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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農業學大寨”本身確有它的可取之處，如大寨人的艱苦奮鬥精神，改天換地的英雄氣概，對那些需要整治窮山惡水、積極創造條件擺脫貧困的廣大農村，是十分可貴的經驗。常德盛用了近30年時間改造蔣巷村舊貌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學大寨精神有著直接關係的。然而任何一種經驗隻能是在某些情況、某種情形下是經驗，並不能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絕對真理，更不能成為一種模式而被一成不變地加以盲目推廣，甚至是強加於人。這種違背客觀的做法本身就有悖於我黨的實事求原則。但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大寨精神”到後來也漸漸變得被廣大農村幹部特別是農民們所嫌煩，因為他們不僅沒再從這種“大寨精神”中學到什麽或嚐到什麽甜頭，相反倒是吃盡了苦頭。
常德盛打當支書的頭年開始就是上麵的“紅人”。按理，他該是在服從上級精神時最聽話、在執行有關政策中最不走樣的幹部了。可常德盛偏不盲目，他認為在對待農業問題上，農村基層幹部是最有發言權的，因為這個發言權是腳下的土地和廣大農民給予的。離開了土地的呼聲，離開了農民的呼聲，任何一種其它的聲音都有可能是不科學的。
農民兄弟可能還都記得，在那股學習“虎頭山”風潮中，特別是南方廣大農村，不知是那位“專家權威”出的主意，一下刮起了大種稱作“革命稻”、“方向稻”的咫風。那時我也生活在農村，記得有一年“上麵”下達指示，把過去隻種一季的水稻田全改成種雙季稻，即由原來的一年種一熟小麥一熟水稻的“雙熟製”，改成一年種一熟小麥兩熟水稻的“雙三製”。還是那一年四季360天，還是那一塊薄薄的地，還是天上那一個太陽，卻要插播整整一熟稻。不要你說你在長江地域的非亞熱帶沒有那麽充足那麽長的日光季節，不要你說你的農民兄弟隻有一雙手一雙肩膀，種“雙三製”就是“抓革命”，就是“方向對頭”，反之就是“不革命”、“反革命”。在這“雙三製”的咫風下，那時我所親眼看到和經曆到的蘇南一帶農村，真的發生了可能是有水稻作物以來最大的一場“革命”——從“清明”節開始到“冬至”的六個來月時間裏，完成兩熟水稻的播種與收割任務。這種被稱作為學習“虎頭山經驗”成果的“革命稻”、“方向稻”，簡直把農民兄弟們折騰得就差沒背過氣去（其實因種這“革命稻”、“方向稻”而背過氣的人，在當時可並不是小數。我親眼目睹的就有好幾位——那“大伏天”本來是農民“著鬥笠怕熱煞，乘著風涼看稻長”的農閑季節，可種“革命稻”後，這烈日炎炎的“三伏天”正好是頭季稻收割、二季稻插秧的最忙時季。為了趕天趕地，那時每個生產大隊都要“喇叭掛田頭、廣播通床頭”那麽幹，不管男女老少，老弱病殘，都得參加搶收搶種的“雙搶卜大忙。我勞動的那個生產大隊，就曾經發生過一個“雙搶”季節裏活活死去了二老一女的悲劇。那種勞動強度，換誰都難以經得住。你想，在室外氣溫高達四十度下，不是一整天頭朝黃土背向天地在燙手燙腳的水田裏插秧，就是一整夭或鑽在玉米地裏或站立在打穀場上收割。夜不能納涼，一塊塊水牛翻耕的地需要平整；晨不能入眠，一壟壟禾秧必須預先拔好……在如此強度的連軸轉下，一些體質差的不背過氣才怪。）然而，如此代價的付出，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由於日照時間太短，農民兄弟們舍命辛辛苦苦種下的兩熟水稻，到頭來將打下的穀子那麽一上秤，卻眼巴巴地不是與過去傳統的單季稻產量打個平手，就是畝產最多不超過百斤。
用性命和血汗多打出的這百十來斤“革命稻”、“方向稻”，除了給那些高呼“萬歲萬萬歲”的人增加了一點點“氣概”外，農民兄弟們隻落得一是勞動強度有成倍提高，二是優質土壤的迅速退化，三是全年勞資與農耕成本的火箭式上揚………·一句話，勞民又傷財。
“不行，我們當幹部的不能隻顧自己到上級那兒討表揚、領紅旗，得對得起祖宗留下的土地和百姓才是。”別看常德盛個小氣不粗，可每每碰上跟種田不對路、對百姓沒好處的事，他頂起牛來鄉裏市裏再大的官都拿他沒轍。對眼下刮起起的這“雙三製”，常德盛心裏是有底的，那是不科學、不實事求是的。凡是不科學、不實事求是的事，到頭來受害最深的還是農民，還是百姓。這種“三三得九”的種植法，聽起來很好聽很革命，實際上並不能為大多數非亞熱帶地區的廣大農村所實用，在這些地區，“二五得十”的種植法加上爭取提高單產，才是科學的，且經得起曆史考驗。
在社員大會上，常德盛宣布：“從實際出發，咱蔣巷不種雙季稻！”
那個年代，常德盛敢作這樣的事，恐怕也就他常德盛了。
“老常，聽說你們蔣巷明年開始不想種雙季稻了？”
“有這事”。
一次“三幹會”上，常德盛被一位主管領導叫住後追問起來。
“為什麽？”
“主任，你不是不知道，咱這兒實在不宜搞‘雙三製’。像我們蔣巷的地勢屬低鄉，一年一季麥一季稻，這一早一水的農作，對平衡土壤生態是十分科學和有益的。現在改為一年種兩季水稻，就等於讓土壤多在水裏浸長一倍時間，再加上大量的化肥、農藥……這樣下去會把咱蘇南魚米之鄉的土地全給毀了嘛！”
“這個嘛……酶，那麽遠的事先不用去管。眼前是我們要執行好上麵的精神，你們蔣巷是老先進，可不能逆風搖柴船喲。”
“那可是勞民傷財的事呀！咱共產黨人不能做這樣缺德的事。”在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問題上，他常德盛有股倔強勁。
“這不假。可你我還是幹部哩！”
“幹部咋啦？”
“你說咋啦？幹部就得既要管下麵，又得聽上頭！這你該明白吧。”
這回還真輪到常德盛發休了。是啊，自己一邊是共產黨的幹部，一邊是老百姓中的共產黨人，這可咋整？．
那一宿，常德盛翻來覆去沒合眼。愛人秀英說你一夜不眠，左個共產黨的幹部，右個老百姓的共產黨，說來說去，你常德盛不就是個共產黨幹部嘛！
對啊，我常德盛說到底啥都不是，就是共產黨幹部一個。既然是共產黨幹部，那就是多做對人民、對社會有益的實事、好事！想到這兒，常德盛一下覺得自己有路可走了。
有生產隊幹部和社員來間，說常書記咱還種不種“雙季稻”了？
常德盛笑笑，故意問：那你們說到底是種單季稻好還是種雙季稻好？
隊幹部和社員說，那還用問，種單季稻好歎，無論從省時省力，還是到年終算地裏打下的產量，單季稻就是比雙季稻好。那雙季稻穀軋下的米粒又糙又梗，老人小孩都不愛吃……
太家想的跟我一樣。常德盛說，既然這樣，我們蔣巷還是走大夥想走的路。
常書記，你可救了咱蔣巷人啦！隊幹部和眾鄉親一聽這，簡直要歡呼起來。常德盛連忙擺手，說先別講誰救誰，到時就看我們一起能不能把這台“雙簧戲”唱好了。
這不，看“戲”的人馬上就來了——
“這怎麽回事，開會時你們蔣巷報的‘雙三製’麵積可是百分之百呀，怎麽還有那麽多地沒落穀化秧呢？”上頭來人站在田埂上一臉的不高興，說：“把你們的書記叫來，馬上！”
於是有那麽一位隊幹部很乖順地站出來說：常書記他這陣累病了，上醫院去了，是不是等晚上他回來後您再跟他說？
行了行了，明天一早讓他到公社裏來！
上麵的人一走，社員們趕緊奔到另一塊地裏，將情況告訴他們的書記。常德盛聽後一笑，說那就明兒去吧。
第二天，常德盛準時到去見上麵的領導。
“老常啊，你們某某生產隊為什麽到現在都還不落穀化秧，還有某某隊、某某隊都行動那麽慢，這是怎麽回事？聽說他們還想堅持種單季稻，有這事嗎？”領導開始追問。
“這……這不太可能。”常德盛支唔了一陣，然後很果斷地說：“我馬上回去查一下。您看行不行？”
還有啥不行的？“過一陣我還到你們蔣巷檢查，你可別再‘上醫院’了啊！”
常德盛一聽，裝著不知怎麽回事似的反問：“您聽誰說我上醫院了？”
“還不是……那個那個幾隊的幹部嘛。”
常德盛笑笑了，說那家夥說的十有八九是玩笑。
那好，但願你們對執行種“雙三製”的中央精神不是鬧“玩笑”。
盡管在領導麵前常德盛表現得一臉輕鬆隨意，可最後這一句，著實像千斤擔子一下壓在了這位農村基層黨支部書記的肩上。回家的路上，常德盛覺得兩腿特別的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