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是否有結，英國的工業革命從“珍妮紡織機”開始，常熟市場經濟也是一台紡織機？01

1997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具有重要曆史意義和喜慶的年份，這就是我們的國家要從英國人手中收回原來屬於自己的“東方明珠”香港。

150年前，一個俠俠大國竟被西方的幾艘炮艦打得割地求和；150年後，這個好俠大國的12億人全都沉浸在寶地失而複歸的喜洋洋氣氛之中。用一百五十年的代價，換來這個不尋常的從恥到榮的曆程，我們中華民族的國人們在喜慶之後，是否應該想一想這是為什麽？

結論並不複雜：因為過去我們窮，現在我們也終於強大了。．

150年是一個漫長的時間，但在曆史的長河中又是個很短的一瞬間。同我們中國相比，‘當年打敗我們的英國其本土、其人口、其曆史，都不能等同而言，可是他們底了，燕得讓我們那些紮長辮子的祖宗們瑟瑟發抖。其實英國本不可怕，可怕在他們當時已經開始了持續近兩百年的那場“工業革命”。就是這場“工業革命”，使這個歐洲西海岸的區區小國，在十七、十八世紀就開始稱雄世界，到十九世紀成為全世界最發達、最富有的一流強國。即使到了二十世紀，我們仍不得不承認它依然是當今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富庶國度之一，它的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用我們現在的速度，仍可能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奮鬥才行。

英國人了不起在於它那場使它強大了近三四百年的“工業革命”。當我們今天有興趣掀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王國發達的麵紗時，竟發現它最早的“工業革命”動源，與我們的常熟人開始市場經濟的動源同出一轍：都是一台紡織機！

工業革命前，英國原是個田園牧歌情調的農業國家，當時人稱“快樂的英格蘭”。它的居民有80％從事農業生產。由於英國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賣給歐洲鄰國，這使得它的農業經濟比當時任何國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業性質。隨著這種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與市場的聯係逐漸密切起來。走過“圈地運動”和“海盜生涯”後，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便創紀元地進行了後來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生活與人類進步的大工業革命。這場革命最先肇始於棉紡織工業部門。之前，英國紡織部門中居主導地位的是毛紡織業，但英國的產業革命卻沒能首先從毛紡織業開始，其原因是毛紡織業為英國傳統工業部門，它雄厚的基礎和充足的原料，並在世界市場上一直處於壟斷地位。政府不僅沒有意識到對它進行改進技術的迫切，相反在政策上給予保護和特權。當時英國甚至有過這樣一項法令：凡死在英國領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織的壽衣來入鹼。但與此相反的棉紡織業則是英國一個新興的幼稚工業部門，由於沒有傳統的束縛，這個部門的技術革新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紡織業有兩道重要工序：紡紗與織布。這兩道工序必須保持平衡，生產才能正常。可是在1733年，蘭開夏的一位鍾表匠發明的飛梭，完全徹底地打破了這種平衡。用飛梭取代手工引線，使織布效率提高了幾倍，這樣紡紗的人就趕不上織布的了。這“紗荒”潮讓英國人著實頭痛了整整30多年，直到1765年有位名叫哈格裏佛斯的人發明了“珍妮紡織機”，才算透了口氣。

大胡子哈格裏佛斯每天下班後看著妻子珍妮很勞累地紡著紗，心疼地叫愛妻早些休息。珍妮“哎”了一聲，手一鬆，不慎將紡車碰翻在地，紡車子則仍帶著那隻錠子飛旋著。哈格裏佛斯看著看著，突發靈感：如果把幾個錠子同時豎起來，效率不就可以比橫錠紡紗車快出幾倍嗎？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哈格裏佛斯一早起來就幹開了他拿手的木工活計，一台多錠紡紗機很快就在這位英格蘭漢子手下完成。妻子一試，連聲“OK“！為了表示這台機器是給愛妻的禮物，哈格裏佛斯特意把它取名為“珍妮紡織機”。就是這台木工哈格裏佛斯發明的小機器，連我們偉大的恩格斯都這樣評論道：“珍妮紡織機降低了棉紗的生產費用，從而擴大了市場，給工業以最初的推動力。”瞧，小“珍妮紡織機”多了不起！

但是“珍妮紡織機”還有更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誕生還導致了無產階級的產生！這聽起來似乎有些唐突，大胡子哈格裏佛斯給愛妻做的一台小小的紡織機怎麽可能與我們偉大的階級、偉大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後來的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在了一起呢？隻要我們細細看一下後來因“珍妮紡織機”而引發的一係列工業革命運動，就會明白事實正是如此。

當時在英國由於棉布需求量的增加，織工的工資不斷上漲。因此一些原來織布的工人開始放棄以往兼營農業生產而專司織布業，這樣就在英國土地上出現了第一批無產者。他們沒有了自己的財產，隻靠工薪維持生活。此外，“珍妮紡織機”的間世還促進了紡織業中分工的發展，結束了過去那種紡紗與織布在同一屋完成的生產關係。操作“珍妮紡織機”是個力氣活，男人們就漸漸成了這一職業的主導群體。許多家庭往往靠男人所從事的紡紗工作得來的錢維持生活。同時另一些家庭因為買不起“珍妮紡織機”，使用過時的手搖紡織機又無濟於事，於是幹脆放棄手搖紡紗而專門從事織布。這樣紡紗與織布同在一個家庭完成的現象徹底消逝，而替代它的是明顯的職業分工。這種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工業分工，由於各司其專業，使得紡織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不斷加劇。而專業化的加劇又極大地刺激了生產力的提高，生亡力的提高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更加明顯。共產主義先鋒隊的無產階級也就在這個時候越來越擴大、越來越具自己階級的特征。

“珍妮紡織機”的曆史功績，似乎超越了當時整個英國社會所給予它的評價。它誕生後為人類造就了一個嶄新階級的同時，又大大促進了另一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強大活力，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突飛猛進。

隨著“珍妮紡織機”帶動的紗綻日漸增多，以人力作為紡紗動力顯然越來越難以勝任。1769年，理發師阿克賴特投機取巧，在哈格裏佛斯基礎上發明了能解決動力因素的水力紡織機。這使得整個英國紡織業又大大地往前邁進了一大步，並真正推進了近代工廠製度的出現。所以別看理發師的技術是從一位木匠那兒竊來的（當然畢竟阿克賴特有其自己的創造），但在普遍意義上人們還是一直把他當作英國近代工廠製度的始作俑者，這一點我們的馬克思也讚同。

木匠哈格裏佛斯和理發師阿克賴特的發明，為英國社會帶來的是前所末有的生產革命、技術革命以及後來的社會革命。這三大革命後來由英國發展到周邊國家，直至整個世界。過去我們一直把英國的工業革命始程歸功在瓦特的蒸汽機發明上，是有誤的。其實瓦特的這一人類性發明，是完全始於“珍妮紡織機”和水力紡織機之基礎上的，而且瓦特的蒸汽機最初應用，也僅是為紡織工業服務。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從“珍妮紡織機”開始，至水力紡織機、到瓦特的蒸汽機，英國社會的一場後來曾影響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工業革命，就是這樣產生的。

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英國人靠一台“珍妮紡織機”改變了自己，創造了富有，同時它也改變了人類，包括出現了後來像我們的香港被它掠奪走的命運……但縱觀整體價值而言，一台“珍妮紡織機”帶給英國人更多的是文明與進步，對人類也是這樣。

我的主人公——在今天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常熟人，或許自己尚不清楚他們正在走的路，與現今世界上最發達、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的英國的經濟最初發展模式為何如此吻合！

常熟人自然不會想到，或許他們就根本不想這麽想，這麽比較。但有一點他們應當明白，那就是他們今天在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中，有些東西雖形似不成其為規律，、而實質上是很具普遍意義的經濟發展規律。這就是從實際出發，抓住當地當時自身優勢，把握機宜，最大限度地激發人民對自我價值與自我財富及自我發展所抱有的創造天性、本能追求，並使之成為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動力源。

就其形式而言，今天的常熟人與當年工業起步時的英國人在生產力發展現象上十分的相似。但其本質而言，則是十分的不同。當年的英國人運用紡織機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而常熟人運用紡織機則是生產關係出現改變時的一種有序進步。前者為的是解放生產力，後者為的是提高生產率。但對兩種不同曆史階段出現的同一現象我們可以用同一種結論，那就是不管是昨天的英國人，還是今天的常熟人，他們從自我發展的自我條件出發，同樣依靠一台紡織機的最終目的是一樣的，即為了改變自己的落後，增加自己的富有，從而實現社會的整體興邦。

雖然我們不能預計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紡織機，是否也能像昨天的英國人一樣後來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世界命運那樣，令人激動人，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常熟人今天手擎紡織機，終有一天也會讓世人所驚殊！事實上這種強大的工業化、商品化、資源化、財富化、實力化，已經從他們身上顯示了出來。隻是過去沒有人這麽講，沒有人這麽去想而已。任何一場深刻的革命都是發展到一定階段才被人們有所認識。常熟人的經驗，或許在更長一些時間後，更能讓人從本質上理解和認識到它對我國社會主義曆史進程所起的某種不可小視的影響力。暫時讓我放棄這種預言‘帶著讀者們一起去看一看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紡織機而帶來的那場正在湧動的波瀾壯闊的革命吧——

這場革命的產生，首先來自於它像當年英國社會那樣發達的棉紡業的特殊繁榮性。常熟這個地名始於宋代，當時的官人取名這塊“土壤膏沃，歲無水早”之地為“‘常熟”，可謂聰明備至。常熟常熟，常種常熟。常熟常熟，種什麽熟什麽。常熟人富裕首先要感謝先聖虞仲開墾出來的那片讓老天爺都無法拒絕不熟的肥沃土地。十九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階段，中國的民族工業開始出現，而早期的中國民族工業，又都以與人們生計十分緊密的日用品工業生產為主。常熟作為糧棉產地，又近靠上海、蘇州等城市，這時期便出現了一批商人到這裏辦廠的浪潮。如江西籍鹽商獨資27萬兩銀元，於光緒30年在常熟支塘鎮建的“裕泰紗廠”便是一例。此廠占地200畝，所引進的設備都是1888年英國“道勃生”和“漢斯頓”製造的紡織機，其生產規模在中國早期紡織工業可算非同一般。本世紀20年代，又有一批上海、無錫商人到常熟開廠，形成了常熟紡織工業第二個發展階段。之後是抗日戰爭開始，上海、無錫等城市的工廠又為免受日軍飛機的轟炸而紛紛搬到離城不遠的常熟鄉村，這客觀上又給常熟紡織工業朝前邁進了一大步。

其實上述原因還遠非是常熟紡織業發展的根本因素。常熟紡織業之所以今天能成為當地人民走向市場經濟的“火車頭”，主要還是常熟人自身的條件在起作用。

在常熟的滸浦鎮，人們告訴我一個很有點像十八世紀中葉的那個發明了“珍妮紡織機”的大胡子哈格裏佛斯式的人物，不過這個人物是位女性，她叫季根仙。不知是否因為她的祖先季陵是宋代名將之故，還是她生來就有靈仙之氣的原因，父母給她起了如此一個名字。根仙生於1884年，卒於1978年，是位有94歲高齡的老壽星。在她的家鄉滸浦鎮大居家宅基，鄉親們為她塑了一尊像，這是常熟土地上唯一一尊老鄉們自發地為一位平民農婦塑的像。在常熟市內，政府也為季根仙塑過像。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上點年歲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出口創匯產品中有一樣就是在世界手工藝界也享有大名的“常熟花邊”。而中國的“常熟花邊”的開山鼻祖，便是季根仙這位活了近一個世紀的農婦。

1919年，家境貧困的青年婦女季根仙去上海徐家匯投親，經妹夫介紹，受洗禮加入天主教，後跟教堂一位外國修女學手繡花邊，時約半年。因季根仙心靈手巧，所繡的花邊不但超眾，且在工藝上既承外國之技術，又融中國傳統手工之精華，在質量上堪稱開辟花邊之一代先河。後季根仙回故裏滸浦便開始以刺繡花邊為業，這時總有鄰近姑嫂姐妹結群前來觀賞。因當時刺繡花邊工價較高，且又是手頭針線活，學起來也並不費勁，所以每當季根仙做活時就四周擁滿學藝者。為了讓眾農家姐妹們也能學到刺繡花邊的技術，次年春，季根仙租下白宕橋居氏一大廳開始正式傳授刺繡花邊技術兼營發放業務。由於繡花邊能使婦女們不僅更加心靈手巧，而且有了一門其收入遠超於其它農家副業的本領，所以到季根仙那兒學的人蜂擁而至，後又一傳十，十傳百，到二十年代初的常熟一帶農村，數以千計的農家婦女都學會了“做花邊”。婦女們農閑在家做，農忙帶到田頭做，也可以在給孩子喂奶時刺上幾針，也可以在做飯等火時繡上幾行。待等一張花邊做完交活後，就可以換回數元、數十元現錢。那些手巧的姑娘們三年五載下來由繡花邊得來的私房錢，就足夠嫁妝用的了。刺繡花邊的這種效應，使得後來常熟一帶的民間流傳著一種風俗：哪家的姑娘小姐不會“做花邊”，就找不到好的婆家，而“做花邊”快的姑娘小姐則當然成了婚嫁娶親的搶手對象。如此的這等風俗反過來又大大刺激了花邊業的發展。至解放前，常熟的花邊商行多達300餘家，而在常熟周邊的縣市也出現了數以百家的花邊商行。解放後，由於常熟城內有了獨立的花邊出口業務，鄉鄉鎮鎮也都設立了花邊收購發放站，所以農家婦女們的這種手工藝，便完全形成了一種地方產業，縣裏鄉裏還辦了幾家專門的花邊廠，“常熟花邊”也因此成了國家的一個著名的地方出口產品而享譽世界。

1978年，94歲高齡的“花邊皇後”謝世，兩年之後由她自成一派的“常熟花邊”，榮獲國家金質獎。

季根仙的“花邊傳播現象”，看起來似乎很尋常，其實卻深刻地揭示了當地人心靈手巧的天性和特有的商業敏銳性。說到常熟季根仙的“花邊現象”，我不能不在這兒說一說常熟市場經濟中的另一個獨一無二的“小裁縫現象”。所謂的“小裁縫”，在當地是人們對那些靠做衣服為生的手藝人群體的一種稱呼。你可千萬別小看了常熟“小裁縫”。讀者知道有個北京“紅都”服裝店，它生產中國乃至世界一流的服裝。然而“紅都”的“第一把剪刀”是誰，也許沒有人說得上來。常熟人卻可以明白地告訴你：那就是他們的“小裁縫”——田阿桐。

常熟是著名的棉花產區，從明代開始這裏就有了農民自產自用的土布紡織業。土布紡織業後來越趨成熟後，便出現了一大批與木匠、泥瓦匠並稱當地“三仙”之一的“小裁縫”。特別是本世紀初至解放後，隨著腳踩的“洋機”越來越多地替代手工縫剪之後，江南特別是像常熟這樣的棉區，幾乎村村有一個或幾個這樣的小裁縫。在尚未有市場經濟時，小裁縫完全是一群個體手工業勞動者，他們靠自己的勞動，走東家串西村地為近鄰遠親裁衣縫褲，一天最多能掙得養家糊口的微利報酬。然而盡管得的是微利，可比起純靠幹農活為生的“田匠”，用今天的話說，那小裁縫就算是“白領人”了。因為他不用曬太陽，不用抓糞灰，而且還能又吃又拿（客家得管飯付工錢）。所以，小裁縫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蘇南一帶非常吃香，不管是男是女，找個小裁縫做對象在當地可算一門“高攀”的親事了。在這種風俗的影響下，小裁縫就遍地皆是——盡管有的一個月接不上一兩樁活，但這並不影響學裁縫這門手藝的人越來越多。然而到了七十年代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江南一帶廣大農民先是有了較好的吃，後來又家家戶戶住進了樓房。人生“吃、住、穿”三件事，到再後來，穿好就成人們生活中的大事了。於是江南一帶的小裁縫，便有了從未有過的大發展和用武之地。

1991年秋，在華東地區爆出了一個令中國紡織業同行們震驚的新聞：常熟小鎮王市在自己的小鎮上舉辦了一個“農民時裝節”。此事在當時不僅引起國內強烈反響，就連外國數家報紙都相繼報道。在人們的印象中，像時裝節這樣極為高雅的服飾藝術的專業盛會，隻有那些高雅人才欣賞得了，非一定水準的大中城市不能舉辦。那些腳上帶泥的“土包子”們怎麽可能搞這樣的活動呢？確實，據說當時有不少人對這樣一個幾乎全是在種棉花的地裏、賣棉花的路上、織棉花做服裝的廠裏舉辦由清一色種棉花的人、賣棉花的人、織棉布做服裝的人唱主角的“農民時裝節”，抱有懷疑。但後來人們發現自己錯了，就像上海大明星張瑞芳所說，她開始便是出於對農民兄弟的麵子考慮才接受邀請的，可到了常熟王市小鎮後這位大明星激動得直掉眼淚。她說她從五十年代開始一直演了幾十年的農村婦女，以前一演這種角色，導演就盡量讓穿有補釘的衣服，好像越破就越像農村婦女似的。可今天到了常熟小鎮參加農民時裝節一看，她們人人穿得那麽漂漂亮亮的，我以後再演農村婦女時就可以對導演說，我也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上台了。

王市小鎮的時裝節如今已辦了好幾屆，且辦出了名。費孝通先生曾對小鎮時裝節給予高度評價，並寫下“王市小鎮，衣被天下”的題詞。說到王市的農民時裝節，就不能不說支撐這個時裝節的“秋豔”服裝了。而今馳名中外的“秋豔”時裝，就出在這個王市小鎮上。常熟人自豪地向我介紹，他們的“秋豔”作為名牌服裝產品，是江蘇服裝行業最先的一個免檢產品；作為企業集團，它名列全國500家最大經營規模鄉鎮企業前茅，年產值達2個多億，利稅3000萬元。現有職工1200多人，每天生產5000套成衣，’可企業自己沒有一個專職產品推銷員，它的產品年年都是別人追在屁股後麵要。“秋豔”所在地的王市小鎮，現在大大小小共有120多家服、裝廠，生意雖沒能都像“秋豔”那麽火，但全是屬於“豐衣足食戈‘我了解後發現，所有這些廠的廠長是清一色的“小裁縫”出身‘‘小鎮當家人向我透露：王市之所以今天能在激烈的紡織業中獨領**，就是因為這塊土地上長期保有一千多名眼靈手巧的小裁縫。就拿“秋豔”來說，六位廠級領導個個都是當年的小裁縫。在常熟本地有句很流行的話，叫做“內行當廠長，裁縫打天下”。探究一下常熟服裝業發展的因果，你會發現此話不無道理。

如今已有1.4億資產的“秋豔”集團董事長、全國著名企業家潘炳福，想當年也僅是位吃百家飯的小裁縫。在“秋豔”的本部辦公樓，我與這位馳騁“穿”場的大老板僅有一麵之緣，但就這短短的瞬間，他那雙目光深邃的眼睛給我留下了極深印象。

“你說潘廠長的眼睛？那當然。他厲害的目光是出了名的。”常熟的服裝同行一說起老潘的眼力，無不流露出敬佩之意。

早在1980年初，那時“秋豔”才剛剛掛牌，沒有半點名氣。一次老潘到上海人立服裝商店獲悉：滑雪衫將取代中西式棉衣。當時中國市場上還未出現這種新時裝，但老潘認定滑雪衫必將風行中國市場。於是他果斷決定轉產，並親自南下廣州購料采樣，回廠後與技術人員一起創造性地設計出了一種色彩對比鮮明的獨特的帶帽女式滑雪衫。此款式一投放到市場就風靡上海城。那穿著最講究的上海女人，當年為了買上一件“秋豔”牌滑雪衫，可以請上兩天假去人立商場排隊。據說那年僅人立商場一家，在一個星期內就賣了8萬套這樣的滑雪衫。

都說老潘愛用雙眼去“掃市場”，而且口袋裏還總帶著三件寶：小剪刀、皮尺和計算器。當他的目光“掃”到一個新款式、好麵料時，他就用上自己的“三件寶”，然後回廠開動腦子，保不了幾天就出個讓同行眼紅死的新產品。1983年的一天，老潘又來到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淮海路等地開始“掃市場”，在五顏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從眾多穿中山裝的人流身上敏銳地發現已有一部分人開始著起緊身卡腰、線條優雅的西裝了，可多數中國人當時仍相對保守。取兩者之優，兼顧國人時尚，必勝無疑……老潘一邊走一邊心中已有一種適合中國市場的新服式了。果不久，上海商場裏出現了一種用中長馬褲呢作麵料，內托全夾，緊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新款服裝一上市，又在上海並很快波及全國地掀起了一股“卡曲熱”。

1984年，老潘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穎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裝係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繡花仿毛、粗花呢西裝及男女風衣係列……；

1987年，’老潘推出毛呢“飛龍衫”、“木耳衫”；

再後來，老潘每月推出一個新產品，每天推出一個新產品，到現在一天推出三個以上新產品……

“常熟小裁縫太厲害了！”一位與老潘屢次較手最終便不知如何再做服裝生意的上海服裝商如此感歎道。其實，包括上海服裝商在內的中外服裝界敵不過常熟“小裁縫”的原因是：他們並不清楚現在的常熟小裁縫早已不是過去意義上的那些吃百家飯的小手工藝人了，這些小裁縫他們後麵的牌子都是一個個大企業家。他們之所以在市場上馳騁自如，是因為他們個個都是行家裏手，他們可以自己設計款式，自己決定生產，自己走入市場。麵對這樣的對手，所有一般意義上的服裝商不甘拜下風才怪！

而且，常熟“小裁縫”還有一個更厲害之處，那就是他們敢為天下先的精神。說起這一點，我不得不給讀者介紹另一位常熟“小裁縫”。

他就是以“波司登”品牌而馳名國際服裝界的江蘇康博集團總裁高德康先生。

你也許無法想象一個小裁縫出身的農民所生產的一個服裝品牌就值1.58億元，然而這是事實——對“波司登”品牌價值評估的是江蘇省無形資產評估事務所，這個機構是政府的權威部門。

訣常熟“小裁縫”高德康的康博集團，是一家以生產羽絨、牛仔等係列產品為主的國家級大型服裝企業，擁有1.25億元固定資產，全套引進美、日、法先進的服裝生產流水線，其“波司登”係列產品不僅在國內暢銷，而且遠銷美、德、日、俄等十幾個國家，是國家羽絨製品中唯一免檢產品。1995年康博集團年產值超2億元，創利稅2850萬元，列全國縫紉業十強之一。紡織業在西方人眼裏是個即將步入暮年的“夕陽業”，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夕陽業”中，我們中國的一個農民，竟把它振興得如此輝煌燦爛。

高德康是常熟白茹鎮人。你別小看這個白茹小鎮，它可是有不少我們中國人值得驕傲的地方。名聞遐邇的“白茹山歌”，不僅是我國東吳文化的發源地之一，還是日本民歌的鼻祖。以小鎮名命名的“白茹塘”，是太湖至長江的重要泄洪道和蘇南水上交通要道。“白茹大米”更是過去皇宮裏的佳肴。現今的白茹依然物產豐富，名流輩出。“波司登”名牌與老板高德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位小裁縫於1975年出師，但不久，“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那種極左思潮對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死寂的中國大地重新開始有了些生機。就在這時，我們的小裁縫高德康不甘寂寞，領著他的11位師兄師弟組成了“康博”的前身——白茹山徑才寸縫紉組，全部家當是他們自己的八台縫紉機。在開始的許多年裏，像所有常熟“小裁縫”一樣，高德康他們幹的活不是來料加工就是替別人代做活。但後來情況就很快發生了質的變化。

常熟離上海很近，所以上海很多名牌服裝過去一直是采取由上海市內設計——常熟“小裁縫”做工——再回上海市場銷售的方法。以上海為中心的我國南方服裝生產業，幾十年一直沿革著這釋的方式，現在還是如此。常熟服裝業今天為什麽會立於不敗之地是有其特殊的區域原因的。上麵已講述過，常熟本身是產棉區，土布交易和服裝自製業的曆史又悠久，小裁縫多就必然造成製服工藝的不斷精細與提高。後來加上像上海這樣文明程度和現代技術水平都是國家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城市的新技術、新款式、新思想不斷輸入，常熟小裁縫們的自身素質的提高異常之快，又因為常熟小裁縫的勤學肯鑽，他們與大服裝商的關係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很快由過去的“主仆”關係到後來的合作關係（你上海是設計與市場的老板，我常熟是加工和原料的老板），再後來就變成了我常熟小裁縫是掌握原料、掌握設計、掌握工藝當然也掌握高利潤的大老板，你上海人就隻能當市場銷售的小老板了。

高德康走的也是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