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重建01

主義可以“同名不同姓”

王堯:現在回頭看,知識分子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步伐是倉促的,包括在思想模式的轉換方麵。九十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回應不像現在這麽從容,有些忙亂。

韓少功:當時國內有“六四風波”,國外有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易幟,很多人處於一種茫然狀態。

王堯:你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紀實》雜誌風行全國但也樹大招風,在“六四風波”以後被責令停辦,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怎麽樣。

韓少功:整肅十分嚴厲,有的文章甚至把這個雜誌與《世界經濟導報》與《新觀察》列為齊名的“反動”媒體,政治“待遇”給得相當高。我以為又會回到“文革”,但壓力沒有我預計的大。雜誌停刊以後,我飯照吃,工資照拿,不久還能單獨出國訪問,在法國待了幾個月。國外一些朋友也很奇怪,以為我已經“進去了”。經濟體製改革也沒有我預計中的倒退,倒是借助嚴厲的政治掃**,如履平地一路推進。一九八九年前的“價格闖關”,喊了幾次都不敢真動,怕老百姓上街鬧事。到九十年代初,我跟一個政協的小組下去調查,發現海南省百分之九十的商品已經放開物價,但一點社會反應都沒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覺,順利得讓人難以理解。

王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與國內外很多人的預測相反,中國改革沒有停止,而且有一個不斷加快的世俗化和市場化進程,九十年代有許多論戰實際上與此相關。我很想了解你在這方麵的思想經曆,也許還有相關的生活經曆。

韓少功:我一九八八年到了海南,想利用經濟特區的政策條件創造一種新的生活。當時覺得內地的僵化體製令人窒息,未來的生活已經劃定了軌道,而海南這本新書有很多未知數,有很多情節懸念,讓人有興奮感。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鍋飯,自己謀生存,辦刊物,辦報紙,辦函授學院和排版公司,卷入很多經濟事務,人財物、產供銷,事事都得操心。這對我個人經驗來說是一次有益的補充。我對金錢的感受從來沒有這樣具體和直接。沒有錢的時候,隊伍不容易穩住;有了錢的時候,吃喝玩樂之風大盛,隊伍眼看著就要癱瘓和瓦解。有錢比沒錢的問題更嚴重。

王堯:窮不得也富不得的現象,即使在今天也還存在,所謂守不住窮,耐不得富。九十年代有部電視劇的台詞很流行:金錢不是萬能的,沒錢是萬萬不能的。我記得你在九十年代初寫過一篇《處貧賤易,處富貴難》,說幸福的硬件不斷升級,反襯出精神軟件的稀缺,大概就是有感而發。

韓少功:公有製約束的欲望突然釋放,人性在生存壓力的底片上曝光。內地沙龍裏、筆會上、主席台上的人格麵貌原來並不怎麽可靠。我們的團隊本來是個同人群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平等、很隨意,但有了錢以後馬上發生微妙變化,權力與利益成了有些朋友不擇手段爭奪的東西。我當時說過:自命為知識精英的人怎麽幾個月就腐敗了呢?比很多執政黨的腐敗都快得多,速度也太快了吧?一百本哲學和一百本文學,看來也頂不住幾個錢。

王堯:我在這個階段也有很深的體會。當時我讀你的《夜行者夢語》非常有感觸,如你所說:從政治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投人金錢的懷抱;從金錢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

韓少功:有一次內部頭頭開會,爭論到深夜。有一派要求實行“老板製”,由領導層占有全部收入,其他人隻是打工仔,領點勞務費就夠了。另一派堅持公有製,分配差距隻能按勞動和貢獻來決定。前一派說:你們不能搞老一套的大鍋飯吧?不能把團體變成假模假式的“教會”吧?我們要“幫會”不要“教會”。我說要“幫會”也行,但幫會也得有幫規,突然廢約改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根據是什麽?沒有人能拿出這個根據。在那個夜晚,我突然對資本主義有了體會,以前覺得很美好的資本主義,第一次讓我感到寒氣襲人。也許這就是“世俗化”?但它剛好是要損害和剝奪大多數成員的“世俗”。也許這是要實現“個人解放”?但它剛好是要損害和剝奪大多數成員的“個人”。

選擇理論就是選擇生活方式

王堯:聽你這一說,我就明白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思想來源了。從表麵上看,你也是被定位為“自由化”的人物之一,但你切入市場經濟的前沿和基本細胞,與當時有些從沙龍到廣場的知識分子不一樣。我注意到,在這個階段你指出了蹩腳的理論家最常見的錯誤,不懂得哲學差不多不是研究出來的,而是從生命深處湧現出來的。這在現在的高等學校仍然是個問題,我們的知識生產缺少生命力,從概念到概念,不能抵達概念之外的具象、感覺、實踐。你在九十年代初的這個想法,大概是你創作《暗示》最初的思想源頭。

韓少功:當時海南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點。知識分子在金錢麵前的六神無主尤其給我深刻印象。有些人一見人家炒了地皮或者炒了股票,一見人家當老板坐上“大奔”,就覺得自己要被時代拋棄了。值得這麽慌嗎?馬原到一個大學去講文學,另一個作家就說:

“他還去幹那種勾當!”好像馬原談文學已經不正常,馬原隻有談地皮和股票才正常。這是八十年代啟蒙話語帶來的一個奇怪結果。那時候,理論界還是啟蒙話語當家,但有一部分作家開始有所反應,反對拜金主義,談精神、談氣節、談道義的堅守。張承誌、張煒、李銳都有一些及時的發言。我在《靈魂的聲音》發表以後,收到李銳一封很熱情的信。那是我與他第一次交往。

王堯:張煒、張承誌被視為道德理想主義者,保持了八十年代的那種**。他們與你被並稱為文學界“三劍客”。那時大家比較看重你們所持立場的意義。不久,左和右的陣營開始形成,我們姑且用“左”和“右”這兩個詞來描述。但是,無論是左還是右,都遭遇到了更為複雜的現實問題,這些問題凸顯了既有的理論以及思想方法的局限。“人文精神”討論也是在西方啟蒙話語的框架中進行的。

韓少功:就大的方麵來說,不管爭論的雙方或者說是多方,基本上還是共享一個市場經濟的甚至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想像,秉承八十年代知識界主流的共識。問題是新的,解釋是舊的。但正如黑格爾說過的:強者不需要道德,道德是弱者的工具。“道德”的重提、“人文精神”的重提,實際上萌動著一種反對弱肉強食的社會關切,雖然局限在啟蒙主義的解釋框架,但為後來進一步的反思提供了鋪墊。

王堯:那時你比較關心精神問題、靈魂問題,對技術主義和商業主義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記得你當時用了精神流氓、政治痞子、商業痞子、文化痞子、保守派的痞子、新潮派的痞子等措辭。《夜行者夢語》一書在當時的反響很好,與理論界的“人文精神”討論形成了呼應。

韓少功:當時是遭遇戰,短兵相接,想說得尖銳一些。一尖銳就免不了招風惹事,千夫所指。文學界有些人發起了批判“道德理想主義”運動,大報小報一齊上,《文藝報》與《作家報》等全武行上陣,認為重提道德就是“極左”,就是對抗市場化與國際化的進步潮流,甚至就是“紅衛兵”“法西斯”與“奧姆真理教”。情緒化的攻擊破壞了正常討論氣氛。接下來,指控《馬橋詞典》是“抄襲”“剽竊”“全盤照搬”的輿論大潮,實際上有預謀的思想報複,是封殺不同聲音的行為,使我不得不嚴肅對待。球場上吹黑哨、踢假球了,你如果想繼續參賽,那就得想辦法自衛。

王堯:這一事件引起了文學界的眾說紛紜,有人提到王蒙與你們一些知青作家的思想裂縫。

韓少功馬橋風波”的兩位當事人張頤武與王幹,與王蒙關係不錯。北京一位編輯還告訴我,這個事件是經過開會策劃的,地點在哪裏哪裏,但我不相信這個事件與王蒙有什麽關係。我與王蒙在思想上有同有異,比如八十年代他不承認規律有多樣性,反對我提“二律背反”,我認為他稍左;九十年代他對“道德”“理想”這樣的詞特別有情緒,我認為他過右。但我對他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傑出貢獻十分敬重,我們的思想分歧並不能改變這一點。我幾十年來出版作品,隻請一個作家為之作序,那就是王蒙。當時他從文化部長的位置上下來了,一篇《堅硬的稀粥》遭到上綱上線的政治批判,成了個十分敏感的人物。我與他並不很熟,想用請他作序的方式對他表示敬意和支持。

王堯馬橋風波”是當時思想爭論的最**,也是意外的終止。

韓少功:到九十年代後期,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俄國私有化改革帶來大動**,發展道路和體製創新問題才成為新的思想焦點,為道德問題討論提供了新的視野。“道德理想”“人文精神”這一類問題是深化了,但也隨之消散了。

打破知識界新的一言堂

王堯:深化了,也消散了,這個表達很有意思。有些問題,可能沒有深化,也就沒有消散,譬如人的解放。

韓少功:人性是一個非常籠統和含糊的概念。古人說“食色性也”,其實豬狗也是“食色性也”,可見這隻是獸性而不是人性,充其量隻是人性的一部分。說希特勒沒有人性,不是說希特勒不會飲食男女,而是說他沒有良知。如果把良知、道德、理想、社會正義與“人性”對立起來,這樣的“人性”意味著什麽,當然不言自明。

其實獸性也不完全是自私的。不要說牛馬豬羊,就是豺狼虎豹,也不會有組織和大規模的滅殺同類,不會鬧出血流成河橫屍遍野的宗教屠殺、殖民屠殺、民族屠殺以及階級屠殺。二十世紀可以說是最為文明的一個世紀吧?但二十世紀的戰亡人數,超過了前十九個世紀所有戰亡人數的總和。最文明的世紀也是最野蠻的世紀。這到底是“獸性發作”還是“人性發作”和“文明發作”?從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角度談“人性”和“人的解放”,不會使我們更多一點聰明。我們還是把這一類問題放到具體社會環境裏來展開為好。

王堯:所以人性會被解釋為一種神話。但我們有時在誇獎動物時實際上是表達對某些人的失望,我們常常會說這人連狗都不如,當我們賦予動物以人性時,是在另外一個維度上把人性視為神話。在人性墮落、人與自然的關係仍然緊張的今天,我願意維護這樣的神話。我曾經旁聽過一次哲學專業的博士論文答辯會,答辯的研究生在論文中提出人對動物應當尊重的觀點,我認為這個觀點是非常普通的,不是什麽高見。但參加答辯的一位教授在提問時說:難道動物繁衍傳播細菌的權利也要尊重嗎?這位教授所提的問題以及提問的邏輯讓我驚詫。所以就像你所說的,人性與獸性不能籠統地談論,也不能抽象地談論。

韓少功:要防止知識的越位。很多觀念在這個範圍內是有效的,反之可能是無效的;在這個範圍是強效的,反之可能是弱效的。

王堯:小平同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南巡講話,使改革恢複了活力和勢頭,但很多深層的社會矛盾也從那個時候開始顯露。在這以後的一段時期,你在不斷關注精神與靈魂問題的同時,好像很快拓展到政策和製度安排的思考上,更多地去發現現象背後的東西。

韓少功:很多事情拉開距離才看得清楚。八十年代也有個人主義,但在特定配置條件下利大於弊。那時候改革是內需拉動型的,全民普遍受益。全社會利義並舉、公私平衡,經濟發展比較均衡與和諧。農民分到責任田以後,普遍增產增收,農民得到了實惠。城市裏就業充分,工廠都幵工很足,工人獎金開始增多。我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很多朋友都不願意讀,說在工廠裏待得很舒服,工人的收入不比大學畢業生少。我回到插隊的農村去看,農民也滿足得不得了,說天天可以吃肉喝酒,皇帝的日子也不過如此吧?

當時知識分子的待遇算是差一些,所謂“手術刀不如剃頭刀,原子彈不如茶葉蛋”,而且還有時緊時鬆的意識形態壓力。但不管怎麽樣,“四類分子”摘帽了,“右派”平反了,大學重新招生了,出國留學放行了,知識分子還可以評職稱,處於一種很受尊重的地位。溫鐵軍認為,從社會均衡發展這一點來看,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應該說是做得最好的。但進入九十年代以後,貧富分化開始出現了,地區之間、階層之間、行業之間、個人之間,都分灶吃飯,吃得有鹹有淡有多有少不一樣,差距拉得非常的大。人們出現“原子化”趨向,共存共榮的社會紐帶在鬆弛甚至斷裂。

王堯:也許這就是“新左派”思潮出現的背景之一。有些評論家認為你是“新左派”作家。

韓少功:在中國的語境裏,“左”很臭,差不多就是“文革”的代名詞,你一戴上“左”的帽子就自絕於時代。不過我不在乎這頂帽子,正像我在八十年代不在乎“自由化”的帽子。“新左派”這個詞最開始是出現在文學圈子裏,到九十年代後期,帽子鋪開大了,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生態主義的以及後現代主義的思潮,都可能戴上“新左派”的帽子。這時候的“新左派”其實是第二代,與第一代有關係,但沒有太大關係。因為第一代在社會思想和社會政策這個層麵上有所分化,有些人對第二代“新左派”的很多觀點也不讚同。

其實,以“左”和“右”來劃線是一種懶惰和粗暴,掩蓋了問題的複雜性。比如,說社會主義是“左”,還算是傳統上通行的命名,但民族主義怎麽是“左”?恐怕也是“右”吧?王小東說,他很欣賞美國的製度,但堅決反對美國的霸權,就是這樣一種亦左亦右的態度。“自由主義”這個詞也是含義混亂。如果按照一般美國人的理解,“自由主義”剛好是指左翼,指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甚至是指喬姆斯基一類激進異議分子,指中下層平民以及少數族裔的立場,而裏根和撒切爾夫人奉行的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被知識界習慣性地稱為“保守主義”。

王堯:你對上述兩代“新左派”的思想活動,似乎都有過積極的參與。這在作家中不怎麽多見。

韓少功:因為操辦《天涯》雜誌的關係,我在一九九七年編發過汪暉的一篇長文,推動過後續討論。汪暉這篇文章後來被看成觸發知識界大討論的導火索。其實在此前後,我也編發過很多不同傾向的文章,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在我看來,左、右兩翼有時候有共同的關注,要解決同樣的問題,隻是對問題的解釋不同而已。比如秦暉與何清漣也很關切弱勢群體,認為權力經濟製造了貧困,這一點說得不錯;但他們覺得隻有徹底的市場化才能解決這一問題,讓我持有疑問。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發表秦暉和何清漣的文章。何清漣當時在境內還不太被大家知道。我的主張是不管左派右派,能抓住老鼠就是好派,能解釋現實就是前進派。“新左派”對於打破八十年代以來物質主義、發展主義、市場主義、資本主義的一言堂是有積極意義的。貧困問題,生態問題,消費文化,道德危機,國際公正秩序,權力資本化與資本權力化……這一係列問題,如果不是因為尖銳刺耳的左翼批評出現,恐怕很難清晰地進入人們視野,就會在市場化的高歌猛進和鶯歌燕舞之下被掩蓋。

翻翻那時候的報刊,知識界過於一言堂了。精英們千恨萬恨隻有一個“文革”,隻有一個“極左”,有資本主義一抓就靈的勁頭,對無關精英痛癢的問題不怎麽打得起精神。王蒙不能接受有人批評市場化,說市場化再不好,總比“文革”好吧?問題是,照這樣的邏輯,“文革”再不好,總比日本軍隊的“三光政策”要好吧?這樣還能討論問題嗎?要知道,一小部分精英的現實,並不等於社會大多數人的現實。

王堯:有些弱勢群體可能在市場化進程中邊緣化。

對邊緣聲音應更多一些保護

韓少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說,市場化能帶來人道。是的,現在有很多人確實過上了人道的生活,包括戀愛自由了,結婚與離婚也自由了,甚至“小蜜”加“三陪”地“性解放”了。但不是人人都這樣,到城鄉弱勢群體那裏看一看,由於生計所迫,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出外打工,夫妻分居的現象比計劃經濟的時代還要普遍和嚴重,一年到頭家不像個家。對於這些人來說,市場化帶來的更多是性剝奪和性壓抑吧?是不怎麽人道的生活吧?他們不去打工行嗎?不行,教育、醫療、稅費的負擔一直在加重,生活支出是剛性的,沒有不打工的可能。

王堯:公共教育與公共衛生這些社會福利事業在九十年代受到了市場化的極大衝擊,而且都是在“改革”的名義下進行的,甚至是在“與國際接軌”的名義下進行的。

韓少功:回過頭來看,這可能是九十年代重大的失誤之一,傷了社會的根基和元氣。享受教育和醫療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它們怎麽可以完全產業化?怎麽可以一股腦兒推向市場?很多歐美國家也沒有市場化到這一步。說“發展是硬道理”,不錯,醫療產業化以後確實“發展”了,醫藥工業賺了大錢,醫院賺了大錢,醫務人員還可以集資上設備,什麽CT,什麽核磁共振,然後一個小病也給你上CT,宰你幾百塊沒商量,然後集資者都樂嗬嗬地分著紅利。但就是在這同一個過程中,社會廣大下層居民反而看不起病了,有病隻能自己扛著。據我所知,世界衛生組織兩年前對世界各國在醫療衛生方麵的公正性給予評估,中國已經退步到一百八十八位,倒數第四,比印度、伊拉克、埃及、孟加拉還要落後很遠。那麽到底是誰“發展”了?是什麽“發展”了?即便不談社會公正,即便隻有經濟發展一根筋,當社會的大多數因為失去了醫療保障,有治病的後顧之憂,一點錢都存著不敢花,導致市場需求不正常地嚴重萎縮,這是有利於“發展”還是阻礙了“發展”?

王堯:有時候,我覺得左翼和右翼在思想上缺少真正的交鋒,沒有一個交集點。關於民主問題也是這樣,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韓少功: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說,市場化和私有化能帶來民主。有兩個大學生跑到海南打工,熱情萬丈地進了一家私營企業,後來驚訝地發現,老板根本不把他們當人對待。他們不服氣,去同老板理論,問你為什麽不把我們當人對待。老板覺得很奇怪:我為什麽要把你們當人對待?我出了錢,買了機器,也買了你們,你們就是我的機器,你們不想幹就給我滾蛋。這兩個大學生事後非常納悶:不是說資本主義講民主嗎?這個資本家怎麽這樣啊?想當年,他們在國企幹的時候,還可以同廠長和車間主任拍桌子罵娘,隻要不犯法,廠裏也不能開除他們。

王堯:西方的民主是在大街上可以罵總統,但在公司裏不能罵老板。

韓少功:民主政治勢在必行,這在知識界沒有多少分歧。但民主有很多種。古希臘的貴族民主是壓迫奴隸的,法國大革命的民主是放縱暴力的。我們的政治民主是否要以經濟民主為前提,是否能在貧富嚴重分化和強化社會等級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是否需要配置經濟和文化資源相對公正的分配,這一點不可不深究,不應該繞過去。當一個人吃不飽飯的時候,沒有工作的時候,選票隻是幻術,你說他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其實毫無意義。在一個等級製森嚴的私有化社會裏,民主即使有,也不會是大多數人的民主。我參加過一次全國民營企業報刊主編的座談會。有意思的是,我發現很多主編私下裏都有一種苦惱。他們雖然已經身處“體製外”了,但並沒有版麵上的民主和自由,新聞管製嚴著哩。你不給老總歌功頌德,不給企業粉飾太平,你的飯碗就端不穩。他們以前最瞧不起《人民日報》,但沒想到自己來辦報刊,比《人民日報》一類媒體更縮手縮腳。你說這算怎麽回事?

王堯:國家和市場這樣一個二元對立的概念,也曾經是啟蒙主義的核心概念之一*。

韓少功:這種對立也許曾經是一部分事實,但與我的很多印象無法吻合。我經常見到一些科長很難找到局長,局長很難找到市長,但有些資本家幾乎分分鍾可以把局長或者市長叫到他們的餐桌上去。餐桌上這些呼朋引類的家夥,是“國家”還是“市場”?是權力還是資本?我倒是見到過很多“國家”反“國家”的現象,比如貪官的“國家”反清官的“國家”,部門利益的“國家”反公共利益的“國家”。一些腐敗的當權者,比你還恨“文革”,比你還恨“極左夂對革命傳統和道德約束嗤之以鼻,一心向往市場化、自由化、西方化這些香餑悖,與奸商們在五星賓館裏紮堆兒,喝XO,打高爾夫,有一種苦盡甜來的翻身解放感。我們有些朋友可能沒有想到,啟蒙主義的話語很對他們的心思,包括你說的多黨製。他們已經有上千萬、上億的黑錢捏在手裏,既準備收買官員又準備操縱選民,根本不在乎任何政治體製。

王堯:資本權力化,權力資本化,是你經常強調的一個中心問題。 *

韓少功:即使在歐洲的曆史上,國家與市場也不總是絕然兩分的。當年歐洲有官商衝突,也有官商結合。重商主義完全是國家行為。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莫斯科公司、幾內亞公司,都是官商一體,甚至擁有外交與軍事的特權。美國的計算機和IT產業,一開始也是國家投資和專營的軍事工業,做成強勢以後才要求自由貿易,才要求其他國家“零關稅”,在這一點上連咱們的台灣都很有意見。因為咱們的台灣較有優勢的芯片和筆記本電腦,進人美國倒是不能享受“零關稅”。還有日本、韓國的經濟起飛,全都是在國家關稅保護之下發展起來的,全都是靠資本與權力的緊密關係實現的。隻要不是傻子就可以看出,市場完全“自由化”的說法,讓“國家”完全退出“市場”的說法,常常是一些強勢國家和強勢階層的經濟策略,歐美國家自己也做不到這一點。

王堯:重新思考社會發展道路,似乎成了你九十年代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成了你一個新的興奮點。

韓少功:九十年代後期,我有機會去了一些周邊國家。我到印度新德裏機場,看到一條大標語:歡迎你到最大的民主國家來。口氣很牛吧?想一想也有道理,他們比美國和歐洲加起來的人口還多,選舉、多黨製、輿論自由,確實是民主的製度和氛圍。國大黨與人民黨互相監督、互相競爭,英國給它設計的一整套製度堅持下來了。印度比中國要窮很多,但民主還是行之有效,搞了這麽多年也讓人覺得不錯。但你往深層裏看,印度官場的腐敗卻一點不比中國少,甚至比中國更嚴重。詩人西川說,他走到哪裏都被刁難,不給官員塞點錢就不行。所以說多黨製是否一定可以克服腐敗?是否一定可以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這裏是有疑問的。尼赫魯大學的校長問我:為什麽印度吸引的外資隻有中國的一個零頭?為什麽跨國資本更喜歡共產黨的中國?這個問題也是不應該被知識界繞過去。從印度到新加坡,那裏是另外一種情況。新加坡不像是一個民族國家,更像是一個嚴格管理的大公司,是帶有花園和街道以及海關的大公司。西方很多媒體指責新加坡是權威製,甚至是集權製。李光耀說過,一人一票並不好,以後應該考慮給精英人士一人五票,或者一人十票。這算是知識加權製或者資本加權製吧,與民主原則確實有很大距離。在新加坡你不能吃口香糖,也不能隨便抽煙,有很多的不自由。新加坡的作家說,你們中國作家多幸福啊,什麽都敢寫,什麽都能寫,寫得那麽黃也沒關係,頂多也是落個開除黨籍,而我們這裏動不動就抓到監獄裏去了。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得很好,到處很有秩序也很整潔,從印度來這裏簡直是一步到了天堂的感覺。

王堯:俄羅斯的私有化改革後果,在九十年代也讓很多中國人深感意外。

韓少功: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在那裏,還嫁了個俄羅斯老公。前蘇聯解體以後,他們周末就去郊區大生產,種土豆、種黃瓜、種番茄。有些工廠發不出工資了,就發點產品讓你自己去賣。私有化運動在這些企業不是促進了市場經濟,而是差點退回到自然經濟了,退回到了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與啟蒙主義的推斷並不一致。國民經濟一再負增長,如果沒有石油撐住,倒退了上十年還不知道哪裏是穀底。當年幫助俄羅斯設計私有化運動的美國教授,拍拍屁股跑回美國,寫了一本書,承認“休克療法”完全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