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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化人生的價值重建

我要講的第三個小題目就是“符號化人生的價值重建”。我得先解釋一下：什麽是符號化？

舉個例子來說:前幾年我看到有些中學生也掛著BP機，其實也沒什麽用，隻是覺得這東西挺時髦的。有時候覺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電話亭去把自己call—下。（眾笑）這是個很簡單的例子。這裏的BP機就是個符號，不實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裏掛著貂皮大衣，有的一掛十幾件。你們想想，新加坡是一個熱帶國家，緯度接近赤道，她們買這個貂皮大衣幹嗎？根本就用不著、穿不上的。但是要買啊。這個貂皮大衣就是符號，與實用沒關係，隻表示她們的身份，表示我有錢、我體麵、我趣味高雅。既然張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這種日常生活符號化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了。我們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學，有時候穿衣也是穿符號吧，不一定是為了暖身防寒，而是覺得這個衣服就是好看。什麽是好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軍裝最好看，因為當時軍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為當時工人階級吃國家飯又是領導階級。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裝最好看了，因為大家都在追求現代化，而現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個“化”。我們還可以看看旅遊。照理說，旅遊是為了親近自然，或者緬懷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個旅遊點，包下一幢別墅就關起門來打麻將，打得天昏地暗，然後睡一覺起來，開著奔馳600走了。這是旅遊嗎？這裏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沒有看，但他來過這裏了，或者還留了影，表示到此一遊，有照片為證。這實際上隻是一種符號的占有。

我也有過這樣的旅遊經驗，那是在日本，一個日本朋友來導遊，很熱情，帶著我到這個寺廟那個公園。到了就請韓先生站好，啪嗒照張相，然後說走吧。我說這不是還沒看嗎。他說沒什麽好看的，就這樣了，走吧。（眾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又是這樣。但是傍晚回到賓館，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衝印出來了，編成一冊，上麵還詳細注明拍照的時間和地點。日本人這種辦事效率，還有嚴謹的風格，你一望可知。但問題是，這一天我沒有旅遊啊，隻是偽造了照片冊上一大堆旅遊符號。（眾笑）

旅遊變成了一種符號，BP機、貂皮大衣、XO、勞力士手表、奔馳汽車，等等等等，都是符號。這些文化的符號不斷地重新改寫、重新編定、重新批發，形成一種種潮流。潮流在壓迫和推動著我們，規定我們吃什麽、穿什麽、住什麽、用什麽、做什麽。什麽是體麵的人生？什麽是有趣的人生？什麽是有個性的人生？這些都由符號係統規定好了，與我們的實用需求沒有關係。這是一個什麽現象呢？小康現象。按照國際標準，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脫貧，就是初步小康。我們國家大概今年可以達到年人均GDP—千美金了。這個時候，吃飯的開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謂恩格爾係數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麽人們拿多餘的錢幹什麽呢？按照報上的一個統計，現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開支，廣義的文化包括教育、旅遊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來越大。這個開支用於打電話、看電視、看報紙、上網，主要是接受各種符號的傳播與灌輸。如果說在一個很窮的社會，像我現在經常居住的那個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實在。你要給他一瓶人頭馬，他一定不覺得怎麽樣；你要給他一個勞力士手表，他甚至會覺得一錢不值。要這些東西幹嗎？能填飽肚子嗎？能遮風擋雨嗎？但進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們不一樣，大量的錢會用在符號的消費上。我們不是要買一個表，是要買一個什麽樣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麽樣的酒。大量的社會衝突和文化衝突會從這個方麵產生。這個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正在向我們迎麵走來。所以我首先要解釋什麽叫符號化的人生。

美國有個已故的大經濟學家，叫凱因斯，曾經寫過一本書，叫《為了子孫的經濟》。他預言經濟學將來會退出時代的聚光燈，經濟學家將來會變得用處不大，就像牙醫，偶爾用一用。他這樣預見，是因為覺得經濟的發展，很快就會滿足人們的需求，衣食住行的問題一旦解決，還要經濟學幹什麽？但這位老先生顯然估計錯了。現在反而是經濟學最牛的時候，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出來講課，開價就是一萬，是文學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幾十倍。什麽原因？很多人的溫飽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經濟發展得更快，什麽原因？因為現在的商品和服務主要都是為了賣，for sale賣就是一切。賣就是GDP和利潤。為什麽能賣出去？因為符號化的消費和占有化的消費，是個無底洞。顧客們可能也說不清他們為什麽要買，隻是文化潮流告訴他們，這些東西必須占有，就像一個中學生覺得BP機必須占有，一個新加坡富婆覺得貂皮大衣必須占有。廣告、電視劇、報紙專欄文章等等，都在對他們做這種宣傳。同學們可以看到，經濟學已經變了，變成生產和消費符號的經濟學了。

所以經濟領域裏的需求與滿足、繁榮與危機，都變得虛幻莫測了，都有符號在興風作浪。據報上簡單的介紹，今年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其重要的貢獻就是把心理學與經濟學結合起來。我相信，人們還將進一步發現，心理學、民俗學、傳播學、語言學、文學等等人文學科，都是新經濟學的重要支撐，是經濟現象後麵一隻“更加看不見的手”。

正是符號的興風作浪，使一些窮人不一定有貧困感，比如說我剛才說到的山區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說現在有飯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隻是這樣吧，毛主席以前也隻能一個月吃兩斤醬油吧，我們現在也吃醬油，日子真是好到頭了。（眾笑）你覺得他應該有貧困感，但是他沒有。而我們有些人工資拿到兩三千，存款有了五萬十萬，貧困感卻特別強，老認為自己是窮光蛋。南京作家蘇童有一次碰到我說，他沒覺得自己怎麽窮，但有些老板不容許他說不窮。你必須承認自己窮。你還不窮啊？完全是不由分說。在這裏，貧困和貧困感幵始分離，幸福和幸福感開始分離，成功和成功感開始分離，孤獨和孤獨感開始分離……（眾笑，鼓掌）這是一種新的現實，一種新的生活在出現。問題是：這些符號是怎麽運作的？怎麽生產又是怎麽消費的？是誰在製造這些符號？為什麽製造這些符號？這些符號如何被解讀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權利、製度、組織、資本、習俗、文化傳統等等在這一過程中起了什麽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賽，韓國政府一開始就著急，因為韓國人愛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別是歐美的報紙大加抨擊，使韓國政府不得不妥協，下令所有的狗肉館都搬到小巷裏去。但是韓國老百姓不高興，說歐美人還講不講道理，他們吃牛肉可以，我們吃狗肉就不可以，誰規定的？（眾笑）

這個就是一種符號的規定，規定者手中握有強權。又比方說麥當勞，據我所知，美國，特別是歐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麥當勞的，那種大眾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麽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這個符號到中國以後發生了變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種高貴體麵的象征，總是說：孩子，好好讀書吧，期終考上雙百分，爸爸就帶你去麥當勞。（眾笑）同學們可以看到，這個麥當勞的符號，脫離了原來的環境，含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再來說說“民族”“宗教”這些符號。作家張承誌告訴我，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時候，發現那裏的穆斯林思想很開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門前抽煙喝酒、唱流行歌、穿時尚服裝，很平常的。但就是這樣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規也嚴格甚至苛刻起來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參加塔利班或者到車臣參加“聖戰”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當然還不是最嚴重的。同學們可以看看中東、南亞、車臣、波黑和科索沃、北愛爾蘭、印尼和菲律賓、非洲，民族和宗教衝突到處冒煙，恐怖主義爆炸一個接一個，像放鞭炮。（眾笑）想想看，不是說全球化嗎？不是說自由、平等、博愛嗎？從什麽時候、又因為什麽，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識極度強化的後麵隱藏著什麽？世界的不平衡發展和很多地方的貧困化與這一切有沒有關係？“民族”與“宗教”，這兩個原產於西方的概念，這兩份西方重要的知識遺產，與眼下全球性的衝突又構成了什麽樣的關係？

符號化社會的出現，大概得有幾個特殊的條件：第一，這個社會是一個傳媒社會。符號主要是靠傳媒來傳播的。在沒有電視機以前，沒有報紙以前，符號對我們的壓力要小得多。我們會感受到物質性的壓力，土地啊、野獸啊、災害啊、貪官的剝奪啊，但符號的壓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對有些人來說，符號的壓力可能大大地超過了土地一類物質性壓力，經常讓我們焦灼不寧，讓我們感到孤獨、痛苦、仇恨、絕望等等。傳媒技術還在繼續發展，中國的手機使用量今年就要成為世界第一，農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窮鄉僻壤的居民，現在也在電視機麵前接受關於人生的指導。我們需要繼續觀察。

第二，這個社會的傳媒技術已經市場化或者權力化，受控於資本化的權力或者權力化的資本。在很多情況下，傳媒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它生產哪些符號是由特定的投資者和特定的消費群決定的。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先生說過，現在信息是分等級的，知識也是分等級的。投資巨大而獲取的信息，關係到巨大投資的信息，往往會占據報紙的頭條、電視的黃金時段，而有些信息會被傳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會沒有人關注，盡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會被人過分密切地關注，盡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協會讓我看幾十篇小說，準備」個發言。我發現這些小說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寫離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寫**。（眾笑）難道我們生活中就隻有離婚和**嗎？當然不是，但作家們為什麽大多這樣寫？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條：這些寫作者大多屬於所謂白領階層，是受過教育，有閑心、有小錢、有時間來寫作小說的人，他們不像貧困農民和下崗工人，他們沒有吃不飽飯的痛苦，也沒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經曆，他們的生活中還有什麽？個人情感，包括離婚或**，確實就是他們的大事，成為他們的真實生活。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小說是怎樣的麵貌，在很多時候取決於寫作權掌握在什麽人的手裏。至於其他人，就會成為文學之外所謂“沉默的多數”。

在另一方麵，既然小說這樣生產出來了，讀小說的人就可能照著小說來理解生活，進而操作生活，於是不離婚的也離婚了，不**的也**了，生活照著這些人生藍本進一步被改造。小說與生活就出現互相複製，循環複製，由實到虛，由虛到實，最後怨男怨女滿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熱。（眾笑）你說這不是真實的生活嗎？是的，這就是真實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號運作的一種結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會被大家誤解。我不是說**和離婚不能寫。我完全讚成寫，而且相信能寫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這裏演講的方方就寫過這些題材，稱得上一個高手。但中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我們最揪心的問題、最痛心的問題、最讓我們感動和興奮的事情就隻有離婚和**？是什麽東西在使文學寫作的眼光變得狹隘和封閉起來？使一心求新的文學寫作反而變得雷同和重複起來？

符號的生產和消費風雲變幻，排山倒海，盤根錯節，翻天覆地，形成一個絢麗而虛幻的旋渦，很可能使我們喪失一種價值清理和價值重建的定力。這是我們人生麵臨著的一場新考驗。剛才主持人談到了我的近作。簡單地說，我寫過一部小說叫《馬橋詞典》，主要是研究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它是怎樣介入我們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書叫《暗示》，它與《馬橋詞典》有點區別，是研究具象作為符號是怎樣介入我們的人生。兩本書都是我對生活符號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歡迎同學們批評。

最後，我想說的是，現在中國有不少優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狀態不能讓人滿意。作家們現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錢拿得越來越多了，然後，很多人滿足於在一種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種流行化的思維觀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將、泡泡妞、出出鏡、開開會，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趨勢出現，對現實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輕的朋友中，出現一些更有生氣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評家，給整個中國文壇增添活力。

就說到這裏吧。

合與會者問（選錄）

問：韓先生您好，現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在您的心目中什麽樣的人才能真正成為作家呢，有幾部通俗的小說發表就是作家了嗎？

答：我覺得這位同學提出這個問題，巳經暗示了一種態度，對作家有很高的標準。我很讚成把作家的標準抬高一點。發表幾篇通俗小說就算作家嗎？這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說我曾經當海南省作家協會的主席，協會要團結廣大作家，包括發表幾篇通俗小說的作家，哪怕在報紙上發表幾個“豆腐塊”，也得承認和團結。但在我心目中一個好的作家，當然不能滿足於這樣。

問：您怎麽看待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問題？

答：中國當代小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在歐美漢學界的地位迅速提高，這對小說家來說是非常幸運的，甚至比詩人、評論家更幸運，比理論界更幸運。中國的理論著作要翻譯出去，要進入西方的圖書市場，好像不是那麽容易的。但是中國小說很容易進入西方的圖書市場，而且這個勢頭越來越強。當然，不能由此就說中國當代文學的地位就很高，據實而論，還是偏低。為什麽？因為作品的質量還有缺陷，翻譯也有障礙，還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進入漢學界。西方評獎，比方說評諾貝爾文學獎，西方參評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國作家參評的是翻譯本。這是一種不平等競爭。中國文學地位的真正提高，還須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時還須等待中國國勢強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來學習中文。顯然，我們離這一天還非常遙遠。

問：韓老師，請您對此談談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您在中國文壇的地位？

答：我怎麽能定位？我隻是很多作家中的一個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別的多，也不是特別的好。同學們大可不必讀我的作品，可以讀其他更優秀的作家的作品。

問：韓先生，有人說您在陽羅縣隱居，但從您的報告看，您的思想不像在“隱居”。您為什麽要去那個地方居住呢？您的做法是否也有符號的意味？

答：這位同學活學活用啊！把我的下鄉看做是一種行為藝術啊？我下鄉的理由很簡單：第一，我在海口雜務很多，應酬很多，必須有一個辦法逃避。第二，我從來認為人和自然的親近很重要，古人說過，仁者愛山，智者愛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種平衡，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一種結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種生活方式，在我看來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觸一些文學圈子外的人，不願意老待在這個圈子裏，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類項，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親繁殖。我覺得農民很有智慧，看問題一針見血，很多時候遠非有些知識分子能比，是一種直接從土地裏生長出來的原生智慧。基於這三方麵的原因，我就選擇了這種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農村。當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說，這是老韓作秀，搞行為藝術。這樣看也可以，無所謂。

問：韓老師，您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經說過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麽您認為您是一個真正的理想者嗎？答：我力求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覺得一個作品裏麵一定要有感覺，最好要有感動。感動不是製造催淚彈，不是煽情，搞得眼淚嘩嘩流。感動是內心對內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溫暖的東西，可以表現為高興也可以表現為傷感。這個感動裏麵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會演變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遠在我們頭頂照耀。

問：韓老師，您一向是以比較先鋒的姿態出現，曾經一反“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為主流形態的政治小說模式，試圖從文化角度使文學走向自身。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您的《馬橋詞典》和《暗示》又試圖打破傳統的文體和傳統理性視角。您認為在如今的文學巳經成為一種快餐消費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膚淺的今天，您的探索意義何在？在文學已經失去了轟動效應的今天，您認為您的創作對文壇是否會產生重大的影響，而改變文壇的現狀？

答：我實在是管不了別人，隻能管管自己。我的寫作能夠改變世界嗎？小一點說，能夠改變文壇嗎？我對此毫無奢望。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好也沒好到哪兒去，壞也沒壞到哪兒去，隻是有一些波動起伏，隻是受到文學有限的影響。我們也不能誇大文學的作用，一個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隻能說，追求我認定的真理，是我的快樂，哪怕文學現在不再有轟動的效應，哪怕我是一個少數派，甚至是一個孤獨的人。這有什麽不好嗎？少數有時是一種優勢啊，競爭壓力小啊！（眾笑）在黑暗中，一個螢火蟲就閃閃發亮，到陽光燦爛的時候，螢火蟲反倒不能閃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當多數派的時候要提防著點。大家都炒股票的時候，股票可能就要狂跌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憑的時候，這個文憑可能就離貶值不遠了。

問：韓老師，“把文學寫成理論，把理論寫成文學”，這是否過分強調了文學的社會批判作用？是否會導致文學審美性質的枯竭？

答：這個問題倒是有點意思。我們過去一般認為，理論或者思想是破壞感覺的，思想隻對改造社會有用，對個人感覺沒有用。但這個看法其實可以存疑。一個木匠對石頭可能完全沒有感覺，一個漁民對草原可能完全沒有感覺。他們的這些感覺是訓練出來的，離不開訓練過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覺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變的。有時候，思想可能會封閉你的感覺，“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論，把很多人都訓練成革命的機器人。但是有的時候，思想可以解放我們的感覺，開拓新的感覺空間和新的感覺通道。一個人接受了民族理論，就有所謂民族感情了。一個人接受了階級理論，就有所謂階級感情了。這裏的感情就是感覺。所以我們不能把思想與感覺、文學與理論，看成是絕然對立的東西。它們總是互相蘊含、滲透、製造、控製的。我這裏說得理論化一點，回答這個同學的問題。

問：你們這一代，因為特定經曆，在寫作的時候會自覺地取一個曆史的、社會的視角，而我們這一代缺乏這種建立在個體經驗上的曆史關懷以及這種關懷上的文學理想，您希望新一代的寫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這一方向努力？

答：我經常跟有些朋友說，即使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得關心社會和曆史，因為你不可能成天照鏡子。你是一個利已主義者，你能不關心我們生態環境的變化嗎？能不關心空氣和飲用水的汙染嗎？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你能不關心你的教育和就業嗎？能不關心經濟危機和社會動**嗎？特別是在精神上，比如說快樂吧，你一個人能快樂得起來嗎？當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樂，都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你能快樂嗎？所以我說，即便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得關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關心社會和曆史。

問：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請您簡單介紹一下今日湖南文壇的情況，湘軍還成軍嗎？湖南的文學批評的情況怎樣？毛澤東文學院的成績怎樣？

答：湖南文壇的情況我不是特別了解。雖然經常住在湖南，但都在鄉下，與作家們接觸少。湖南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們讀過吧？最近還有寫《國畫》和《梅次故事》的王躍文，寫《滄浪之水》的閻真，都是很年輕的，非常聰明靈動，書也都賣得很好。湖南文學還是後繼有人。至於建毛澤東文學院，我覺得倡議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個失誤。我一開始就反對。因為這個項目主要是靠集資攤派建起來的，所以我曾給它列了三大“罪狀’：一是違反市場經濟的原則；二是違反企業法；三是違反藝術規律。蓋個房子就能出作品嗎？六千多萬啊，如果設立一個基金，可以獎多少作家和評論家！這樣錢才花在了實處。

（最初發表於2003年《當代文學評論》，後收入演講集《大題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