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碧溪之路，給經濟較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內地農村，都提供了一個發展新模式，那就是利用小集鎮的工貿商輻射優勢，帶動一方農民致富這樣符合中國廣大地區的農村實際經驗。許多今天到蘇南參觀或路過的同誌都會有這種感受，那就是在這兒已經基本看不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異了。而這種廠連著廠、城連著城、市連著市、城在鄉村中、鄉村在城中的景觀，正是當年的“碧溪之路”延伸的結果。
碧溪鎮就在常熟，而創造“碧溪之路”的常熟人，自然更早、更多地從碧溪的經驗中為自身的發展獲得了營養。看一看常熟的一個又一個美麗、氣派的現代化鄉級集鎮，你就仿佛置身於嵌著繁星殷的龐大花園城市之中。
從元和村到碧溪鎮，僅一眨眼的功夫。我剛剛參觀完這兩處曾經為中國新時期農村改革開放作出特殊貢獻的成代化村鎮，二常熟主人又把我帶到了緊臨長江的東張鎮。
這個在當地百姓的口中還叫作“張家市”的小鎮，別看它不怎麽起眼，它可是當年元朝名士、一度稱王的張士誠在此依軍建市之處，故俗稱“張家市”。後因常熟西鄉也有一個“張家市”（即現今的張家港市），所以張士誠的這個張家市，就被今人叫作了“東張鎮”。
東張鎮位於常熟之東，它的身後是一眼望不見邊的滾滾長江。“東張西望，這兒有沒有‘西望’呀？”我想起了東張西望這個成語，就笑間陪同的市委宣傳部的同誌。
“‘西望’倒還沒聽說，但過去東張卻真的老西望。”
“為什麽？”
“窮歎。趕不上別人發展的步子。現在可大不一樣了。”宣傳部的同誌顯得很自豪地告訴我：“過去東張人‘西望’，是希望上麵多給他們點優惠和照顧。這幾年他們東張‘西望’是看中了改革開放好形勢和像元和、碧溪發揮本地優勢搞發展的經驗，所以東張人的‘西望’，可真是望出大名堂了”。
“怎麽個大名堂法？”我有些迫不及待地問。
“你往地裏看——”常熟人用手指指一片片綠油油的莊稼地。“發現沒有？這兒的地跟其它地方有什麽不同？”
我細細看去，嗯，好像地裏種的東西比其它地方多似的。
“對了。這兒的農民如今光種地也能致富的已經遍及全鄉。他們家家戶戶都現實了一個‘露天小銀行’……”對我的不解，主人忙解釋道，“說的是他們東張農民科學種地，在同一塊田裏、同一個季節裏種上幾茬經濟作物，每年從種田這一塊就可實現一畝多收三千元、每家每戶一年增收萬元錢的巨大經濟效益。”
過去都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走遍大江南北，還沒聽說“務農也能富”的，我的興奮點已經超過了好奇心，忍不住下車踩進眼前一望無垠的綠色田野。江南的3月，是最美的季節，可是我發現這兒的地裏竟還留有一茬茬早該摘掉的陳棉花杆，在禿枯的棉花杆下，是一叢叢嫩得快要滴水的荷蘭豆苗和或是青鮮的蠶豆、刀豆苗……這時正好有位老鄉在田埂的另一頭走過來，我便間他，為什麽地裏的陳棉花杆沒摘掉、為什麽一塊地裏種了許多種作物，為什麽……？
老鄉笑了，說：“為了讓地裏產出更多的錢來歎。”
我也笑了，“哪你搞這套夾種，一年能比單種棉花一種植物多收入多少？”
“好年景，多三四千元。一般也不少於兩千元吧。”
“套種這一類蔬菜，會不會影響棉花產量？”
“不會的。棉花反多收哩。”
我笑著搖頭，表示不明白。
“棉花跟像荷蘭豆一類的蔬菜一起生長種植，對土壤改良好處多著呢。一是有機肥比過去多下地了，二是作物殘株落葉翻耕還田後另加豆料作物根瘤菌含氨高殘留田後，兩樣一加合八公斤標準肥哩！你可聽說過？這麽多肥下去，對棉花生長有力，肯定豐收豐產麽。”
“你這些知識哪兒學來的？”
老鄉笑了：“技術員說的呀。”
“去年你全家種了多少畝這樣的套種作物？”
“我全種了，共六畝責任田。”
“共創多少收入？”
“不算多，兩三萬元吧。”
“算不算棉花收入？”
“加棉花還多些。”
“棉花產量高嗎？”
“高。我們這兒年年棉花超雙綱。”
“那種一畝經濟作物是不是比種一畝棉花收入多？’
“肯定多。”
“多多少？’，
“一畝多千兒八百元的還是有吧。”
“謝謝。”
當我站起身時，這位老鄉用疑惑的目光看看我，“你是幹啥的？哪兒來呢？”
“從北京。”
“聽說北京人就愛吃這荷蘭豆苗，是嗎？”
“可能是吧。不過旺季時吃得起，到冬天就吃不起了。”
“那時多少錢一斤？”
“說不準。十塊八塊可能還不止。”
“天，這麽貴呀？我們這兒才賣一兩塊，有時還隻有幾毛錢一斤！”老鄉似乎有些生氣地一蹭腳，差點把幾棵荷苗踩倒。我又見他很心疼地彎下腰，就再也沒有理我。
在鎮政府大樓裏，聽了年輕的鎮黨委書記陳惠良和江振球鎮長的介紹，更令我感到激動——
東張鎮基本是個純棉種植區，全鎮有棉田2萬餘畝。在“以糧為綱性、“以棉為綱”那個年代，一直單一種棉的東張人，辛辛苦苦三百六十天也隻能收入百十來元。改革開放後，東張鎮像所有常熟所屬的鄉鎮那樣，二、三產業迅速地發展，許多“能人”靠辦廠、做生意發家致了富。可是那些勤勤懇懇常年“臉朝黃土背對天”的種田人，反倒不能過上與別人一樣的富裕生活，·這無疑給農村的第一產業帶來不利因素，農民的務農積極性無形中受到挫傷。過去大家嘴上說“無農不穩”的較多，東張鎮常委、政府認為光看到“無農不穩”還不行，隻有讓農民們真切感到“務農也能致富”，才能最終實現農業穩定的大局。為此，這個鄉提出了“向土地要‘外快’，在承包地上建‘銀行”’的口號，組織科技力量，主攻土地“立體種植”的難關。這個種植戰略思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響應，老鄉們紛紛提建議，出主意。有人說，在棉田裏套種過去就有過，那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許多農戶就因為靠口糧填不飽肚，就偷偷在棉花田裏插種些籮卜、青菜什麽的，以緩饑餓。以後吃飯不用愁了，這棉田夾種也就漸漸消失了。鎮領導和技術員們一合計，認為棉田套種行得通，且農民又有一定經驗。隻要選擇種植的產品是有經濟效益的作物，完全有可能讓從事耕作的農民不出地也能賺大錢。為了有效開展這項工作，鎮上特意組織農業公司、多種經營服務公司和供銷社等單位有關人員，相繼多次到上海和江浙一帶的大中城市了解那些適宜棉田套種的蔬菜種類。後來他們發現市場上較受城市居民喜歡的荷蘭豆，既是一種具有較高經濟價值、又可以套種在棉田的新型經濟類蔬菜作物。為此，鎮上不惜重金通過上海外貿部門，從境外引進荷蘭豆種子，當年有十來戶“敢吃螃蟹”的農民，參加了這項套種試驗。結果凡進入試驗種植圈的農家，都在來年賺了一筆可觀的收入。一畝套種荷蘭豆的純收入達360元。在1985年的當時，這等於是麥子收成的四倍。一
“往口袋裏裝鈔票的事體，啥人勿幹是神經有毛病”。老鄉們用最樸實的話表達了對鎮政府號召的響應。打那以後的這些年來，東張鎮推廣棉田套夾種的行動，就像星火燎原，迅速燃遍了全鄉的每一塊土地、每一個角落矛“種地也能發財”、“種地也是做生意”這樣的新概念、新觀點，深入到了千家萬戶的農民心坎裏，並變成了他們的自覺行動。鎮政府這時又抓住時機因勢利導，從而使得“立體種植”在全鎮農民中得到推廣。到19％年，東張鎮的套夾種麵積已擴大到20651萬畝，實現了棉田全部“立體種植”的戰略目標。在套夾種的品種上已日趨多樣花，由開始單一的荷蘭豆、到現在的青豆、刀豆、大蒜、洋蔥、日本毛豆和蠶豆等十幾個種類。
“這等於我們全鎮的2萬來畝耕地一下增值到五六萬畝的效益，而且我們的棉花產量從來沒有因此受到過影響，已經連續好幾年超，雙綱，、了。”陳惠良書記興奮地告訴我們，“咱蘇南地區經濟發達，又離上海·蘇州這樣的開放城市近，前幾年農民們蟲間有匆說：‘從田埂上走到公路上是聰明、從公路走到柏油馬路是高明心從貝埂走到田埂的隻能等天明。’這話的意思是有小本事的人到附近的中小城市做生意，有大本事的人往大城市跑，而隻有那些沒本事的人還在靠天吃飯。自從套夾種以後，這種現象開始倒了過來。因為不管做什麽貿易還是其它生意，都有很大風險。而過去一向不被重視的種莊稼活，現在反被一些生意場上的‘聰明人’、‘高明人’看好，原因是像我們常熟這樣幾乎種一季熟一季的地方，把本錢下在莊稼地裏一般到年終總是穩產穩收。而套種一畝蔬菜下的人工與本錢極小，又幾乎無任何風險可言，所以以往那些在夕撇生意的人這幾年反從‘柏油馬路’、‘水泥公路’上返鄉回到田埂上來了。”
正是一著巧棋盤活了全局。精明的東張人，從棉田套種中嚐到了．“立體種植”的甜頭之後，又舉一反三，大抓產後貨物的商品化。“別看這小小的一步棋，這對農民們來說可算是一個不小的曆史性進步”。陳書記說，以前在計劃經濟下農家人養成了隻管埋頭種收、從不過間產品的銷售與貿易環節公事實上過去也沒人讓農民們有過這種機會和權利，埋頭出力流汗三百六十五天，到收成季節時把成熟的糧食收上來，賣多少錢一斤，怎麽個賣法不都是別人說了算的，哪有農民們自家一點兒權利？ 日久天長，漸漸地這種違反商品規律的生產關係成了一種自然現象。可是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農民們終於懂得，事實上也剛剛開始有了這種找回自己在生產關係中應有的權利和價值的時機。這回他們和她們變得聰明起來，眼睛睜得大大的，凡是可能為自己掙得利益的地方便決不放棄。實施套種後連年從原來同一畝地裏得到兩至三倍收益的東張人，被一條信息刺激得蹦跳：上海人從他們這兒收購一斤荷蘭豆後，稍稍一倒手就賺了比東張人流血流汗好幾個月還多幾倍的錢！如一噸荷蘭豆的收購價是2400元，而經加工後每噸出口價就升至800（）到1100（）元，為初級產品的三四倍。不行，我們再不能光知埋頭耕種而不管賺多賺少了。
也許被人狠咬一口後方能明白過來。打這起，東張人首先來了個“統一收購、一致對外”，把荷蘭豆等市場上好銷的蔬菜作物銷售口子管了起來。其次，再由鎮政府出麵同上海等大城市的食品公司、蔬菜市場和食品外貿進出口公司直接打交道、談價格。與此同時，他們在每年蔬菜播種前和收成時特邀像日本八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荷蘭豆客商，到東張來進行實地貿易洽談活動，交流蔬菜市場信息、先期共議種植範圍、商談產品加工措施、敲定商品收購價格等，使得農民們在未種植之前，就已知來年收成情雨表，從而達到種的人放心、銷的人安心、買的人開心之皆大歡喜目標，另一方麵，也使東張的種植業在普夭下名聲大噪。
“你要是晚一個來月來，那準會看到我們東張近40平方公裏範圍內的所有田間地頭，到處都是產收銷貿的熱鬧場麵。”陳惠良書記的話令人有一種不見不罷休的衝動。“別說你，就是我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在那時，光我們鎮政府就要組織十幾個部門的二百多號人的專業隊伍外加幾百人的臨時工共上千人的‘收購大軍’，分兵十幾路，到各村分攤設點，上門收購……那場麵你說有多熱鬧就多熱鬧。”
東張人簡直把我帶入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江南所特有的詩情畫意中。
主人進而告訴我，為了讓他們的這片已經形成的蔬菜基地更好地發揮經濟潛力，加大商品化產出能力，使每一寸土地獲得更大更多的效益，1994年以來，他們與台灣一家客商合作興建了兩個具有現代化加工水準、年生產加工能力分別為3000萬噸和5000萬噸的蔬菜加工企業。由於這兩個現代化加工企業的投產，使東張蔬菜完全進入了從簡單種植到商業化產銷和走向國際市場這三大步質的飛躍。農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在沒有影響棉花種收同時，竟多出了如此幾倍的經濟效益，而且靠自己那雙又粗又壯的雙手種出來的帶著泥腥味兒的菜苗苗，竟遠銷到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賺回的還是外匯呢，你說邪不邪？
鎮長江振球介紹道，這“蔬菜市場商品化”，僅僅是他們東張“農民走入多元市場經濟中的“一元”而已，·他們還有比這更強大的市場領域。“我們概括為四個一，即‘一件衣、一隻針、一根木、一棵菜’工程。”
“‘一棵菜’我已經知道了。你說的‘衣’是不是就是你們東張一個鄉出了兩個全國聞名的品牌‘聖達菲’和‘雄’牌吧？我此時到東張本來就是衝這兩個名‘衣’而來的。不過我還想聽聽‘一隻針’、‘一根木’是怎麽回事？”我問鎮長。
鎮長笑道：“‘一隻針’是我們常熟整個市的特色，何況我們東張鎮又是純棉區，紡織業自然少不了我們參與。這方麵你可能已經了解不少了吧？那就談談我們東張的‘一根木’怎麽樣！把最精采的‘一件衣’留在最後如何？”
巴不得如此。在此也請讀者諒解，因為談起東張的“一件衣”時，你聽後肯定與我一樣，可不僅僅是那種簡單的激動，而是一種神往——所以我們留在後麵說。
“咱們常熟有‘魚米之鄉’，有‘紡織之鄉’、有‘服裝之鄉’等美稱，你可能還不知道常熟，還是‘紅木之鄉’哩！”江鎮長再一次把我帶進了常熟這個“天堂中的天堂”裏去，並給我講了一段美妙的故事：1972年，中國健兒的一隻乒乓球，把中國人民的友誼傳到了美國，使處於近30年凍結狀態的中美關係的大門終於打開了。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時下榻上海錦江飯店。當他在總統套間裏置身在一件件古色古香、雕龍刻鳳、巧奪天工的紅木陳設之中，情不自禁地向中國官員詢間這都是哪裏所產？當中國官員告訴總統就離上海不遠的常熟所產時，尼克鬆連稱中國不愧是魯班的故鄉。從那起，常熟的紅木家具便源源不斷地進入美國市場，特別是美國總統這樣的高級家庭。據稱，自尼克鬆喜愛常熟紅木工藝家具後，美國曆屆總統官邸內必有常熟紅木家什。最有趣的是素有‘中國通’之稱的卡特總統，對常熟的紅木簡直到了如癡的地步。他在自己的家鄉亞特蘭大的家中，珍放著一套香紅木羅甸沙發，因為不小心碰壞了一個地方，總統十分惋惜，有美國名匠知此事後上門想討卡特好，可總統執意要修就得找中國常熟紅木匠師。後來真的請了一位名叫陳運來的常熟師傅不遠萬裏，到亞特蘭大的總統家裏把那套沙發給修複好了。望著恢複如新的珍愛之物，卡特總統興奮不已，摟著陳運來連連說，中國常熟紅木和常熟紅木匠師“OK“
“你肯定不知道常熟紅木的最好匠師在我們東張吧？”江鎮長頗為得意地對我說，“所以借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東風，我們便從自身優勢抓起，大力開發傳統的紅木加工工藝，並很好地發揮了這‘一根木’的名牌效應。把全鎮的紅木匠師組織起來，成立了一批專業紅木家具生產廠，集中攻堅我國紅木產品的最大市場——上海。如我們的‘東達’紅木家具，是常熟紅木加工的創始廠家，這個廠生產的家具，現在上海紅木市場上無論是質量還是銷量及其信譽，都是首屈一指。上海去年市場的紅木商品共有4億多元份額，以我們東張為領銜的常熟紅木占市場總份額的80％以上。”
這就是常熟一個小鎮在市場經濟革命中所展示的風流。
正是因為他們從本地實際出發，抓住了具有特色的“一件衣、一隻針、一棵菜和一根木”這些優勢產業，使得全鎮的每一個人、每一寸土地，都溶入了商品經濟的大潮之中，並在各自的產業中成為左右逢源、一展豐采的主角。難怪東張人自信而又豪邁地說：“當‘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走過之後，現在該是我們東張人了！”
難道不是這樣嗎？在我的眼前，我看到的正是像元和村、像碧溪鎮、像東張人這樣組合起來的整個常熟的波瀾壯闊的市場經濟衝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