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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少功：我不知道，是歐洲公理化思維造就了他們的語言，還是他們的語言促成了歐洲的公理化思維，但歐洲文化的遺傳特性，在理論語言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簡單地說，這構成了一張言必有理的邏輯之網，卻不一定是一麵言必有據的生活之鏡。形而上學、理性主義，乃至經院哲學，在這種語言裏水土相宜、如魚得水，似乎隻能在這一類語言裏，才能獲得抽象不斷升級和邏輯無限演繹的可能。

王堯：你這裏做的比較很有意思。語言的文化性肯定是一個大課題，現在對中文成語的使用是用減法，當然也是一種文化現象。

韓少功：成語減少，實際上是語言弱化文化性和強化工具性的過程，是當代漢語正在簡約化甚至粗糙化的表征之一。我想，我這裏的意思不會被誤解：我並不是主張一味地多用成語，也不是說英語這一類語言的抽象性和邏輯性有什麽不對，更不是說漢語與英語之間隻有差異性而沒有交集點。這都不是我的意思。我隻是側重地看一看：漢語與英語有哪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哪些不同的文化機能。如果我們了解拉丁文、古希臘文、阿拉伯文，肯定能把這一問題看得更清楚——可惜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王堯：語言文字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現代漢語也還在生長中，漢語寫作新的可能性仍待拓展。即使像魯迅這樣的語言大師，對現代漢語貢獻很大，也是提供了漢語寫作的一種方式。我們不能認為，現代漢語的使用問題解決了，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因為有了魯迅，不能說我們現在隻能做修修補補的事情，這過於自卑了。

韓少功：我覺得漢語還處於一個再生的初始階段，魯迅那一輩隻是開始了而不是結束了這個階段。中文是世界上惟一一種延續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和消失的大語種，經過了白話文的轉型以後，將來對人類社會會起到一個什麽樣的作用，真是一個我們無法估量的空間，是一個未知數。

王堯：語言決定了認識世界基本方式的差異，這種差異使中、西方文明的特征區分開來。西方人有時不能理解中國的文化現象，他不能用漢語來思考，就進人不了角色。

韓少功：嚴格地說確實是這樣。這正像我們如果不學會外文，也不能更深人地了解外國文化。可惜我們仰慕西方的青年多，真正學好西方語言的少，而且西方語言似乎隻剩下一門英語，其他如法語、西班牙語、希臘語、荷蘭語就門庭冷落，小語種更是無人問津。我在中國民航去蒙古烏蘭巴托的飛機上，聽到廣播裏有英語和日語，但沒有蒙語，這種語言歧視真是既無禮又無知。

王堯：不懂得一個民族的語言，我們看他們的文化就總是隔了厚厚的一層。

韓少功：比如我們有一個中文詞“國家”，把“國”與“家”組合在一起，體現了中國文化中一整套由孝而忠的倫理，一整套農耕文明傳統中特有的思想情感，西方人怎麽翻譯和理解呢？很難。他們曾經把中文詞的“麵子”，翻譯和理解成“榮譽”“尊嚴”“體麵”等等，後來發現都不大對。最近有一篇文章索性把它譯為：mianzi，幹脆來個音譯，當做一個全新概念。其實，每一種語言裏都有一些不可譯或者很難譯的詞，有一些不可譯或者很難譯的語法現象。恰恰是這些詞和語法現象，構成了特定文化資源的寶庫，值得譯者和讀者特別注意。朱光潛先生早就說過這一點。

王堯：不同的語言確實有著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甚至與一個民族的生存方式有關。即使同一個語種，但是在不同的方言區，區域文化的差異也是明顯的，像蘇南與蘇北就不同。

韓少功：我讀古代的書有一個愛好，特別喜歡注意作者舉什麽樣的例子，打什麽樣的比方，注意這些例子和比方來自什麽樣的生存方式。我讀《墨子》的時候，發現他最喜歡用製陶、造車、築牆一類活動來打比方，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工程師、實幹家，成天在生產現場轉，肯定經常有一身臭汗，與孔子、孟子、荀子那一類白領不一樣。我讀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賀拉斯的時候，發現他們常常說到牧羊人、羊皮、馬、牛肉，很容易從中嗅出遊牧生活背景；還發現他們常常說到船、戰船、帆、船長、舵、航行、進口、出口，商人一一透出地中海岸商業繁榮的氣息。錢穆先生說，讀史一定要讀出人，這是對的。我們讀語言也一定要讀出生活，就像你說的要讀出蘇南和蘇北的生存方式來，如此才能設身處地地了解人文。

王堯：英語以及其他一些西方語言很講究時態。

韓少功：可能就與他們的生活實踐有緊密聯係。我在農村務農的時候，發現農民最不注重星期，也可能忘了年份，但對季節是念念不忘，農事活動嚴格依照季節進行，二十四個節氣是他們最重要和最真實的時間。由於季節是循環的，中國人也就比較容易接受時間循環的觀念，在語言中嚴格區分時態也就不是特別的必要。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人較容易接受佛教的轉世輪回說:過去就是未來，未來就是過去，兒孫就是祖輩，祖輩就是兒孫。古希臘和古羅馬人沒有這種長久的、廣泛的、深厚的農耕文明史，其時間意識很可能來自他們其他生活經驗，比如航海的經驗。在航海中，時間是在速度與距離中體現出來的。如果距離是直線延長的，那麽航行時間也是直線延長的，這一天和另一天，這一個月和下一個月，意味著航線上兩個絕不相同的位置，於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不可能相交也不可能循環。這樣，這些地中海岸的居民們，特別是與航海聯係密切的城邦居民，很可能習慣於一種直線式的時間觀念，在語言中嚴格區分時態也就變得極其自然。

我不能確定語言中時態表達方式的差別就是這樣產生的。但我相信語言中的時態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一定受製於特定的時間意識，而不同文化裏的時間意識，一定與特定的生活經驗相關。生活是語言之母。

王堯：我們可以體會到語言現象和整個社會發展的現象是有關聯的。中國人表達時間是很模糊的，說“傍晚”到底是要傍多晚，是靠近晚上，可以“傍”好長時間。陳子昂怎樣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無法言說的時空。所以中國人不會想到寫《時間史》一類著作的。

韓少功：歐洲人把時間作為一個特別核心的哲學問題進行研究，對時間的思考是很深的，著作車載鬥量。在中國，還有其他一些東方民族，看來是另外一種情況。印度人就不怎麽關心時間，隻關心永恒。大概就因為這一點，印度人也不大重視曆史，曆史與神話混雜在一起，不像是曆史。

寫作時應把語言這類問題忘掉

王堯從《馬橋詞典》到《暗示》，你對語言的認識似乎有了兩次轉向。你對語言有過深人的研究和思考。《馬橋詞典》有了風波以後，你自己說的比較少。

韓少功：談自己作品總是很乏味，這與風波什麽沒有關係。

王堯：從語言寫作角度來談《馬橋詞典》《暗示》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韓少功：我的語言意識覺醒得比較晚，寫作上也沒有什麽語言上的特別。我從不單獨對語言給予什麽計較。總的態度是“用心而不刻意”。所謂“用心”，就是學習和研究語言時要認真；所謂“不刻意”，就是在寫作中使用語言時大可放鬆，大可隨心所欲。我相信語言是一個寫作者綜合素質的體現，需要水到渠成，就像蘇東坡說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得不止”，一下筆可以跟著感覺走。一個寫作者越是具有思想和審美的個性，他的世界就越豐富；反過來說，他越忠實地去表現這個世界的豐富，他的思想和審美個性就越強大。在這樣一個不斷互動的過程中，語言是他與世界的聯係，當然是一種有限的聯係。所謂“我手應我心”，常常不能完全地“應”上。但這也剛好使語言成了一個可以不斷創造的過程，從一個語言共同體來說，是一個眾人拾柴火焰高和長江後浪推前浪的過程。

王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作家們對白話文寫作做出過很多嚐試。

韓少功：有些人國學底子好，古漢語是他們的重要資源，我們讀魯迅、錢鍾書等人的作品，還可以讀出明顯的書卷氣。有些人受西方作品的影響大，翻譯語言是他們的重要資源，巴金、郭沫若、曹禺、徐誌摩等人就是這樣，寫出的作品比較新派和洋派，差不多就是說著中屆事的歐美文學。還有些人注意從民間語言那裏取得資源，吸收俗語，吸收口語，是他們貼近社會底層生活的自然結果。沈從文、老舍、趙樹理等人在這一方麵尤有特色。汪曾祺說過，他每寫完一篇作品，都要拿來朗讀兩遍，也是十分注意口語化的。當然，資源隻是資源，並不能替代創造。不管是依重哪種資源，不管是追求哪種風格，都可能有生龍活虎的成功者，也可能有麵目可憎的模仿者、低能者、粗製濫造者。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覺悟，就是要對語言有感覺，知道什麽是好，什麽是糟；哪裏該短一點，哪裏該長一點；哪裏該再揉熟一下，哪裏就該樸拙、直白甚至殘缺……這裏沒有一定之規，隻能因時、因地、因事而取其宜。寫作經驗可以幫助一個寫作者做出判斷，但最好的語言往往又是違反和突破寫作經驗的，是出乎意料的，是妙手偶得，所以還是沒有一定之規。

王堯：一個寫作者不能沒有語言意識和語言感覺，也不能沒有必要的語言研究和語言訓練。

韓少功：但功夫在詩外，功夫在語言外。一味刻意地設計和製作某種語言風格，隻能是舍本求末。寫作的時候，他甚至應該把語言這一類問題完全忘掉，找到最恰當、最盡意、最有力量的表達就夠了。這就像一個人刻意表現自己的美，時時惦記著自己的美，肯定就美不起來，眉來眼去搔首弄姿，倒可能讓人大倒胃口。現在有一些說法，說“詩到語言止”，說“文學的全部隻是語言”。我讚同這些人重視語言的態度，但懷疑這些嚇人的說法，因為我怎麽聽，也隻能聽出一種對著鏡子千姿百態的味道。

王堯：《馬橋詞典》讓我們體會到語言在認識過程中起到非常關鍵性的作用，一些語詞不在我們的知識係統中，被屏除在外，反映了我們認識的局限。“馬橋”的語言在你的筆下整理出來，讓我們看到另外一種人生。

韓少功：《馬橋詞典》是對語言的微觀調查，當然也會涉及到一些語言規律，比方說你說到的語言與知識係統的關係。語言是生活的產物，因此一個詞裏經常蘊藏著很豐富的東西，比方曆史經驗、人生智慧、意識形態、個人情感與社會成規的緊張關係。語言並不完全是自然的、公共的、客觀的、中立的、均衡分配的什麽東西，而是一份特定的符號檔案。我在蒙古的時候，知道蒙古人有關馬的詞匯特別多，一歲的馬，兩歲的馬，三歲的馬，如此等等，都有不同的名字。三歲的公馬，三歲的母馬，也有不同的名字。這在非牧區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我在《馬橋詞典》裏寫到一個“甜”，寫到馬橋人把很多美味都歸結為“甜”。為什麽會這樣？是馬橋人味覺遲鈍嗎？是馬橋人語言貧乏和孤陋寡聞嗎？可能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從這一個詞切入進去，我們有可能走進一個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心理的、文化的大課堂。

王堯：《暗示》則是另外一種方式，是不是可以看成對《馬橋詞典》的補充？

韓少功：寫完《馬橋詞典》以後，我感覺有些生活現象從語言分析的這個框架裏遺漏了，或者說沒法放入這樣的框架。比方說“言外之義”，既然在“言外”，你怎麽去認識它？它是怎樣存在的？又是怎樣進入感知的？這時候我就想到了具象，也想到了語言與具象的關係。我覺得具象分析可能是另一個框架，並且與前一個框架有形成互補的可能。走到這一步，我當然需要展開對語言哲學的反思。

王堯：語言學，語言哲學，在相當多的一些國家人文學界成為了一門顯學。

韓少功：大概自維特根斯坦開始，西方很多哲學家把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於是潮流大變，哲學家都成了半個語言學家，被人稱之為“語言學轉向”。說實話，我寫《馬橋詞典》就是多多少少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啟發。但構想《暗示》的時候，我缺乏這種依托了，找不到現存的理論路線了。我讀過國內外一些資料，沒有發現多少用得著的東西。阿爾都塞、拉康、福柯談到過“非言說”的語言禁區，都隻是從意識形態壓迫這方麵立言，隻是我關心範圍的一小部分。倒是中國漢魏時期王弼等人的“言象意”之辨，還能給我一點點線索。我谘詢過一些專家學者，包括劉禾。她說你這個思路很有意思，可以大膽走下去，最好能寫成一本理論。據她所知，西方學者們在電影、攝影、廣告方麵都有些具體研究，但統納到“具象”這一題目下來展開思考的還少見。我無意做理論著作，也做不了。我還是隻能立足於自己的生活感受，隻能在不同的文體中穿插，來點不講規則的遊擊戰。也許中文是一個很方便打遊擊戰的武器，也許筆記體文學也是一個最方便打遊擊戰的武器。我在《暗示》裏有點同“語言學轉向”抒著幹的野心，好像要跳到語言之外，對“語言”這個符號體係給予懷疑、挑戰、拆解，最後追擊到邏各斯中心主義這個老巢，重炮猛轟一通。我不大讚成西方學界那個“人——言”的分析框架，傾向於使用“人——符號（象+言）”的框架。

王堯：但你似乎並不完全認同“眼球文化”“讀圖時代”這一類說法。

韓少功：視覺隻是具象感覺的一部分，並不是我要說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語言和具象實際上不可割裂。我花了很多篇幅來描述它們之間的互在和互動，並不讚同一些所謂反語言主義者的片麵和誇張。我喜歡電腦從業者們經常用到一個詞，叫“信息壓縮”。

王堯：在一個符號裏壓縮很多信息。

韓少功：比方把很多編碼壓縮成一個簡碼。壓縮以後，使用者們可能隻記住了簡碼，隻知道簡碼，對壓縮內容和壓縮過程完全忽略。我以為語言與具象就是這樣一種互相壓縮的關係。比方說“革命”這一個詞，不同的人給它壓縮了不同的具象。有一個老師曾經要求學生寫出他們聽到“革命”這個詞的瞬間聯想，結果學生寫出來的各各不一：有紅旗，有紅軍，有父親，有手風琴，有廣場，有官員，有電腦，有黃河，有風暴，還有菜市場……這就是說，“革命”留給這些少年的心理想像是不一樣的。這些可能來自父親對兒子的教育，也可能來自一次美妙的參觀旅行，或者是電視裏飛速發展的經濟建設，如此等等。“革命”這個詞被人們頻繁使用，但在每個人心中引起的具象感覺千差萬別，實際上也就是深層含義的不盡相同。

反過來說，人們也會在一個具象裏壓縮很多語言，比如有一件軍裝擺在麵前，有的人會覺得親切，因為他當過幾年兵；有的人會感到恐怖，因為他在“文革”軍管時期挨過整；有的人可能不以為然，因為他知道現在當兵的沒有幾個錢，比炒期貨炒樓盤差遠了；還有的人可能喜不自禁，因為他聽說過特種兵神通廣大的故事，早就想學上幾招。這樣，很多由語言組成的記憶、知識、故事壓縮在一件軍裝裏，使人們產生了不同的心理反應，使這件軍裝產生了因人而異的符號功能。

在我看來，語言與具象是不同的信息壓縮簡碼，在實際生活中互相激發，互相控製，互相蘊含。這大概才是人類心智活動一個較為完整的圖景。言外之義，或者有言無義，或者一言多義，這一類現象也才可以得到大體把握。在現實生活中捕捉和澄清這些關係，是我在《暗示》中要達到的目標之一。

王堯：如果《馬橋詞典》是順應了“語言學轉向”，那麽《暗示》是對這種轉向提出一種反動，是另外的一種轉向。這種轉向如何命名？

韓少功：有一個老詞叫“否定之否定”。從《馬橋詞典》到《暗示》就是這樣一個過程。該怎麽命名這後一半？我還沒主意。

王堯：把語言問題和我們變化了的生活實際打通，這對於我們每一個處在這個生活中間的人都有啟發，可能是很好的交流的話題。

韓少功：我說出個人的感受，並不保證它能取代其他人的經驗。我在附錄中強調了這一點，申明這隻是一份孤證，法庭無需采信。我關切社會和曆史這樣的大事，但願意與普遍主義的、本質主義的宏大敘事保持距離，退回到一種比較個人化的立場，也是一種文學的立場。小說小說，為什麽是“小”？因為小說家不是寫法律、寫政策、寫社論，而是個人化的表達，不強加他人。

我並不是方言主義者

王堯：使用普通話以後，語言作為一種有效的交流工具，使互相隔絕的各個方言區得到溝通。但放棄一些方言以後，很多文化的遺存瓦解掉了。這也是一種損耗。

韓少功：普通話是一個民族國家建製的一部分，所以也常常叫做“國語”，有時也叫做“官話”。其實所謂普通話本來也是方言。當年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如果一時心血**，搞點家鄉主義，把湖南話定為官話怎麽辦？那一來，北方話就成為方言了。所以就語言本身而不是它的社會功能來說，我不承認有什麽普通話，隻有大方言和小方言的區別。北方話是大方言，湖南話是小方言，如此而已。

王堯：但民族國家的管理把某種方言變成了普通話，提升為一種法定的公共交流工具，就使這種方言發生了變化。

韓少功：就像英文在世界上的擴張，普通話也在中國境內擴張，而且像英文一樣曾經借助國家權力的推動。這樣做的好處是交流方便了，但普通話出現了跨方言、跨地域、跨文化現象，在很多地方有文化性削弱和工具性加強的趨勢。我們說老舍、鄧友梅、林斤瀾、陳建功、王朔的北方話很“地道”，又說廣東、福建、湖南等地作家寫的北方話“不地道”，為什麽？因為前者寫的實際上是方言，或者說是作為方言的北方話；而後者寫的是普通話，是作為普通話的北方話。兩個“北方話”不是一回事。前者文化性更強，所以更豐富、更鮮活、更多形象和氛圍、更有創新的能量——這都是文化的應有之義。而後者隻剩下工具性，文通字順，意思明白，但是少了很多“味”，就是少了創新的動力。

王堯：有些外地作家常常對京城作家既羨慕又不服氣，覺得他們在語言上占有天然優勢。

韓少功：這是沒有辦法的，就像印度、菲律賓、南非等地的作家看英國作家，也是沒有辦法的。這些作家如果想獲得普通話的文化活力，一般的辦法，隻能是從他們的本土方言中去找，從他們的母語中去找。陝西話“養眼”，意思是漂亮、美好，比如說“那個女孩真是養眼”。有點意思吧？廣東話說“生猛”，也有點意思吧？這些就是由外地作家引入普通話的方言詞。很多外地作家都在做這樣的工作。

王堯：東北的、西北的、四川的作家做得似乎方便一點，但南方各方言區的作家也在努力地做。

韓少功：從世界範圍來看，印度、菲律賓、南非等地的很多作家也在這樣豐富和改造著英語，使英語變得五花八門。對於保存和發展文化來說，這未嚐不是好事。但這種普通話的豐富和改造還是有限的，並不能取代方言。有些陝西的、湖南的、江蘇的、廣東的笑話，還是無法翻譯成普通話，一翻譯就沒有意思了，不好笑了。可見語言中有些東西是不可譯的，就像數學中的質數，與別的數沒有公約數，無法進行通分。在另一方麵，對普通話的豐富和改造，一般也隻發生在文學領域，包括口頭文學與書寫文學，對文學以外的領域作用很小。就算有作用的話，也是一個滯後和緩慢的過程。現在有很多計算機翻譯軟件，翻譯商務語言、政務語言、科技語言、旅遊語言以及一般理論語言，大體還行，就是很難翻譯文學。用最好的軟件來翻譯文學，也不能省力，隻能添亂，添大亂，任何一個文學翻譯者都不會做這種傻事。因為文學語言不僅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美國一個研究翻譯機的專家說過翻譯機能翻譯文字，但不能翻譯文化。”我在一篇文章裏引用過他這一句話，說明翻譯機隻能適用於那種最大公約數式的語言，即工具性的語言，對於文化精微處的表達，幫不上多少忙。這不是技術暫時過不過關的問題，是語言的文化性本身具有非邏輯、非公共的特點，與計算機的基本工作原理相衝突。

王堯：如果語言隻是工具，翻譯軟件當然是可以行得通的。語言不是這樣簡單的事情。

韓少功：以為語言都可以通過機器來翻譯，是工具主義、技術主義、理性主義的信念。白話文運動以後，很多語言學家和語言政策專家都抱有這樣一種信念，即把語言看成一種純粹工具。

王堯：在寫作中使用方言，其文化意義現在需要重新認識。

韓少功：出於專業的本能，我對於一切方言的寫作都直覺地表示支持。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還有《金瓶梅》，裏麵就有很多方言。我不能想像，如果中國沒有四大名著，如果中國沒有老舍、沈從文、趙樹理、艾蕪、周立波這樣一些作家，中文會是一個什麽樣子。當然，全世界的語言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中文是一個語種，內部各種方言是亞語種，在更下的層次，還可能有亞亞語種。不同層麵都有相似的問題，比如說工具性與文化性的關係問題，公共性與非公共性的關係問題，還有精華與糟粕的雜處共存問題。方言可能是地方性的“官話”，也有工具性的功能，更不可能都是精華。我並沒有方言主義。我們談了語言的文化性，但並沒有說這些文化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借助對外交流的工具，不意味著語言的工具性就是一個貶義詞。在公共交流和文化特異不能兩全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做出一些權衡和妥協。這也是我眼下寫作的常態。我盡量保全方言中比較精華的東西，發掘語言中那些有豐富智慧和奇妙情感的文化遺存，但我不能寫得人家看不懂，必須有分寸地選擇和改造，慎之又慎。還好，連《馬橋詞典》這樣的書都被翻譯成了好幾種外文，好像外國讀者也能接受個大概，使我對這種寫作態度更有信心。

王堯：我們必須看到語言是公共化和非公共化的兩麵，至少這兩個麵我們都要注意，我們在不同的領域運用漢語的時候，會有一些區別。

韓少功：當然，寫合同與寫小說就是運用不同的語言，雖然它們都是方塊字。前者顯然會更注重公共化的一麵。

單一和同質是毀滅的狀態

王堯：現在最容易變得糟糕的是語言。我覺得中國人在這方麵壓力很大，各種語言產品都在衝擊著我們，我們一不小心，就會把語言變成糟糕的東西，變成和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靈脫節的一種東西。

韓少功：有一個法國作家薩娜拉芙女士曾對我說:她研究法國中學生的語言，發現他們的祈使句裏沒有“假如你……”這種虛擬方式了，隻剩下“我要……”也就是不委婉了，不謙讓了，一個個都自我得咄咄逼人了，有“我”無“你”了。現在電視、網絡、廣告、卡通片等等對語言演變的影響很大，也許應該有更多的人來展開類似的調查，包括調查一下你說過的成語減少現象。我常常看到中央電視台上的字幕出錯，有時四個字的成語，居然會錯兩個字，甚至三個字，弄得意思完全不可解，但記者、編輯、編審就是沒有看出來。好像外國人難懂中國的成語，中國人也不懂自己的成語了。美國作家桑塔格說，資本主義全球化比斯大林主義更具有毀滅性，並沒有誇大其詞。“文革”時期，雖然文化人挨整，但文化人即便關進了牛棚，大多數內心裏還是惦記著文化的，老百姓也是悄悄尊敬著文化的。我當時在鄉下當夜校老師，農民一天累下來，晚上還是踴躍地來讀書識字，一個個興衝衝的。現在呢，雖然教育規模大得多了，高學曆的人滿街走，但文化在很多人的內心已經灰了，已經死了。黃子平說過，現在書店裏書似乎不少，但大多數是“how to”的書，即隻管“怎麽做……”的書：怎麽談判，怎麽戀愛，怎麽炒股，怎麽演講，怎麽公關，怎麽修車，怎麽美容，怎麽留學，怎麽搞定你的上級……書上的語言無一不是平白、粗糙以及輕浮的，大多充斥著陳詞濫調。這是一個工具書的時代，是知識工具化和文化工具化的時代。文化繁榮的真相其實是文化空白，因為文化已經缺少價值準則和精神方向，已經沒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動力，隻不過是賺錢牟利的工具。語言的工具主義趨向，隻是這個時代潮流的一個部分。

王堯：從整個曆史上來說，文化一方麵是趨同化，但是同樣還有一個趨異化。

韓少功：同與異是互相依存的。沒有異，哪來同？還需要什麽趨同？沒有同，何以識異和辨異？怎麽可能趨異？比方說沒有共同的尺度，怎麽能知道你長我短？沒有共同的視覺，怎麽知道你黑我白？因為一種不恰當的理解和宣傳，因為文化單元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近些年有些人把文化的趨同化抬到了不合理的高度，開口就是“走向世界”“世界文學”“全球一體化”“與國際接軌”，差不多成了一些心急火燎的“接軌分子”。很多中國作家不是走出去了嗎？不是走出去已經十多年了嗎？他們在國外把英語學好了、說溜了，但那大多隻是工具英語，所以反而有了表達困難，有點不中不西的感覺，有點沒根沒基的感覺，就像一些用普通話寫作的方言區作家，告別了方言，學會了簡化版普通話，覺得這種話與自己的生活感受還是隔了一層，自己的語言資源在漸漸枯竭。北島就一直想多回到中國走走，找回對漢語的感覺，加強自己與漢語的聯係。當然也有些作家做出另外的選擇，比如昆德拉。他索性用法語來寫作了。

王堯：旅外作家放棄母語寫作的，好像歐洲作家比較多，納博柯夫也是從俄語轉向英語。但中國作家放棄母語的實在很少。

韓少功：昆德拉法語寫作還不靈的時候，就說過他的每一部作品就是為翻譯準備的，因此必須放棄捷克語中一些意義含混的詞，雖然是很有意味的詞。可見昆德拉一開始就決心投入大語種，決心讓自己國際化。這沒有什麽不好。他為全人類寫作的偉大抱負無可厚非，何況捷語是一個較小語種，這樣小的出版市場可能不夠養活他。但我不知道他的法語能精通到什麽程度，能不能與那些法國本土作家一決高低。我也不知道他放棄了捷語中很多文化遺產以後，是否覺得有點可惜，是否覺得這不光是他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作家可以選擇任何一種語言來寫作，選擇任何一種語言也都可能寫出偉大作品，因為語言畢竟隻是文學的一個因素，不是全部因素。我們既可以寄望於北島，也可以寄望於昆德拉，以及所有在世界語言版圖上流浪的作家。但我們不必相信什麽世界語，正如我們不必相信什麽文化的全球一體化。

王堯：如果這個世界隻有趨同化的話，如果這個世界失去了語言及其文化的多樣性的話，整個文明的前途便岌岌可危。

韓少功：單一和同質是毀滅的狀態，不是生命的狀態。我們可以想一想，地球若像月亮一樣，遍地荒漠，那就單一了，同質了，植物和動物無從區分，土地和河流也彼此無異。那樣一片混沌和冷寂之地，還可能是文明的世界嗎？

王堯：其實你對英文並沒有成見，曾經到大學裏去專門進修英文。你現在還經常讀英文著作嗎？

韓少功：經常讀一點。我在海南省作協主事的時候，給編輯們訂了好幾種外文雜誌。我還抓過一次英文考試，機關裏五十歲以下的員工都要參考。試卷歸我出。考試及格的人，拿一萬塊錢獎金。

王堯：大獎啊！你確實沒有語言的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