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革命追問01

直接麵對“中國問題”

韓少功：我從北京來，說要到蘇州去，北京的很多人就知道是參加“小說家講壇”活動。可見這個活動已經很有影響，對當代文學的教學研究，起了一個很好的作用。以前似乎沒有人這麽做過。

王堯：也有，但沒有這麽集中和大規模。我在講壇開幕時的致詞和後來為“小說家講壇”叢書寫的序言中都提到，這個講壇的設立，是為了彰顯小說家們被遮蔽掉的意義，同時也想衝擊一下體製內的文學教育。

韓少功：對作家做一個深入和係統的研究，引導學生去理解作品，理解這一段文學史，是很有意義的。據我所知，很多外國的讀者和研究者也關注這批作家，但苦於把握不住研究的途徑和線索，而你們整理的這些演講與對話，可以說提供了一個非常現成的渠道，構造了一座很好的橋梁。你們的計劃是雄心勃勃的。能夠堅持到現在這一步，說實話，有點出乎人們的想像。

王堯：在辦講壇的過程中，我都覺得有些問題還要展開討論，不僅是創作的問題，也不僅是創作的思想文化背景問題。我們在今天，如果還想做一個知識分子的話，就不能不麵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種種現象以及現象背後的東西。坦率說，我是有焦慮的，現在用這個詞也許不合時宜。我覺得，我們需要表明我們的人文立場，包括困惑。我知道，你在九十年代初就開始做這樣的工作。

韓少功：說老實話，能夠聽到你提出這問題本身就令人高興。

危機是由很多原因累積而成

王堯：我還是比較讚成王曉明先生的看法，遠離當代生活的批評，是沒有生命力的。我想，我們不必把“當代”的概念僅僅理解為“當下”。其實，“當代”也是各個階段的延續，而不是中斷。譬如，在“當代”之中，“文革”是一個非常大的複雜的曆史事件。可能不僅是現在，即使在以後，如何敘述這段曆史都是件困難的事。這幾年，關於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與對“文革”認識的差異有關。

韓少功：我覺得現在對“文革”有一種膚淺的認識，就是把它作為一種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劇，是一些壞人做了一些壞事。這個理解就太簡單了。

王堯：道德化、簡單化地解釋當代中國，在一些人那裏得心應手。

韓少功：中國的曆史發展到這個時代，很多問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最後形成了一個疑難雜症。大致而言，宋代以後，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遇到了新情況。首先是中原的農耕文明不敵北方的遊牧文明，蒙古、突厥等族群集團越來越強大，中國文明中心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北方的邊界線也越來越向南撤退。這以後出現過兩次大的外族人侵，雖然促進了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交流，但以漢代“和親”為標誌的穩定外部環境趨於瓦解，帝國朝貢體係趨於崩潰，高麗、安南等附屬國都有了離心趨向，不買賬了。王安石等知識分子有過種種改革和複興的願望，但已經力所不逮，雖然有過明清時代幾次短暫的修複和喘息，但整個國勢是逐漸往下走的，到了晚清已經是陷入深重危機，政權腐敗，民生凋敝。正是在這個時候，人口資源的矛盾也日趨嚴重。晚清時期全國人口三億多，有一說是四億多，是歐洲六千多萬人口的五六倍，對於當時低下的農業生產力來說已經不堪重負，各種社會矛盾不可能不激化。

第二個原因，鴉片戰爭以後，出現了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進來了，西方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個人主義等等也湧進來了，迫使中國接受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造，完全破壞了中國原有的社會生態與文化生態的平衡。這就像生物入侵，很多陌生的物種貿然闖入，沒有它們的天敵，沒有能夠與之互相製約的物種，於是無限地擴張蔓延，加劇了社會和文化的無序程度，增高了危機的代價。紫莖澤蘭在美洲危害不大，到中國來就是災禍。食人魚在非洲也危害不大，到中國來同樣是災禍。為什麽？這就是因為原有的生態平衡不一樣，生物入侵以後要實現一種新的生態平衡，往往需要混亂而痛苦的一個過程。

西學東漸也往往是這樣。中國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選擇了共產主義。這個共產主義是西方的一種左翼思潮，來源於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來源於更早的宗教理想。猶太教就有共產主義因素，對作為猶太人的馬克思恐怕不無影響，以至以色列現在還有公有製的很大地盤。基督教的舊教和新教也有內部共產的傳統，梵蒂岡教皇現在還猛批資本主義。早期烏托邦的設計者康帕內拉等等，大多是一些基督教人士，把教內的平等意識移植到現實社會中，構造了世俗的空想社會主義；然後馬克思更進一步，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給予了解釋，用資本論構築經濟學的基礎，把這種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思潮在歐洲發揮過重大作用，現在北歐的、西歐的發達國家，其資本主義的自我改造，其福利製度和民主製度，無不受益於社會主義運動。《拿破侖法典》是禁止工會與罷工的，工會權與罷工權是後來通過鬥爭取得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西方的八小時工作製，婦女投票權等等，也都紛紛實現了。

但馬克思主義在創立社會主義國家方麵的實踐，卻在東歐與前蘇聯由盛及衰，最後自我崩潰。至於如何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危機？比方說，在既沒有猶太教傳統也沒有基督教傳統的世俗國家，在一個人口資源條件極為惡化並且受到外部強國壓迫的國家，這一主義會引起怎樣的社會與文化的生態變化？比方說，一個通過革命而執政的集團，如何避免自身的腐敗和僵化？這都是一些非常困難的探索。

王堯：毛澤東和梁漱溟的爭論，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發展道路的爭論，不能把它僅僅看成是知識分子人格和政治權威的衝突。後來有些學者在研究中隻看到了這種衝突，而忽略了別的同樣重要的問題。

韓少功：體現在政策安排上，是“聯俄”還是“聯美”？走哪條道路？這都是知識分子一直在焦慮的問題。

王堯：西方有位學者說此時的中國就像一個鍾擺。

韓少功：孫中山晚期“聯俄”，毛澤東晚期放棄“聯俄”而“聯美”，都是這樣的鍾擺狀態。中國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一直在尋找最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有時候也難免無所適從和慌不擇路。所以說，有些曲折是由很多的原因積累而成的，不能簡單地說是幾個壞人做了幾件壞事。

沒有理由對“文革”做簡單的想像

王堯文革”的發生，不能否認個人在道義上的責任，但是作為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我想，它首先不是個倫理問題。就現在披露的材料看——當然這些材料都還是極小的部分，以及親曆者的敘述，我們沒有理由對“文革”做簡單的想像和判斷，尤其是中國語境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不能像西方一些學者那樣。

韓少功文革”本身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過程。“文革”開始時我十三歲，當時覺得一兩年之內，甚至一兩個月之內都變化很大。哪是幾句話說得清楚的？現在國內外學者對“文革”說法很多，有的說是“文革”三年，有的說是“文革”十年。還有的說當時有兩個“文革”，即一個毛澤東的“文革”和另一個人民大眾的“文革”，兩者並不是一回事。實際上，我們作為過來人，與某些局外人甚至外國人的理解不大容易一樣。比方說兩個“文革”，有互相區別也有互相交織的一麵。

王堯：通常所說的“老紅衛兵”，像後來的“聯動”組織，就是第一代紅衛兵組織。他們多是領導幹部家庭出身，在運動初期有優越感，宣傳“血統論”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就出自他們。

韓少功：紅衛兵有好幾代。第一代紅衛兵骨幹多是高幹子弟，是要保衛紅色政權的，因為父母後來被打成“走資派”，很快被鎮壓下去了。“聯動”被“中央文革”取締和鎮壓，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的父母成了“走資派”，其子弟也成了較早反對“文革”的群體之一。但他們在運動初期的“血統論”觀念也被下層群眾反感，特別是“出身不好”的群體反感。在打擊“聯動”及其“血統論”的問題上，“中央文革”和下麵那些受壓抑的階層出現過一個聯盟，一個非常短暫的聯盟，雖然聯盟各方的目的並不完全一樣，比方批判“血統論”的遇羅克，最終就還是死於“中央文革”之手。這裏有上層和下層不時互相利用的現象。“文革”中，這樣的臨時性的力量組合非常多見。

王堯：這種組合帶來的變化很大，老紅衛兵參加的政治運動打倒了他們的父輩“走資派”，他們自己則成了“走資派”的子女，按照那副對聯的邏輯，老紅衛兵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間就成了“狗崽子”。前一段時間，我重讀《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以及《一九六六：我們那一代人的回憶》，真的是感慨萬千。

韓少功：第二代紅衛兵骨幹多有知識分子家庭背景，所謂“三師”——即醫師、教師、工程師的子弟多，大多受過壓抑，容易滑向極左，即在“打倒走資派”的名義下對紅色政權提出改造要求，結果也被鎮壓下去了，遇羅克就是~^個典型例子。湖北的張誌揚、湖南的楊曦光，在同一時段也被投入了監獄。即便同是極左的紅衛兵，也有不同的思想成分：當時有的崇拜吉拉斯，有自由主義色彩；有的向往格瓦拉，有共產主義目標。如果這些千差萬別統統被抹殺，曆史就不可理解了，也不可能被診斷了，就隻能用“全民發瘋”來解釋一事實上，現在新一代青少年對“文革”就是以“發瘋”一言以蔽之。這正是多年來“文革”缺乏如實分析和深入研究的結果，是再一次“文革”式愚民的結果，將使人們難以獲得對“文革”的真正免疫力。

不要在人事上算舊賬，曆史恩怨要淡化處理，這是對的。但不能沒有嚴肅認真的學術探討，更不能隨意地掩蓋曆史和歪曲曆史。比如說，“文革”中某些群眾性的騷亂，本身也是對“文革”前已經出現的很多社會弊端的一種消極性懲罰。我記得很清楚，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識分子，在“文革”中也站出來造反。在我所在的那個城市，由他們組成的“黑鬼戰團”名噪一時。他們認為“反右”是“十七年黑線”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他們平反。像這樣的細節，在我們後來對“文革”的描述中完全可能被掩蓋掉。沒有幾個“右派”提到過這樣的造反史和他們當時對“文革”的寄望。

王堯：有一本集體性的追述“文革”的書《那個年代中的我們》，其中不少文章談到一些人在“文革”發動時期的造反動機。在當代史上，有一個現象，不僅是知識分子，包括別的階層，有一種動機，就是把運動看成是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在日常生活政治化以後，運動就像當年一部話劇的劇名“盛大的節日”。

韓少功：《芙蓉鎮》寫一些“右派”在“文革”中受害，是一部分真實，但當時包括很多“右派”在內的社會各階層，曾經以“文革”的名義要求社會公正，而他們的不無合理的動機又帶來了荒謬或暴力，甚至給其他人造成過傷害，這些複雜的過程還缺少知識上的清理。當時受害者也往往表現出施害者同樣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種結構性的社會病相，這種衝突雙方的互相複製和互相強化，是“文革”重要的奧秘之一，在簡單的道德批判中卻一直成為盲點。《芙蓉鎮》一類作品在這些方麵的膚淺和虛假令人吃驚。這個作品還表現什麽國企員工和其他勞動者，好像國企員工都是黨衛軍，是極左的，是打壓小集體或者個體戶的，這完全是一種概念圖解，是脫離生活的虛構。在當時的分配製度下，國企員工與其他勞動者並無利益競爭關係，都是在計劃經濟的一口鍋裏吃飯，因此我相信，沒有任何地方的“文革”史料可以支撐《芙蓉鎮》這種虛構。

我們在這一類作品中，隻能看到不可理喻的“瘋狂”，看不到真實可信的人物行為動機和邏輯，看不到曆史悲劇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必然性和豐富性。這是批判“文革”嗎？難道人們需要借助謊言來批判“文革”？難道說真話的批判不是最有力量的批判？

王堯：當時也有一些人就像魯迅筆下的“看客”。

韓少功：這種“看客”在一九六八年以後越來越多，因為利用“文革”來改良社會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文革”後期的極權化也越來越嚴重，而不是像群眾在運動初期希望的那樣越來越緩解。這就是有些人持“文革”三年說的依據之一，因為一九六八年以後，老官僚靠邊了，但新權貴也沒好到哪裏去，於是有限的社會運動消失，群眾基本上成了失望與迷惑的“看客”。如果認為“文革”是一次社會運動與高層鬥爭的結合，那麽一九六八年以後實際上隻剩下高層鬥爭。後來的“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群眾基礎已相當薄弱，隻是少數人假社會之名的折騰。

王堯：在後期，運動的激烈程度有緩解，就與群眾對運動的失望有關。在部分黨內人士和知識分子那裏，開始獨立思考，開始重新認識這場還在進行的運動。紅衛兵運動在一九六八年落潮，他們中的不少人思想情緒有反複，這在食指的詩歌中也反映出來。

韓少功：我在《暗示》裏寫到知青“讀書小組”。據我所知，當時這樣的小組在貴州、山西、北京、廣東、廣西、河南、陝西等地都有，是較早懷疑和反思“文革”的一些青年團體，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了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抗議運動的主體力量之一。

革命的某些內容仍在延續

韓少功文革”是革命社會演化為極權社會的一個標誌，其危害突出表現在人權災難的層出不窮，逐步升級，全社會陷入深刻危機。但革命與極權呈現為一^種父雜的結構和演變的過程，在“社教”“反右傾”“反右”乃至延安“搶救運動”中，“文革”一脈其實已經初露端倪而且逐漸發展，民主規則逐漸遭到踐踏，腐敗和僵化開始積累，因此“文革”完全不是偶然的。在另一方麵，即使在極權最為嚴重的“文革”，革命的某些內容仍在延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教育改革，合作醫療，文藝下鄉，兩彈一星，南京大橋，雜交水稻，幹部參加勞動，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建立獨立工業體係，還有退出“冷戰”思維的“三個世界”外交理論等等，這些發生在“文革”時期的事物，與“文革”的極權政治是否有所區別？這些事物盡管也染上了“文革”的汙跡，但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否也含有某些合理因素？

葉蔚林等作家在小說或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當時下放勞動領取了“安家費”，工資也一分錢沒減，因此鄉下農民經常上門來借錢，鄉村幹部也來揩油。顯然，他們當時並沒有進人奧斯維辛集中營，沒有死於毒氣室。把“文革”類比“奧斯維辛”是眼下流行的修辭，這在氣頭上說說也不要緊，也確實是張誌新、遇羅克一類蒙冤者悲慘遭遇的寫照，但就當時大麵積的社會狀況而言，卻不是一種認真求實的分析。猶太人在納粹德國哪有安家費和工資？知識分子在那時候很臭，但有些工農群眾要嫁女，還是要找個大學生當女婿，因為大學生工資高啊。群眾對知識的尊重，並沒有真正崩潰。再說對外開放吧，我清楚地記得，毛澤東在世的時候，美國總統與日本首相相繼訪華，某些重大的政策調整巳經開始。鄉下人開始使用從日本進口的化肥，“株式會社”之類的字眼被大家熟悉。

王堯：不少地方，包括在一些城鎮，有人喜歡用化肥袋子的布做褲子，一時很流行。

韓少功：這就是最早的對外開放，是後來大規模開放的鋪墊——盡管那時候可能是不夠自覺的’隻是權宜之計，還缺乏深謀遠慮，缺乏意識形態的深度調整。“文革”時期的經濟製度也需要具體分析。當時秉承前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消滅私有經濟，在工業和商業這一塊問題確實很多，最後連火柴、肥皂都緊缺了，城市裏總是停電。但農村經濟製度沒有照搬前蘇聯，在經曆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三年的人禍天災之後，算是吸取了一些教訓，慢慢摸到了一點“中國特色”。一九六八年我們知青下鄉時，農民是有自留地的，小型自由市場也是合法的，我們就經常去“趕場”“趕鬧子”，它們並沒有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完全被割掉。雖然“割尾巴”的輿論壓力存在，但還沒有變成正式的國家政策。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核算和分配單位，實際上是以自然村為自我管理單元，避免了前蘇聯式的“國有化”和“公有化”。這種政策安排相對穩定。所以“文革”時期除遇上大災害，除了有些河南災區來的叫花子，一般沒有出現過嚴重的糧荒。也因為這個，農民憶苦，一憶日本人帶來的戰亂，二憶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餓死人，說“文革”十年中餓死人的倒不多見——雖然農民對“文革”也有很多埋怨。

王堯：我沒有做過這方麵的考察，但是對“文革”中的有些現象有記憶。譬如鄉村的赤腳醫生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視。我在台灣訪問陳映真時，他對赤腳醫生評價很高。在人民公社化後，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農村經濟體製基本是一貫的。七十年代初期，和我們相鄰的一個縣，社辦企業發展迅速，我們這邊剛有點起色，就開始批。至於個體業更加沒有發展的空間，像木匠等手藝人，在外幹活的都勒令回鄉。這一點我印象很深。最近這幾年，鄰縣的鄉鎮企業和私營經濟發展迅速，而我的老家卻緩慢得很，思想不能解放，這與當年的批判很有關係。問題就是這樣複雜，好的水利設施，多數是在七十年代建設的，現在許多地方遠不如當年重視。

韓少功：幾年前我到印度去訪問，發現他們那裏的現代化也在進人一個起步階段，但遇到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農村。他們的公共水利設施嚴重不足，大洪水常常造成人口數以萬計的死亡，財產損失就更不用說了。第二，他們基礎性的公共醫療嚴重不足，不像中國曾經有遍及鄉村的公共醫療網點，還有過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這樣的製度實踐，人均壽命比中國低得多。第三，他們的大學教育水平較高，大多是英式教育，但基礎公共教育薄弱，文盲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張藝謀拍過一個電影《一個也不能少》。我的很多知青朋友都在電影裏的那種學校教過書，有時一個人管一個學校，叫“單人校”“複式班”。那時學費可以免，收費也很低，學生交一兩塊錢就可以讀上一個學期。我們可以說，那個時候中國的人權災難主要落在知識分子、官員和“四類分子”的頭上，也出現過很多經濟上的瞎折騰，但在農村的基礎公共水利建設、基礎公共教育、基礎公共醫療等方麵，卻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取得了不小成果，在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方麵有諸多改善。這就是印度與中國的差別之一。

解決這些問題，印度主要是靠宗教，很多有宗教信念的知識分子發起下鄉運動，組成自願者的團隊，去幫助下層貧民。中國則靠國家權力的組織動員和精神動員，靠社會主義製度——雖然這種製度在“文革”時期受到極大扭曲，革命活力大大衰退。我說這些，並不是要為“文革”評功擺好，而是不讚成在批判極權的同時完全否定革命，不讚成對一個革命與極權相交雜的社會形態貼上簡單的道德標簽。那隻能增加批判極權政治的難度，甚至最後需要借助謊言。那不是“文革”式的批“文革”嗎？

妖化與美化互為因果

王堯文革”的發生與冷戰有關，冷戰思維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我反對以簡單化的態度對待重大曆史事件。另一方麵，我同樣反對有些人士為“文革”辯護，我覺得為“文革”辯護的人仍然是在用冷戰思維看問題。當然也有些人為“文革”辯護是出於某種現實的考慮。

韓少功：有些國外的人或者新一代人，沒有親曆過“文革”，當他們對資本主義有所不滿的時候，容易對革命產生浪漫幻想，甚至為“文革”辯護，比方有人說：勞動人民參加政權管理有什麽不好？問題是，那隻是一種宣傳，並不是真實。還有些人認為，政治集權乃至極權是發展中國家強國的必要手段，取消民主與自由是發展的必要代價。在這些人看來，韓國和咱們的台灣都是在政治獨裁時期實現了現代化的起飛，中國內地的極權也無可厚非。這是一種經濟主義和發展主義，忘記了人是發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需要指出的是，正視“文革”中或多或少的發展成果，剛好是要說明這些成果並不能取代人的尊嚴、自由、利益、人情等等，剛好是要準確找到批判對象，就像一個醫生，是要治病而不是要殺人。把殺人當做治病，一定是假醫生。妖化“文革”往往來自同一種發展主義的邏輯，因為在他們看來，“文革”既然不好，社會發展方麵就隻可能一無是處。結果這種妖化也剛好為美化提供了條件，一旦有些人發現當時中國經濟發展優於印度，一旦他們發現當時的失學率、下崗率、犯罪率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還低，極權政治就可能被他們美化，被他們原諒，被當做一筆“代價”輕易打發。在這裏，妖化“文革”與美化“文革”是互為因果的。

王堯：我讚成你的一些基本的看法，確實，從政治上給“文革”定性容易做到，但“文革”本身，以及構成“文革”的因素確實是非常複雜的，這就意味著單一角度看文革有很大的局限。你剛才提到的許多方麵的問題都可以做深入的研究，有些問題還需要在世界範圍內討論，譬如“文革”與法國大革命、與“五月風暴”等的內在聯係。西方包括日本，觀察和評價“文革”的視角和觀點，前後就有差異。這裏還涉及到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文革”是現代性的重建，還是反現代性的現代性？一般地說，階級鬥爭、革命等都是現代性的特征。“西方”在“文革”發生和發動的過程中，非常關心“文革”時期的現代性重建問題，當然，不同國家的反映有差別。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文革”是非常歡呼的，一些學者從技術革命的角度看，工人成為管理的主體，開辟了建設現代化的道路，“文革”被看成是在反西方現代性中重建現代性。後來汪暉在文章中用“反現代性的現代性”來表述。實際上像這種思想類似的表達，在六十年代就有了。我在和蔡翔的對話中提到這個問題。我現在覺得，這個話題需要深人下去，譬如說，無論是“重建”還是“反”，它依托的資源是什麽，“文革”的走向其實是與我說的這種資源有關係。除了你剛才提到的，列寧和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還有一種是從解放區傳過來的思想意識。我和我的一位朋友討論建國後的文化建設時，曾經提出一個想法，我們覺得建國以後一段時期裏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是以一種擴大了的解放區意識治理整個中國。

韓少功：共產黨其實是一個很“現代主義”的黨，在某些方麵可能比國民黨更“西化”。李宗仁在廣州等地禁跳交誼舞的時候，延安在大跳特跳交誼舞。蔣介石提倡“尊孔”的時候，共產黨最堅決地“打倒孔家店”。錢穆這些國粹派因此就寄望於國民黨，激進青年們則大多往延安跑，有一個統計資料，當時國民黨高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子弟都思想“赤化”，大概共產黨的現代主義風格更適合青年的口味。用今天的話來說，共產黨更“酷”，更“先鋒”“另類”啊。從五十年代起，中國的發展目標就是要“超英趕美”，總是算鋼鐵有多少，煤炭有多少，“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也是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提出來的。在這些方麵，現代性的發展主義和進步主義色彩顯而易見。

從思想理論武器來看，“階級”本身就是一個西方的概念。中國古代人談“君子”和“小人”，有時也談“富”與“貧”，但不談“階級”，不談生產關係與所有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一種西方舶來品，最初在解放區進行過實踐和嚐試。在一九四七年前後，解放區的土改政策向全國推廣，黨內已經有很多的爭論我下放的地方就是任弼時的家鄉，縣裏曾安排我去寫關於任弼時的書，讓我了解到一些情況。當時任弼時對土改中一些“左”的政策提出了反對意見。因為中國是一個以自耕農為主的小農社會，與俄國和歐洲的情況非常不同。運用西方的階級鬥爭理論來開展中國的土改，很可能一次次發“左”的虛火。中國的北方與南方也不一樣。作家馬原說過，他老家在東北，地多得不得了。他祖父聽說要土改，把土地趕忙分給幾個兒子，結果每個兒子的地還是多，都夠地主的標準。於是他們家本來隻有一個地主的，一分地倒鬧出十幾個地主，算是弄巧成拙。但南方沒有東北那麽多土地，自耕農兼地主，自耕農兼佃農，這樣的混合形態較為普遍。農民對我們知青說過，有些佃農吃香喝辣，有些地主吞糠咽草，這樣的情況也不稀奇。我這種觀察與梁漱溟的觀察是比較接近的。

王堯：所謂“小農的汪洋大海”，主要是指自耕農的汪洋大海。有的學者指出自耕農是一種農業中產階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特殊而龐大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