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關於在杜布納研究所的那段曆史，王淦昌當年的得力助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光召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朱光亞院士都有難忘的感受。在此摘錄周光召說過的一段話：我和王先生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時，他已經接近50歲了，我們對當時迅速發展的髙能物理都沒有經驗。王老作為中國組的組長，為了維護中國科學工作者的榮譽，組織大家從頭學起。每天晚上在中國同誌內部開展互幫互學，王老自己也不例外，與大家一起學習，以能者為師，不恥下問。很快，王老領導一個小組建成了蘇聯當時第一個大型丙烷氣泡室，並開展實驗工作……我們都知道，一個年近50歲的科學家要轉向新的學科領域，學習新的知識是何等地困難。但王老以他高度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艱苦的學習戰勝了困難，不僅完成了這個轉變，而且很快就成為了新領域中出色的專家。
王淦昌心裏清楚，他作為中國組的組長和聯合研究所副所長，他身後不僅有一批來自兄弟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更有像斯大林和毛澤東等領導人都在看著他工作呢！當然作為對手的美國人也在死死地盯著他。從當時的物理科學領域看，競爭也是處在白熱化狀態。特別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基礎科學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熱門的研究前沿課題，加上政治家們狂熱的叫喊，對基本粒子與原子核之間相互作用及其轉化規律性的認識，成為當時著名科學家最醉心的研究項目。王淦昌現在執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搶先研究出成果實在有點說不過去。然而諾貝爾獎為什麽對基礎研究的科學成就特別偏愛呢？就是因為任何一門基礎科學的突破太不容易了，而當一個基礎科學領域裏出現新的重大發現，它就有可能改變我們整個世界！
擺在王淦昌和整個杜布納聯合研究所麵前的首要任務是如何選擇研究方向，這好比決戰前的指揮方案，製訂得好，戰鬥就勝利了一半，相反一份不成熟的作戰計劃就可能斷送整個戰役。由王乃彥院士審校，李瑞芝、孫曉光、常甲辰編著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記述了當年王淦昌領導中國科學家和兄弟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們利用蘇聯高能加速器進行一係列實驗探索和完成一項世界性影響的科學發現的過程一……王淦昌到聯合研究所工作時，正是國際上利用高能加速器進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時期。他以準確的科學判斷力，根據當時麵臨的各種前沿課題，結合聯合高能加速器的特點，提出了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尋找粒子包括發現各種超子反粒子，二是係統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種基本粒子的產生規律。科學的發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理論預言的實驗，這種發現是有既定方向的，隻要選好技術路線，一般來說是會有所發現的；另一種是帶有偶然性的，就是在眾多的實驗結果中察覺到異常點，並進行確認，這種工作對實驗工作人員的要求就相對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學發現，其價值一般比不上後者。王淦昌在設計研究課題時，對這兩種工作都給予了重視：新粒子的發現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類所掌握的實驗資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則必然會有結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擊核靶，既可能產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對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過程中的產生規律提供許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選擇的兩個研究方向，正好發揮了聯合研究質子同步穩相加速器的能量優勢。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響曲的話，那麽，按照王塗昌的編排，樂曲的展開都是以由他親自負責的尋找新粒子的課題為主旋律，並輔以兩個平等出現的旋律一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異粒子的產生規律由丁大釗和另一位蘇聯同誌負責和介子與質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負責，後來把其中非彈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劃給另一個以蘇聯工作人員為主的研究組當然，研究組的主攻方向是尋找新粒子。這是具有挑戰性的課題，難度自不待言，可以說具有一定的風險。因為聯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後，人們都期望能盡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論誰分配在哪個課題組，在觀疙原始實驗資料時，都要為這個主攻方向積累資料。
那正如一場緊張的戰役著名物理學家丁大釗院士在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中這樣說道，工作分成3個小組並列進行，即新粒子研究、奇導粒子產生特性研究和介子多重產生研究。在聯合所加緊進行100乂高能加速器建設的時候，各種探測器的建設工作沒有及時跟上。到1956年秋季隻具備一套確定次級粒子及其飛行方向的閃爍望遠鏡係統，一台大型擴散雲霧室，和一台膨脹式雲霧室。這些探測器固然有一定的用處，但不能發揮高能加速器的優勢來進行前沿課題的研究。利用高能加速器進行基本粒子研究的優勢在於選擇有利的反應係統，全麵觀察所研究粒子的產生、飛行、相互作用或衰變的全過程。根據這一特點，選擇放置在磁場內可以進行動最分析的大型氣泡室作為主探測器將是合適的。氣泡室的工作介質既是髙能核作用和靶物質，又是基本粒子的探測器。氣泡室是1953年由格拉澤發明的一新型高密度粒子探測器，當時在聯合所已積累了研製小型丙烷氣泡室的經驗。為了爭取時間，王淦昌教授提出抓緊建立一台長度為55厘米、容量為24升的丙烷氣泡室。它富集氫原子核，技術又比較簡單，有可能在短期內建成，可以放人現成的為放置膨脹雲霧室所準備的磁場中，以便與加速器調試進程相互匹配地進人所要研究的課題。如果選用氫氣泡室的路子，則在探測器的研製上將花費過多時間。選擇什麽反應係統來研究新奇粒子巧基本粒子的特性？從要發現反超子的角度講，利用反質子束的？反應是非常有利的。1957年王淦昌教授與肖健教授的私人通信中即談到這一想法。要得到比較純淨的反質子束，必須用複雜的電磁分離係統，把比反質子多幾千萬倍的。介子、比反質子多幾千倍的介子在同樣動量的次級負粒子束中剔掉，這種係統非常複雜，在聯合所不是短時間內能建成的。因此，王淦昌教授於957年夏天提出利用高能甘―介子引起核反應來進行研究。這條技術路線從尋找反超角度講，有不利的一麵一一本底大，但有其確切意義的一麵，即在原始反應係統中沒有反重子，如果發現反超子，那麽這個反粒子就是真正被產生出來的，並且為研究其他新奇粒子及基本粒子產生的係統性質，提供了更廣泛的機會。由於技術路選擇得當，24升烷氣泡室於1958年春建成。1958年秋即開始了第一批6，80。/0。介子與核作用數據的采集；1959年春又建立了8306。17介子束，開始新一輪的數據采集。前後總共得到了近十萬張氣泡室照片，包括幾十萬個高能介子核反應事例。王淦昌教授把握著研究課題進程的每一個環節。在大批實驗資料開始積累之初，他即根據各種超子的特性，提出了在掃描氣泡室照片時選擇有意義事例即可能的反超子候補事例的視覺標準……掃描氣泡室的立體照片是一項很辛苦與繁雜的工作。王淦昌教授雖然那時已50多歲，又是近視眼，戴了眼鏡用立體掃描儀工作，因焦距不對很不方便，摘了眼鏡則又很傷視力。但他每天堅持掃描大量照片，並告誡青年人要認真注意掃描中發現的現象，盡可能分辨真相與假相。例如一位民主德國的大學生來我們組實習，初期經常把高能正負電子對當做。粒子記錄下來，王淦昌教授教導他如何運用已知的物理知識來區分這兩者，使本底大大降低。正因為王淦昌教授的言傳身教，我們研究組的年輕同誌在積累氣泡室照片的同時，另一方麵又都能抓緊時間掃描照片，並相互認真校檢，以便減少漏計數。即使頭一天晚上在氣泡室運行上值班後，第二天也能認真地投人掃描工作，而長期樂此不倦，使我們的研究工作能以較快的進度開展……
大家過來一下，看看這張蛛蜘網奇特嗎？它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驚呼他的助手們，並且讓他們都過去仔細地看一下氣泡室裏出現的一個奇跡。
對對，看到了！真的像蛛蜘網呀！助手們頓時歡呼起來，圍著王淦昌讓他給這個新奇粒子起個名字，因為這種新奇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將震驚整個世界。
它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當然應該叫反西格馬負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一邊笑著一邊自言自語道。
中國朋友發現新奇粒子啦！
烏拉，偉大的蘇維埃高能加速器萬歲！
王淦昌領導下的研究小組發現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義不亞於一項單純的諾貝爾獎，因為它使當時的基礎科學又向縱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釗院士所言，王淦昌對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正是因為有許多這樣的學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從50年代認為是基本而發展到60年代認為不基本，使人們對物質結構的認識發展到更深人的層次。自然科學的發展就是要歸功於這些有豐富、活躍科學思想的學者的創造性勞動。
為了讓美帝國主義看看社會主義科學成就，當時的蘇聯真理報和中國的人民日報都為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專門作了重要報道。蘇聯的科學權威刊物自然雜誌還指出實驗上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是微觀世界的體係上消滅了一個空白點。25年後的中國政府在那個難忘的科學春天裏，特別向王淦昌等當年參與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科學家頒發了新中國以後物理學家獲得的第一個最髙獎一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1975年，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楊振寧秘密回到中國，一次談起蘇聯當年的杜布納研究所時，悄悄對周恩來總理說：杜布納惟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
當杜布納科學城的科學家們歡呼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偉大科學成果時，中國政府突然給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國科學家王淦昌發來一份絕密電報：放棄手頭工作，立即回國接受新的任務。
為什麽？什麽新任務這麽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從事的核事業與政治又聯係得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說，祖國的需要是第一位重要的。王淦昌在決定離開杜布納的那一夜，他一個人靜靜地思索了一下政府命他急回的各種可能。他已經好久沒顧上看報紙了，於是他拿起一份中國的人民日報和一份蘇聯的真理報。
糟糕，太糟糕啦！王淦昌從不會對政治時勢作出準確的評語，隻會用糟糕兩個字來形容。然而在他內心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中國要與蘇聯分手了，中國的科學發展同時也要與蘇聯老大哥們長期斷絕交往了。作為一名科學家，王淦昌麵對這種局麵是極其痛苦的，因為他知道新中國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學實驗條件尚不具備，相對而言，蘇聯要強大得多先進得多。我能為祖國做些什麽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著。第二天，他把留蘇幾年節省下來的14萬盧布以買設備的方式全部交給了國家。
今天我把大家召來，想開最後一次會議。片家知道，我已經接到回國的命令。離開杜布納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聯合研究所的中國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氣對大家說道。當時的助手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他們突然想起應該給王先生開歡送會，準備點水果茶點什麽的。汪容，你們別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話對大家說。
汪容等幾位正想出門悄悄去準備臨時歡送會的年輕人隻好折回身子，坐到原來的位子上，靜等一向嚴要求的王先生訓話。
現在我給大家出一個題目：今後的高能物理實驗方向應該如何選擇？這是頂頂重要的，我比你們先離開聯合所，但你們也要做好馬上回國的準備。回去後我們的條件比這兒差了，但新中國的物理科學實驗不能停止！怎麽辦呢？我們心裏必須有數。這是我離開杜布納留給大家的最後一道題，你們回答好，我心裏也就塌實了。這個會比給我開個隆重的歡送會要開心得多！王淦昌說完自個兒又樂嗬起來，真有意思。
剛才還被導師綁得神經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弟子們，一下又跟著樂起來了，於是這些科學迷們像往常一樣，你一言我一語地開仗……
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當著王淦昌的麵在黑板上劃拉著，而這樣的事在杜布納聯合所是常有的。導師與學生進行角色的交換，發生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鮮事兒。這不，今天已經打好領帶的王淦昌也還是一一顆平常心，坐在台下聽自己的學生縱說高論。
嗯，有道理。台下的王淦昌聚精會神地聽著，嘴裏不時稱讚著。
這時，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輕輕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在幹嗎？汪容轉頭一瞅，差點笑出聲。原來，聚精會神過度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麽時候從沙發上出溜了下來，整個身子蹲坐在地毯上，然而他竟然毫無察覺。
先生，您還是坐起來舒服些。汪容側身將他扶起，而王淦昌似乎仍然沒有感覺發生了什麽事似的，兩眼直盯著黑板……這一幕，幾十年來汪容一直沒有忘記過。他說：王淦昌先生對科學的真誠與專注，教育了中國物理學界幾代人，並且永遠是後人的榜樣。
王淦昌回國沒多久，一天，他被通知到二機部部長辦公室。
什麽事，這麽急呀？王淦昌走進部長劉傑的辦公室時，見老朋友、好搭檔錢三強教授也在裏麵。錢三強此時是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於是王淦昌內心的那份緊張似乎減少了―半。
王先生，今天請您來，想讓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請您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劉傑部長開門見山，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有人想卡我們，我們就要爭口氣！
我們中國也要造原子彈了？！王淦昌心頭一陣激動，他看看老夥計錢三強，對方朝他重重地點點頭。
這是真的了。王淦昌隻覺自己的手心熱得很。
毛主席給原子彈研製工程定名代號為596工程，它是國家最高機密，對外絕對保密，從現在起你必須長期隱姓埋名，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你所從事的工作，即使是家人。另外還要斷絕一切海外關係。
知識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第一次入伍的戰士一樣，站起身來，畢恭畢敬地向劉傑部長保證道行，我能做到！
劉傑和錢三強相視一笑，請王淦昌先生坐下。
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個化名吧？總不能叫我們王先生阿狗阿貓呀！劉傑的一句話，使方才還氣氛異常的辦公室裏響起了一陣笑聲。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來，他眨了眨眼睛，說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麽樣？
好呀，王京同誌！讓我們一起為中國研製出原子彈吧！劉傑高興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錢三強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從這一天起，外國科學界驚奇地發現，那個即將要擁抱諾貝爾獎的著名物理學家、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者王淦昌博士怎麽一下子就消失了呢？
1997年那個夏日，我準確地問過王淦昌先生：你當時真的沒預感國家髙層有朝一日讓你去研製原子彈？
90歲的王淦昌依然不改年輕時的習慣，在自言自語嘿嘿，當時真有趣後，也準確地回答我：怎麽沒有預感呢？我是搞核物理的，當然知道先進的國家都在把物理科學技術運用於國防和軍事上，我們核物理科學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終體現都落在了核武器試驗上。我們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注意這個問題，錢三強教授把我從浙江大學調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們就製訂了新中國物理科學的前沿課題，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當然真的要搞原子彈，還是我從蘇聯回國接受命令後才知道的。
中國搞原子彈是被逼出來的。代號596工程便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與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政府針鋒相對時，留在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心口上的一個痛記。
誰第一個提出在世界上搞原子彈的？當美國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之前，德國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國陸軍部建議研製核炸彈，他在信中這樣對陸軍將領們說：我冒昧地請你們注意在核物理方麵的最新發展。我們認為這些發展將使人們可能製造出一種威力比現在的炸彈大許多倍的炸彈……顯然，如果我上述所說的可能性得以實現，這肯定是在可能範圍內的一那麽，首先利用這種炸彈的國家就具有一種超過其他國家的無比優勢。尊敬的將軍們，相信科學家們的見解吧！然而自髙自大的德國陸軍將軍們並沒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議放在眼裏。後來也有人曾經把一些研製核武器的資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過幸虧沒有被希特勒重視，否則今天人類可能是另一種狀況了。與德國人相反，美國人對原子彈的興趣遠超過德國人。在二戰後期，著名科學巨匠愛因斯坦也用同樣的手法寫了一封建議造原子彈的信，不過他的信是直接寫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的。愛因斯圮說的原子彈還是一顆新型炸彈，他信中說：利用大量鈾進行核裂變鏈式反應已成為可能，這樣將產生巨人的能景翱生成類似鐳的新元素……這一現象將導致製造炸彈。反然還不能肯定，但可以設想製造出一種威力無比巨大的新型炫彈……隻要一枚這樣的炸彈，就足以毀滅一個海港及附近地區……受因期均以他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總統心頭為之一動：造一個給希特勒看一看無妨。於是經過為年準備，一項名為曼哈頓工程的研製原子彈計劃被正式病動擔任此項工程的組織指揮是格羅夫斯將軍，技術負責人是著名物理學家、後來被稱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羅斯福本來是準備把原子彈用在打德國法西斯的，結果希特勒投降了，最後隻有日本人還在東方戰場掙紮。羅斯福覺得應該讓全世界知道一下未來世界第一強的美國是個什麽樣子，於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了日兩個日子裏，連續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一枚代號為男孩和一枚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並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這場悲劇出現後，震驚全球，弄得當時寫信給羅斯福總統的愛因斯坦後悔莫及，痛苦不堪地發表聲明呼籲停止核試驗，但此時的愛因斯坦已無能為力，因為核物理科學成就早巳成為被政治家們緊緊地握在手中，並用來向別人耍威風的武器了。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原子彈雖然不能再隨便扔了，可它在對手蘇聯人的眼裏可是件必須對付並且一定要超過的武器。於是蘇聯專家們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原子彈核試驗。而從這時期開始，美蘇兩國的核競爭空前激烈地開始了。美國至1967年時，庫存核彈頭曾多達32000個，蘇聯也不甘示弱，光這兩個核大國的核武器數量足以將整個世界炸毀數遍。
我們希望也有點那個東西。那一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一起遊泳，毛澤東向蘇聯老大哥伸出一個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麽？赫魯曉夫從水中露出一顆碩大的光腦殼，裝做不懂毛澤東的意思。
當然是你們可以用來嚇唬美國人的原子彈嘛！
什麽？你們也要搞它？赫魯曉夫先是一愣，隨即直晃腦袋，不行不行，那東西要花很多很多錢。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搞經濟。至於軍事上，有我們給你們張著核保護傘，兄弟的中國人民和毛澤東同誌你就隻管放心。
毛澤東看了一眼這位蘇共總書記，再也沒有理會對方，獨自躺在遊泳池旁的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熊貓煙，稍後，他讓秘書給周恩來接通電話……
主席說得很清楚，世界上兩個強國現在都有了原子彈，我們也應該搞一點嘛！這點的意思就是從我們中國的實際出發，一點不搞是會受人欺負的，搞多了呢不利於我們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這一點是必須要搞的，主席是鐵了心要搞一點自己的原子彈！軍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出席會議的老帥們和將軍們講述著毛澤東主席要搞一點原子彈的指示。
第一步我們先搞一點原子彈。下一步就再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這話我在幾年前就說過了，大家還一定記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澤東又一次開口道。
各位老帥和將軍們都聽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們不僅要搞原子彈，也還要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今後世界強國有的武器，我們也都得有一點。周恩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環視了一圈，把語氣往上一提十年，主席給我們下達的是十年時間，先要搞出原子彈、氫彈來，大家有沒有信心啊？
有！
會上頓時響起一片堅定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