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走過了“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後，東張人說：現在該是我們了！01

在常熟市區的南門邊上，有個依山傍水的小村莊，它的名字叫“元和村”。這隻是常熟數百個小村莊中的其中一個，然而就是這個元和村，它在八十年代的我國農業建設方向間題上，曾經影響了整整一個曆史進程。它就是後來被中央命名的“元和模式”。別看元和村不大，但在當時很長一段時間內，元和成了新時期中國農村發展的一種全新的模式而衝擊著十億農民的心，同時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那段時間裏，連元和村的人自己都給弄糊塗了，怎麽天天有人山人海的參觀者到自己的田間地頭來？不說上自黨的總書記、中央各部委頭頭腦腦，下至來自天南海北的農民兄弟們戶就單胡喬木、費孝通、薛暮橋這樣的大理論家，都至少能排成一裏路長。什麽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專家、什麽日中農交農政農經訪華團、什麽西德農學博士團、什麽意大利佃農考察團皮西埃利奧一行，還有非洲英語國家工會代表團，以及數也數不清的各國新聞記者團……總之，元和村那時的名氣，超過了常熟有個“沙家洪”那樣的名聲。

讀者不禁要問：“元和模式”倒底是怎麽回事呢？

事情還得從八十年代初期的元和村黨支部書記姚得平說起。1997年3月的一天，我在常熟市委同誌的安排下，與市文聯的老袁同誌一起來到元和村的村委辦公室。原先約定的姚得平不知怎地走了，後來辦公室主任與他電話裏通話後，他還是不願與我們見麵。這使我們大失所望。之後我們才弄明白，姚得平書記這兩年心頭不那麽順，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但總體上給人的印象是元和村已經漸失往日那閃閃灼人的光彩，在與那些後來居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崛起的兄弟村相比較中，顯得有些後進了——其實姚得平用不著那麽自謙與自悲，任何一種事物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要永久不衰是不客觀的，何況是人，何況是靠天吃飯的農村。不過我想姚得平不見我們仍有另夕源因，不排除這位幹了三十多年村黨支書的老同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麵臨新問題時，需要冷靜地思考些什麽。而我相信一旦這種思考成熟後，這位曾經使億萬農民兄弟和全世界都曾關注過的中國農村幹部，又可能闖出一個驚天動地的“模式”來。

姚得平是一條漢子，關於這一點我想曆史已經作出過結論。

1982年秋，也就是在姚得平當村支書的第七個年頭時，正當姚得平通過幾年努力，帶領眾鄉親將集體經濟一步步壯大，趕超城裏人生活時，整個蘇州地區的農業聯產承包製，農田包產到戶已大勢所趨。元和村怎麽辦？當了那麽多年幹部的姚得平似乎感到一下沒了主見。分吧，這樣咱們就用不著一天到晚聽上麵的訓斥了。支部會上，有人幹脆地說。

有人馬上站起來，說就是不能分。

支持分田的人立即反擊道，中央號召分田到戶，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方向間題，誰頂風不分田，就得從黨性上認識，找找根本間題了。

反對分田的又站出來回擊，說黨是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我們村主張分田的群眾所占比例不大，原因十分清楚：全村已有六、‘七十的勞動力到鄉鎮企業的工廠了，再分田到戶到人，工廠還辦不辦，田還能種得好嗎？再說，咱村上辛辛苦苦一二十年搞起來的農’業機械化已基本形成，農田基本建設也很好，如果都分田到戶，農機怎麽辦？農田基本建設怎麽辦？

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怎麽可以左一個怎麽辦右一個不行呢？’這不是一般的問題，是原則和方向間題……

啊喲喲，吵死了。先聽聽姚書記是怎麽想的麽！

對，聽聽姚書記是怎麽想的。’

——所有的目光一下盯住了姚得平。

終於，大夥見姚得平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但他沒有說話，而是用目光掃了會場一眼。此時此刻，整個會場靜得連大夥兒的心跳聲、喘氣聲都聽得一清二楚……姚得平知道，全村的父老鄉親們都在聽他的枚關他們生計命運的決定。

“分肯定是要分的。”姚得平的第一句話是這麽說的，但接著馬上又說道：“但都是分田也要看怎麽個分法。我們元和村的情況與國家一些貧困地區不一樣，一是我們的合作經濟已有一定實力，工業產值已占村總產值的80％，農業發展有了堅實基礎。二是農機水利、收管種都基本實現了機械化。三是大部分勞力已轉向工副業生產。麵對我們元和村的實際，我的意見是：建議實行“專業承包，分組聯產”形式，把全村的糧田由4個工區下轄的11個小組承包。組與組之間打破大鍋飯，實行定產量、定收入、定獎賠製度管理。你們大夥看，這樣好不好？”

“太好了！這樣一方麵顧及了我們元和村實際，一方麵也貫徹了黨的號召麽。“

“行，我看這方法好！我讚成！”

“我也讚成！”

“那就這麽定了——我們元和村就搞專業聯產承包！”姚得平大嗓門一張，高聲宣布道。

結果元和村實行這種“聯產承包製”後的第一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達到了386萬元，比沒有實行聯產承包前增長了46％，社員收入比上一年增長了40％，務農勞力人均產糧9266斤，也比以前增長了23％0

元和村第一次嚐到了聯產承包、規模經營農業的甜頭。

之後，在1984年秋季那個大豐收喜慶中，元和村又在聯產承包製基礎上，下出了舉世矚目的一著棋：村支書姚得平與本村四名手腳勤快的女共產黨員種田能手簽訂了承包“合作農場”協議。當時的那份在中國農村發展史上具有曆史意義的“合作農場承包協議”書，大致有以下四項內容：

一、按照曆年生產水平，核定全年向村上繳平價糧、油的數量，糧食超產部分實行村、場五五分成；

二、按照每個勞力負擔25畝地的標準，平時由農場自我調節，大忙時由村辦企業負責提供勞力，隨叫隨到。

三、為穩定職工的種糧積極性，村對農場職工實行“工資保底”辦法，保證農場職工每月工資不低於村辦企業職工同等水平。（當時為75元）。

四、強化農機服務工作，成立農機服務隊專門為農場提供從耕種、管理到收獲的一條龍有償服務。

別小看這幾條並不複雜的協議內容，它可在中國這個農業大國裏幾千年來第一次出現了國有集體經濟條件下個人承包性質的“農民農場製度”，它使農民與土地的生產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當時四名參加簽字的女場長，最大的40多歲，最小的30來歲。當姚得平讓她們握筆時，據說推來推去推了好半天，才一個個莊嚴地在那份協議書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元和人辦起了農民農場的消息，不脛而走，傳到了市裏，傳到了省裏，也傳到了中南海。一時間，眾說紛紜，什麽樣的話都有。姚得平沒有動搖，元和村的人沒有動搖，在巨大的壓力麵前，他們堅信自己走的路符合鄧小平同誌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原則，且辦農場的第一年下來，元和人的心就更踏實了。這一年，唐桂芬等四名女場長聘了18個婦女，共承包了全村550畝地，人均耕地25畝，每個勞力平均生產糧食和油料達14300公斤，平均產值4681元，分別比1978年增長7.5倍和10.6倍。等於一個婦女勞力養活了50個人。如此驚人的奇跡，不僅讓中國的百姓和官員們感到震驚，就連負責聯合國糧食署的專家們都感到中國農民做出了不可思議的事。

一時間，關於常熟有個元和村辦起了農民農場，一個婦女勞力能養活50張嘴，一年之內實現全村小康水平等等像天方夜譚式的新聞，從常熟城郊的一個小村傳遍大江南北。讀者們應當注意，那可是許多城市高級知識分子也隻能拿百十來元工資、許多地區的農村連鄉鎮企業是什麽都弄不太清楚的八十年代初時，“農民農場”、“小康水平”這些仿佛像共產主義一樣遙遠的新鮮事，竟在窮了幾千年的中國現實社會中能找到，其影響力、其衝擊力可想而知。然而盡管如此，元和村的這種前人從未有過的做法，是不是十億中國農民今後要走的道路，在這一點上，幹部和群眾的疑慮依舊重重，甚至連已經進入小康水平的姚得平及元和人，都心裏拿不準倒底自己走的這條路對不對？此時的姚得平和那四位女農場主及全體元和人的心頭，既有豐收和小康的喜悅，又有眾說紛紜造成的種種壓力

正在此時，突然有一天元和村被告知有一位“大人物”要親自到他們村來實地考察一下，看倒底元和村走的路符不符合中國農民今後發展的方向。

這年金秋的一天，常熟城南小村——元和村突然熱鬧起來，也突然緊張起來，特別是唐桂芬、錢二媛、戈鳳金三位村婦和她們的支書姚得平格外緊張，因為這一天她（他）們被告知要見一位“大官”，而且還說要她（他）們講講當“農場老板”的事體。現在聽起來這件事好像沒什麽，可十年前正當全國各地農村大搞“分田到戶”、“承包責任田”的熱潮時，情況著實有些非同小可。你想，農村搞“分田到戶”是鄧小平倡導的，那時全國幾乎所有的農村都把原來集體的田地分給了各家各戶。而就在這個時候常熟的一個小村竟不但沒有把生產隊的地分到農戶手裏，還讓幾個身為共產黨員的農婦當起了“農場場主”，實行了比原來生產隊形式更為規範的集體管理農田的方法。對元和村的這種做法，遠近早有各種紛紛揚揚的說法，如今上麵又有“大官”來究間，事情不能說是小的了——這涉及到農村建設的“方向問題”。

常熟人膽子夠大，大到驚動了中國當局最高層。

唉，事到如今莊稼人怕啥？革職罷官不還是種地麽。唐桂芬她們照舊太陽一出就駕著收割機上農場幹活，季節可不等人。幹農活的人向來不記時間，隻有收獲那金色的稻穀才是她們最惦記的。不知不覺中，在她們收割的田野上來了一批警察，後來是很多轎車，再後來便是大大小小的幹部了……

“幾位女場長過來，看誰來看你們了！”跟唐桂芬她們打招呼的也是位女的，不過唐桂芬猜測一定也是位“大官”。一間果真是，她就是省長顧秀蓮。

顧秀蓮省長笑咪咪地將三姐妹拉到一位被人圍在中央的幹部麵前，說你們看是誰來看你們了？

嗯，眼前的這位很麵熟呀！對，像是電視裏經常看到的……這不是總書記胡耀邦同誌嘛！天，這還了得！大概是我們幾個闖大漏子了。女場長們的手腳都有些不聽使喚了。

“好嘛，你們是莊稼地裏的女老板。不簡單不簡單喲！”總書記伸出手一邊跟唐桂芬她們握手，一邊口裏直誇：“做得好，你們辦農場的方法好。幾個人種幾百畝地，養活幾百口人，搞機械化農業，擴大集體經濟，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也符合小平思想。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嘛。”

“嘩——”是掌聲還是眼眶裏飛出的淚水的流淌聲？總之，幾位女農場長此時此刻真正體味到了什麽是黨的信任與鼓勵。

這天傍晚收工後，支書姚得平興衝衝地找到唐桂芬她們，異乎尋常地得意道：“怎麽樣，這回有總書記給撐腰，列位‘女老板’可就不用怕人說三道四了吧？”“支書你呢？”三位女農場主笑嘻嘻地反問了一聲。姚得平胸脯一拍，說：“我？哈，我心黑就更踏實了。咱元和村這回是鐵水進沙盤——成了模式。”

“元和模式”真如這位支書說的那樣，從此名揚海內外。、這是因為它造就了在新的曆史時期中國農村湧現的第一代帶著真正泥土氣味的農民老板。

“老板”兩個字在如今已不是什麽新鮮字眼，可在十軍前尤其是在翰寸，被人稱之為‘·老板”，實際上是對你的一種批判式的譏諷。因為在那時，“老板”等於地主、資本家式的剝削者，在傳統的社會主義概念中是不可能允許這個階層存在的。更何況，當時農村的土地剛分到農民手中，竟馬上出了農場主這樣的“地主”，使人立刻會聯想起黃世仁那等惡霸來。你說別人叫你一聲“老板”，你渾身出不出洋？

而在村支書姚得平看來，更為嚴重的是他的這一套做法在當時太容易被人視為走的不是社會主義道路。其實即便姚得平他自己也並不一定對自己村裏搞的這一套能從政治上說個讓人信服的道道來。但隻有一點他是清楚的，那就是元和村搞農民農場而不搞把集體的地集體的生產資料分光攤盡的結果是：用規模型的少而有效的勞力，完成了全村農業耕地的高效種植，並比各家各戶個體式的勞作更加省工而豐收；將省出的大量勞力去從事經濟效益高的曳鎮企業，使集體經濟和農民收入都成倍增長……

啥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壯大，農民日子好過，鄉下人的生活趕上城裏人，這就是社會主義。姚得平這位祖輩挨著常熟城邊的農村成長起來的村支書，其頭腦裏全部的社會主義理論就是這個蕎他所在的元和村地處常熟城西南邊，元和村西靠清流通澈明淨的尚‘湖，北依風光秀麗的虞山，獨特的城鄉結合部，使這個村的大批勞；力有機會從事工副業，客觀條件造成許多人不再也不願從事低收大的農耕農作。同時由於村辦企業又在不斷發展，不可能也不合算使得大量有生勞力再回到農田裏去。姚得平正是根據這種情況，才作出了讓三位婦女承包全村土地，創辦家庭農場的決定。他對此做法的理由是：依托村裏已有的工業化，來推動村裏的農業機械化，從而使農田耕作與管理專業化。

元和村在實施三個婦女辦家庭農場承包全村所有耕地後，僅用了一二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農業機械化和耕作管理專業化。於此同時，由於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不僅使村裏從此不再需要以工補農，相反那些村辦鄉辦企業的職工因沒了責任田和口糧田的負擔後，農忙季節再用不著回家種地而可以一心一意撲在工副業上。這樣全村的工副業又出現一個騰飛，它反過來又幫助農場迅速提高了機械化與專業化程度。如此相互促進，元和村在1986年集體經濟和農民收入及實際生活水平，均達到了“小康”。

“家家萬元戶，戶戶住別墅。電燈加電話，老少不愁用……”這首順口溜，它真實而又形象地描述出了被社會學家費孝通譽為“中國現代化農村發展之方向”的元和村在當時的真實麵貌。

常熟元和村四位婦女辦家庭農場的意義，在八十年代它所起的作用，特別是對蘇南地區來說，它完全不比五十年代毛澤東樹立的“王國藩合作社”的意義小。自從元和村的經驗被作為“模式”傳播後，至少在蘇南地區，迅速出現了十個百個“元和村”式的農工協調、文明現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而今天的元和村，它本身由於常熟城市的發展，使得本來就土地不多的元和村農民們，現在基本無多少土地可耕，當年的女農場主大多數當上了不種地的城市居民或企業老板，但“元和村”昔日開創的聯產承包製和規模經營的農業生產新模式，至少仍為全國各地廣大農村所學，並已經被寫入我黨沿著鄧小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史冊中，僅僅這一點，我想作為元和村的領頭人的姚得平完全可以高高地昂起頭來，因為你無愧是一位時代的農村改革先行者。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依然是。

曆史總是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幾乎在元和村被世人所注目的同時，在常熟東北角的另一個以發展小集鎮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鄉間小鎮，正在迅速崛起，它就是後來被中央領導譽為“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建設農村新集鎮”的典型——常熟市碧溪鎮。

1984年，中共中央的農村工作會議剛剛結束，人民日報2月25日在第一版顯著位置發表了一則題為（碧溪鄉發展農副工建成新型集鎮）的消息，並且加了編者按語。那編者按這樣說：

隨著農村商品生產的蓬勃發展，．將有越來越多的人脫離土地，經營、認事林收漁等生產，並將有一部分人轉入小集鎮從事小工業和服務業。這是一個必然的曆史性進步，可為農業生產向深度廣度進軍，為改變人口和工業布局創造有利條件，並使集鎮逐漸建設成為農村區域性的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建設成為農副產品進城、工業品下鄉的集散地。常熟市碧溪鄉從事社隊工業生產的農民做到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生動地反映了新興集鎮的特點。碧溪鎮已成為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文明的集鎮。

2月26日，新華社又播發了同樣加“編者按”的長篇通訊（碧溪之路），那文章開頭，有記者對當時的碧溪鎮的一段至今讀來仍叫人激動的文字——

新春伊始，正是農家閉門歡聚、休閑生息的時光。然而，在江蘇省常熟市碧溪鄉，卻是另一番景象。清晨，通往碧澳鎮的幾條寬闊的馬路上，自行車的鈴聲響成一片；數以千計的雨傘高高低低，擠擠撞撞，擾如起伏的波濤，從四麵八方，向碧澳鎮滾滾而來。人們浩浩****地湧進鎮土的布廠、羊毛衫廠、塑料廠、針織服裝廠。路上的積雪和薄冰轉眼間被潮水般的人流衝刷了，消融了。然而，不到半個鍾．喧鬧的馬路上重又歸於寧靜，各工廠門口的車栩裏黑壓壓地擠滿了自行車……

新華社記者筆下的這幅畫麵，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多少新鮮生動之處了。但在1984年那個時代，這種情景除了像深圳這樣少數的開放城市可以看到外，在內地的城鄉是罕見的，尤其是在一個鄉級小鎮，能有如此繁榮壯觀的“農民從工大軍”，這不能不視為是一種奇跡。與元和村不同的是，碧溪鎮離常熟市區幾十裏，沒有元和村那樣可以依賴的城市從業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農村剩餘勞力、改變和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是廣大農村必然早晚要暴露出來的重大問題。

出路在何處？

現今任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的聞永昌，是當時碧溪鎮黨委書記，他回憶起當年的曆史轉折時說，當時他們的黨委采取了一麵學習“元和模式”，把土地承包給有能力種好地的種田能手，一麵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到1983年，全鄉19000多個勞力中就有11000多個勞力已經脫離土地進廠工作。大批農業勞動力進入發展鄉鎮工業行列後，大大促進了鄉鎮企業的規模發展。與此同時，從事農業的人員少而精後，也一改過去那種“大呼隆”的生產方式，使種地人也能致富。如此農促工、工促農，很快使碧溪鄉的經濟躍上了曆史性的快跑道。短短幾年，全鄉農民人均收入超千元（那時的一千元其可比價值很高），比別人提前了近十來年進入了小康水平。由於農民大批湧進小鎮上班和進廠工作，昔日冷落的小集鎮一下變得人多起來，人多了交易活動就多了起來，交易多了就形成商業的繁榮，商業的繁榮必然帶來小鎮的發展。於是鄉政府抓住機遇，用發展工業生產得來的資金，大量投入對舊集鎮的改造。從那個時候起，他們每年拿出幾百萬元用來修築公路、興建橋梁、改造街道、美化環境等等一係列工程建設，使小鎮一下擴大了好幾倍。在鎮大了、廠多了、人稠了後的同時，他們又利用社隊工業利潤，在鎮上辦起了文化中心，興建了高水準的醫院、學校和一個比常熟市內還要大的購物商場……

小集鎮發展後的碧溪，此時又利用現代化集鎮的商業集貿優勢和本鄉著名的“針織之鄉”優勢，調動各方積極性，沒花鎮政府一分錢，就地建起了一個總投資為3500萬元的後來聞名全國的“碧溪羊毛衫市場”（兩三年後，他們又投資一億多元進行二期工程，使這個羊毛衫專業市場成為國內之最，年成交額達20多億，為鄉級市場之首）。

刁鎮有了一個大市場，就使當地整個特色經濟——“針織之鄉”的工副業來了個質的飛躍。此時的碧溪鎮集體工業和農民家庭工業一起，都得到了大發展。同時由於市場的輻射作用，其第三產業也大踏步前進，百姓手中的錢滾滾而來。電視村之後是電話村，電話村之後是自來水村，自來水村之後是摩托車村…... 1994年，小鎮借國家一類口岸常熟港的開發，一下子為動遷的800多戶農民建起了麵積相同、造型美觀的高水準別墅800多幢，成為全蘇南（不知是不是全國）最多最大的農民現代化別墅區。就在同一時間，鎮政府又投資2000萬元巨資，興建了一個教育中心及一批現代化設施。至此，碧溪小鎮完全形成了“工商貿教科文”一體的農民現代化新型集鎮。而當地農民的生活自然不用說了，他們口袋裏有錢，在家有娛樂享受，出門可以過與城市人一樣繁華而舒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