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文學寫作新的處境01

2002年11月20日江蘇蘇州大學文學院

中國新時期文學，大體上可以分作兩段來說。一段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算起，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冷戰結束。這一段的主要特點，一是“恢複”，即恢複“文化革命”以前的文學傳統，包括同學們在課本上可能讀到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啊，革命現實主義啊，在那個時候都獲得了禁令的解除。不僅大量一度被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等，也多是革命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補課”，表現為文化上閉關鎖國狀態結束以後，國外的文學思潮和文學作品大量湧入，既補了西方啟蒙主義文學之課，也補了歐美？現代主義文學之課。就像剛才主持人介紹的，那時我也曾經翻譯過東歐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作品。

這種補課是一種狼吞虎咽，對於後來中國作家與國外同行進入同一起跑線，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和前提。我們國家有一個非常龐大而優秀的翻譯隊伍，是我們的幸運。所以我們能讀到非常優秀的俄國文學、法國文學、英國和美國的文學，還可以讀到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優秀文學。一個中國的讀者，稍有讀書興趣，很容易數出五十個甚至一百個外國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這種現象，在很多的國家，讀者就沒有這種幸運。我前不久到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到他們書店裏邊一看，發現書架上隻擺著一些詩歌。作為一個以遊牧為傳統的國家，馬背上歌手多，詩人也就多，這非常自然。但他們那裏外國小說非常之少，理論和學術的譯介更少。他們全國人口至今隻有兩百多萬，出版市場相當於我們這裏三四個縣，不可能有品種齊全的翻譯隊伍，也不可能有強大的出版機構。所以說一個讀者熟悉五十個甚至一百個外國作家的這種情況，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這是我順便說到的一點。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恢複”加上“補課”，有了內因與外因這兩個推進器，於是有了文學的解凍和文學的繁榮。很多作家像井噴一樣地抒發他們的情感，表達他們的思想，實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又一個文學**。那個階段，簡單地概括一下，作家們大多以人性、人道為主要價值核心，這是一個層麵；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為主要製度取向，這是第二個層麵。兩個層麵構成了當時文學潮流的主要麵貌和大體方位，構成了所謂八十年代“新啟蒙”的基本內容。交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好地進人今天演講會的主題，即看看進人九十年代以後，進入新時期文學的第二個階段以後，我們的文學處境是不是有所變化？我們將遇到一些什麽新的問題？而我們的作家們又做出了怎樣的回應？

我將就我知道的一些情況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學們做一個簡要匯報，然後我還會留一些時間以便大家一起做進一步的討論。

社會新型發展道路的探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全球範圍內的冷戰宣告結束。自那以後的十多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以及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進速度超出了我們很多人的想像。今年三月，我到美國參加一個會議，順便看望在那裏就讀的女兒。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購物，發現在美國比較低級的超市裏，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貨品都是中國製造。在中高檔的超市裏，“Made in 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達到了百分之六十。想想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出國，大多背著那種大“蛇皮袋”，見什麽都買，見什麽都想要，就像鬼子進了村。（眾笑)

也就是十多年，現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著大袋子，到中國來大買特買了。我們在洛杉磯機場取行李，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因為這種運到美國的大貨袋太多，也太大，常常卡死了行李傳送帶，讓管理人員手忙腳亂。我老婆不願在美國買中國貨，但總得給親友們帶點小紀念品吧，於是小心翼翼地挑選，挑了什麽皮夾子，什麽衣架子，還有別的小玩意兒，滿以為挑的是地道美國貨。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兒一看就笑，說你們肯定又上當了。她比較有經驗，幫我們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裝角落裏的“Made in China”。這就是說，一個人要在美國超市裏買到不是中國出產的貨品，眼下還真不那麽容易。這與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國形成了大相徑庭的比照。

我是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國的，說實話，我當時確實給震了，幾乎覺得中國快要完蛋了。美國怎麽這麽好呢？公路修得好，樓房建得好，程控電話一撥，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那時候程控電話對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不可想像的事情，神了。（眾笑）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後，中國數以萬計的產品遍布全球，在美國超市裏也開始橫行霸道。有些老外在這種超市裏一轉，能不感到“中國經濟威脅論”嗎？當然，我們還沒有理由牛皮烘烘，因為有些中國產品的利潤大頭還是被外國投資者賺走了，生產這些東西的核心技術也多數不在中國人手裏，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十多年的成果給予實事求是的回顧。

我們在看到這種成果的同時，還必須看到我們麵臨著的問題和困難。比方說我們最近經常談到的一個話題，就是就業。這與同學們的關係比較密切。現在不光是大學生找工作不容易，還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崗，有更多的農村人口處於半失業或準失業的狀態。有專家計算過，說有一億五千萬人在農村就足夠了，就可以把全國的土地經營得很好了。那麽多餘的八億農民幹什麽去？沒事幹就打麻將，沒錢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輕農民能到城裏打工，算是很幸運了，但也是打著一些報酬非常低的工。我住在海口，注意過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到現在，我們的公務員、教師、醫生、警察、軍人的工資都漲了十倍到二十倍，比如我的工資從兩百來塊漲到三千多，漲幅夠大了。但大多數打工仔的月薪從八十年代末到現在基本上還是在三百至五百之間，幾乎是零增長。還有很多農民連這種收入零增長的工也打不上！

社會上確實出現了很多富人，很多準富人，叫做中產階級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擠得滿滿的；但另一方麵，無論在城鎮還是在鄉村，卻出現了一個相當大的貧困階層，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學，家裏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經濟壓力。由於貧困而綴學的比例，近幾年一直在令人心驚膽戰地增長。

在很大程度上來說，貧困問題也就是就業問題，而且是消費萎縮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這既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隨著改革和開放的深入，就業壓力將長期困擾我們，將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所有障礙中最大的障礙。回顧曆史，歐洲在工業化的時代其實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但他們是怎樣渡過了這一難關呢？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歐洲從十六世紀就開始向外移民，到十九世紀的前十年，每年還向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移民一百萬左右！歐洲總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據說是六千五百萬。包括英國那些被“圈地運動”排擠出來的農民大多出國了，英語人口的三分之一都離開了歐洲，比方到美國去辦農場，而且是那種奴隸製的農場，從非洲買些黑人來，種玉米、種棉花。美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後來才是汽車工業，才是羅斯福的改革等等。

他們還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濫”，一船一船地裝著，送到澳大利亞去，一靠近海岸，把這些人趕下船，然後掉轉船頭打道回府。幾年前我到澳大利亞訪問，那裏的人告訴我，澳大利亞以前被叫做“海盜之國”。為什麽？因為最先到達那裏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從歐洲排擠出來的，而且很多是罪犯。顯然，歐洲工業化時代的很多下崗人員是靠這種方式向外轉移出去的。特殊的曆史機遇和強權優勢，使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包括日本也搭了個末班車。大家可能知道，秘魯有個前總統滕森，是個日本人。日本人怎麽跑到南美去當總統？這後麵的故事，是日本在工業化時代曾經向南美移民數以萬計，數以十萬計，在那裏形成了強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台的基礎和背景。同學們想一想，我們中國有這樣的發展機遇和轉移壓力的空間嗎？我們下崗的工人、無業的農民，現在能夠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魯去打天下嗎？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頭交幾萬塊錢，出去被抓住了，還得當做“非法移民”給趕回來。當然，現在也有人出去。什麽人？博士、碩士、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據說清華大學將近一半的學生都去了歐美。但老弱病殘一個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國，所有需要社會救濟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負擔都留在中國，把中國變成一個大的高壓鍋，各種壓力都在內部積聚。

我們曾經犯過社會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權力過於集中，越來越集中，最後變成了集權社會，出現了官僚政治、官僚經濟以及官僚文化，禍國殃民，貽害深遠。因此在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包括我在內，坦白地說，很多人都懷疑社會主義，抱著一個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想像，至少也是一個市場主義的現代化想像。很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要發展，就得老老實實給歐美當小學生。“與國際接軌”啊，“按國際慣例辦事”啊，等等等等，現在都成了我們報刊上的流行語。這裏的“國際”，準確的解釋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亞。當然，我們需要吸收西方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國際慣例”。但是，我們在人口、資源、文化傳統等條件上與歐美國家有極大的國情差異。在很長時間內，美國不采自己的油，專采別人的油，我們能接這個“軌”嗎？日本不砍自己的樹，隻砍別人的樹，連筷子都從中國進口，我們能按這個“慣例”辦事嗎？美國以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二的能源，如果中國變成美國，中國人也是每人一輛小汽車，恐怕會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一個大災難吧？

中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國也一味崇尚“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經濟，數以億計的無業人口積聚起來，到時候會不會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個巨大的火藥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社會深層矛盾開始浮現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會發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層麵，反思社會發展的目標。如果說我們曾經告別了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那麽市場主義的教條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教條主義，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從報紙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車又出現了。首先是出現在日本，出現在韓國，現在又出現在北京。不過現在不叫人力車了，叫“生態出租車”“綠色出租車”。（眾笑）人力車原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被我們大家所唾棄、所批判的，說這個不人道，一個人拉，一個人坐，形象惡劣，而且多落後啊，多原始啊，多不現代化啊！不是要搞“高科技”嗎？不是要搞“先進生產力”嗎？摩托車當然比人力車先進，汽車當然比摩托車更先進，汽車多當然比汽車少更先進。如此等等。但這種理解恐怕是一個誤區。發展生產力必須以人為本，如果考慮到環境保護，考慮到增加就業，汽車就不一定總是比人力車先進。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決議：重新疏通或者開通自行車的專用道，提倡市民們重新使用自行車。這是不是對抗先進的生產力？不是。這是要使先進的生產力同時也是更符合國情的生產力，更能惠及人民大眾。

我們必須循著這樣的思路，尋找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我們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還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歐美，還要看印度、拉美、非洲、東南亞，要看看發展中國家，看他們有什麽經驗，有什麽教訓。東南亞都曾經有過非常驕人的經濟繁榮時期，這個“虎”那個“龍”的。拉美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多牛啊，我見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當時他們看我們都像看鄉下人似的。但是現在那裏發生了什麽？因為貧富分化得太厲害，市場需求疲軟，暴力犯罪率直線上升，恐怖主義也出現了，經濟上越來越玩不轉，隻有一些有權有勢的獨裁者、腐敗官僚、少數商人以及知識精英發了財。聯合國一九九九年《人類的發展報告》說，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比十年前更窮，而這些國家絕大多數一直在發展市場經濟。這對我們中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在尋找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上，務必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 :

關於社會新型發展道路的思考，當然也有文學界的參與。在這裏，二十世紀有兩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九十年代前期的一場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持續的時間將近四五年，牽涉到很多學者與作家，中間還有一些比較沒意思的插曲。這場討論的焦點，是針對八十年代以來的“人性”論和“人道”論：什麽是人性？什麽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僅僅表現為物欲甚至貪欲？是不是還同時包含人的尊嚴、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這是從價值層麵的介入。二是從製度層麵介入，則有九十年代後期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或者說是“新右派”與“新左派”的爭論。這場論爭促進了更深入的知識清理，並且向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深入，比如說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問題、農村問題、中西部問題、失業問題、環保問題、權力腐敗問題、民族主義問題等等，並且成為冷戰後全球性知識創新的一部分。問題太多，在這裏不可能詳細展開了。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時期的報刊。了解這些思潮，對於我們了解文學寫作新的處境，對於我們判斷一些文學現象，比如“私人化寫作”，比如有關魯迅和左翼文學的爭議，還有轟動一時的《切·格瓦拉》演劇等等，恐怕都是一個必要的廣角視野。

第一個小題目就說到這裏吧。

文化自我創新能力的再造

去年我和幾個作家到法國，參加他們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一個以中國為主題的讀書周活動。會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國家的漢學家。其中一個女教授，在演講中把一個中國的女作家譽為“中國的卡夫卡”。另一個漢學家，則在演講中把中國某作家說成是“中國的福克納”。當時坐在我旁邊的作家李銳就生氣，說你聽聽這是什麽話，說你像洋人，仿製品，克隆，就是誇你！（眾笑）

李銳後來上台發言批評“西方中心主義”，批評“中國的×××”這一類高帽子，說得有些漢學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國作家為何如此不領情。其實這不光是文學的現象。前不久我在北京與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打聽某某教授的近況。對方說他退休了。我說他住在什麽地方呢。對方說海德堡。我嚇了一跳，又打聽另外一位教授。對方說他也退休了，不來學校了。我說他住在什麽地方呢。對方說曼哈頓東區。我說你們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錢啊，一退休都住到國外去了。他們大笑，說你以為他們出國了？哪能呢！海德堡、曼哈頓東區，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區的名字。（眾笑)

我住在海南島，知道海南島廣大革命人民有一個強烈的共同心願，就是把海南島建設成為“中國的夏威夷”。你們看看，還是洋名。這種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現象，證明我們很多中國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發燒友。這當然可以理解。西方在很多方麵比我們做得好，我們得承認、得學，幾千年文明古國的架子不能擺，也沒資格擺。但是，模仿不是創造，甚至不是學習。一味模仿西方文化，恰恰是對西方文化的誤解和糟踐，恰恰是沒有學到西方文化中最可貴的創新態度和創新精神。

歐洲在曆史上也曾經不發自己的燒，專發人家的燒，從印度和阿拉伯學來了數學，所以至今還使用阿拉伯數字，不是用羅馬數字。他們還從中東引入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從中國引人了紙張、印刷術以及火藥。但他們隻是把這些外來文化當做創造性發展的資源，於是才有了他們獨特的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及工業化等等。歐洲在十八世紀初還曾經有一個叫做“中國風”的時期，中國的絲綢、中國的瓷器，在當時都是歐洲上流貴族的標誌，了不得。就像我們現在戴手表要戴勞力士，喝酒要喝人頭馬，富人就得有這種派！或是電視屏幕上刮“韓流”，新人類就得有這個派!（眾笑）中國的科舉製也就是在那個時代出口到西方，被《拿破侖法典》加以吸收，於是有了後來的文官製度、公務員製度，取代了他們曆史上的貴族世襲製度。但歐洲人並沒有照搬我們的科舉，比方並沒有考八股文，並沒有搞“君君臣臣”，而是融合他們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軍事民主製度，科舉與選舉配套，創造了他們特有的政治文明。副部長以下官員都是科舉（或者說考舉）產生的，是鐵飯碗，是穩定的；部長以上官員則取決於選舉，是輪替的，是政治任命。這一套製度設計倒是很長時間內並沒有被我們中國人看明白。五四運動時期，大家隻注意到一個“德先生”——democracy，隻注意到選舉製，基本上忽視了與之配套的其他製度，更沒有注意到文官考舉製度其實是中國出產的，本來是可以“出口轉內銷”的，結果出口了就不內銷了，（眾笑）甚至在原產地被千夫所指，遺臭萬年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人放開了眼界，開始了大規模、全方位地學習西方文化，但否定本土文化資源方麵有過於簡單化和偏執化的毛病，落下了一個文化自卑的病根。胡適先生提倡“全盤西化”，魯迅先生說不要讀中國的書，對中醫、京劇等等也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也說了些過頭的話。這種文化激進主義是值得我們今天來加以檢討的。其實，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知識，是西方社會特定曆史實踐的產物，有些具有普適性，有些並不具有普適性，是無法照搬到中國來的。我舉個例子，馬克思主義曾經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有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然後是社會主義社會。我不知道同學們現在的教材是不是還這樣說。但蘇州出來一個大學者，叫錢穆，前些年已經病故於台灣，青年時代曾在你們這個蘇州教過中學。據他的考證，在中國的曆史上，奴隸最多的時候也不到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麽可以說中國就有一個“奴隸社會”呢？為什麽說西方有過奴隸社會我們中國就一定要有奴隸社會呢？沒有一個我們也要給他編出一個，有這個必要嗎？

我再舉個例子，有個法國思想家，叫福柯，是後現代主義理論奠基式的人物之一，以至有些學術圈子裏誰不談福柯，那就被人看成文盲啦。這位福柯老兄研究犯罪，認為監禁是歐洲現代社會的現象，是十六世紀以後才出現的，到後來，學校的建築，軍營的建築，其實都是按照監獄的原理建起來的，這裏麵隱含著一種內化的權力和製度，是對人的一種規限和訓練。這種說法很有創意，很有啟發性，但他說古代對待犯人不是殺頭就是流放，說監禁到十六世紀後才在歐洲出現，這些說法拿到我們中國來合適嗎？我們中文中囚禁的“囚”字，很早就出現了，差不多是個象形字，一個框框把人關在裏麵，不是監禁是什麽？我們的隸書，“隸”之“書”也，在漢代是監獄裏通用的一種字體，因為那時監獄裏幹部和罪犯的文化都不高，寫不了大篆小篆，就寫這種比較簡化的隸書，後來推廣成了漢代的“今文”。隸書的普及，可以使我們想像當時的監獄是何其之多。《二十四史》裏關於監禁和“徒刑”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怎麽能說到十六世紀後歐洲才出現監禁呢？怎麽能把監禁的賬單單算在“現代性”的頭上？

什麽是文化？文化就是實踐經驗的表達，所以中國的問題要靠中國的文化創新來解決，不能靠複製照搬走捷徑。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想copy（複製）西方，非洲就有個“been to族”，因為這些人一開口就喜歡說：I have been to某個歐美國家。意思就是我去過哪個歐美國家，說得多了，人們就把這些人叫做“been to”。這些人算是精英，喝過洋墨水，或者還拿了洋文憑，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變成白皮。由於很多非洲國家沒有自己的大學，他們要接受高等教育，也隻能到歐美去拿洋文憑。他們從小學幵始也多是直接用歐洲教材，一開篇就讀“我是高盧人”或者“我是英格蘭人”。這應該是很西化了吧？多黨製、市場化、基督教等等，他們把這些東西都學到非洲去了。也是很西化吧？聽說最近有些中國學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國，其實這一點非洲早就做到了，隻是沒能夠救非洲，基督教在那裏的廣泛傳播，並沒有使非洲很好地發展起來，也沒有民主或自由起來。上帝也不是處處管用啊！

恰恰相反，正是這些“been to”搞亂了非洲，用洋教條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創新能力。我們中國有沒有這樣的“been to”？有的。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資本主義的教條主義，還有其他各種教條主義，都有這些“been to”的影子。

中國人從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現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創新能力，宋以後就不大行了，鴉片戰爭以來更是一個沉睡的時期、萎縮的時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這種能力消滅的時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作家說“我從不看中國的書”，可以得到滿堂喝彩，好啊，這才是真解放！才是真前衛！但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隨著這種發展遭遇各種深層矛盾，這塊土地上的情況有了一些變化。我這裏給大家介紹不久前關於農村問題的討論。提出這個問題的學者中有一個叫溫鐵軍，曾經以一篇關於“三農”問題的文章，獲得過“長江讀書獎”中惟一的論文獎。還有黃平，是社科院社會學所的一個副所長。他們與更多的人一起，長期在農村做調查研究，終於發現在中國農村既不能搞“公有化”，比方搞那種“文化革命”時期的“大集體”；又不能搞“私有化”，比方搞土地兼並。為什麽呢？表麵上看，如果不容許自由兼並，就沒有大農場化，就很難實現規模效益，是永遠的“小農經濟”。但一旦那樣做了，可以預見，不要多久的時間，土地就會兼並到極少數土地所有者手裏。照專家計算，為了實現最佳效益，雇用一億多農民就夠了，那麽其他近八億農民怎麽辦？到時候他們連一小塊土地都沒有了，就會變成真正的無產階級。（眾笑）社會怎麽麵對這個問題？能不能消化這個龐大的無業、無地甚至無家的“三無”大軍？

西方沒有碰到過這種問題，姓“社”或者姓“資”的藥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們提供了一些經驗。從春秋時代的“井田製”，到漢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中國曆史上任何開明皇帝和造反農民都要反兼並。這些經驗有個特點，就是“責任製”高於“所有製”。西方重“所有”，如果這個杯子是歸我所有，那麽我怎麽處置都是我的權利，我砸掉它也行。中國重“責任”，如果這個杯子歸我所有，那麽我可以享用它，但沒有權利隨意處置，比方說砸掉是不行的。這樣，中國的“所有”實際上隻是“有限所有”，是“責任”製約“所有”。錢穆先生說：這就是中國文化。我在鄉下當知青的時候，農民告訴我，清朝的土地製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國家的。這是一種什麽製度呢？這是一種又公又私的製度，用現在的政策語言來說，叫做“統分結合”。這個裏麵有中國文化精神，有“中和”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資源，並不是要轉過來“全盤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這樣，隻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隻有深入細致而不是走馬觀花地了解西方社會，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國經驗。我有一個朋友叫陳嘉映，留美多年，翻譯過《存在與時間》這本很著名的書。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國的漢語哲學，因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來，也不足以解決我們現實所遭遇的問題；還因為每一個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漢語裏找到完全對應的詞。比方說“道理”這個詞，是logic呢？還是reason或是reasoning恐怕都不是。還有些做法學研究的，也是“海龜（歸）派”，最近在清理我們的法與西方的法有什麽不同，進而清理隱藏在法律裏麵的曆史和文化的區別，尋找新型的法治建設道路。比如“法”與“律”有什麽不同？唐代的“律”是西方的law還是legality或者說是一種需要另外定義與描述的東西？這樣，我們吃下了各種文化資源，吃下了西方的牛肉，還有本土的豬肉，結果長出了人肉，而不是把牛肉和豬肉直接貼滿我們全身。

我這裏當然應該提到一些作家的探索：比方說莫言，前不久出了一本小說叫《檀香刑》，采用了一種民間說唱和戲曲的文體。他在《後記》裏說：我這本書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間文學倒退。我們還可以看看張煒，好像上半年他也做過演講？我讀過他發表在《現代作家評論》上麵的演講稿，好像他在這裏跟我們的同學大談儒家思想，談讀古書。我相信他是在深思熟慮以後，才有這種興趣的。

我還想提到張承誌、史鐵生、陳村等等。這幾個作家有二個特點，就是大概有六七年不寫小說了，準確地說是不寫歐化的小說了。其實他們以前都寫過非常歐化的小說，什麽意識流、什麽荒誕派，都玩得轟動一時。但他們突然都金盆洗手，轉而寫散文，就是中國古人說的“文章”。“文章”其實有時候也可以叫做“小說”的，明清筆記小說裏大部分就是這種東西。這是一個中國的傳統，至今還很有力量，包括我們現在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有副刊版，大量發表這一類作品。這與歐美國家不一樣，他們的報紙沒有副刊版隻有書評版，再不就是娛樂版，與我們中國的寫作和閱讀習慣有明顯差異。我提到前麵這些作家，他們探索的角度和力度並不相同，也不代表文學寫作的惟一出路。我隻是相信，上述這些作家這樣做，不是要當國粹派，就像民俗旅遊一樣，專門做給外國人看。據我所知，漢學家對翻譯這種“文章”剛好是不感興趣的，是更願翻譯各種歐化小說的。作家們這樣做，一定是出於他們真誠和自由表達內心的需要，是擺脫陳規以求爆發創造力的需要，是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感受和表達方式。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帶偏見地同時利用西方資源和本土資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不可能再被人們指認為“中國的卡夫卡”“中國的福克納”，或者“今天的司馬遷”“今天的蘇東坡”。他們逐漸成為了他們自己。我們可以說，隻有當一大批中國作家都真正成為他們自己的時候，中國新文學的成熟期就真正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