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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大規模的群體運動都會出現病變，沒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圓滿。外來語豐富了漢語，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對外來語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話。剛才徐老師說我現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農村。這是事實。我在農村，覺得很多農民的語言真是很生動，也很準確，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時間有限，沒法給大家舉很多例子。同學們可能有很多是從農村來的，或者是去過農村的，肯定有這種體驗。同農民相比，很多知識分子說話真是沒意思，聽起來頭痛、煩人。中國現代社會有兩大思想病毒：一是極左的原教旨共產主義，二是極右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它們都是洋教條，其共同的語言特點就是“書生腔”，與現實生活格格不人，與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因為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製中產生的，是圖書館的產物，不是生活的產物。中文係請李陀先生來講過課，是吧？李老師曾經研究“毛文體”，有人也將其稱為“文革”時期的“黨八股”，就是一種紅色的“洋腔”和“書生腔”，一種極權時代的陳詞濫調。“在黨的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國人民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條戰線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大好時刻，我們清華大學今天開學了！”（眾笑）這種繞來繞去的語言垃圾，就是當時常見的套話。

在“文革”前後那一段，我們經曆了一個白話文非常黯淡的時期。有人可能說，那一個時期離我們比較遠了，我們同學們都是新一代，說話也不會是“黨八股”了，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完全解決，甚至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惡化。這些年，我常常聽到一些大人物說話，發現他們還是滿嘴廢話，哪怕是談一個廁所衛生的問題，也要搭建一個“平台”，建立一個“機製”，來一個“係統工程”，完成一個“動態模型”，還要與WTO或者CEPA掛起鉤來。這些大話都說完了，廁所問題還是不知道從何著手，讓聽眾如何不著急？這是不是一種新八股？

我們再來看看民間語運動可能發生的病變。老百姓並不都是語言天才，因此民間語裏有精華，也會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語入文一旦搞過了頭，完全無視和破壞文字規範的積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語言的粗放、簡陋、混亂以及貧乏。在這方麵不能有語言的群眾專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說，我們古人說打仗，是非常有講究的。打仗首先要師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沒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樣。打得沒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樣。皇帝出來打仗，國與國之間的開戰，叫“征”，皇上禦駕親“征”啊。打土匪，那個土匪太低級了，對他們不能叫“征”，隻能叫“**”，有本書不是叫《**寇誌》嗎？就是這個用法。征、伐、討、平、**，是有等級的，如何用，是要講究資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個字都用得很用心，注人了很多意義和感覺的含量，微言大義啊！但現在的白話文粗糙了。打台灣，是“打”；打美國，也是“打”。這是不對的。（眾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國應該叫“征”；打台獨隻能叫“平”，頂多隻能叫“伐”，對不對？（眾笑）又比如說，打仗打得輕鬆，叫做“取”。打得很艱難，叫做“克”。力克輕取麽。雖然隻是兩個動詞，但動詞裏隱含了形容詞。但現在白話文經常不注意這個區別，一律都“打”。打石家莊打得艱難，打天津打得輕鬆，都是“打”。這同樣是不對的。與“打”相類似的萬能動詞還有“搞“搞”革命、“搞”生產、“搞”教學、“搞”衛生，還有其他的“搞”，不說了。（眾笑）總而言之，漢語中的很多動詞正在失傳，漢語固有的一些語法特色，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互相隱含和互相包容的傳統，也正在失傳。這不是一件好事。

口語入文搞過了頭，漢語還可能分裂。這個情況在廣東和香港已經出現了。香港有些報紙，開辟了粵語專頁，一個版或者兩個版，用的是粵語文，是記錄粵語發音的漢字，包括很多生造漢字，我們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們可以看懂。如果我們確立了以話為文的原則，文字跟語言走的原則，為什麽不能承認他們這種粵語書麵化的合法性呢？沒有這種合法性，粵語中很多精神財富就可能無法表達和記錄，普通話霸權可能就壓抑了粵語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認了這種合法性，那麽福建話、上海話、四川話、湖南話、江西話等等是不是也要書麵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國是不是也應該像古代歐洲一樣來個語言的大分家？鬧出幾十個獨立的語種？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辦的事，事關語言學原理，也事關政治和社會的公共管理。有一個英國的語言學家對我說過:

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話是軍隊的語言。確實，所有的普通話都具有暴力性、壓迫性、統治性，不過是因偶然的機緣，把某一種方言上升為法定的官方語言，甚至變成了國語——而且它一定首先在軍隊中使用。普通話剝奪了很多方言書麵化的權利，使很多方言詞語有音無字。這就是很多粵語人士深感不滿的原因，是他們忍不住要生造漢字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麵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語都書麵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語種都要分崩離析。即便有表麵上的統一，也沒有什麽實際意義。英語就是這樣的。有人估計：再過三十年，英語單詞量可能是一百萬。到那個時候，任何人學英語都隻能學到滄海之一粟，各個地方的英語互不溝通或隻有少許溝通，那還叫英語嗎？再想一想，如果英語、漢語、西班牙語等等這些大語種解體了，人類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現新的困難？

看來，語言主導文字，或者文字主導語言，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語言與文字的兩元並舉，是兩者的相互補充與相互製約這是我們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齊時的理論盲區。

創造優質的漢語

希臘語中有一個詞：barb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巴。在古希臘人眼裏，語言是文明的標誌——我們如果沒有優質的漢語，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那麽什麽是優質的漢語？在我看來，一種優質語言並不等於強勢語言，並不等於流行語言。優質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動，後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人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一。

我當過多年的編輯，最不喜歡編輯們在稿簽上寫大話和空話。“這一篇寫得很好”“這一篇寫得很有時代感”“這一篇寫得很有先鋒性”，什麽意思？什麽是“好”？什麽叫“時代感”或者“先鋒性”？寫這些大話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來；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來，隻好隨便找些大話來敷衍。一旦這樣敷衍慣了，他的思想和感覺就會粗糙和混亂，就會鈍化和退化。一旦某個民族這樣敷衍慣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就會衰竭。我對一些編輯朋友說過:你們不是最討厭某些官僚在台上講空話嗎？如果你們自己也習慣於講空話，你們與官僚就沒有什麽區別。我們可以原諒一個小孩講話時大而化之籠而統之：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因為小孩沒有什麽文明可言，還隻是半個動物。但一個文明成熟的人，一個文明成熟的民族，應該善於表達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語言就是承擔這個職能的。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無處不在，應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該承擔一個責任，使漢語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大功告成。白話文發展到今天，也許隻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盲目歐化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麵目，更缺乏自己的創造。現代漢語語法奠基於《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西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漢語確實從英語以及其他西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我們前麵說到的“她”，還學會了時態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廣著”就是進行時，“了”就是完成時，“過”就是過去時。這樣一用，彌補了漢語的邏輯規製的不足，把西語的一些優點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這方麵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隻腳，並不完全適用西語語法這隻鞋。我們現在的大多數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道：“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這一定讓老外犯糊塗勝”與“敗”明明是一對反義詞，在你們這裏怎麽成了同義詞？（眾笑）其實，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象，在漢語裏很多見。漢語常常是重語感而輕語法，或者說，是以語感代替語法。比如在這裏，“大”一下，情緒上來了，語感上來了，那麽不管是“勝”是“敗”，都是勝了，（眾笑）意思不會被誤解。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排比和對偶。你們到農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應該說是世界一絕。有些對聯寫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隻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據說粵語裏還有十三聲的變化，對我們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驗。朦朧詩有一位代表性詩人多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曾經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朗誦詩，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聽得非常激動，事後對他說，沒想到世界上有這麽美妙的語言。這位老先生是被漢語的聲調變化迷住了，覺得漢語的抑揚頓挫簡直就是音樂。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心，不會有這些方麵的理論成果。如果我們鸚鵡學舌，在很多方麵就會抱著金飯碗討飯吃。

還有成語典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成語典故之多是漢語的一大傳統。一個農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成語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眾笑）根本沒法譯。應該說，其他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形成了成語典故的巨大儲存量，其他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濃縮。“鄰人偷斧”“掩耳盜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揠苗助長”……這些成語幾乎都是諷刺主觀主義的，但漢語不看重什麽主義，不看重抽象的規定，總是引導言說者避開概念體係，隻是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囉嗦？是不是過於文學化？也許是。但這樣說照顧了生活實踐的多樣性和具體語境的差異性，不斷把抽象還原為具象，把一般引向個別。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後現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髦的前衛語言。

今天晚上，我們對漢語特性的討論掛一漏萬。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漢語不同於英語，不可能同於英語。因此，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新來解放自己和發展自己。其實，《馬氏文通》也隻是取了西語語法的一部分。我讀過一本英文版的語法書，是一本小詞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這本專業詞典裏麵，“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為詞條。這也是一些語法概念嗎？為什麽不應該是呢？在語言活動中，語法、修辭、文體，三者之間是無法完全割裂的，是融為一體的。語法就是修辭，就是文體，甚至是語言經驗的總和。這種說法離我們的很多教科書的定義距離太遠，可能讓我們絕望，讓很多恪守陳規的語法專家們絕望：這浩如煙海的語言經驗總和從何說起？但我更願意相信：要創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驗。中國曆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們忽視。

瑞士是個小國，但有四種官方語言，差不多每個人都得習慣多語種的交際。這個地方是最應該出語言學家的，後來果然就出了一個，叫索緒爾，Saussure。此人寫了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對西方現代語言學有開創性貢獻，包括創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漢語，雖然提到過漢語，但擱置不論，留有餘地，所以在談到語言和文字的時候，他著重談語言；在談到語言的共時性和曆時性的時候，他主要是談共時性。他認為“語言易變，文字守恒”。那麽世界上最守恒的語言是什麽？當然是漢語。如果漢語不能進人他的視野，不能成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隻能留下一塊空白。有意思的是：我們很多人說起索緒爾的時候，常常不注意這個空白。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後，中國人最應該寫一本《普通文字學教程》，但至今這個任務沒有完成。索緒爾有個特點，在文章中很會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盤來比喻語境。他認為每一個詞本身並沒有什麽意義，這個意義是由棋盤上其他的棋子決定的，是由棋子之間的關係總和來決定的。“他”在“它”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現之後，就隻能指代人。同樣，“他”在“她”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現之後，就隻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這就是棋子隨著其他棋子的增減而發生意義和功能的改變。在這裏，棋局體現共時性關係，棋局的不斷變化則體現曆時性關係。這是個非常精彩的比喻，讓我們印象深刻。那麽漢語眼下處於一個什麽樣的棋局？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從白話文運動以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白話文運動以後，在經過了近一個多世紀文化的衝突和融合以後，這三種資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優化的組合與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

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爆炸式的規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有人說這是一個語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泛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開心啊！”“我好好感動啊！”這是從台灣電視劇裏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好好”是什麽意思？“好好”有什麽好？還有什麽“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時間”，比“盡快”“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眼下也流行很廣，實在讓我不以為然。這還不如文言文中的“雲雨”。（眾笑）做工作、做銷售、做物流、做麵包，“愛”也是這樣揣著上崗證忙忙碌碌make出來的？（眾笑）

我有一個朋友，中年男人，是個有錢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在辦公室裏哇哇大哭了一場。他事後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不但沒有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開始就沒有語言來思考自己到底怎麽了，思緒紛紛之際，隻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經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事實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今天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最初發表於2005年《天涯》，後收入演講集《大題小作》）。

附文：對金立鑫批評的簡要回應

朋友傳來網上一篇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金立鑫先生對拙說《現代漢語再認識》的批評。我很高興又一場關於漢語的討論可以展開。看得出來，金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其專業知識給我啟發，但很多問題可能還需心平氣和地討論：

約定任何對話都需要基本語義約定，否則就會打亂仗。比如我們說人是能勞動的，就一定暫時排除了重殘者、嬰兒等等；我們說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暫時排除了植物人、癡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說到“人”，才不會說岔。同樣的道理，我們說“語言”，有時獨指口語，有時兼指語言與文字，而且以後種情況為多。“漢語寫作”“漢語閱讀”“華語文學”“華語媒體”“語言學家”“語言學界”等通行說法即為其例。我的演，講從此例，恐聽眾大意，還特別在開始處約定漢語，在這裏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無視這一約定，批評我多處混淆了漢語與漢字的區別，我隻能感到無奈。其實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裏，他也大量使用“日語”“韓國語”“英語”“語言學家”“漢語的發展”一類，幾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語代文或以語兼文的，豈不是自己也在參與“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規矩，“日語”怎麽可以借用漢字？應該是“日文”吧？兩種語言之間字同音異的現象是不是被說反了？

全文金先生批評我演講的“全文”，這不是事實。他所提到的《文匯報》刊載部分，隻是編輯做的演講摘要。演講的全文發表在二〇〇五年的《天涯》雜誌，收人我的《大題小作》（2005年）一書，並在很多網站刊載。如果金先生看過全文，有些問題可能就不會提出來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強調英語中也有成語，這其實是我早已說過的。我在演講全文中隻提到漢語（再次約定：指漢語文，主要指漢文）曆史悠久，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成語的存量特別巨大，形成了漢語的相對特色之一。其實這是譯員和譯家們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實。

否定漢語金先生斷言從來沒有人說過漢語不好。”意思是我說很多中國人對漢語失去自信心純屬事實編造。可是，知名語言學家潘文國先生證明廣在中國出現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舉國上下對本民族文字（往往還波及本民族的語言）大張撻伐，非欲去之而後快，以‘走世界各國共同的拚音方向’這種世界曆史上罕有其匹的現象。”（2002年。括號內為原文——引者注）直到幾年前，讀書界知名的《書屋》雜誌還在頭版頭條發表長文，宣布漢語是一種腐朽的、落後的、愚昧的語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歐化與半歐化金先生說韓少功說他們（指東亞各民族國家的文字）‘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不是事實。”那麽事實是什麽？我說的歐化與半歐化，意思很明顯，是指那種向歐洲表音文字靠攏的拚音化與拉丁化。這有越文的拉丁化為證，韓文的拚音化為證，日文的拚音化成分大增為證，漢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拚音化、拉丁化”方向為證——這裏還暫不說詞匯、語法等方麵援歐人亞的大量現象。難道這一係列變化不是變化？不是“歐化或半歐化”？而是非洲化？中東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讀音金先生說‘喫’在曆史上是後起的，沒有上古音，隻有中古音……”這一說法也許有據。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語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讀音在中古以後有變，為什麽變化之前就一定無變？上古人誠然可以說“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說“食”？……這些至少可以存疑。筆者在大學時代師從的知名語言學家吳啟主先生等根據湘方言的田野調査，發現讀音為qia的“喫”在南方民間大量分布（即很多寫作人書錄的“呷”），曾推論“喫”有上古音，為qi，到中古才書麵化。這一說可能有點大膽，但至少不是完全無稽。金先生隻是依據至今不無爭議的擬音成案，斷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學術容異之量。更重要的是，我舉“喫”為例，隻是要證明音變字不變的漢語一大特色，證明“文字不一定跟著語音走”的另類規律，那麽有中古和現的兩音為證已經足夠。這才是不應避開的討論重點。

語言霸權金先生搬出了索緒爾，強調口語先於文字，“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等等。這可說是部分的真實。但據我這個行外人所知，索緒爾隻是針對歐洲的語言狀況做出理論總結，曾明智地指出漢字是另一碼事，“這個符號（指漢字）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1916年）從那以後，著名哲學家德裏達（hDerrida)、著名語言學家哈裏斯（RHarris)等等，都對索緒爾的語言中心論進行過激烈批評，更反對僅僅把文字當做語言的書寫符號。我國的第一部普通語言學著作的作者胡以魯先生，對中西文字的區別也有清醒的看法：“（漢字）緣何而自然發生乎？曰繪畫也而適於用，習用之而形態簡略，遂發達而為文字耳。故吾國文字發生之當時，代表事物之本體，非直接代表聲音也。”（1923年）再舉個日常身邊的語言例子，就說一、二、三、四吧，這些字在全中國各方言區範圍內一字數音，一字數十音，那麽這些字是對哪一種語音的記錄？能記錄得過來嗎？中國人常見的讀“別字”現象，難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導”法則（筆者語）在顯現？

語法霸權金先生稱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或社團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語言中會存在非語法或反語法的結構存在！（似刪除最後兩字才較為通順。）這種語法中心論的強硬傳統立場，雖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但他仍有堅持的權利。不過，“不容忍”的標準是什麽？誰是語法的最高立法者？僅就漢語語法而言，馬建忠、王力、呂叔湘、趙元任、高名凱等語言學權威從來意見有異，各法不一。力求達成共識的努力也一再受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全國“暫擬係統”，八十年代的全國“試用提要”，都遭到較為廣泛的懷疑和爭議。合此法者，可能“非”彼法和“反”彼法也。合彼法者，可能“非”此法和“反”此法也。金先生要依據哪門哪派之法來裁決“不容忍”的對象？包括裁決上述他那句話最後兩個字的可“容忍”與否？即便今後有某種絕對統一之法（其實永不可能），從動態和發展的辯證觀點來看，成法也並非一成不變，不可一勞永逸，總是被各種“超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筆者語）的語言實踐所推動，得到一再的調整和改寫。那麽在新法達成之前，所有為舊法不容的語言新現象（不包括無謂的胡言亂語），不就是“超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的創新有理嗎？沒有這種創新，不斷發展的語法何來？天上掉下來的？資格金先生認為談語言理論“不該是文學家的義務”，這可能過於傲慢。文學家天天寫字，隻能在個別語言學家的指揮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麽？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家可以對語言學界很多主流性說法搖頭，文學家就隻能緊跟和擁護這些說法麽？當今非西方的各種本土經驗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論描述。即便在西方，經過幾個世紀以來對邏各斯主義傳統的反思，現代科學成果和現代人文成果大量湧現，理性至上主義、邏輯至上主義、語法至上主義（語法是理性與邏輯在語言中的體現）等等神位已經動搖。很多學術成規，包括語言學的成規，不再自動有效。可惜的是，諸多思想新營養倒是一直被某些語言學家拒之門外。金先生說“專業外人士談專業問題免不了要被專業人士笑”，又說“外行領導內行也請虛心、慎重”。這都是有益的提醒。我並沒有想要“領導”他，更知道像這樣的討論不可能短期內形成共識，誰都不可能輕易說服對方。但金先生如果多看看中外語言學界的情況，就可知道他並不能代表語言學界（再約定：指語文學界），而且他麵對著一個行內和行外大大的“他們”，不光是韓少功式的幾個“外行”。

所以批評應冷靜說理，應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對手，不必一口惡氣撒到他大為不屑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和媒體”身上來。

以上拙見，僅供金立鑫先生參考。

2006年10月

（最初發表於2006年百度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