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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開辟了許多中國革命的偉大曆史事件與創舉，比如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有陳獨秀、剛回國的李達、李漢俊、陳道望、沈雁冰（即文學家茅盾）、邵力子等;比如建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為書記，後他到廣州赴任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指定李漢俊負責，骨幹有李達和陳道望等。
之後，李漢俊等根據陳獨秀的指示，便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名義，開始向北京、長沙、武漢、山東等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寫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同時加緊籌建“中國共產黨”。
“到底叫‘社會黨’呢還是……”陳獨秀在關於黨的名稱上有些拿不準，便與北平的李大釗商量。
“叫‘共產黨’！”李大釗毫不猶豫道。
“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就是“北李南陳”之間確定下來。
下麵的許多事我們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舉行。地址：黃浦區望誌路116號（現興業路76號），該房子是李漢俊和他哥哥李書成的寓所，人稱“李公館”。
中國的偉大曆史就從這裏掀開了新的一頁。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有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廣東的包惠僧、陳公博和代表留日共產主義小組的周佛海，共13人。應該成為中共一大代表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因為身份不便加之保密需要，反而沒有參加。鄧中夏原來是北京小組的代表，因為要出席一個全國少年大會而臨時換成了隻有19歲的劉仁靜參加。
出席“一大”的13人中，李漢俊、何叔衡、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後來都成了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
從中共的“一大”到“二大”、“三大”和“四大”，隻有四年時間。這四年裏中國和世界正處劇烈動**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這過程中也經曆著不斷探索與認識的階段，特別是中共“一大”召開不久後的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對建黨初期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方向影響很大。該會議號召東方各被壓迫民族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寧親自接見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國燾、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鐵路工人代表鄧培等人，不僅提出了這方麵的要求，並詢問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的可能性。
張國燾是陳獨秀的得意門生，又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回國後立即向陳獨秀和黨中央作了匯報，因此列寧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及聯合戰線的理論對之後中共製定自己的革命綱領起著直接的作用。1922年5月初，由中共領導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都非常鮮明地提出了“我們前麵的敵人很多，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則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認定這些敵人一日不除掉，我們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甚至公開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政治行動口號。
事實上，在維經斯基的指導下，中共“一大”召開之後沒幾天，就成立了第一個工人階級的革命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的第一個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張國燾任主任，到1922年就換成了鄧中夏任書記部主任，副手是李立三、劉少奇等。由於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而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對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階級經曆了一個認識過程。
中共“二大”於1922年7月6日召開，直至23日結束。雖然出席的代表比“一大”還少一人，似乎現在中共黨員也很少提及“二大”，然而“二大”在陳獨秀主持下完成了建黨之後的三件大事。一是確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指出：黨在當時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是黨的最低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製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是黨的最高綱領。黨的奮鬥目標也非常明確：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第二件事是，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政策。其主要是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中共建黨初期，北邊的俄國其實更看好實力強大的國民黨，所以要求中共參加改造國民黨的工作也成為了中共“三大”的一項很主要的決議，加之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口號的提出，及主動邀請中共人士幫助改組國民黨的要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中共著名領袖人物紛紛以個人身份加入到了國民黨隊伍中去。這是“三大”之後的事。中共“二大”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即製定了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章程》。這個意義十分重大。早在“一大”前夕，陳獨秀就有考慮製定一個《黨章》，任務交給了李漢俊，但第一稿出來後，陳獨秀對李漢俊的“發揮各地黨組織的自由作用”等提法極不滿意，甚至為之大發雷霆。在這場黨中央要不要集權的問題上，陳獨秀的堅定主張和家長作風令建黨初期的李漢俊和陳望道等“元老”大失所望，尤其是知識分子骨氣格外硬朗的陳望道，無法忍受陳獨秀的專橫獨斷，最後選擇了離開中共之路，一直到解放後才重新回到共產黨懷抱。
陳望道的“硬氣”雖然有些悲切，但多少也說明那個時候黨內的一些複雜而微妙的問題。與諸多後來因為錯誤的“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而犧牲的革命者相比，其實陳望道算是大幸。
但陳獨秀自己就沒有怨氣了？不說他後來被自己締造的黨開除、晚年過得貧苦潦倒，僅僅在1927年和1928年相隔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陳獨秀自己的兩位優秀的兒子、我黨傑出的青年才俊壯烈犧牲於敵人的屠刀下，作為父親的他，心底流淌的血，有人知曉是怎樣的顏色和溫度嗎？
嗚呼！
革命者，你的偉大和崇高之處，就在於從不計較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去全力以赴地換取他人的幸福——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這樣說。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難道不是這樣嗎？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革命者他們都一樣。
21歲的青年學生黃仁犧牲之後，上海的社會情況更代表了全中國當時的時局形勢。
內：軍閥混戰。外：洋人欺壓中國人……皆到了忍無可忍之地步！
在上海圖書館，我看到了整100年前出版的一本跟手掌一樣大小的書，這讓我特別吃驚，因為除了是第一次見如此小的書外，更意外的是看到了一部書名為《上海市民的出路》的內容，於是把前麵部分的內容抄錄了下來：
上海的市民真困苦嗬！自從米價高漲以來，我們平民的生活愈更難以度日。看起來這般繁華富麗的上海，其實隻是我們百餘萬商民、工人、苦力、窮人的活地獄。
何以上海是這般現象呢？何以我們大多數的人如此困苦，我們的生活朝不保夕，而江浙尚號稱富庶之區，上海猶名為全國第一繁華社會呢？我等商人終日勞碌，芸芸一生，近年來卻弄得百業衰落，債項累積，營業虧損，瀕於破產，這是什麽原由呢？我等工人以勞力買生活，用血汗換工資，近年來百物騰貴，生活艱難，還要受廠主和東家的百般虐待、任意打罵與開除，一有要求，便被停止生意，弄得近日罷工疊起，失業者日多，這又是什麽原由呢？我等苦力與窮人的生活更是朝不保夕，賣得勞力來換不得一飽，偌大的錦繡的上海竟無謀生之地，街旁簷下便是我們棲身之所，冬日裏冷凍無衣添，夏日裏燥熱無地躲避，不餓死，就病死；在上海二百餘萬的居民，窮苦的占去大多數，都是這同一的境遇，這又是什麽原由呢？這又有何種辦法呢？
貧苦的市民諸君！
這種現象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國人尚未獨立，就是中國人尚受外國人和外國人相幫的軍閥官僚買辦所統治、所踐踏、所剝削、所壓迫！一百多萬上海的市民，受的是幾千個外國人和幾百個中國軍閥官僚與大買辦的管理！他們雇用了一些巡捕包探警兵把我們層層包圍起來。他們興辦各樣的捐和稅，捐了一遍又一遍，抽了一次又一次。租界裏帝國主義者的工部局，每年要收入一百二十四萬零五百餘兩的捐銀；上海縣南北市中國的軍閥和官廳各樣稅捐名目多至幾百種，如今還時有增加，逼我們要錢、要錢！可我們除了命，還能有什麽呢？
……
一百年前的上海是何情形，我們當下的多數人並不知道，隻是借助這類文字的記錄，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方向是非常正確的，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鬥爭。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成為了當時動**的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城市革命，也由此被納入了黨的中心任務。長期以來，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期革命鬥爭，總是被人為簡單地否定，似乎黨中央自1931年撤離到蘇區前的“城市革命”都是錯誤和無為的，這實在既偏見又狹獈。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期，中國的社會矛盾主要是軍閥混戰與外國強權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榨與剝削，如果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國共產黨放棄城市鬥爭，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苦難恐怕更深重，共和國建立的曆程就不會是28年的浴血奮鬥史了，一定會更長久、更殘酷。這是毫無疑問的。
革命任務和革命勝利，這兩個概念，它們之間既關聯，同時又相對獨立存在。
革命任務常常因形勢需要所決定，而如何使得革命在全中國範圍內徹底的勝利，則是方向選擇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城市的革命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城市暴動，雖然慘遭失敗，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付出了巨大的慘痛代價，然而我們始終不能輕易地否認它重大的意義和成功過程中的“必由之路”——中國共產黨後來也清楚地意識到：在城市革命鬥爭過程中，“立三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所犯的嚴重錯誤，才是必須深刻反省與糾正的。當然，由於建黨初期敵我力量對比的差異太大，加上黨內主要負責人缺乏鬥爭經驗、個人獨斷（陳獨秀）等等原因，也是需要認真反思的。
但城市革命包括城市武裝鬥爭的壯麗詩篇，對中國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貢獻，誰也無法否定。否定這樣的壯麗曆史，就是對無數為了我們今天如此強大的國家和如此幸福的生活而英勇犧牲的先烈的背叛，蒼天也將懲罰這樣的人！
其實，就選擇什麽樣的鬥爭對象和革命任務時，早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者之間也有過不同的意見，甚至激烈的爭執，這種黨內的不同意見和激烈爭執，還導致過諸多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脫離了黨，走上另一條坎坷的人生道路，如戴季陶、沈玄廬等則投誠到了革命的對立陣營，甚至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後來也與之分手……所有這些都是革命實踐和鬥爭過程中出現的曲曲折折。有些人為的因素和形勢的逼迫，讓當年那些在“五四運動”期間和大革命時期等曆史階段曾經叱吒風雲的傑出人物，最後淪落成了社會最底層或者非常無恥之流。這種悲劇命運的人，或許他們的初心並非如此。然而革命便是如此冷酷無情，要麽挺起胸膛前進，要麽掉轉方向往後退；前進者是戰士和英雄，後退者則一定被認為是懦夫或叛徒。
在革命的史書上，隻有“好人”與“壞人”之分，絕不會有“半好人”、“半壞人”一說。
我們今天可以理直氣壯和勇敢地說出這樣一句話：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城市革命和城市鬥爭中的英勇奮鬥以及用血的代價換取的經驗與教訓，就不太可能有後來毛澤東在井岡山茨坪村所作出的偉大而正確的中國革命方向的一句經典語——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城市革命和城市鬥爭是中國共產黨人為奪取政權所作出的英勇悲壯的前奏曲，在這部前奏曲中，上海無疑是其中最重要和最響亮的部分！
這裏的革命者比泰山，比珠峰，比全國所有的山嶽都更巍峨；這裏的革命者流淌出的鮮血，當紅百裏黃浦江和萬裏揚子江……
21歲的黃仁是在城市革命鬥爭中第一個流血的年輕戰士。他的犧牲給同樣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們以極大的震撼和清醒——革命是場不可協調的殘酷鬥爭，生命是這種鬥爭的必然的犧牲品，然而為了建立一個新中國，這種犧牲是崇高而壯麗的，一句話：值得！因而也無悔！
中共“四大”前後，中國的局勢極其動**，孫中山為求南北和解，北上途中因病去世。他的死讓軍閥勢力更加猖獗，帝國主義列強借此對我中華民族的壓迫變本加厲。城市勞苦大眾的生活到了無法喘息的地步，即使那些曾經靠自己雙手勞作和經營的小商小販和小業主們，也無法維係基本的生產與生存，此時的中國，尤其是上海，已到了“黑雲陣陣，暴雷欲響”之時，革命的風暴仿佛就在激劇的醞釀之中……
“帝國主義如同一頭野獸，已經闖入了庶民百姓的家門，奮起反抗是我們唯一的出路！”《覺悟》雜誌、《勞動者》雜誌等進步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抨擊時局形勢，鬥爭的導火線正被悄然點燃，被壓迫的工人和市民們到了無法再忍的地步！
一位當時在日本紗廠工作的青年工人這樣描述道：
當時，我住在閘北寶山路寶興裏，親眼看到橫浜橋裏麵一家絲廠的一些女工麵黃肌瘦，肚子餓得實在受不住，偷偷跑到橋對過的小攤上買點燒餅或山芋充饑，被工頭發現了，立刻遭到鞭抽和腳踢。
還有一家日本人開設在西寶興路的玻璃廠，四麵全用竹籬笆圍著，蓋幾塊鐵皮作屋頂，十幾個中國工人，光著身子，圍在爐子周圍，手裏拿著玻璃管子，口對著管子吹燈泡和瓶子。盛夏酷暑，加上千度左右的高溫，非但沒有一點降溫設施，還要受手中拿著鞭子的日本人監督。有一天我與兩個工友走到青雲路，看到那裏有個“六三花園”，門前張燈結彩，我們想進去看看，但象外灘公園一樣，門口掛著一塊“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氣得我們直咬牙。
又有一次，我和我的叔父從中華書局做完夜工後回家，已快十二點了，走到北火車站，看到虯江路附近，火光衝天，我們繼續沿著淞滬鐵路向前走，沿途碰到一堆又一堆的人，坐在地上嚎淘大哭。一了解說是自己的子女在廠裏被燒死了。第二天清早，我和一位工友在上班之前到昨晚火災的地方去看個究竟。啊！那真是慘不忍睹。原來是虯江路一家五層樓的祥涇絲織廠，一、二、三層樓是廠房車間和倉庫，四、五層樓是女工宿舍。失火後四周牆壁和鐵窗鐵門都完好，而牆內車間、宿舍全已燒成灰燼，而兩閂鐵門依然關著，門內樓梯腳旁到處是燒焦的屍體。據當時報紙上透露，有一百多女工被活活燒死。為什麽這些女工沒有一個能逃出來呢？原來是工廠資產由保險公司保險，並規定如受火災了將門窗打開的話，保險公司就認為你的資產早已搬出，不予賠償損失。因此，老板寧可關門燒死工人，不使自己受損失。這事雖社會輿論嘩然，資本家受到人們憤怒的譴責，但那又有什麽用呢？
這隻是一位工人所看到的幾個點滴片段。據上海工運資料提供的數據表明：那時僅日本資本家在滬開辦的各類紗廠就有上百家，工人總數超過十萬人。這十萬工人背後就是十萬個家庭，如果按每個家庭四五口人計算，就是四五十萬人的生存麵臨極度悲慘的境地。然而這僅是日本一個列強的在滬勢力，如果加上英、法、德、美等國的企業資本家，那麽整個上海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態就是“地獄”的現實。
在“地獄”裏活著的人，靠什麽繼續生存？
隻有一條路：反抗與鬥爭！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壓迫我勞工。
一生一世作牛馬，思想起來好苦情！
北方吹來十月風，驚醒我們的苦兄弟。
無產階級起來了，拿起鐵錘去進攻。
紅旗一舉千裏明，鐵錘一砸山河動。
隻要我們團結緊，衝破烏雲滿天紅。”（工運領袖鄧中夏烈士詩）
麵對如此嚴峻的國家形勢和社會形態，應該說，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比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應該走一條怎麽樣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走俄國革命的道路——這是結論。”
俄國革命的道路，簡而言之，就是城市革命和城市暴動，從而實現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革命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效仿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在人口最多、工人力量最強的上海進行城市革命不是沒有道理。而且當時的中國社會矛盾主要是軍閥混戰與帝國主義壓迫。軍閥混戰主要集中在一南一北——南為廣東、廣西、雲南和四川等地，北為北京、天津、山西和東北地區。相比之下，軍閥混戰不在上海一帶，而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上海則是最痛苦的地獄。
“打碎地獄的唯一辦法，是我們拿起手中的鐵錘和棍棒……”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給了中國共產黨人明確的鬥爭綱領，“砸碎舊世界”的武器，就是動員廣大工人們起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