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拚圖01
語種規模對文化演進的影響
王堯：你曾經說過，人隻能生活在語言之中，我也覺得語言是人的家園。但在寫作《暗示》時，你和自己做了一次較量，“用語言來挑戰語言，用語言來揭破語言所遮蔽的更多生活真相”。這是一次轉向。確實，挑戰語言還得通過語言。我想，我們是不是討論一下漢語寫作的有關問題。我在和李銳的交談中，感覺到他的語言焦慮很強，他對網絡化以後英語成為一種強勢語言，對漢語可能造成的一種傷害以及漢語的邊緣化，他很擔憂。
韓少功：我想這可能是一個暫時現象吧。就電腦輸入速度而言，世界上有關方麵做過很多比較和測試，包括微軟公司也做，發現中文與英文相比較，輸人速度不是慢而是更快。這樣看來，中文對電腦的適應性，不會比英文差。隨著中文軟件的繼續開發，我覺得中文在信息市場的份額會越來越大。這不是太大的問題。英文當然有強勢，不光在網絡上，在印刷品方麵也是如此。這是曆史造成的。第一，英國曾經是“日不落帝國”，再加上美國，兩代霸權曾經有廣闊的殖民地或者影響範圍，全世界說英語的人口多。第二，說英語的國家中有很多富國，特別是美國，購買力強，一以當百，一以當萬，不能不被信息產業商垂青，大量編寫英文軟件也就很自然。第三，正因為英語運用廣泛，已經成為了一種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二級語言，其文化性減弱，工具性增強，簡易好學，規範好用，很適合這個人文危機而經濟發達的時代。現在世界上其實有很多種英語，菲律賓的、新西蘭的、印度的、南非的、美國黑人的等等，互相並不一樣。英語是取其最大公約數，成了一種跨國化英語，已經不是原來作為母語的英語，是借用了英語資源的準世界語，有點像英語簡化版。有一個法國人曾瞪大眼睛對我說：“英語哪是一種語言？明明隻是一個工具。”大概就是說的這個意思。
我們不一定讚成他的激烈，但作為文化的英語，與作為工具的英語，確實不是一回事。那種最大公約數式的英語，那種世界性的、工具性的英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保持強勢，甚至會無情消滅其他一些弱小語種。
王堯：在網絡化時代，漢語的危機是否比其他語種強？
韓少功：我看不出這種危機。如果說有過這種危機的話，最嚴重時期應該是網絡化以前的時代。那時，國民黨政府、共產黨政府，不管政治立場如何不同，都懷疑和否定中文，甚至很多人連帶著否定漢語，文化激進主義態度是共同的。它們提出過“中文的拚音化方向”“中文的拉丁化方向”，考慮或出台過相關改革方案。周邊國家的日語、越語、蒙語等等都歐化了，或半歐化了，中國人有點著急啊，怕方塊字搭不上現代化的車啊。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到美國，發現華裔家長們大多禁止孩子們講中文，好像中文是病毒，躲都來不及。九十年代後期我再到美國，發現中文補習學校大大增多，有見識的華裔家長們倒過來了，擔心孩子們隻會說英語，遇到周末便把孩子往中文班裏送。
王堯：得過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們大多說過：雙語優勢很寶貴，你們千萬不要把中文丟了啊！
韓少功：前幾天的報紙上說，全世界有兩千多萬外國人在學校裏學習中文，兩千多萬，嚇人的數字，你還能說是“危機”？形勢發生這樣的變化，不光是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外國人都想來中國做生意——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惟一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中文的某些優點，包括作為工具的優點，正在被更多的人體會。美國人做過一個統計，英語每年大約要增加一千左右的新單詞，大部分是科技單詞，這對學習者來說是一個沉重負擔。但中文的特點是以字組詞，可以用舊字組新詞，學新詞不一定要學新字，記憶的負擔可以相對減輕。“基因”，兩個字都是舊的。“激光”，兩個字也都是舊的。但組合起來就分別成為了新詞，意思大致可猜，大致可悟，一個小學生也可一知半解。英語中當然也有high-way，high-tech等等，也是以舊組新的詞，但相對於中文來說是少多了。一個日本學者曾經告訴我，日語裏的“電腦”原來有兩個詞，其一是中文的“電腦”，其二是片假名，用英語computer的音譯，就是那種拚音化日語。這兩個詞並行不悖。但時間長了，日本人倒是越來越喜歡中文詞。為什麽呢？“電腦”一看就知道是用“電”的“腦”，那不就是計算機嗎？不就是很聰明的機器嗎？但這個詞的片假名隻讓你知道聲音，不了解含義，因此一個沒有專門學習過的人，從聲音裏猜不出computer是個什麽東西，豈不是更麻煩？你再看化學元素周期表，中文詞造得很有條理，脈絡非常清楚，部首是“氣”旁、“金”旁、“石”旁的，一看就讓人大體知道是什麽東西，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氚”肯定是一種氣，“鈦”肯定是一種金屬。雖然可能讀不出，但基本意思不會錯到哪裏去。當然，這隻是些很小的例子，說明中文即使對科技工作來說也不一定是低劣的語言，至少在有些方麵還是有長處的。人們可以認為英語也自有其長，但沒有理由說表意文字就一定比表音文字全麵地差，沒有理由說中文一定要走拚音化和拉丁化的方向。
王堯：近代以來，漢語在亞洲的覆蓋麵是縮小了。
韓少功：中央帝國的朝貢體係崩潰以後，民族獨立總是伴隨著語言獨立的要求，日本、朝韓、越南等，都是這樣脫離了漢語，準確地說，是放棄了漢字，很大程度上走上了歐化和半歐化的道路。其中，日文是煮了一鍋夾生飯，一半借了漢文，一半是借了英文及其他西文，沒有把歐化進行到底。這種分崩離析有利於文化的多樣化，有利於各民族發展自己的特色文明，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割斷曆史：因為這些民族在古代都是用漢字的，現在一旦把漢字丟了，就不容易讀古籍了。人們了解自己的曆史都需翻譯，就像了解外國曆史。這方麵隻有日本還好一點。
王堯：中國推行了兩批簡化字以後，很多青年人也看不懂繁體字，但簡化字畢竟隻有那麽多，一個中學生稍微努力一下，也是可以直接讀古籍的，至少讀《史記》那種通曉平白的古漢語不會太難韓少功：另一個問題是，一個民族的語言獨立以後，如果語種太小，使用者太少，那麽在翻譯、出版等方麵就會出現大困難，造成知識引進和知識生產的障礙。我到蒙古去訪問，發現那裏總共隻有兩百萬人口，隻相當於中國三四個縣的人口規模。他們采用新蒙文以後，借用俄語字母，橫著寫而不是豎著寫了，中國內蒙的舊蒙文出版物也不適用了，書刊隻能靠自己出版。但介紹一本外國的文學或者學術，隻能印刷很少的冊數，相對的翻譯和出版成本實在太高，常常是沒法做。這種苦惱是大語種民族所難以知道的。
王堯：世界的競爭，說是經濟綜合國力的競爭，其實很大的方麵都是知識生產方麵的競爭。在一個知識的時代，語言起到很大的作用。
韓少功：這個問題在以前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前些年，據說蒙古人談判加人世貿組織的時候，一口氣同意把關稅統統降為零，後來實行了一段，扛不住，又要悔棋，說中國人沒有這麽降，我們為什麽要降？這就是蒙古老鄉幹的事。奇怪嗎？其實不奇怪。圖書館裏沒有足夠的理論和資料，你要他們的經濟官員能有多精明？他們接受外來文化相對較少，所以較為單純和淳樸，喝酒、唱歌、待人很熱情，但總體來說，可能少了一些深刻。日本有一億多人口，比蒙古大多了，但也有很多翻譯和出版的困難。我在他們的書店裏，看到那種口袋書特別多，把外國的文學與學術都編寫成簡化版，什麽華勒斯坦，什麽哈耶克，什麽福柯，應有盡有，但大部分不是翻譯而是簡介，十幾分鍾或者幾十分鍾就可以讀下來，是小冊子，快餐化了。學生們最喜歡，便於拿來做題目應考。很多學者也喜歡，可以用來多快好省地做論文啊。出版商們更樂意，因為出版簡介就可以繞過原作版權，不需要付版稅，省了錢。這些與語種規模也都是有關係的：你若是個出版商，翻譯出版大部頭原著就不得不考慮市場，而這個日文的學術市場比英文的、中文的、西班牙文的要小得多，不能不讓人謹慎從事。
王堯：相比之下，中國眼下有十三億人的市場空間和財政力量，可以建立一支相對完備的翻譯隊伍，建立較為完備的出版體係以及研究體係、教育體係，有利於對世界各民族文化進行廣泛的吸收。
韓少功：除了中國內地以外，還有台灣、香港、新加坡，海外華人圈，翻譯和出版可以互相搭車、互相借力，成本就大大降低下去了，知識的引進和生產都較為容易。當然，中國眼下讀書人也多浮躁之氣，可能要不了多久，學術也會小冊子化、口袋書化、萬金油化。但船爛了也有幾斤釘，即便刨去人口的八成，中國還能剩下三億人，比很多小語種國家還是會多一些回旋空間。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直接用英文。如果說日本的語言歐化是煮了一鍋夾生飯，那麽印度就是煮了兩鍋飯：一鍋是精英階層用的英語，一鍋是下層百姓用的十幾種本土語，主要是印地語。這種兩鍋飯的狀態，雖然不利於內部文化交流和國家統一管理，但至少有一個精英階層進入大語種，可以在英語那裏借力和搭車。印度這些年軟件業發展迅速，不能不說是利用了英語的優勢。
王堯：新加坡人口不多，但漢語資源豐富，看它的《聯合早報》，就會發現他們使用漢語資源的聰明之處。
韓少功：新加坡以華人為主要族群，與漢語本就有不解之緣。李光耀是聰明人，搞了多年的洋務以後，決心把中文地位給恢複起來。這樣他們既有英文又有中文，都是大語種，利用曆史文化資源和西方文化資源都很方便，光是這一招就省下了多少開支啊。比方有些書不用自己翻譯出版，進口台灣、香港的就行了。我在韓國的時候，聽說韓國的知識界也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一派主張韓文直接英文化，另一派則主張韓文退回中文。從知識生產成本的功利角度來說，這些考慮都是很自然的。
王堯：我在韓國逛書店，根本看不到在國內常見的現象，在國內，哪怕是縣城的書店，都有許多西方學術著作。中國對西方學術論著的翻譯出版，在世界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丨這與我們的語種和使用漢語的人眾多應該有關係。
韓少功：中國讀者是很幸運的。中國的翻譯、出版部門也是很幸運的，如果是在一個幾百萬人的小國家，你翻譯家和出版家都沒有多少事好幹。折騰一個《維特根斯坦全集》或者《追憶逝水年華》的全本出來，隻能印個幾十本，幾百本，不虧死了？
王堯：好像西方的學術界對我們中國能翻譯這麽多西方的書，也很驚訝，而且銷量這麽大。
韓少功：語種規模對文化演進的影響非常大，很多影響可能要今後時間久遠以後才看得更清楚。影響當然是多方麵的，大也有大的難處。比方說，一個人生活在大語種裏，母語基本上夠用，走南闖北都不需要換語言，了解國外也可依靠譯本，學外語的壓力就相對小。這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這樣普及英語教育，但因為缺少使用環境，學好了英語的並不多，能用好英語的就更少。包括大學裏這麽多教授，外語真好的並不多，寫封留學生推薦信，大多是讓學生自己代筆，這在國外都是公開的秘密。這恐怕是大語種國家的特色：不是大家不愛英語，是實在難學，實在難以鞏固。如果一個人生活在小語種國家，求學、求職、戀愛、看電影、哪怕開個小餐館，都可能同外國人交道，一抬腳就走出國門了，沒有外語怎麽生存？
王堯：以前說馬克思懂得好幾門外語，中國人一聽都驚奇得不得了。
韓少功：在歐洲的一些小國家，讀書人懂幾門外語是很多見的，不是太難。比如拉丁語分裂出來的幾種語言，是剛分家的兄弟，血緣近親，差別不是特別大。據說一個西班牙人碰到一個意大利人，都沒學過對方的語言，但連說帶比劃，就能把對方的意思大致整明白。所以說：大國之民學外語難，小國之民學外語易；大國接受外來學術易——但依賴翻譯，小國接受外來學術難——但一旦接受就較為直接。
王堯：劉禾在美國研究過“跨語際實踐”，研究翻譯在文化建構中的特殊作用。她在書中提出，不同的語言是否不可通約？將一種文化翻譯成另一種文化的語言，這究竟意味著什麽？
韓少功：這對於中國這樣的大語種國家就特別有意義。因為在這種國家裏，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讀書人，都是通過翻譯來接受外來文化的。翻譯過程中可能的誤解，以及這些誤解帶來文化反應，就特別多，也特別耐人尋味。
王堯：看來大語種文化在全人類的文化建設進程中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使命和責任。
韓少功：一般來說，小語種的文化容易兩極化：要不就是封閉，要不就是消失，即被同化掉。現在英語一個個吃掉的都是這些小語種。但大語種文化規模龐大，內部有廣闊的翻譯和出版空間，既不容易封閉，也不容易被同化，在外來文化的強大衝擊之下，最可能進人一個文化嬗變和再生的漫長過程，最後變得似己非己，似他非他。這就是一種正常的文化演進，對於人類文化建設來說，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人類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也需要多樣，多樣是交流的前提。很多特殊的文化，很多特殊的人類經驗積累，保留在特定的語言裏麵，雖然在某一段時間裏顯得無足輕重，但說不定在什麽時候，就可能重新釋放能量，為解決人類某些危機而發揮獨特的作用。
王堯：記得很多年前，有人提倡世界語。
韓少功：但那種人造語言是工具主義的產物，也明顯帶有普遍主義的色彩，完全忽略了語言的文化性，幹淨整潔得連粗痞話都沒有。那種塑料語言和蒸餾語言，我覺得是毫無前途的。
王堯：後來又有人提倡全球英語化，實際上是從語言角度來支持“全盤西化”，可惜對語言仍然知之甚少。
韓少功：湖南的《書屋》雜誌就發表過一篇大文章，把中文罵得幾乎一無是處，把英文捧上了天，還質問：漢語產生過《聖經》這樣偉大的作品嗎？其實，《聖經》最初哪是用英文寫的？《聖經》誕生的時候，英文在哪裏？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機能
王堯：漢語在整個世界文化創造和知識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現在可以從漢語的文學寫作特點開始，接近這個問題，慢慢地展開。西方語言學上的變革，帶來文學批評和文化上的變化，對漢語的重新理解也會帶來眾多領域的變化。在這個背景下，再來看漢語的寫作，看白話文的曆史，以及漢語今後的走向，我們可以看得更通透一點。比方說，漢語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典故之多，《暗示》提到“言下有象”的時候，談到這一點。
韓少功：我在那本書裏沒有展開來談。其實，典故之多是漢語的重要特點之一，不僅表現出漢語的曆史悠久，積累深厚，而且表現出漢文化強於實踐性、感覺性、具象性的獨特文化傳統。成語裏常有典故。典故往往是一個故事，一個具體案例，一個提供意義的完整語境，“揠苗助長”“葉公好龍”“愚公移山”“退避三舍”等等，都是這樣。比方說你使用“退避三舍”，雖然你知道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退讓”“避讓”“忍讓”，但這個典故的豐富含義和準確含義，是這些詞不能完全表達的。為什麽退避？這裏麵有情感，有感恩報德的來由。為什麽不多不少退了個三舍？這裏有分寸、有限度、有感情與原則相衝突時的權衡。還有什麽叫“三舍”？這裏有曆史知識，有事物的具象和氛圍，可以讓人產生現場感和其他聯想。這就是說，典故最大限度保存著話語的語境，盡力保存相關判斷的實踐性、感覺性、具象性，是一種準文學化語言，或者說是一種“活性”語言。一般來說，語言是對事物的一種符號抽象，但在抽象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還原具象，始終引導一種對實際生活的關注，就是典故的特點。成語典故潛藏著中國古人特有的一種哲學態度，表現出中國人更善於用實踐案例而不是用抽象公理來推動思維。
王堯：可以與之比照的是，古代歐洲人崇尚公理化，長於概念抽象和邏輯演繹。
韓少功：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們科學與宗教的興盛，但如何克服理性主義的弊端，包括如何注意各種話語的語境，這些問題直到最近幾十年才得到足夠的反省。但一個不懂中文的國外學者，可能很難從語言的角度來展開這種反省。
王堯：英語中也有成語。
韓少功：是有，但相對於中文來說非常少。英語有一點來自神話或宗教的典故，有一點來自現代俚語中的典故，但總的來說很少，不像中國人，一開口就有一串串的成語，哪怕一個農民也是這樣。大家習以為常毫無感覺，但對學習中文的外國人構成了最可怕的障礙。他們一聽到你說成語，就發懵，就一頭霧水。口譯員們最明白這一點，常常一聽到成語就繞過去，或者適當地簡化掉。
王堯：英語倒是有較為嚴密的語法體係。
韓少功：中國人正是借鑒這個體係，才把文言文改造成了現代漢語。但這個“法治”還沒有學到家，在表示時態、語態等方麵暫時無法可依，或是立法不嚴，有較大的模糊空間。中文裏有很多弱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現象，受形式邏輯的浸染較淺，很多意思要靠上下文的整體把握，靠詞語顆粒之間的關係默契，才能顯示出來。報上的體育欄目裏常說“中國隊大敗某某隊”，或者說“中國隊大勝某某隊”，意思居然是一樣的，“勝”與“敗”都是勝了。不有點荒唐嗎？在這裏，意思不取決於“勝”或者“敗”，隻取決於詞序安排，還有那個“大”。“大”一下，情緒上來了，意思就明確了，後麵說什麽都不要緊。據說，陳寅恪先生就瞧不起夾生飯式的現代漢語語法，說《馬氏文通》，其實不通。
王堯：這時候可能是語感比語法更重要。
韓少功：各種語言的詞匯資源也不一樣。比如中文裏說到顏色，有黑、白、紅、綠這一類詞。但英語裏冒出一個nonwhite，意思是“非白”。什麽是“非白”？黑、紅、綠都是“非白”，透明、椅子、老虎、文學等等也是“非白”啊，這個詞管天管地漫無邊際，豈不是怪怪的？顯然，這個詞就不是從實踐歸納出來的，是用邏輯演繹出來的，就像數學家們可以從實數演繹出虛數，不可實證和較真，但有時候也管用。又比如說吧，大名鼎鼎的being，幾乎貫穿整個歐洲學術史，從亞裏士多德一直到海德格爾，是一個形而上學的中心詞，但對於中國人來說，既難翻譯也難解讀。它曾經被譯成“存在”“生命”“本質”“規定”“是”“在”，還有“人"（human being)……攪成了一鍋粥。其實所有這些概念加起來，才是這個being。前人譯莎士比亞時，把它譯成“活著”，於是就有了那句著名台詞：“活著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我譯昆德拉的小說時也參照這一譯法，於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但昆德拉本人是不同意這種譯法的，說being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生命”。那麽being的原義是什麽？就是“是”。如果要像魯迅先生提倡的硬譯，哈姆雷特那句台詞應該是是還是不是，這是個問題。”昆德拉的書名也應該改成《關於是的不能承受之輕》。
王堯：這當然隻能讓中國讀者費解，因為中國人不習慣這樣說話，也不怎麽關注這個“是”。
韓少功：雖然也有過實事求“是”的說法，但“是”一般隻做聯係動詞我是人”，就是這樣用的。“是”有時候也用做代詞，比方“是人”，相當於“斯人”，意思就是“這個人”，但在現代漢語裏基本不這樣用了。可歐洲人不是這樣的，“是”對他們的意義太重要了。他們習慣於追求公理啊，習慣於三段式的形式邏輯啊，習慣於形而上地尋根究底啊，因此事物的所“是”，比事物本身更高級、更重要、更神聖。事物的“是”也不是自明的，“是”的邏輯依據和合法程序需要嚴格查究。就像要領取一個上帝頒發的身份證，不然事物就沒有意義了，就不合理法了，就值得像哈姆雷特那樣焦慮萬分了。這樣，他們的這個“是”獨立了，靜止了，本身成了一個東西。成了一個常用名詞，甚至可以帶上冠詞，可以翻譯成“這個是”“這個在”，“此是”“此在”。這個東西甚至是一切形而上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大部分哲學都是圍繞事物的“是”展開。
如果說中國人隻是求解事物“是”什麽，是一種實踐指向，那麽歐洲人則是求解事物的“是”是什麽，“是”何以為是，是一種#理指向。換一句話說，中國人重thing，歐洲人重being；中國人重know，歐洲人重know to know。為了實現這一點，英語詞性轉化靈活，輕鬆跳槽，不斷向上抽象化和演繹化，be可以加上一個-ing，可以再加上-ness,可以再加上-self，這樣一級級往邏輯迷宮裏轉化和掘進。難怪外國的哲學那麽難懂，那麽難譯，真是把中國學者一個個往瘋裏逼啊。
他們的理性主義是這個風格，比如黑格爾；後理性主義也是這個風格，如海德格爾^很多書可以幾十頁不舉一個例子，不涉及任何實際，隻在抽象概念的天國裏**和苦打苦鬥，讓一般的中國人實在難以想像。儒家和道家都不是這樣的，隻有名家，還有西來的佛學，與之有點接近。otherness,one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nonbeing—ness，for—itself—ness，in—itself-ness 中國人一看到這些詞肯定頭就大了，正像他們一聽我們說成語典故頭就大了。
王堯：以前有人說“美不可譯”，看來文化特性也難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