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江浩書記有首歌——小城興市01
有五千餘年曆史的常熟，最出名的並非是它如今走在中國農村市場經濟前列的商市，而是它的曆史文化名城地位——至少常熟人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吳下琴川古有名，
放舟落日偶經行。
七溪流水皆通海，
十裏青山半入城。
這是明代詩人沈以潛當年為常熟美景傾倒而作的一首即興詩。常熟古時又名琴川，是因為城內有七條江流穿城而過，從空中俯視，這七條江流加之因虞仲而得名的虞山，整個常熟城猶如一把嵌在風景如畫的江南大地上的古琴。這“古琴”兩邊既有半入城的江南名嶽虞山和如兩麵明鏡一般、麵積達數十平方公裏的尚、昆兩湖，江繞城、城抱山、山枕湖，構成了常熟這個江南名城的千古風韻。然而在這水色天地、峰巒回環、曲徑通幽的天堂般自然景色之中，更叫人肅然起敬的是像勾吳始人的虞仲墓、“南方夫子”的言子宅、春秋時的齊女窿、齊梁古刹興福寺、梁昭明太子的讀書台、元末吳王張士誠的點將台、太平軍的石營址等等曆史遺跡，還有像元代大家黃公望、與唐伯虎齊名的“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徐禎卿、“江南詩聖”錢謙益和“巾幗烈女”柳如是婦夫、清代大師錢泳和吳曆、晚清文豪曾樸（《孽海花》作者）等這些英名流芳的常熟邑人。現今年輕的常熟人還喜歡把共和國的大學者錢昌照、電信與外貿事業的開拓者李強、水利大師張光鬥、原子彈氫彈的首席設計王淦昌，以及那個滿口常熟土話的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一串串人們熟悉的名字告訴你。
無論你愛聽還是不愛聽，常熟這個曆史文化名城，就是有那麽多厚實的東西必須讓你接受。
舊時，它有“狀元進士甲天下”之稱。今天，有人將中國曆代傑出學者按中科院院士劃分的十大科為“經”，以中國曆史朝代為“緯”，采用《中國大百科全書》作為遴選的主要依據，列出傑出專家學者城市分布的前二十名，小小的常熟市竟名列第十四位，而在它名次之前的都是像北京、上海這樣比它大幾倍十幾倍的大城市。
在本書完稿之際，恰逢1997年高考結束，常熟的同誌告訴我，今年蘇州市文理科的“狀元”又都是他們常熟子弟。分別以618分和661分獲取文理“狀元”的蔡芝蘭、王沁均是當地土生土長的農民子弟。據說常熟“省中”近幾年的高考水平和大學錄取率比北京名牌中學“四中”還高些。走近“狀元城”常熟，你無處不感到這兒的學風之盛。一個種地的農民，卻能在家裏藏書1500（）餘冊。小鎮何市的“村娃藝術團”的農家娃娃們演的節目能進中南海。該鎮的“蒲英公兒童文化園”被樹為全國兒童文化工作典型。七、八歲，十來歲的農家“小因”，在全國教學智力競賽和自然科學知識競賽中雙獲一等獎，難怪高占祥同誌參觀後欣然提筆寫下“藝苑花似錦，常熟四季春，重才結碩果，崇文便是金”的佳句。
我漸漸明白了這樣一件事：那就是常熟這個小城裏從古到今都是藏龍臥虎之地。記住，凡是踩進去的人千萬小心點！因為你必須至少具備這樣的實力，一種是文化的，一種是能力的……
江浩當初進常熟市時是作為一名首腦人物“踩”進去的。在步入常熟這塊藏龍臥虎地盤前，他是張家港市人。
在我采訪期間所聽到和見到的印象中，常熟人對張家港市是十分敏感的。這敏感你回避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盡管我的主人常熟同誌多次希望我在寫他們常熟的這部書時，不要把張家港摻進去，我也曾經答應過，可後來發現這事很難做到，原因是常熟跟張家港有太多的因緣。首先，常熟與張家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緣與曆史的關係。張家港在成立市之前叫沙洲縣產後來1990年成立市時把常熟的其中一些鄉劃了進去，所以從現在兩市的地界到過去的曆史看，你怎麽說也分不開它們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其次是張家港是個靠江小市，凡到它那兒去的路，無論是水路，還是陸路，你必須經過常熟地盤。僅從以上兩個方麵講，常熟與張家港市，他們之間的“血緣”和互相照映的地域關係無法輕易割斷。其實常熟與張家港一直是對好哥們。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常熟幹部把張家港這個後來居上的兄弟當作自己改革開放的學習榜樣，而張家港的“秦大膽”秦振華可以不接待遠道而來的省市乃至中央部委領導，但隻要是常熟同誌來了，他必定親自出麵，以最高禮節接待。這一點，常熟同誌的感覺是一樣的，在秦振華那兒，常熟人受到的是像當年中國人對待“蘇聯老大哥”那種感覺。我采訪時，正好新上任的常熟市委副書記王偉民剛率虞山鎮一百多名幹部去張家港學習取經回來，他在飯桌上談起秦振華以“國賓”的待遇接待他和全體常熟同誌時，那種“同誌加兄弟”的喜色可謂溢於言表。誠然，由於曆史的、客觀的和一些人為的諸多因素，常熟這樣一個曆史悠久、實力強大、工作卓越的“老大哥”後麵，張家港人以其獨有的步伐趕了上來，而且名聲顯赫。這多少也會使常熟人在現實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活思想”。
身為“張家港人”的江浩，現在他要做一名常熟首腦，於他自己、於常熟人對他，都是一道並不好做的難題。江浩比別人踩進常熟多了一個必須的條件，那就是他還得適度平衡自己的所處位置。在我采訪時，江浩自己從沒給我談起這些事，但是我從常熟人的角度，對他當時從張家港跑到常熟來出任首腦時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所必須麵臨的上述心態，作了這樣一點分析。
江浩書記隻告訴我，他來常熟之前是張家港市的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他在張家港的這個職務崗位上幹了五年。之前，他還因為1964年高中畢業後由於身體原因放棄了上大學，‘．後來種了兩年田，身體也養好了，可“文革”也來了，大學的門給這位品學兼優的秀才一下封死了。後來他到棉花收購站打工，．直到在供銷社“吃公糧”，一幹就是12年。1977年調商業局當秘書，79年又調縣委當秘書，82年當輕紡工業局局長，83年又到一個大棉紡廠當黨委書記，84年進入縣委常委。之後一直是張家港市主抓工業經濟的負責人，1990年調離張家港出任常熟市市長時，秦振華這時也從一個鄉裏調到張家港市委工作。由此可見，江浩無疑是當年創造“張家港精神”的元勳人物之一。我希望江浩書記在審閱此句話時不要刪去它，因為這與他後來在常熟工作以及常熟的今天是有些關聯因素的。就像他在介紹他自己經曆時最後說的“其實我也是常熟人——我家南豐鄉在張家港市成立前也是常熟地盤”一樣重要。
1990年，常熟來了一個“張家港人”當市長；1992年，江浩這個不是常熟人的“常熟人”，又當上了統率一百多萬人口的第一把手——市委書記。
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使中國改革走向全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曆史新進程；而常熟人今天也普遍認為，從1992年開始以來的這些年中，他們進入了一個由“曆史文化名城”向現代化經濟與文化並軌發展的大市場邁進的新長征。
常熟的變化在這一階段是史無前例的。
這史無前例的變化，首先必須來自決策的正確。
常熟正是靠這種正確的決策，全麵掀起了市場經濟的革命浪潮。
市場經濟革命是什麽？就是從“一個必然王國走向一個自由王國”的過程；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革命是什麽？就是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兩種或多種經濟體製交叉並進的發展，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過程。
對常熟而言，市場經濟意味著什麽？那就是意味著遵循了幾千年虞仲聖祖的那種“以耕自足”的傳統生產方式必須打破，而努力去鼓動民眾在“自耕自足”之後應當全麵走向經濟市場；或者也可以說意味著言子式的“足不出家門，學知先禮義”的舊行為規範意識，將被破門拆牆、參與競爭的新時尚所替代。
“常種常熟、不種也能熟”的常熟人，開始麵臨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這場革命所涉到的人們幾千年來形成的地域習慣、道德遺風、行為規範和思想意識等諸多間題，一句話，如果不破中庸，不努力奮發，不銳意改革，就什麽時候冷不防又在家門口出現像張家港市那種“小弟弟逼老大哥走”的局麵。
那個時候，盡管你常熟人愛講臉麵，但時代發展卻不會給你留什麽情。
這回常熟人超前意識到了，而且從創辦“中國服裝城”與振興紡織市場開始，他們就比別人更先一步地攀向了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製高點。在這一著棋上，以書記江浩、市長唐偉管為首的常熟市委、市政府完全走對了。
——那就是“以業興市、以市促業”的戰略。
所以我在常熟時間起書記江浩的“專業水平”如何時，常熟同誌告訴我，江書記的字寫得特別漂亮（後來我發現真的特別漂亮，不敢說大師級，但絕對夠“專家級”的）。可是從我跟他的接觸中，我肯定他的“卡拉OK'’水平很高，因為我從常熟這些年來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中，江浩書記作為全市工作的“領銜指揮”，我覺得他有一首歌唱得特別的好，而這首“歌”名叫“小城興市”。
常熟人可能自己還沒有完全意識到，他們對外地人最有吸引力和最能激起衝動的，並非是那些多少披有塵埃的“曆史文化與曆史名城”了（雖然這些曆史文化與名城風采仍發著光芒），而是熱浪滾滾的商業浪潮與每一寸土地都在欲欲躍試的、全市所有農民們幹部們職工們都在參與的市場經濟革命。其實，我的這一提醒可能是多餘的，或許常熟人早已明白，高質量的經濟包含著高質量的文化，而高質量的文化，在市場經濟的新時代裏又必定體現於高質量的經濟之中。
在世界的強國行列中，日本的經濟發展最為引人注目。一個麵積小小的、沒有什麽資源、在大戰中受重創的小國，竟在短短幾十年間，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巨人而為全球所驚恐。專家們在探究日本經濟發展奧秘時其中有一條是共識的，那就是日本特別地重視知識，這是這個大和民族得以崛起的主要動力所在。
知識是無形的資本，無形的資本可以創造有形的財富。然而從無形的資本轉變到有形的財富這一個過程，中間必須具備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那就是知識的本質即應是“實學”，而非“空學”。“實學”可以轉化為財富，“空學”隻能是從書本到書本。“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是中國流傳的一句名言，也是無數萃萃學子苦讀寒窗，終成正果而總結出來的經驗。可是曆朝曆代這“書中自有黃金屋”卻與“學而優則仕”聯在了一塊，求知成了僅為躋身權貴的敲門磚。對此，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澤諭吉在他的（勸學篇》中早有警世之言：文明開化以開啟民智為要。具有幾千年曆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常熟人，在曆史發展到二十世紀後期的一二十年間，他們有意無意地同樣舉起了“開啟民智為要”的旗幟，這就是他們今天能夠出現熱浪灼人的市場經濟繁榮景象的前提條件——鄉鎮企業經濟和民營工業經濟的並軌蓬勃發展。
毛澤東在論述中國革命的實踐與方向時曾經這樣指出過，沒有民眾參加的革命將是不徹底和不可能成功的革命。用領袖的這句話理解，今天我們搞市場經濟革命，如果沒有廣大民眾參加同樣也不可能取得現代建設的成功。常熟的經濟建設之所以今天形成了全民性和全社會的態勢，這與他們長期“開啟民智”，讓眾多百姓參與和實踐，是密不可分的。，．我們今夭在深切緬懷鄧小平同誌倡導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功績中，恐怕有兩件事最值得人們對這位總設計師懷有敬意護那就是他倡導的“深圳特區”和“蘇南模式”。前者是以吸引外資來加速我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獷後者則是以州黔發展鄉鎮企業為龍頭來全麵促進地區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正確澎路。一個“特區”，一個“模式”，像兩匹走在不同快跑道上的膠’馬，高昂地呼嘯著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強勁咫風。常熟作為產蘇南模式”的核心——鄉鎮企業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在七十年代末，當連我們內地的許多高級幹部都不知“鄉鎮企業”倒底為何物時，常熟此時的鄉鎮企業產值已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四十幾了！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內地省份的一些縣市尚在為所在地區的第一個鄉滇企業舉行剪彩儀式時，常熟此時的鄉鎮企業年產值已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66.64％!
有一位常熟村辦企業的“老總”，給我講了他1985年那次到蘭州出差的笑話：那次他是為一批毛料，帶著兩位助手急飛目的地，為圖快他們三人全都買了頭等艙票。結果這天正逢一批當地的省委官員赴京開會返程。不想有限的頭等艙被常熟的三位客人占據後，那幾位省裏幹部隻好坐普通座位。這下可急壞了幾位“頭頭”的秘書，他們走到頭等艙想仔細看一下，到底今天是哪位更高的高級幹部把位子給占了。秘書過去一看是三位聽口音為南方人的小年青，不由拉長了臉間道：你們是哪級幹部，為什麽把首長的位子給搶了？三位常熟人樂了，說我們是買票上機的，沒搶誰的位子。秘書說，買票也不行，這頭等艙隻有省部級領導才夠格，你們夠哪一級？三位常熟人更樂了，其中當“老總”的一位說道：照先生您所說的，我們三個人可就都夠級別了。秘書疑惑地瞪大了“四隻眼”。“老總”進而說，他們一位是“供銷部部長”，一位是“財務部部長”，都是“部級”。我是他們的頭，照您先生說的“級別”，我們可都是“首長”級了，為什麽我們不能座頭等艙呀？機艙內頓時哄堂大笑起來。那位秘書先生最後被一位省委領導拉回去訓斥道：你就別出洋相了，人家蘇南地區的一個鄉辦企業老板的口袋裏比我這個當省長的還硬”他們當然比我們更有資格坐頭等艙哄！
這是生活中的一則笑話，不過它從另一個側麵說明了我國東西部地區在經濟方麵特別是鄉鎮企業發展上的巨大差異。
常熟的鄉鎮企業最早起步是在1958年。這一年是極左思潮下的大煉鋼鐵年，在近似毀滅性的災難中，聰明的常熟人從“大躍進”的反麵教訓中悟出了一個後來改變了他們整個地區命運的深刻道理，那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公社也要辦工業”，搞農業的不能光“吃”農業，光“吃”農業就會吊死在一棵樹上。當時他們提出了“農機帶頭，大抓機械”的口號，一批公社先後辦起了農機、棉花加工、紡織服裝等小型企業，作為縣級政府，常熟還率先在全國最早成立了“縣人民公社企業局”機構。到1960年底，他熟全縣的鄉辦企業已達222個，工業產值按當年度的不變值達到1319萬元。嚐到甜頭的常熟人，從此以後就一直沒有停止過駕駛鄉鎮企業這艘航船，無論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年代，還是極左思潮猖撅的“文革”中，他們那兒的農村工業始終“合理不合法”地頑強存活著。到1984年中央4號文件正式為鄉鎮企業正名時，常熟的鄉鎮企業年產值已達20多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一半以上，號稱“半壁江山”。當時胡耀邦同誌曾風趣地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一個無錫，一個常熟，一個江陰，連起來就是“無常江”，“無常江”就是‘無長江”（常、長諧音——筆者注），連“長江”也不放在眼裏，可見蘇南人氣魄之大！這“無常江”的美譽，一直流傳至今。之後的十幾年，這“半壁江山”就成了壘築常熟經濟的“銅牆鐵壁”。1995年，常熟全市的鄉鎮企業年度產值達200多億元，這個數字如果拿到西部省份，恐怕是他們整個省的同行業總產值也未必夠得上。從1958年算起至1995年的38年間，常熟鄉鎮企業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5％。一種產業在持續如此長的時間裏始終保持如此高的增長率，這在人類進步史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常熟人瀟瀟灑灑地做到了。
在今天，常熟鄉鎮企業的發展，實際上已遠遠超出了在當地工業生產領域中“半壁江山”這個簡單的概念，而事實上它已經構成對整個地區的社會事業與發展起著不可動搖和無法取代的作用。若進一步從理論上概括，一個毫不誇張的結論便是：蘇南鄉鎮工業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典範。我們且不說它怎麽斷然衝垮壁壘森嚴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走出一條國家與集體一起投資、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著力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新路子；也不論它有效解決了我國多年來未能解決好的農業怎麽發展、農民怎麽富裕、農村怎麽繁榮這個“三農”間題；單就它如何率先突破勢如堅冰的單一計劃經濟模式，打開發展商品經濟的“製動閥”，成為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先驅者這一點，其對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就非同尋常。縱觀常熟鄉鎮企業的發展過程，走的基本是一條純粹的市場經濟模式。它的獨特優勢在於它利用本地豐沃的自然資源和與上海、蘇州、無錫等接壤的地理條件，完美地實行了“設備型”、“資金型”、“人才型”、“商品型”、“工貿型”、“集團型”、“科技型”、“親友型”等城鄉之間的橫向聯合。這種聯合的結果是左右逢源，無往不勝。而常熟鄉鎮企業的主體紡織服裝行業，從一開始的經營之道核心便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這三個“就地”所帶出的效益是產品（或商品）價格的絕對優勢。
橫向聯合十價格優勢，是常熟形成市場、並將市場越辦越紅火的基本所在。
一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在考察常熟時曾經說道：如果說中國的古代人發明火藥是為人類進步點燃了文明之光，那麽中國的現代人所創立的鄉鎮企業經驗，則是那些發展中國家走向富裕的裏程碑。
是的，盡管今天曾被稱之為“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出現了一些不景氣，可是鄉鎮企業這一中國人的偉大發明其功績之大，誰也無法否定——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億農民的發展中的農業國家。看一看常熟二十餘年鄉鎮企業發展給社會所帶來的曆史性貢獻，就再清楚不過了。這個如今一年創下近三四百億工業產值的鄉鎮企業王國，當年起步時也就僅靠了“一萬台橫機、一萬台縫紉機和一萬台織機”起家的。可就是這三個萬台的橫機、縫紉機、織機，不僅使富沃的農業市常熟成為強大的經濟市常熟。而更重要的一點是，鄉鎮工業的發展造就了常熟有史以來的一場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變革。以往幾十萬人祖祖輩輩隻能一種活法，那就是種地。現在不一樣了，他們不僅會種地，更會操作各種機械化、電氣化設備，甚至信息高速公路，還會從事從簡單到複雜、從國內到國際的商品貿易……在這方麵，常熟有一個數字很能說明問題：過去全市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達57萬人，現今僅為12萬人專司農業生產。就是說有45萬左右的農民早已離開土地，成為從事工業、商業、服務業等其它行業的大軍。如此一支龐大的力量在參與經濟建設，在開拓商業市場，那是一番什麽樣激動人心的景觀？你可以盡情去想象。他們能工能農也能商，他們能進能退也能守，他們能勞能奮也能耐……這就是常熟人可以取勝的基本要素和立於不敗的原因。值得重重書一筆的是，在約45萬農業大軍直接轉向市場後，那滯留在土地上的十幾萬“農民軍”也沒有停留在簡單的種好種熟田地之上，他們也已用科學技術加商品意識的數學幾何形式，把土地與作物串起來連結到了市場，使小常熟成了“全民皆商”的大市場。
這就是我說的江浩書記與常熟市委同事們一起唱響了的那首“小城興市”之歌。
我現在還不敢誇口這個“不是常熟人”的常熟人江浩，與他同事們一起唱的這首“小城興市”歌，倒底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力和震憾力。但可以在此下結論的是，它對常熟曆史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已經被人們廣泛公認和接受。
看一看常熟這幾年來的經濟發展速度，你就會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振奮——
自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個具有曆史意義的年份起，常熟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說是直線上升。他們經濟生產速度的第一個翻番用了5年，第二個翻番用了2年，第三個翻番用了3年，到1990年他們整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翻4番的目標。按照我國製定的相關指標，這個時候的常熟，無論是整體實力還是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已夠上了中國自己的“小康”。全市工農業總產值達108億，國內生產總值36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526元。算上1979年，常熟的這12年間平均發展速度超過20％以上。也許有人會提出，一個在低水平起點上其發展保持高速並不足為奇。那麽，當進入“小康水平”之後常熟的發展速度，總可以說明些問題了吧！
這就是“小康”之後的常熟發展速度：至1996年底，全市年度國內生產總值達170億，為1990年的4番多，六年間平均增長速度為35％； 19％年全市工農業生產總值是500多億，同為1990年的4番多，年增長率為37％； 19％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5萬元，為1990年的3.5倍，年增長率為34％0
這是一個什麽樣的驚人速度？！
也就是說，改革開放的十五六年間，常熟的經濟發展一直保持在年增長為25％左右！
1988年召開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發表了一個宣言，這個宣言中第一次出現了“NIES”的新名詞，它的意思即“新興工業經濟體”o “NIES”的出現，對一向自認為唯天下獨尊的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而言，就像有人在他們的家門口敲響了喪門鍾。這就是常被人們稱其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經濟的崛起，給西方世界所帶去的衝擊力。
暫不與我們自己的香港、台灣比。可據我查閱韓國、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史，令人驚異的是像這兩個公認的“小龍”的發展史上，也沒有找到可以同“蘇南小龍”的常熟相比在如此長時間內連續保持著如此高的速度！韓國的發展，基本上是從1960年起步的，它的最大特征是由於美國人所發揮的“戰略影響”而崛起的，而即便是這樣，韓國經濟複興30多年間，其平均增長速度僅為10％左右。新加坡除了人口多於常熟三倍外，除去各自的江域海麵實際麵積和一個是內陸地區、一個是海域國家外，這兩個“亞洲小龍”、“蘇南小龍”的基本情況比較接近，是可以作一定的參照係的。
新加坡是個什麽樣的地方？一個叫塞斯爾的美國人，寫過這樣一段話來描述的：“新加坡幾乎沒有貧窮，沒有無家可歸的人，沒有乞丐，罪案很少，失業率現象幾乎完全不存在，空氣是清潔的……“
這樣的話用來描述常熟市我認為可以一字不改。常熟也沒有貧窮，也沒有無家可歸的人，也沒有乞丐，罪案同樣少，常熟的本地人就業率是100％，而且還招用了30萬外地工，空氣也是清潔的。區別是，新加坡有總理部長，有參加聯合國、參加國際經貿活動和對外關係中的國家主權。常熟沒有這些，有的是幾十年來一直高額地向上麵和那些窮兄弟們上交自己創造的財富。但即便這樣，常熟這十五六年間的發展增長速度，也是令世人驚歎的。
這就是我們的常熟，我們今天的常熟。
其實我知道，上麵我列出的像19％年有關這個市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工農業生產總值等方麵的數據，僅是常熟向上麵和對外報的“官方數字”。據我所知，就拿國民生產總值一項來說，19％年他們的實際數字已經超過了200億，那“埋伏”的幾十億是聰明的常熟人所打的“小算盤”。（需要解釋的是：打這個“小算盤”並非常熟幹部為自己的口袋，而是為了104萬百姓的利益——我完全理解這種行為，並認為它的本質上沒有什麽大的不是。如果常熟幹部為了自己頭上的那顆珠子更亮更耀眼，完全可以堂堂正正亮出實底。不是時下還有那麽不少的某些領導幹部為了自己官升一級，把一分成績說成三分功勞的麽。）
對名利的淡泊，是常熟幹部一貫的作風，這是因為在這塊土地上，再大的學問者也終將比不上聖祖言子，再有改天換地的功勞也比不上創始開業的天子虞仲。你沒流一滴血就想擺資格？沒門。虞山下隨便走出一個“野郎中”，不是當年鑽蘆葦塘的新四軍也至少是“戰上海”裏的老連長。瞧你還有啥說的？沒有。常熟與眾太不同，這兒的幹部能在台上站得住腳的唯有看你到底是否讓老百姓們得到了實惠，大家的生活是否既好又安寧？然而這幾年裏，無論那些當年從蘆葦塘走出的“新四軍”，還戰上海”裏的老連長，他們對常熟的工作是滿意的。常熟在本紀末的這些年裏幹得漂亮！幹的精彩！它即為當代人公認，也為長輩們稱道，更叫下一代拍手。而在這些所以的漂亮和精彩中，興魄民是最叫人興奮和折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