一個不缺地早早地來到會場,還沒等宣布選舉開始,村民們就已經把“常德盛”三個字寫在了紙上。當後來聽說村黨部書記不在這次選舉之列、常德盛自己也站出來保證“不離開蔣巷”後,全村人這才如釋重負地樂嗬了一場。
常德盛作為一名最基層的農村普通幹部,他在三十年前向黨所作出的莊嚴承諾,現在我們看來似乎有些“豪言壯語”的味道,其實對他常德盛、對像他常德盛這樣年齡的人,那幾句話是從心窩窩裏用不著任何半點“添加劑”就能往夕附的大實話。因為他們都是從苦水裏泡出來的,啥叫苦水,有舊社會的頭上壓著大山、沒穿沒吃沒住、逼得要你命的苦;也有到了新社會後因天災人禍而害得走投無路的苦……現在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已經很少能知道和理解這一點了。那種因貧窮和災難所造成的苦,它給人帶來的痛楚與折磨,隻有經曆了那種貧窮和災難的人才能真正體味。
蔣巷村地處蘇南水鄉福地的常熟、太倉、昆山的交界處,屬常熟市的任陽鄉。常熟素有“江南天堂”之稱,但蔣巷村及它所在的任陽鄉在曆史上則是這個“天堂”裏的“地獄之域”。這是因為此地有兩大公害在當地是出了名的,一謂水害,二謂吸血蟲病害。蔣巷村和所在鄉地勢低窪,是真正的“水鄉”。有首民謠如此唱道:“蔣巷澤塢鍋底塘,十年九澇一旱荒。泥垛牆,茅草房,樹皮菜根拌青糠。”問起上了年紀的蔣巷人這兒到底受過多少水災,他們會說那等於是問他們生下來後共吃了多少頓飯似的。一位老人說,他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40年前的1956年那場雨造成的水災。那場雨共下了整七七四十九夭,河道裏的水就不去說了,單田裏的積水就是一米來高……說起蔣巷一帶的“吸血蟲病”害,那更是毛骨驚然。有個叫“白米A”的自然村落,1937年時有30戶、110人住此,過了20年,到1957年時有近一半人家、一半人口因患吸血蟲病而死絕,成為名副其實的“萬戶蕭疏鬼唱歌”之地。即使到了解放後,大多數蔣巷人還是那種“頸項像絲瓜,肚皮像冬瓜,四肢像黃瓜”的“活死人”。蔣巷村和蔣巷村所在鄉的吸血蟲發病率高達70%以上……當年的蔣巷村非富有的常熟人所去之處,留在那塊“一斤黃金一斤穀,一天一頓糠菜粥,臉黃肚大皮包骨,三更半夜有人哭”的土地上,都是些從蘇北或安徽、河南等逃荒、討飯的“野人”(本埠人這樣稱呼流落此地的外鄉人)。
常德盛就是這些後來成為蔣巷村主人的那些“野人”中的一個。
他的母親生他那年,父親已經44歲了,為了感謝這家騰牛棚的好心人,父親給兒子起了“德盛”這個名字,意在讓兒子長大後行德行善,報恩於收留和棲息他全家的這塊土地。
常德盛從小接受的就是這以恩報德的中華民族傳統思想影響。
在四周皆是富土與富民包圍之中的蔣巷這塊“鬼唱歌”的土地上,常德盛從小所受的苦對他而言無疑是刻骨銘心的。因為這種苦,既有惡劣的自然條件所造成的貧窮之苦,也有被別人歧視的屈辱之苦。
既為蔣巷人,就得做蔣巷的主人。既當蔣巷的主人,就得做呱把全部心思放在蔣巷土地上並被大夥瞧得起的人。’——這是常德盛從孩提長大後就給自己定下的第一個立人之本。後來沒過幾年,看·位“幹活不要命”的瘦小年輕人,被眾鄉親推到了大隊當家人的崗位。麵對鐮刀和鐵錘組成的紅旗,常德盛向父老鄉親們許下了如下諾言:‘。老老實實做黨的人,勤勤懇懇當百姓的黃牛……’,升
從1966年到今天,常德盛作為蔣巷村的當家人,作為中國農村基層黨組織的一名支部書記,整整30多年光陰,他始終牢記著自己向鄉親、向黨許下的諾言,並且以一個共產黨人的崇高品德,為自己所走過的每一步足跡,譜寫了人人讚頌的樂章。
-30多年過去了,4巷村還是那麽個地盤,可早已不見了那“萬戶蕭疏鬼唱歌”、“窮水惡土人潦倒”的舊貌,如今已是錦繡田野年年豐、燦燦金杯立滿堂,外鄉鄰村的小夥姑娘想進蔣巷還得憑思想先進有技術哩!蔣巷村打80年代開始,差不多年年被省、市評為兩個文明建設的先進村或先進集體。
-30多年過去了,常德盛的足跡在蔣巷村沒有挪動過一步(盡管上級有幾次要對他升遷,但他沒走),他的支部書記一職也從未因時勢的風風雨雨而變動過。鄉親們說,常書記唯有的變化是他頭上的白發和臉上被風蝕雨襲而生的紋痕……
作為一名幹部,無論他的職位大小,幾十年呆在原崗位不動窩,除非他或是至高無上的絕對統治者兮或是沉澱在最底層的平庸者,此外幾乎是一種不可能的事。
然而常德盛既非是至高無上的絕對統治者,也非是最底層的平庸者。他上麵的一級級官階比山還高,隨便誰一句話都可以壓得他三天喘不過氣來。而他抽屜裏積下的榮譽證書,則比共和國元帥的戰功獎令還要多出半個頭高。常德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支部書記的崗位上幹了30多年,並且還在繼續……
蔣巷人最難忘的是常德盛書記帶領他們改天換地的那些歲月和那些經曆。
前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行官員慕名到蔣巷參觀,當他們站在一馬平川,綠蔭成行,道渠規整而充滿生機的田野上,聽主人介紹這兒曾經是滿目蒼涼荒蕪、河洪泥塘錯漢、茅草墳堆遍野、貓狗野狼橫行、溝穀窪地間到處是吸血蟲叢生、大小田塊高低零亂不堪的“蘇南澤國”時,露出了不可思議的驚奇目光。其實,驚奇的不僅僅是那些黃頭發綠眼珠的外國人,就連蔣巷村上了年歲的人談起此事時,同樣會流露出那般充滿自豪的奇異神色。
22歲便上任村支書的常德盛與每一位蔣巷人一樣,祖輩吃盡了水害之苦。作為全村的領路人,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治理蔣巷村的窮土惡水。為此常德盛折彎了一身骨、熬白了一頭發……而他就是用這瘦小的身子骨和傲挺的白發,帶領全村不足400個勞力完成了規模宏大、曠日持久的“四大戰役”。這便是後來給蔣巷村以全新麵貌的1968年至1969年間平墳墩、倒雜樹、開深溝戰役;1975年開始的平整土地、填河填irr,戰役;和1986年開始的築路建渠、建設規格田戰役,以及1992年以後的路、渠、田、林標準化等四個戰役。
在我來到蔣巷村采訪時,村裏沒有任何實物資料,可以看到過去的30多年間常德盛這位身高不足1.65米、體重隻在一百來斤的共產黨人,是如何年複一年帶領眾鄉親戰天鬥地的場麵,但有那麽多的老鄉告訴我下麵這麽多的事——
那一年平到某家一塊祖墳地頭時,有人不近人情地揮起鐵鍬把常德盛操在了刺骨的河塘裏。常德盛從水裏爬起來沒顧回家換衣服,打著顫兒做了幾小時的工作,直到人家甘心情願把祖墳移走為止;
那一年夏季中,為使千畝水稻不受澇,常德盛手持一把鐵鍬,身披一件蓑衣,連著十三四個晝夜巡視在田埂河堤上,直到累暈在浸草地上支持不起來……;
那一年農曆大年初一,天色朦朦時,有人上鎮上吃早茶,忽見地頭有人影在晃動,不禁上前細看,原來是常德盛書記在獨自默默地挑土填河呢。“常書記,今天是啥日子了,你還起這麽早來幹活?”常德盛一笑,說我睡不著,就來這裏了。那人望著常書記瘦小的身影,心一酸,知道勸他回家休息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便回村叫醒左鄰右舍一起上了工地,後來人越來越多,大夥越幹越歡,好像完全忘記了這一天是什麽日子。
就是這樣,蔣巷人在常德盛的身先士卒下,靠一鍬一挑,經過近20多個春秋,填平了一個又一個河塘溝窪,規整了一塊又一塊斜田曲洪,形成了今天的田方地平、水渠成網、大田通公路、小田有平道、家家門前進得汽車、戶戶四周綠蔭環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格局。昔日為人所歧視、聞聲躲一邊的“澤國”加“吸血蟲病重災區”的蔣巷村,在這“四大戰役”之後,徹底改變了往日的形象,成了蘇南天堂中的天堂。
本村的一位老人告訴我,過去他們蔣巷人取媳婦一般女的總要比男的大上好幾歲,甚至十幾歲。為啥?就為一個窮字和一個“蟲”字。現今這兩個字,早被常德盛和他的眾鄉親給深深地埋在了十八層地底下。
然而所有這些,在常德盛的眼裏僅僅是他作為村支書應該和必須走的第一步路。“農村共產黨人幹工作不單單是為窮山惡水變成金色的田野,更重要的是讓金色的田野長出金色的穀子……光會苦幹,不會巧幹,就不算堅持黨的實事求是原則。”常德盛如是說。
他當幹部幾十年,這話也說了幾十年。為這,他同樣又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從新中國成立那天起,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堅持和捍衛實事求是原則,就曆經了自我否定、自我認識和自我提高等好幾個艱難過程。
常德盛是工作和生活在最基層的一名黨員幹部,三十年間他所要承受和做到的,何止是時時處處苦幹在前、重擔搶先這樣一些肉體上的負重,更多的是來自不同時期有時是一夜之間幾種變化的精神負重。
在中國農村,幾乎每幾年就有一種全新的政策出台。從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後來的人民公社,再後來的“農業學大寨”,到八十年代的分田到戶……每一次政策出台,對農民而言,差不多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不管你理解還是不理解,不管你那兒適應不適應,你都得無條件地執行,否則就是“對黨對上級的不忠”的路線錯誤。農村幹部就得在這種情形下工作。然而我們那些高高在上的決策者們常常並不考慮百姓種的還是那塊地、吃的還是那口飯,有時決定的一些政策不從實際出發,一味要求用一種模式來規範十億農民的生存與生活方式,這樣的結果不僅沒能解放農業的生產力,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相反常常造成勞民傷財,怨聲載道的局麵。從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便是突出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