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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俊經人介紹，住進了上海漁陽路。那個時候，中國的知識界有兩個重要人物在上海，一是蔡元培，一是戴季陶：蔡元培代表的是“教育救國”的革命派，戴季陶則是宣傳社會主義的新主張派。不少中共最初的革命者對戴季陶的崇拜與對陳獨秀的可謂不相上下。李漢俊住進漁陽裏，就是因為戴季陶住在這裏，許多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傾向的革命知識分子都悄然地向“上海漁陽裏”匯聚……八個月後，陳獨秀便來此，開始了他和戰友們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這裏也成為中共創建早期的辦公地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籌備地。
可以說，“漁陽裏”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者最早的大熔爐。
“漢俊，來，給你介紹一位湖北老鄉認識！”一日，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國民政府駐滬代表的詹大悲先生在漁陽裏自己的家中給李漢俊介紹一個看上去很憨厚的男子：“他叫董必武。”
“幸會！幸會！”李漢俊與名為董必武的湖北老鄉這一握手，從此這兩位老鄉成了知己和同誌。兩年後的中共一大上，他們都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後來的董必武我們知道，他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成為了新中國的締造者和親密戰友。
在漁陽裏與李漢俊的相識，徹底改變了董必武的政治命運。差不多從認識的那一天開始，李漢俊天天向董必武和詹大悲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並且把他從日本帶回的進步雜誌《黎明》《改造》《新潮》等給他們看。董必武和詹大悲原本都是追隨孫中山的，如今在李漢俊的影響下，開始崇拜馬克思學說，信仰共產主義了！若幹年後，董必武向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夫人說，他之所以走上共產主義的革命道路，就是因為受李漢俊的影響，並稱李漢俊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
大李漢俊三歲的詹大悲，在認識李漢俊之前，就已經是湖北乃至全國“反袁世凱”的先鋒人物。1913年因為再次在武漢策劃反袁活動事泄，結果逃亡日本，此時在日本與李漢俊相識。次年，孫中山派詹大悲繼續從事反袁活動，結果又一次敗露逃亡日本。不多時，他又奉命回國組織反袁活動，不幸在上海被捕。好在袁世凱沒多久就死了，詹大悲獲釋，被推薦為湖北省議會議長，之後調至孫中山的廣州革命大本營任宣傳員。1923年，國共合作，詹大悲參與起草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這份《宣言》，其實有許多共產黨的理念融在其中。李漢俊和董必武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和共產主義學說，其實此時對詹大悲的影響非常深刻。1926年，他隨北伐軍到武漢，出任湖北省鐵路局局長、湖北省財政廳廳長。1927年，詹大悲又出任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一職，其間與共產黨和進步人士合作無間，為長江兩岸人民免受水患之苦曾不遺餘力。此時，遇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這一年12月16日，他正在家中與李漢俊等人談事之際，一隊國民黨特務衝了進來，隨即將詹大悲和李漢俊一起押到武漢市國民政府的公安局。反動派的特務們未經審訊，便將他倆一同推至中山大道的黃孝河邊，以“私通共產黨”的“罪名”就地槍決，兩位湖北籍革命烈士就這樣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而就在詹大悲被捕前半小時，他還對妻子陳希慧說：“現在時局緊張，董必武先生避居在日租界的南小路一位朋友家也十分危險，盡快去通知他離開那兒。”正是詹大悲生前給家人留下的這句話，在他犧牲的兩天後，他妻子冒險找到了日租界的那個地方，及時向董必武的“房東”轉告了險情。好在董必武此時已經化裝成火夫，搭上輪船，正在去往上海的途中……
現在我們需要把“鏡頭”閃回到李漢俊與董必武在詹大悲家裏認識之後的1918年底後的那些歲月：
這個時候原來在上海的一位重要人物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任教，他便是陳獨秀。
陳獨秀到北京後，也是應蔡元培的請求，帶走了當時已經在上海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方麵具有很大影響的《新青年》。剛回國的李漢俊已經抱定充當“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國宣傳員”，便開始與戴季陶、沈玄廬一起創辦《星期評論》，加入到了當時中國進步勢力的洪流大潮之中。
與李漢俊合作的戴季陶和沈玄廬，是當年上海灘激進知識分子中的風雲人物。早年的戴季陶曾追隨孫中山，也是同盟會成員，理論功底很深，一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非常有興趣，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麵做過不少事，所以也有了後來他偏離正宗馬克思主義的“戴季陶主義”。戴後來全身心投入到了蔣介石的懷抱，出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被稱為“蔣介石的筆杆子”和“國民黨理論家”。1949年2月，眼看他曾經並肩戰鬥過的中國共產黨人徹底打垮蔣介石國民黨時，這位“大理論家”自知無顏見江東父老鄉親，便一命嗚呼自殺了。另一位沈玄廬曾經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不僅與陳獨秀一起編輯出版過《新青年》，他還是中共曆史上第一位真正地主身份加入組織的中共黨員，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並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沈玄廬早在1916年就是浙江省的議長，在北伐中擔任浙江學生軍總司令。後來在上海與陳獨秀等先進知識分子一起後，他開始信仰共產主義，除了參與組建中共外，還是《中國共產黨黨綱》起草者之一。中共宣布成立後，沈玄廬還是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的正式代表。沈後來信仰發生變化，脫離了中共組織，投到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懷抱。在擔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清黨”主任期間，他親自逮捕了浙江籍革命者1811多人，其中共產黨員達932人被槍斃。沈玄廬也成了革命的大罪人。1928年，他被不明身份者刺殺，落得不明不白的下場。
這是後來的事。
我們現在說的是李漢俊回國到上海時，這個時候陳獨秀在北京，他在蔡元培庇護下，與同誌李大釗攜手，身邊又有鄧中夏、張國燾，包括後來從湖南投奔他而去的年輕的毛澤東等一批才華橫溢、**澎湃的熱血青年們，此時的陳獨秀在北京的聲音和影響力，與日俱增。
恰逢此時，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在李漢俊回國之時結束；中國作為勝利的協約國，國人們都在等待將德國在戰前占領的青島歸還中國。陳獨秀自然也在不停地呼籲“公理戰勝強權”的洪流大潮之中。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召開，相關國家商議對德和約問題。然而由於巴黎和會始終是英、法、美、意、日五強所把持著，這些列強完全不顧中國代表的嚴正抗議和要求，悍然決定將德國占領的青島及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使得中國蒙受恥辱。於是，當巴黎和會的消息傳到國內，5月2日，北京大學在學生領袖鄧中夏等領導下，兩千餘人集會抗議。隨之，北京各界紛紛響應集會，到賣國當局和外國駐華使館及機構進行抗議。陳獨秀等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呼籲全國人民“醒悟”，與賣國政府和帝國主義勢力作堅決鬥爭。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3111多名學生上街示威遊行，他們高舉大旗，從四麵八方向天安門匯合，高喊著“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等口號……
這就是偉大的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隨即，北京的學生運動馬上波及全國，聲勢越來越大，其革命的內容也超出了反帝、反買辦政府的範疇，直至反對封建和舊文化的廣闊領域。而走在這場運動最前頭的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其中具有共產主義理想和信仰的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瞿秋白，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和剛回國的陳望道等，湖南的毛澤東、李啟漢、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武漢的惲代英，以及魯迅、胡適等都成為了這場偉大運動的領導者和急先鋒。毫無疑問，身處“五四運動”中心的陳獨秀和他的同誌李大釗，在當時便成為了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們心目中的“英雄”和“旗手”。
陳獨秀的影響力還在於他“好動的天性”和辛辣的筆。6月11日夜晚，身著白帽西服的他，口袋裏揣著“膨滿的東西”——是他自己寫的中英文對照的《北京市民宣言》油印傳單。他的這一打扮和形象，已被暗探牢牢盯住。就在陳獨秀散發傳單時，便立即將他逮捕入獄。
“五四”學潮的旗手入獄，自然再度震驚全國，連孫中山都出麵向北洋政府施壓放人。在社會各界的幫助下，關押了98天的陳獨秀，終於在1919年9月16日出獄。為了迎接陳的出獄，《新青年》上發表了劉半農、胡適、李大釗和沈尹默等知識界的領袖們的白話詩。李大釗的詩這樣寫道：“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什麽監獄什麽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有許多的好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
經曆過一場急風暴雨的偉大運動和幾十天的牢獄鬥爭之後，此時陳獨秀的形象和人氣在中國革命的進步勢力中已如日中天，勢不可擋。
他也因此從一名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革命”和“領導革命階級”的隊伍認識也有了更清晰的態度。他在秘密離開北京時，發表了一份《告北京勞動者》的宣言，其中說：“我現在所說的勞動界，是指絕對沒有財產全靠勞動吃飯的人而言”，他們“合成的一個無產的勞動階級”。而且高呼：“到了那個可以革命的時機，我們就非要與那惡魔奮鬥不可！”
1921年1月初，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蓋了黃浦江兩岸，即使在租界的漁陽裏小巷內也銀裝素裹。
“但我感覺到了你們身邊，如同靠在熊熊燃燒著的熔爐邊一樣，格外溫暖！”陳獨秀踏著雪水，來到漁陽裏2號，見了李漢俊、陳望道等後，把身上的大衣一脫，一邊與他們一一擁抱握手，一邊**道。陳是個情緒始終激**的人，他坐下來就開始與李漢俊、陳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國革命已經勝利了。我們現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黨。這次在離開北平時，我與李大釗先生就討論過這事。此行到上海來，就是想與諸君一起完成此大業！”
陳獨秀屁股一著凳子，就明確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務與觀點。
“成立政黨，必須先有思想上的準備啊！現在關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和傳播非常混亂，應當有個權威的陣地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出去。”陳望道說。
李漢俊比陳望道大一歲，便說：“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見。建黨必須先得把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透、研究好後，我們才不會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議：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黨的做法，先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且盡快把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產黨宣言》翻譯出來……”
陳獨秀頻頻點頭，說：“你們的意見極是。組建政黨必須理論開道才是！”他邊說邊在屋子裏走動著，突然停下道：“這樣，我們第一件事，是盡快把《共產黨宣言》翻譯出來，然後想法在漢俊你們的《星期評論》上發表。第二件事是：馬上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建立自己的無產階級政黨作準備！還有，我也盡快把《新青年》從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讓它成為新的政黨的機關報……”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見，我們馬上分頭行動！”李漢俊和陳望道異口同聲表示讚同。“仲甫”是陳獨秀的字號，早期黨內的同誌都這樣稱呼他。
此時的上海漁陽裏弄堂內那間掛著“2號”門牌的房子裏，射出一道格外眩目的光芒，它正將黑暗的上海灘夜空刺破……
後來，李漢俊把自己從日本帶回的一本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和一本日文《共產黨宣言》交給了陳望道。這既是陳獨秀的意見，也是李漢俊的意見，他倆一致認為陳望道的日語水平好，英語又比他倆精通。
“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必須字字翻譯準確，此事非望道莫屬！”陳獨秀緊握陳望道的雙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後又說：“現在是越快越好！望道，你最好別在上海，躲到哪個世外桃源去把它突擊翻譯出來吧！”
陳望道苦笑道：“那隻能回我老家義烏了！那兒就是你們想找我也一時不容易找得到了！”
“太好了！”李漢俊一聽也興奮了，說，“我隨時把《星期評論》的版麵給你騰出來。”
政治鼓動家陳獨秀馬上擺擺手：“可不是僅僅在你的《星期評論》上發，還應該出單行本！讓所有中國革命者和進步的青年們人手一冊！”
李漢俊和陳望道相視一笑，這也讓他們更加堅定了同路者的信仰。
第四個“鏡頭”本來並不打算寫，但因為我幾次去過浙江義烏，對“真理的味道是甜的”這句話印象太深，故專門到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的老家走了一趟。他的故事也深深地烙在我腦海——
從上海到浙江的小縣城義烏，現在隻需要一個多小時的高鐵。然而在一百年前的時候，僅從杭州到義烏，就需要一天時間。再從義烏到陳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則需要兩天時間，因為那裏根本沒有路，需要翻山越嶺。
陳望道的父親是當地一戶小財主，但陳父非常有遠見，一定要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送出去，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這才有了後來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陳望道，他在上海將大半生獻給了複旦大學等教育事業……
1921年的早春，陳望道帶著兩本外版《共產黨宣言》，冒著寒風、踩著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鄉浙東小山村分水塘。與革命烈焰熊熊燃燒的大都市上海相比，這裏既寒冷，又寂靜，就是一個人凍死在柴房裏三五個月，也許還不會輕易被人發現。
為了安靜，陳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間放柴的屋子裏擱了一張桌子，開始了他的翻譯。
“融兒，這裏太冷，搬到堂屋的閣樓去寫吧！”母親趁著送飯的時候，一邊給他的雙腿披上一件厚棉褲，一邊喚著陳望道的乳名，這樣嘮叨著。
“不妨，娘。這裏安靜，我需要安靜！”陳望道埋頭繼續翻著那本母親看不懂的“洋文書”……
“娘，你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酸菜，就馬上想起你包的粽子，沒法比！”陳望道抓起母親端來的紅豆粽子，一邊吃，一邊道。
“你愛吃，就天天給你包嘍！”母親收起兒子扔下的粽葉，輕輕地退出柴屋，又悄無聲息地關上門。
翻譯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陳望道不一樣。德國人卡爾·馬克思和弗裏德裏斯·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如同黑夜籠罩著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著陳望道眼裏一片光明，心頭騰升起一股如大海洶湧的巨浪：原來，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類和中華民族的“良方”呀！
你聽，其聲如擂鼓，振聾發聵——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遊**。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有哪一個反對黨不被它的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
你聽，其聲如擂鼓，讓人清晰明了——
“從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
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並且拿出自己黨的宣言來批駁關於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的時候了！……”
是的，“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結合成更大的群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也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
是的，全世界“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這就是世界的未來！中國的未來！
陳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動了！激動的時候，他便高聲地用英語或用日語誦讀《共產黨宣言》……他的聲音竄出柴房，在故鄉的那片山穀間回**，盡管他的母親和鄉親們聽不明白那“嘰裏咕嚕”是些什麽內容，但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陳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經事”，於是他們時不時悄悄地跑到陳家的那間柴房門外，瞅幾眼，然後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開，“人家在做學問，別打擾他”！
古樸的山民，讓陳望道得以靜心安神、全神貫注地進行著自己的翻譯，神往於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現的世界風雲。年輕的義烏學者仿佛看到了發生在1870年法蘭西國的那場血腥戰鬥——
歐洲爭霸之戰的普法戰爭中，法軍慘敗。9月，巴黎革命推翻第二帝國，第三共和國宣告成立。10萬普軍直逼巴黎，法蘭西首都的工人們奮起抗戰。然而，第三共和政府害怕工人武裝甚於害怕普魯士軍隊，在血腥鎮壓了巴黎人民的兩次武裝起義後，竟然同普魯士簽訂了停戰協定。
1871年2月，法蘭西賣國賊梯也爾組織新政府，繼續執行出賣民族利益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3月18日淩晨，梯也爾政府派兵偷襲蒙馬特爾高地的停炮場，企圖解除工人武裝。巴黎工人在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領導下擊潰了政府軍，舉行武裝起義，占領了巴黎市政府。3月28日，新當選的公社委員朗維埃莊嚴宣布：“我以人民的名義，宣告公社成立！”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由此誕生。
但巴黎公社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沒有乘勝追擊梯也爾政府殘餘。結果，梯也爾重新糾集武裝力量，並勾結普魯士軍隊於5月21日攻入巴黎市區。一周激戰，5月28日淩晨，巴黎公社戰士彈盡糧絕，最後的147名社員在拉雪茲神甫公墓東北角的牆下全部被反動軍隊屠殺……血染巴黎街頭，其景慘不可睹！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同情巴黎公社革命的一位名叫歐仁·鮑狄埃的革命詩人所寫的詩。那一天，他從戰友的血水中爬出來後，回到宿舍，一口氣寫下了這首後來被稱為《國際歌》的歌詞。
而此刻，我們的中國義烏青年，則用他那嫻熟的英語和流利的日語輪換著誦讀這位法蘭西革命詩人的詩。年輕的陳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憤與激昂之中。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裏。”這是卡爾·馬克思的話。
陳望道一邊翻譯，一邊細細地領會著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並且更加堅信它就是人類和中國擺脫舊世界枷鎖的真理之光！於是，這位義烏青年忘掉了身邊所有的一切，唯有筆頭在紙張上“沙沙”作響……
這時，母親拎著飯碗和幾隻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紅糖進了屋，見兒子埋頭在紙上寫字，不舍打擾，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門輕輕掩上。唉，這書呆子！出門的陳母輕輕地歎了一聲，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著家務去了。
江南的早春，時有陰雨。柴屋兩邊是鄰家的大房，雨水從屋簷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邊屋頂，“滴答滴答”的水聲並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瀾壯闊的革命**與文獻譯著之中的陳望道，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屋外的雨天，隻是偶感饑腸轆轆時，下意識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手指扒拉著解開粽葉，然後習慣性地在碟子裏蘸點紅糖，再塞進嘴裏，咀嚼著那母親專門為他包的香噴噴的粽子。他覺得很潤、很甜，就這樣邊吃邊譯……
“融兒，紅糖夠不夠呀？”這是母親的聲音，她怕打擾兒子，就站在門外問道。
“夠了夠了……蠻甜的了！”兒子在裏邊傳出話來。
母親再也沒有多問，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時分，母親輕手輕腳地推開柴門，去給兒子收拾碗筷。嗯？碟子裏的紅糖咋沒動？母親覺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頭寫字的兒子，越看越不對勁：“你的嘴上咋弄得這麽黑呀？”
“啥？”陳望道這時才抬起頭來。
“哎呀！盡是墨哪……”母親叫了起來，“你咋把墨弄到嘴裏去了嘛？”
陳望道順手往嘴邊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來：“媽，是我剛才把墨汁當成紅糖蘸著吃了……”
“看你！”母親心疼地嗔了一眼兒子，嘀咕道，“你啊，一有書看，有字寫，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樣嗎？我看哪，都是這書把你搞糊塗了。”
兒子笑了，說：“娘，我沒糊塗，你的粽子和紅糖很甜，我這書也很甜呢！”
陳家母子的這段對話和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將墨當糖吃的故事，在98年後的2012年11月29日，被出任新一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習近平在參觀“一大”會址時動情地講述，於是我們都知道了“真理的味道是甜的”這句話。
陳望道完成翻譯之後，立即返回上海，將翻譯的中文稿交給了李漢俊和陳獨秀，這倆人便進行逐一校正。陳獨秀對陳望道所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大加讚賞，但是說到出版，囊中羞澀的陳大教授就有些為難了。
李漢俊剛回國就投身宣傳馬克思主義，所辦的《星期評論》雜誌本來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錢的賠本買賣，怎能再血本付出。陳望道苦幹了幾個月的“義務勞動”，沒人再好意思讓他“出血”。
已經幾個月沒薪水的大教授陳獨秀無奈地雙手一攤，聳聳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沒錢買槍炮……實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這個時候，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派來一位幫助中國組建共產黨的代表維經斯基。
維經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圖書館任職的李大釗，向他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他們的社會主義製度。李大釗則向維經斯基介紹中國的革命形勢和“五四運動”的過程與性質，同時李大釗又把鄧中夏、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等進步學生介紹給維經斯基。之後的幾天日子裏，維經斯基和李大釗等多次相約在剛剛建成的北大“紅樓”的圖書館見麵和座談，共同醞釀組建中國共產黨。
隨後維經斯基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來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見當時進步知識界最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陳獨秀。
“我們現在是要啥沒啥，除了一張嘴和一支筆外……”陳獨秀對維經斯基的到來，十分高興，見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來了，因為此時他正愁沒錢出版《共產黨宣言》的事。
“這個我們支持！”維經斯基立即拿出1111元大洋的銀票交給陳獨秀。
“哈哈……看來革命不能光是呼口號，還得有經濟實力支撐！”陳獨秀接過銀票，大喜。他隨即交待李漢俊：“找個進步的出版社，抓緊印！”
很快，第一個中文版《共產黨宣言》在上海誕生了！它如一束迷霧中透出的陽光，迅速驅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尋找光明者頭上籠罩的陰霾……很有意思，可能因為時間倉促，第一版印刷出來的《共產黨宣言》的封麵，竟然把著作名錯印成“共黨產宣言”。如今我們在曆史檔案館和上海圖書館可以看這個錯字的版本，它也讓我們知道了當時的革命者渴求真理的心急態度及工作狀況，因為出書的整個流程可能就是一個人完成的，而且是在秘密狀態下又缺錢的條件下進行的。
錯版的《共產黨宣言》很快被糾正。一部一般中國人能讀懂的馬克思經典著作的出現，給上海乃至全國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以極大的鼓舞和振奮。作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的信徒，大家從導師的《宣言》中知道了什麽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什麽是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