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他和他的縫紉組給別人“打工”的時間不算短。後來有兩件事促使高德康從為別人“打工”的小裁縫變成了走入市場的大老板。一件事是他一次帶著自己廠生產的針織絛綸服裝到開封市場銷售，因產品質量過硬，一下全銷了出去。嚐到甜頭的高德康從那起就有了一個信念：應該早日打出自己的產品，盡快結束為人“打工”的局麵。1989年，高德康的“縫紉組”此時也早已在三年前改成了“白茹服裝廠”，這一年他們與上海天工服裝廠聯營並實際由高德康他們唱主角的“秀士登”羽絨服投入市場後風靡華東，被評為“上海市名牌產品”，雙方工廠都獲得了巨大經濟效益。但高德康從自身企業發展出發，開始了更審慎的思考：自己的企業如一直采取與別人聯營，打市場、拿品牌的是別人，而且從經濟角度自己也是拿“小頭”，橫豎自己都是“冤大頭”。不行，這種為別人做“嫁衣”的曆史再不能繼續下去了！

1990年，高德康打出了第一個完完全全屬於他自己的品牌“波司登”，精明的“小裁縫”一開始就到工商部門將這一牌名注冊。他當時想的就像今天做到那樣：讓真正土生土長的常熟“波司登”，成為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國際一流質量與工藝的名牌產品，去豪邁地占領世界市場！

“小裁縫”高德康清楚，有過“秀士登”的成功，並不就代表“波司登”也能有名牌效應，質量無疑是一個品牌成與敗的關鍵。而質量並不是一句空話，它涵括了一個企業的人員整體素質、原料進貨把關與先進技術設備等諸多內容。為此，我們的．界小裁縫，認出手就來了個大手筆——籌3000萬元引進了一批用計算機控製的世界最先進的設備來取代雙腳踩踏的老式縫紉機，當然常熟“小裁縫”特有的手上功夫是不能丟的，而且隻能加強。第二步是確定企業戰略，把“波司登”作為未來國際名牌從裏到外地全方位包裝。高德康清楚，他當年與上海人合作打出“秀士登”名牌就是因為質量與工藝取勝於別人，而現在他的“波司登”要超越“秀士登”，並且目標又是放在世界級水平之上，不在生產流程中一絲不苟地苛求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為此，我們的“小裁縫”向全體員工提出這樣的苛刻要求：“產品不達國家紡織部頒布的標準不出廠，產品工藝不達國際一流水平的不進市場，產品不達最佳設計不送向消費者”。後來，高德康的這些要求在自己的廠裏都得到了實現，因而他的“波司登”也很快在國內國際市場上獲得了“服裝界的東方黑馬”雅稱——

1993年，“小裁縫”的“康博集團”被國家統計局信息中心授予“全國縫紉業十強企業”稱號；

1994年11月，“波司登”羽絨服、羽絨被在“首屆中國羽絨名牌產品推薦活動”中確被認為“中國羽絨名牌”榜首；

1995年6月，“波司登”羽絨服被確認為“江蘇省免檢產品”；

同年8月，“波司登”羽絨服又被國家授予“中國公認名牌產口”．口口，

同年9月，“波司登”羽絨服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際名牌服裝服飾博覽會獲“名牌金獎”。

同年10月，“波司登”羽絨服被確認為“中國羽絨製品專業委員會監製產品”、“國家服裝質量監督中心跟蹤產品”；

還是這年的11月，“波司登”服裝被確認為“全國服裝市場認可名牌商品”；

1996年2月，“波司登”羽絨服裝獲江蘇省產品采用國際標準驗收合格證書；

同年5月，“波司登”作為唯一的羽絨服特許產品進入亞特蘭大奧運會。

你讀到這裏是否與我一樣深深地領教了常熟“小裁縫”的真正厲害之處了？是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某一先進性，常常最有力的就是它的民族技術先進性。我說常熟不敗講的就是它在服裝行業中那種具有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優勢，是任何一個別的地區、別的國家都恐怕難以戰勝的，而且這種狀況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這是因為：常熟之所以今天在服裝業上有不敗的獨特優勢，也是經曆了持續幾十年甚至是幾個世紀的曆史。

常熟小裁縫掀起的“波司登”浪潮，我想我和許多北京的男士女士們者會有深刻印象：那冬日裏無論你走到哪裏，“波司登”會帶著禦寒的絲絲暖意迎麵而來；即使是炎熱的夏季，“波司登”那秀麗逼人的廣告宣傳也會隨時傳入你的耳邊……

常熟“小裁縫”就是這麽厲害！其實，這種厲害僅僅隻是常熟市場經濟特征的表象，真正厲害的地方既非一傳十、十傳百的季根仙，也非製造一杆子捅出去就讓全世界人都為之震驚的“秋豔”現象和“波司登”咫風的那些小裁縫。真正厲害的是由女性為主體的“季根仙”們與男性為主體的“小裁縫”們聯手結成的產銷組合力量！

位於蘇南腹地的常熟，是個宜稻宜棉農作區。由於自然條件形成的這一水一旱的特殊性，使得這兒的農民們在曆史上就有了除產糧之外的另一條生計之路，那就是女人們的針線兒活和男人們從事土布貿易與出外搞副業的專長。在舊時，這兒的女人們如果不會繡花織布就可能連婆家都找不到，而那些隻會蹲在家裏吃死飯的男人就會被人罵為“豬頭紛”。這種女人一雙手（在家繡花織布）、男人一雙腿（出外跑生意）的獨特的農家生存格局，數百年來一直在這一帶非常習慣，成為自然其道而經久不衰地被沿襲下來。後來常熟出了一出《沙家洪》戲和裏麵的“阿慶嫂”，故當地把這種男人與女人之間自然形成的分工，擬作了“阿慶在外跑單幫”、“阿慶嫂在家開茶館”的形象化比喻。

凡了解一些蘇南鄉鎮企業發展史的人都知道，在早期的蘇南農村辦企業時，進廠的絕大多數是一些男性農民，他們既做工又跑銷售，既可能在自家的廠裏當老板，又可能在別人廠裏當學徒當工人。常熟人自稱這種現象是“阿慶在外跑單幫”。後來這種“阿慶在外跑單幫”成了當地鄉鎮企業形式的代名詞。若幹年過後，常熟一帶的家庭企業和手工加工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大批過去的繡花“季根仙”，一邊種地做活一邊當起“阿慶嫂”式的老板娘來了。至此，常熟式的農村市場經濟模式完成了它的最初框架結構和人員的合理分工過程，而這個過程就為後來的成熟與輝煌的商市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堅實基礎。這就是“阿慶”撐天下的具有資金、人才、技術和市場經驗等實力與集團規模優勢的鄉鎮企業加上就地取材、勞力廉價、心靈手巧、隨機應變的“阿慶嫂”所擁有的私營企業，兩種力量合而為一，她所產生的市場效益之威力你可能想像都想像不出來。

顧黎峰，有在北京賣常熟服裝五年曆史的小老板，他講述自己的經營之道時這樣說：我在北京銷的服裝全是常熟貨，而且價格始終最為便宜。一條女式健美褲在市場上賣二三十塊，而小販到我這兒隻用十五元就可以批到，我就能賺三四塊一條，最多一天就可銷幾千條。後來這種貨浙江人也搞，他們跟我比價，把批發價壓到十四元甚至十三元，目的是想擠掉我。我說那麽好吧，看我常熟人優勢大還是你浙江人優勢大，我就把批發價降到每條十二元，這下他們沒轍了，因為如果他們也賣十二塊一條，他們就會每條賠一塊錢，而我不，我的貨從自己家直接發出，是我“那口子”親手加工出來的，中間沒有任何環節，即使每條批發價是十二塊，我還能每條賺一二塊，你浙江人或其他什麽人就不行。都說浙江人本事大，可在這服裝上你就大不過我常熟人。

吳小固，漁民出身，現今是常熟服裝城內的“中級老板”，腰纏數百萬。他告訴我：他自己並沒有廠，他背靠的是鄉辦的幾個廠。常熟服裝城內現在所有的貨已不單是常熟本地獨家的了，更多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特別是廣東、福建、浙江等省的貨源。但他從來不怕外地商人來到他的家門口與他搶市場。他說他真心認為外地商人來的越多他越高興，因為外地商人把各種無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貨帶進常熟市場來，對他這個常熟本地商人來說，隻有好處而沒有壞處。我開始不理解這一點，對此他這樣解釋道：如果外地商人帶著好的款式好的衣服來，他可以學到別人長處，用可能是一天或可能是兩至三天時間在本地生產出一模一樣款式的好衣服來，而由於他是在本地生產的產品，省去了運輸省去了中間環節其成本一定是便宜於外地商人的，結果是市場上出現的一種好產品最終最賺錢的還是他常熟本地人；如果外地商人帶來的是一種不怎麽好的貨種，那麽跟他常熟本地貨一比不就失敗了。別人失敗了，賺錢的當然就是非他本地佬莫屬了；市場如戰場，有時一種好的貨源可能就是五天七天時間狂潮，當外地商人還沒來得及與哪個廠方協商妥當，．而他早已發動鄉裏村裏辦的企業成山成海地把貨打到市場……

上麵這兩個小老板的經營現象，隻是成千成萬常熟經商者中的縮影。我們認同這兩個小老板那在商海中“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的姿態與架式，就是因為這些小老板們不但自己在商戰中有一套套本領，而且他們的身後還有千個萬個家庭式的企業以及無數手藝高超的“小裁縫”……

沒有人鬥得過常熟人的服裝市場。過去溫州人搞服裝市場搞得比常熟人還早，但溫州人既沒有常熟人獨特的棉花高產區和曆史上的土布交易經驗，而更重要的是沒有常熟近百年形成的“季根仙”式的繡花女群與又能織又能商的“小裁縫”大軍，以及“阿慶”和“阿慶嫂”式的合理組合與分工，所以溫州人搞服裝搞不過常熟人，最後溫州人幹脆跑到“沙家洪”的“阿慶嫂”家來了。石獅人搞服裝搞得曾經紅紅火火，但它更沒有常熟人所具備的一切條件，所以它更搞不過常熟人。還有近靠常熟的上海人、蘇州人、無錫人，這些“老大哥”們當看到“小弟弟”的常熟人在服裝業上大發其財時，可謂是急紅了眼，他們試圖憑借比常熟人更有利的地理交通優勢和財大氣粗等條件，與“小弟弟”比個高低，然而幾年下來，‘這些”老大哥”們不得不敗在了“小弟弟”手下。縱觀這些“慘敗”在常熟人手下的城市，我們是否可以得出結論，那就是：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隻有那些具有獨特自身優勢並加以正確運用和組合的真正實力者才能勝利。

值得十分注意的是，常熟服裝市場的興旺絕非我們在“中國服裝城”內看到的那人流如潮的幾幕，也不僅僅是在城內注冊的那30000多個老板們之間的那些戰鬥。

我在何市鎮的幾個村采訪，碰到幾個把房子蓋得像莊園式的服裝老板，他們告訴我，他們從來不去市上交易，他們的客戶都是直接從四麵八方來到他家取貨的。其中一位姓蔡的老板說，他同村搞服裝的幾十戶人家中隻有一兩戶沒走開路子的人家才去市上交易。那天我離開莊基村的一個服裝老板家時已近夜間十來點鍾，而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聽到他的門外車聲大作，出門一看，好家夥！村頭一下來了十幾輛大大小小的貨車。一間，方知都是上海、安徽等地的客戶來此收服裝的。整個交易持續了約一個來小時，我看到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人從自家屋裏往車上搬一袋袋已打包好的成品服裝。那位先前采訪過的老鄉告訴我，在旺季時他村上幾乎天天晚上是這番景象。而他們村上一排排別墅式的農民洋房就是靠這樣的交易在短短幾年中拔地而起的。

回到常熟市府，我對當地的官員說，你們在向上級上報“中國服裝城”的年成交時“隱瞞”了太多（材料上說是100多個億）。那官員笑笑，說這當然隻能是個大概。至於你何先生在鄉下看到的“民間交易”，我們就無法作出精確統計了。他進而解釋道，常熟的紡織業商貿市場，其突出特點都是“前店後廠”形式。即前麵是交易市場，後麵是生產加工車間。有的老板看起來店麵上沒多少生意，可他店後麵的交易正忙得不可開交。而更多的服裝老板並沒有市場店鋪，他的工廠既為生產車間，又為交易場所，所有商品的產銷之間是建立在同一階段進行的。常常有時一批服裝剛從工人手中下來，就直接成了批發商們裝入麻袋的商品被運走。這種不見“市場”的市場在常熟到底有多少，到底交易到什麽程度，恐泊連參與交易的那些廠商老板和購貨客商自己都弄不清。

也是。關於這一點，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有位官員仍然這樣回答：初測大約“民間交易”是“中國服裝城”交易額的幾倍或十幾倍吧。

我想也隻能是這樣的“大概”。因為常熟服裝市場所帶給這片熱土上的農村市場經濟革命，遠遠絕非是幾個簡單的成交額數目，也絕非是我們所看到的那徹夜喧鬧的市潮，而是一場前無先例的偉大壯舉。正是這場革命，使常熟這個曆史名城與常熟這塊英雄的土地發生了不可逆轉的一係列巨變。

服裝業及那個中國農民第一集市的“中國服裝城”，僅僅是常熟改革開放後實行市場經濟中的一個窗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