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01

許良英做夢也想不到像王淦昌這樣國際著名的大學者，竟如此平易近人。就這樣，他後來成了王淦昌最信賴的門生之一。這位從小愛好物理的學子，偏偏一生命運坎坷，無數次不得不放棄心愛的專業，而正是王淦昌的一次次幫助，最終使許良英成為了著名物理學者。許良英先生現在是中聞現代物理史學家，他對導師王淦昌在抗戰時期的那段教學生涯有太多的了解和感受。他說：王淦昌先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老師，也是多次解救我於危難之中的恩師。每當回憶起青年時代跟隨王先生學習的情景，總感到無比溫暖和舒暢。自從那次在岩洞裏第一次接受王先生教誨啟迪後，我就更加對物理科學產生了興趣。但那時我是個低年級學生，知道王先生是國內外都知名的大學者，加上自己向來在長輩麵前說話就羞怯，所以不敢輕易找王先生。何很快我的這份羞怯心理被乇先生他們那種淳樸、坦率和活躍的學風所衝淡。我最早是從旁聽王先生和束星北教授開設的物理討論課，發現王淦昌先生這種大學者的風采的。浙大當時的物埋討論是四年級的課程，分甲乙兩種。物理討論甲是由全係教師和四年級同學輪流作學術報告。物理討論乙，主要是由王淦昌和束星北兩位教授就物理前沿學術作係統報告。甲乙兩種報告都是每周一次，出於王先生對我的鼓勵，我便經常壯著膽子躲在教室門外旁聽。王先生和束星北兩位教授一個擅長實驗，一個擅長理論，性格都開朗坦誠，又彼此是好友，但在作報告時，他們常相互提問插話，碰到問題常常爭得麵紅耳赤，像小孩子吵架似的。開始看他們爭論覺得好奇又緊張，後來才明白大學者之間這種直率的學術爭論，才是探索科學真理的好學風。受了王先生他們開展的物理講座這種學風的影響，我聯合了物理係、電機係幾個一年級的同學也搞了個定期讀書報告會。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39年7月的一次物理講座，那是由王先生報告15801130111111。雖然我不知18500是何意，但還是去旁聽了。出人意外，王先生報告的是當年1月底坡爾在美國宣布的一個劃時代的發現：1938年12月和1939年1月間，哈恩和邁特內發現了鈾原子核裂變現象；邁特內估算出一個鈾核裂變時會釋放出2001.6。的能量，比同等電量的煤燃燒時釋放的能量大幾百萬倍。正是邁特內和哈恩的這個發現，直接推動了後來核反應堆的建立和原子彈的研製。當時教室裏的氣氛異常熱烈，作為組織者的我感到特別興奮和震驚。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著名女科學家邁特內原來就是王先生的博士導師，而正是這位了不起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推動世界核原子能發展關鍵一程的著名大科學家，還欠了中國學生王淦昌先生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寶貴機會。可在當時的那場報告會上，王先生既沒提到自己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難忘經曆，也沒有在同學中誇耀邁特內與自己的個人關係。王淦昌先生的這種學風和人格力量後來影響了我一生……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野蠻侵略和襲擊，浙江大學從1937年11月底開始，在整個抗日戰爭的八年間，先後被迫搬遷6次，學校的教學和生活的艱辛程度可想而知，然而這絲毫沒有影響王淦昌他們發誓要用科學和知識來強國的堅定信仰。中國物理學奠駐者吳有訓先生在1953年回顧我國物理學發展史時深情地說道：很難想像，抝果沒有浙大王淦昌教授他們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和在敵人的產彈下堅持不放棄教學和研究工作，新中國的物理學戰線怎麽會有輩出不盡的優秀人才廠在如今一大批浙大畢業的院士中，包朽長期移居@國他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在內，還清楚地記得這樣一件窄：當時在侵略者攻勢麵前步步退卻的蔣介石為了正製國內的民主力量，裝腔作勢地喊出國家至上，軍事至上的口號，企圖掩飾其賣國的行徑。浙大的學生許良英出於對蔣介石的義憤，在浙大遵義物理校舍的木門上寫下了科學至上，物理第一八個字。王淦昌看見，大為讚賞，此後一直把許良英寫的這塊有標語的木門帶著，伴隨著浙大顛沛流離於抗戰的烽火歲月，以此激勵自己的學生不忘科學強國之夢。

寫到這裏，我不免又想起了北約野蠻轟炸我駐南使館事件，全國匕下的有識之士都在講述一件事，那就是，中國要想不受以美國為首的當今霸權主義的欺負，除了我們有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的愛國心外，還必須有自己的科學技術包括軍事技術上的殺手鐧。很多人自豪地說，當年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就研製出了兩彈一星，現在國家的經濟與物質條件比王淦昌他們老一輩研製兩彈一星時不知要好多少倍，更應當拿出可以與美國人的隱形飛機和導彈防禦係統相較量的殺手鐧來。這可以說是全國人民對當今科學家和軍事部門提出的最緊迫的要求。兩年前的那個夏天，我曾經當麵問過王淦昌先生，為什麽他們這一代科學家能在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全麵封鎖、蘇聯也一下子翻臉的艱難環境下研製出了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深深震驚的原子彈呢？王淦昌從一個科學大師的角度說過這樣一段精辟的話，他說任何一門髙新尖技術或一項偉大科學成就的發明，物質條件是重要的，但並不是惟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科學家對科學真理的探求精神與正確的方向。以上的兩個條件如果同時具備的話，當然是最理想的，但中國的科學家在很長的曆史階段不可能同時具備這兩種優勢條件，那麽增強和提髙對科學真理的探索精神與正確方向便變得尤為重要，而我們正可以彌補自己的劣勢，在完全不同等的物質條件下，取得與西方強國同樣的尖端技術甚至在某些方麵創造出超越他們的殺手鐧來，完成別人沒有完成的對全人類都有進步意義的偉大發明。王淦昌先生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理論，舉例道，像物理學，實驗是最重要的，具有先進的設備當然可以縮短實驗時間並進行更廣泛的發現與發明，但在簡陋條件下的那種堅持不懈的笨手笨腳的實驗有時同樣可以完成別人在最先進的設備條件下沒有完成或注意的偉大發現與發明。其次是對理論問題的正確歸納與概括，同樣可以總結和發現物質世界中存在的那種普遍現象和特殊規律。王淦昌特別指出，幾十年來，為數不少的諾貝爾物理獎項，都是科學家依靠自己獨到和敏銳的科學眼光，而獲得了影響人類進步的非凡成果的。

我還是堅持幾十年前自己有過的說法：就是作為一名高明的科學工作者，就必須有自己獨到的搭橋本領。什麽叫搭橋？就是歸納、分析和判斷前人巳經發表的實驗方法、數據和結論，並且極其熟悉地了解各種文獻資料，給已有的理論工作搭橋，進而推動自己的科學實驗。木工師傅能為不同的戶主做出不同的木器家具和房屋，就是他熟練掌握了家具和屋架的標準尺寸。一個科學家特別是物理學家，要取得發明創造，就必須像木工一樣，對自己應該掌握的各種知識與信息能夠做到廣泛了解與深刻認識，並運用自如。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出在常人眼裏不可能的奇跡來。王淦昌如是說。

在中國物理學界沒有人不知道王淦昌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浙江大學當教授時提出了一項用X電子俘獲辦法尋找中微子的科學建議，而正是他的建議使後來者用他的理論最終發現了中微子，並獲得了耀眼的諾貝爾獎。關於這一具有劃時代輝煌意義的科學建議，另一位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博士在他那篇王淦昌先生與中微子一文卷首語中說道：在粒子物理的曆史中，中微子是基本粒子家族中特別神奇的一員。從泡利1930年提出中微子可能存在的假說和費米1934年提出劃時代的日衰變理論以後，環繞著它的理論和實驗工作很多，其中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直接驗證它的存在。關於這個問題，在1934年至1941年間文章很多，可是都沒有找到關鍵，這是因為中微子沒有電荷，不易直接用探測器發現，而且它幾乎完全不與物質碰撞臂如可以自由地穿過地球，很難抓到其蹤跡。1941年10月，王淦昌先生在浙江大學那時正值抗日戰爭，浙江大學避難在貴州遵義寫了一篇文章，提出用X電子俘獲的辦法尋找中微子。這是一篇極有創造性的文章，在確認中微子存在的物理工作中，此文一語道破了問題的關鍵。此後的10餘年間，陸續有實驗物理學者按照這一建議做了許多實驗，終於在20世紀50年代初成功地證實了中微子的存在。

關於中子和中微子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過去我們普通人對它太陌生，但自從有了原子彈等核武器後，我們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點有關它們的膚淺知識，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誰捕獲了這些隻有瞬間生命但卻威力無比的小東西，誰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幾乎是全世界物理學家在20世紀上葉至中葉競爭最激烈和最熱門的課題，因為它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科學本身，而關係到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格局。科學家沒有那些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野心與功利，他們隻有一顆探求自然界奧秘的赤誠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當他在德國柏林大學的邁特內手下痛失獲得中子的發現權後，又重新投人了另一個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實驗與探索。

正如楊振寧博士指出的那樣，自從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學家泡利先生為解釋衰變能譜的連續性提出中微子假說後，第二年6月又預言日射線連續譜應有明晰上限。我以為，原子核的發現，僅僅是我們對自然界基本粒子發現的剛剛開始，在那個原子的家族裏，除質子和電子外還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認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裏的小子們都了不起！泡利在紐約的一家中國餐館裏和他的朋友拉比在聊天時這樣說。半年之後，正在柏林大學讀書的王淦昌用計數器精確地測定出隻從的日譜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1934年，大物理學家費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對中微子的假說為基礎，建立了著名的日衰變理論，費米的論文寄至英國自然周刊，結果被一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遠離了讀者所感興趣的實在的評語而一槍斃死，幸虧費米後來把論文寄到德國另一家雜誌得以刊出，才使一項震驚世界的科學理論正式被承認。

然而物理學是科學，隻有通過實驗才能最終使一個正確的理論得到應有的歸宿。自泡巧和費米對中微子的假說在理論上被肯定之後，一時間，全世界的科學家幾乎都盯著中微子這個未出世的金色小子，並拚命想搶占最先的發現權。約裏奧居裏夫婦、維克、貝特、派爾斯、阿爾圭雷茲等都先後赤膊上陣躍躍欲試過，但後來都沒能抱住中微子這個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為沒有掌握正確辦法。

大科學家感到異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無策。

這時的王淦昌感到是該自己出擊的時候了。他認為不能用中微子的電離效應來探測它的存在。測量放射性元素的反衝能量和動量是能夠獲得中微子存在的證據的惟一希望。因此他建議用X電子俘獲的辦法探測中微子的存在，指出當一個類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個正電子，而是俘獲一個X層電子時，反應後的元素的反衝能量和動量僅僅依賴於所放射的中微子……隻要測量反應後元素的反衝能量和動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質量和能量……由於沒有連續的日射線被射出來，這種反衝效應對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著名論斷。

用X電子俘獲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學家獨特而敏銳的見解，開啟了20世紀一項偉大發現的大門。當他智慧的目光從容地投進這扇大門時，王淦昌遇到了他難以逾越的大山，那就是戰亂，他無法進行最起碼的實驗。那時王淦昌所在的浙江大學被日本侵略者的炸彈趕到了貴州湄潭山區，由於抗戰開始時，浙大在短短幾年間一連搬遷了6個地方，最後到貴州湄潭落腳時除了人員尚保全性命外，整所學校實際上是個空殼了，要什麽沒什麽。當時師生和家屬們隻能住山洞，教室都是由臨時搭建的小茅棚或天然溶洞代替，附近的幾所寺廟是當時浙大惟一像樣的殿堂。校長竺可楨對王淦昌的物理實驗給予了最優厚的關照，所以能在一個叫雙修寺的破廟裏落戶。誰都知道，一項髙精度的科學實驗，沒有最好的實驗條件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實現的。然而王淦昌麵對已經被侵略者剝奪了所有最基本的科學實驗條件的狀況並不懊喪，而是盡可能地創造條件進行不懈探索。當時敵機天天轟炸，整個學校的上課時間都不能保證，說停就停。但王先生的實驗從沒停止過。敵機來了，別人都躲到山洞去了，他一個人還留在破廟裏全神貫注地搞他的測試。有一段時間王先生得了肺病，他老伴為了給他補補身子，便養了隻奶羊。可當時王師母還要帶三個孩子，忙不過來。王先生身為大教授，竟然每天在去雙修寺進行實驗時還要牽著那頭奶羊，因為寺廟前有塊草地可供奶羊吃草。我們同學們開玩笑地稱王先生是牧羊科學家……當年老浙大的人給我講述了王淦昌的這段奇聞軼事我聽後又新鮮又心酸。就是我們這位對科學強國信念堅貞不渝的科學家由於牽著羊、穿的衣服又破，上街為有病的女兒買塊肉時，那肉攤的屠夫瞅了他幾眼，瞪起眼珠子說：走開走開，別擋了我的生意好不好？瞧你個窮相，還買啥子肉？王淦昌當時氣得差點吼起來，可看了看自己可憐兮兮的德性，隻好長歎一聲回了家……生活與環境的艱難並沒有使王淦昌放棄他的科學發現與實驗，他在教學的同時還不停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實驗俘獲當時世界物理學界人人都想獲得的金色小子一中微子。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的炸彈與封鎖使王淦昌無法把自己想出的俘獲中微子的方法投入實驗而獲得成功，為此，他不得不寫成論文寄到了美國的物理學評論雜誌上發表。王淦昌對此不無遺憾地說我在科學的道路上從來敢想問題，也想得很多，我堅信用自己的辦法能夠俘獲中微子，但抗日戰爭時國內的條件不具備，所以這實驗隻能讓別人去做了。王淦昌的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名論文開始並沒有直接投給美國雜誌，而是投給了國內的中國物理學報，可由於戰爭原因，這家中國雜誌根本沒有經費印刷，王淦昌隻好將稿子改投了外國。

當王淦昌名為關於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的論文於1942年1月在美國物理學評論上發表後，立即引起美國著名物理學家阿倫的注意，他隨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議進行實驗，並—舉獲得成功。這就是中微子發現過程中有名的王淦昌一阿倫實驗。10年後，阿倫與另一位物理學家戴維斯一起正式確定了俘獲中微子的完整實驗。瑞典皇家科學院因此將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給了當年進行成功實驗的美國科學家。其實本來這項科學桂冠應該有中國科學家王淦昌的份兒，但王淦昌對此沒有半點遺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後很為美國同行感到高興，他說物理學的成就還是應由實驗證實的，榮譽也應該給予那些最後做出結果的科學家。可見王淦昌作為一名中國科學家的寬闊胸懷。

中微子的發現使諾貝爾獎又一次與王淦昌擦肩而過。對此，他有如下見解：由此看出，諾貝爾獎並不是髙不可攀的，中國人完全有能力獲得此項獎項。一是要選準課題，確有重大理論或實用價值；二要鍥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功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這段話，值得中國科學家們認真地品味和理解。

罪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以蘇聯紅軍出兵和美國人在廣島扔下兩顆原子彈而告終。就在日本人舉起白旗投降時，王淦昌應浙大學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題為關於原子彈及其原理的報告，引起同學們的濃厚興趣，後來成為中國核武器試製中堅的程開甲等一批當年的浙大學生，都是因為多少受了導師王淦昌的這堂課的影響而將一生貢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然而王淦昌本人當時並不清楚自己竟然要親自動手研製祖國的原子彈。在浙大同學為王淦昌慶賀40歲生日不久，這位風華正茂的物理學家和著名學者受浙大黨校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之後，正在茵內的吳有訓先生興奮地告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出了一本百年科學大事記，中國人能列人其內的隻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學家彭桓武。

中國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楨情不自禁地搖頭晃腦起來。

此時的王淦昌已經無可非議地成為了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科學家。使他更加歡欣鼓舞的是新中國如一輪東方旭日升起在地平線上。1950年，郭沫若先生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邀約王淦昌赴京主持開展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組建工作，並全麵啟動新中國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內心無比舒坦，盡管當時條件並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他認為自己完全可以按照物埋學本身的規律進行理論與實驗工作了，這對曆經了十幾年戰亂的王淦昌來說是太寶貴了。因為假使不是那十幾年的戰亂影響，他或許早已把諾貝爾獎杯牢牢揣在了懷內。

現在，他要抓緊一一為了共和國的建設與科學事業的發展。那時我們整天覺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幹不完的活。90卨齡的王淦昌回憶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兩眼閃著光芒。根據國家的統一布置，當時的核物理學向著理論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線、放射化學等四個基礎領域的方向挺進。通過對宇宙線的觀測，發現新粒子並研究其性質，是王淦昌多年的夙願。1954年，他和助手們在海拔3185米的雲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國第一個高山宇宙線實驗室，並在第二年就利用自製的設備，完成了一枇科研成果。他的論文一個中性重介子的衰變在布達佩抝召開的國際宇宙線物理會議上宣讀後引起各國同行的強烈反響。王淦昌就是這樣一位對科學執著又從不迷信的人。那時中國的科學工作中有許多蘇聯專家，一些老大哥處處表現出高人一等的傲慢。當時與王淦昌同時開展宇宙線研究的兩位蘇聯院士在粕米爾高原上也建了一個宇宙線實驗站。這兩位蘇聯專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設計的一套電子係統操作，不久就聲稱已發現一種叫變子的新粒子。這兩位院士還因此在蘇聯走紅，獲得斯大林獎金和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王淦昌對蘇聯同行的成果表示懷疑，便重新實驗，結果他認為僅憑一個電子信號就斷言有什麽發現實在太草率了，並當即在公開場台表示蘇聯人的發現靠不住。這是什麽年代，王淦昌竟敢對已經獲得斯大林獎金的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成果說三道四？但後來無數科學家們都證實了王淦昌的判斷是對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麽變子。幾十年後，物理學家、院士何祚庥說：這件事當時在我的心靈引起的震動是巨大的。我一是驚訝蘇聯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從心底佩服王老敏銳的科學洞察力。在那時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對蘇聯科學家的直言批評，充分體現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實踐的政治勇氣和科學精神，這件事給我的啟迪是，對科學問題的評價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觀點去評價科學發現。這個原則我們應該永遠牢記。

王淦昌的行為和何院士的話發人深省。

1956年了月，正在新中國曙光下幹勁衝天的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會後，中國政府給他下達了一項特殊使命：留在這個研究所，與蘇聯同誌一起利用這裏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進行更好的科學研究工作，新中國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說不定以後我們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彈等大家夥！明白嗎？王淦昌點點頭，他是搞核物理的，怎麽會不知道新中國賦予他這千斤重量的國家秘密呢？

啊，太棒了！王淦昌第一次站在杜布納研究所那台核王國裏的龐然大物高能加速器旁，心潮澎湃，同時深感肩頭的責任重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格局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種有你就沒有我的冷戰狀態，必然造成兩大陣營之間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與競爭。特別是以原子彈為標誌的核武器的誕生，使與核武器密切相關的核物理實驗研究變得更加搶手。為了對付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蘇聯政府製訂了幫助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核武器的計劃，杜布納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實施這一計劃的首要部署。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選派了最具發展潛力的核物理學家到此進行充電，除了王淦昌外，還有朱光亞、周光召和丁大釗、胡寧等。此時的王淦昌還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他的學生李政道和另一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先生一起在美國留學期間，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原理，提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質，從而獲得這一年的諾貝爾獎。王淦昌既為自己的學生髙興，同時也在內心憋了一股勁兒：努力工作，爭取為國家早日拿出成果！

有一首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蘇聯歌曲，時常在今天的中國歌舞廳裏悠揚地響起，它那略有些哀婉的歌詞很容易讓50歲以上的老一代中國人固想起當年與蘇聯老大哥的交往及那些情懷。王淦昌一生不善言笑，更不用說能歌善舞了，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首歌他也能唱得婉轉動聽，有時甚至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

從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在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時間裏，王淦昌認為這是他一生從事科學實驗工作最得心應手的好時光，因為一方麵這兒的生活條件很好，比他在柏林大學留學和在浙江大學的近20年間不知要好多少倍，當然比起剛解放的國內環境也要好不少，更重要的是這兒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美國比蘇聯早一年即1955年有了第一台640。髙能質子加速器，但蘇聯這台高能加速器是100。又級的，超過美國的級別。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著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領域獲得最快捷的途徑，美國科學家張伯倫和塞格雷在美國的高能加速器建成僅幾個月後，就利用它發現了反質子，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蘇聯高能加速器在當時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因此應該可以成為出成果的好基礎。在當時，世界物理學界大有誰擁有了高能加速群，誰就可以去擁抱諾貝爾獎，誰就能主宰東西方世界之勢。杜布納聯合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希望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與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領域搏一搏。在剛到杜布納研究所時，蘇聯朋友在用伏爾加酒招待中國客人時就流露出了這種強烈的願望。

美國的張伯倫和塞格雷算什麽？比起我們的北極熊，他們的高能加速器隻能算小毛驢。小毛驢怎麽能與我們雄健的北極熊較量？哈哈哈……蘇聯朋友自豪地拍打自己造的1006丫高能加速器，用紅紅的哏睛盯著王淦昌等中聞朋友，半醒半醉地說道，我們一起……一起把美國佬趕到大西洋裏，喂……喂鯊魚去！你是7不起的科學家，我們全看您的了。啊，來來，為我們的蘇維埃，為我們的斯大林同誌幹杯！

王淦昌不會喝酒，尤其是蘇聯的那種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幾口常熟老家的那種米酒。但那天在蘇聯朋友的盛情下，他沒喝酒心卻也快醉了一一那時與老大哥之間的革命情誼和兩國科學家之間的真誠合作乙心無坷非議，更何況人家是拿出最先進的科學設備讓洛在這兒出成果，僅憑這一點你作為科學家還有什麽可說的呢？第一次到莫斯科郊外來，王淦昌覺得也該領著一起來的年輕助手們看一看杜布納市的風景，當他領著周光召、丁大釗等漫步在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伏爾加河、姐妹河、杜布納河邊時，心曠神怡，而這之後，王淦昌他們似乎再也沒有時間進行如此悠閑的散步了一切都得服從工作的需要，每天必須十幾小時甚至近二十小時站在那台龐大的高能加速器旁邊，或是幾天忙碌在見不著一絲光亮的雲室內……王淦昌開始是作為課題組長指揮中國助手們的，後來他擔任了聯合研究所的副所長之職，手下的人數也比開始多了許多，而且不僅是中國的科學家了，還有蘇聯、越南、東德、波蘭等國的幾十名學者。王淦昌成了整個研究所的一名指揮官，一名向世界科學技術的最前沿衝鋒的軍團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