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再認識01

2004年3月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今天講演的題目，是格非老師給我出的。我在這方麵其實沒有特別專深的研究，隻有拉拉雜雜的一些感想與同學們交流。我想分三點來談這個問題，講得不對，請同學們批評。

走出弱勢的漢語

來這裏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國參加書展，看到很多中國文學作品在法國出版。我沒有詳細統計，但估計有一兩百種之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翻譯量，完全可以與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量相比。雖然在翻譯質量上，在讀者以及評論界對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雙向交流可能還不夠對等，但就翻譯量而言，中國不一定有赤字。這已經是一個驚人的現實。我多次去過法國，知道這種情況來之不易。以前在法國書店的角落裏，可能有一個小小的亞洲書櫃，在這個書櫃裏有個更小的角落，可能擺了一些中國書，裏麵可能有格非的也可能有韓少功的等等，很邊緣啊！但現在出現了變化。這次書展足以證明，中國文學已開始引起世界矚目。有些法國朋友告訴我，一般來說，這樣的專題書展一過，相關出版就會有個落潮。但他們估計，這次中國書展以後，中國文學還會持續升溫。

所謂中國文學，就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文學。中國文學在法國以及在西方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字在世界範圍內重新確立重要地位的過程。漢語，在這裏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在不久以前，漢語是一個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語種。在我們東邊，日本以前也是用漢語的，後來他們語言獨立了，與漢語分道揚鑣。在座的王中忱老師是日語專家，一定清楚這方麵的情況。同學們讀日文，沒有學過的大概也可以讀懂一半，因為日文裏大約一半是漢字，其讀音大多接近漢語。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拚音文字。平假名的曆史長一些，是對他們本土語的拚音和記錄。片假名則是對西語的拚音，裏麵可能有荷蘭語的成分，也有後來英語、法語的音譯。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日文就是一鍋夾生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眾笑）當然，日本朋友曾告訴我：你不要以為日本的漢字就是你們中國的漢字，不對，有時候用字雖然一樣，但在意義方麵和用法方麵，有很多細微而重要的差異。我相信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但他們借用了很多漢字卻是一個事實，日語逐漸與漢語分家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們再看韓文。韓國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漢字，全麵禁用漢字才一百多年，是甲午戰爭以後的事。在那以前，他們在十五世紀發明了韓文，叫“訓民正音”，但推廣得很慢，實際運用時也總是與漢語夾雜不清。我在北京參加過一個中韓雙方的學者對話，發現我能聽懂韓國朋友的一些話。比方韓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創作與批評”，發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眾笑）你看，你們也都聽懂了。還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譯也能聽個八九不離十。韓文也是拚音化的，是表音的，不過書寫形式還用方塊字，沒有拉丁化。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認，但發音完全是外文；韓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書寫完全是外文。這就是說，它們或是在發音方麵或是在書寫方麵，與漢語還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聯係。

我們環視中國的四周，像日本、韓國、越南這些民族國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漢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成了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更準確地說，是漢字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有些國家在政治上構成了中央帝國朝貢體係的一部分。但後來隨著現代化運動的推進，隨著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他們都覺得漢語不方便，甚至很落後，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經曆了法國殖民時期，吃了法國麵包，喝了法國咖啡，革命最先鋒，由法國傳教士製訂方案，一步實現了書寫的拉丁化。日語和韓語的歐化多少還有點拖泥帶水和左右為難。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其實，不要說別人，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久以前對漢語也是充滿懷疑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拚音化與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共產黨政府不管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上多麽不同和對立，也同樣堅持這個文字改革的方向。隻是沒有做成而已。你們也許都知道，改來改去的最大成果，隻是公布和推廣了兩批簡體字。第三批簡體字公布以後受到的非議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漢語到底應不應該拚音化和拉丁化？漢語這種方塊字是不是落後和腐朽得非要廢除不可？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這裏先不要下結論，還是先看一看具體的事實。

學英語的同學可能知道，英語的詞匯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剛才徐葆耕老師說我英語好，隻能使我大大的慚愧。五十萬單詞！誰還敢吹牛皮說自己的英語好？你們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紐約時報》統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每年都可以編出一本新增詞典。你學得過來嗎？記得過來嗎？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聯合國用五種文字印製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千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造新字。“激光”，台灣譯成“鐳射”，就是舊字組新詞。“基因”，“基”本的“因”，也是舊字組新詞，對於英文gene來說，既是音譯又是意譯，譯得非常好，小學生也可猜個大意。英語當然也能以舊組新，high-tech、high-way，就是這樣的。但是比較而言，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為很多其他語種所不及，構成了一種獨特優勢。同學們想一想，如果漢語也鬧出個五十萬的用字量，你們上大學可能要比現在辛苦好幾倍。

第二點，說說輸入的速度。因特網剛出現的時候，有人說漢語的末日來臨，因為漢語的鍵盤輸人速度比不上英語。在更早的電報時代，否定漢語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說西語字母比較適合電報機的編碼，而漢語這麽多字，要先轉換成數字編碼，再轉換成機器的語言，實在是太麻煩，太消耗人力和時間。在當時，很多人認為：現代化就是機械化，一切不能機械化的東西都是落後的東西，都應該淘汰掉。我們先不說這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即便接受這個邏輯前提，也不需要急著給漢語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軟件公司，包括美國的微軟，做各種語言鍵盤輸入速度的測試，最後發現漢語輸人不但不比英語輸人慢，反而更快。據說現在還有更好的輸入軟件，就是你們清華大學發明的，什麽智能碼，比五筆字型軟件還好，使漢語輸人效率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三點，說說理解的方便。西語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剛才說到的日語假名、韓語、越語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攏，但漢語至今是另走一路。這種表意文字的好處是，人們不一定一見就能開口，但一見就能明白。所謂“望文生義”，如果不作貶義的解釋，很多時候不是什麽壞事。有日本朋友跟我說，日語中“電腦”有兩個詞，一個是漢字“電腦”，發音大致是denno；另一個是片假名，是用英語computer的音譯。這個日本朋友說，他們現在越來越願意用“電腦”，因為“電腦”一望便知，龜的腦麽，很聰明的機器麽；還能是別的什麽東西？至於computer，你隻能“望文生音”，讀出來倒是方便，但一個沒有受到有關教育和訓練的人，如何知道這個聲音的意思？有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教師還說過，有一次，他讓幾個教授和大學生用英語說出“長方體”，結果大家都懵了，沒人說得出來。在美國，你要一般老百姓說出“四環素”“變阻器”“碳酸鈣”“高血壓”“腎結石”“七邊形”，更是強人所難。奇怪嗎？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讀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記住，日子長了，一些專業用詞就出現生僻化和神秘化趨向。西方人為什麽崇拜專家？為什麽最容易出現專家主義？不光是因為專家有知識，而且很多詞語隻有專家能說。你連開口說話都沒門，不崇拜行嗎？第四點，說說語種的規模。漢語是一個大語種，即便在美國，第一英語，第二西班牙語，第三就是漢語了。我曾到過蒙古。我們的內蒙用老蒙文，豎著寫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拚寫。你看他們的思路同我們也一樣，西方好，我們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個俄國。在他們的書店裏，要找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要找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難啦。蒙古總共兩百多萬人，首都烏蘭巴托就住了一百萬，是全國人口的一半。你們想一想，在一個隻有兩百萬人的語種市場，出版者能幹什麽？他們的文學書架上最多的是詩歌，因為牧人很熱情、很浪漫，喜歡唱歌。詩歌中最多的又是兒歌，因為兒歌是一個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場。他們的作家都很高產，一見麵，說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書，把我嚇了一跳，慚愧萬分。但我後來一看，那些書大多是薄薄的，印幾首兒歌。（眾笑）但不這樣又能怎麽樣？你要是出版《追憶逝水年華》，一套就一大堆，賣個幾十本幾百本，出版者不虧死了？誰會做這種傻事？這裏就有語種規模對文化生產和文化積累的嚴重製約。同學們生活在一個大語種裏，對這一點不會有感覺，你們必須去一些小語種國家才會有比較。我還到過一個更小的國家，冰島，三十多萬人口。他們有很強的語言自尊，不但有冰島語，而且冰島語拒絕任何外來詞。bank是“銀行”，差不多是個國際通用符號了，但冰島人就是頂住不用，要造出一個冰島詞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對自己語言的熱愛。但想一想，在這樣一個小語種裏，怎麽寫作？怎麽出版？絕大多數冰島作家都得接受國家補貼，不是他們不改革，不是他們貪戀大鍋飯，是實在沒有辦法。相比之下，我們身處漢語世界應該感到幸福和幸運。世界上大語種本來就不多，而漢語至少有十三億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書，也是個天文數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好書，也是天文數字。這個出版條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綜上所述，從用字的儉省、輸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語種的規模這四個方麵來看，漢語至少不是一無是處，或者我們還可以說，漢語是很有潛力甚至很有優勢的語言。我記得西方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過，衡量一個語種的地位和能量有三個量的指標：首先是人口，即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比較牛，至少有十多億。第二個指標是典籍，即使用這種語言所產生的典籍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漢語也還不錯。近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和出版界幹了天大的好事，翻譯了國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沒有多少重要的著作從我們的眼界裏漏掉，非常有利於我們向外學習。更不用說漢語本身所擁有的典籍數量，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羨慕。遠在漢代，中國的司馬遷、班固、董仲舒、揚雄他們，用的是文言文，但動筆就是幾十萬言，乃至數百萬言，以至我們作家今天用電腦都趕不上古人，慚愧啊！第三個指標：經濟實力，即這種語言使用者的物資財富數量。我們在這第三點還牛不起來^中國在兩百年前開始衰落，至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漢語在很多方麵還可能受到擠壓，有時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購買力強，所以軟件都用英文寫。這就是錢在起作用。香港比較富，所以以前粵語很時髦，發了財的商人們都可能說幾句粵式普通話。後來香港有經濟危機了，需要大陸“表叔”送銀子來，開放旅遊，開放購物，於是普通話又在香港開始吃香。這種時尚潮流的變化後麵，也是錢在起作用。

以上這三個量的指標，在我看來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從這三個指標綜合來看，漢語正由弱到強，正在重新崛起的勢頭上。我們對漢語最喪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經過去了，提倡拚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應該打上句號了。

來自文言的漢語

前麵我們是展開漢語外部的比較角度，下麵我們進入漢語內部的分析，著重回顧一下漢語的發展過程。

我們常常說，現代漢語是白話文。其實，這樣說是不夠準確的。要說白話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著語言走，書寫跟著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代漢語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我們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著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麽辦？隻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一個字的發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定的、統一的、起主導作用的。你們看過電視劇《孫中山》嗎？孫中山跑到日本，不會說日本話，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寫字來交談。不是言談，是筆談。那就是文字中心主義的遺留現象。

古代漢語叫“文言”，“文”在“言”之前，主從關係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來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並不多見。為什麽會是這樣？我猜想，這與中國的造紙有關係。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〇五年，東漢的蔡倫發明造紙。現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公元前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幾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歐洲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直到十三世紀，經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了中國的造紙技術，與我們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差。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聖經》，他們的古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這麽大一摞一摞的，翻動起來都很困難，也過於昂貴。據說下埃及人使用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麽沒有傳播開來，為什麽沒有後續的技術改進，至今還是一個謎。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紙、人們怎麽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遊牧民族騎在馬背上到處跑，怎麽可能保證文字的穩定、統一和主導性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不是以紙為憑和以字為憑，大多隻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生的背景，也是他們語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們看看地圖：他們北邊是日耳曼語係，包括丹麥語、瑞典語、荷蘭語、愛沙尼亞語、德語等等，原來是一家，隨著人口的流動，你到了這裏，我到了那裏，說話的語音有變化，文字也跟著變化，互相就不認識字了，就成為不同的語種了。他們南邊是拉丁語係，包括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原來也是一家，但一旦擴散開來，在沒有錄音和通訊等等技術設備的條件下，要保持大範圍內讀音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的表音文字保持統一也是不可能的，於是也隻好鬧分家。

有一個專家對我說過，阿拉伯語在這一點上類似漢語。比如伊拉克人與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個字時可能有不同的發音，但含義上相通。我在這方麵隻是聽說。

中國有個研究曆史的老先生叫錢穆，十多年前在台灣去世。前幾年台北領導人馬英九還主持了一個儀式，說以前我們對錢老先生不大公道，現在應該給他落實政策——大概是這個意思。錢老先生號稱國學大師，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定的信息網絡，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的聯係，盡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係。歐洲就沒有這個條件。語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應的分崩離析也就難免。現在他們成立“歐盟”，就是來還這一筆曆史欠賬。

漢語不但有利於共同體的統一，還有利於文化的曆史傳承。我們現在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還能讀懂，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據某些語言學家研究，一個“吃（喫）”字，上古音讀qia，現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讀qi，現保留在西南官話中；現代音讀chi，進入了北方話。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在還能讀懂這個“圪”。如果我們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同學們可能知道，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喬叟時代的英語，現在的英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語，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在我們看來並不太古。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士語等等，今天的廣大英美人民就更沒法讀懂了。這是因為表音文字有一種多變的特征，不僅有跨空間的多變，還有跨時間的多變，使古今難以溝通。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業文明中。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後的現代工業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也表現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麵。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於繼承，但可能不利於創新和追新；可能有利於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於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於這個社會的中下階層釋放文化創造的能量。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生了什麽情況呢？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或者雙音節，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四音節乃至更多音節。“拿破侖”和“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裏揚諾夫·伊裏奇”，你怎麽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眾笑）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於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大家知道，白話文並不是現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麵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係。活字印刷所帶來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發揮了作用。那麽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隻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台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農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的真實圖景，就是說：白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後，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頭，階級結構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老的階級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人的口語要挑戰少數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前後出現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麵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麵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現代文學也依托了這兩大動力。比如我們有一些作家寫得“洋腔洋調”，徐誌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筆下有很多歐化和半歐化的句子。當時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說起話來可能也真是這個樣子，作者寫都市題材，不這樣“洋”可能還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寫得“土腔土調”，像趙樹理先生、老舍先生、沈從文先生、周立波先生，還有其他從解放區出來的一些工農作家。他們從老百姓的口語中汲取營養，運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語，更多地依托了民間資源。這兩種作家都寫出了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給白話文增添了虎虎生氣和勃勃生機。魯迅是亦土亦洋，外來語和民間語兼而有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

外來語運動與民間語運動，構成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使漢語由此獲得了一次新生，表達功能有了擴充和加強。我們以前沒有“她”這個字，“她”是從英語中的she學來的。當時還出現過“妳”，但用了一段時間以後，有人可能覺得，英語第二人稱不分性別，那麽我們也不用了吧。（眾笑）當時就是這麽亦步亦趨跟著西方走。包括很多詞匯、語法、語氣、句型結構等，都脫胎於西文。

“觀點”，point of view；“立場”，position；都是外來語。“一方麵又一方麵”，來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一般地說”“坦率地說”“預備……走”等等，也都來自直譯。同學們現在說這些習以為常：這沒有什麽，這就是我們中國話麽。但我們中國古人不是這樣說的，這些話原本都是洋話。如果我們現在突然取消這些移植到漢語裏的洋話，現代漢語至少要癱瘓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學、新聞、文學都可能無法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