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國城市街頭的第一滴血 01

一本《宣言》帶來一個“徹底推翻舊世界”的響亮口號。石子街頭便開始燃燒，兩位年僅21歲的青年，成為了第一批倒在城市革命的血泊之中的共產黨人……

是誰揮灑了千頃鮮紅的血濤，把這世界的腥髒滌淨？是誰燃燒了萬丈炳灼的心火，把人類的罪惡毀燼！

我為正義而犧牲的朋友喲，我祝你光榮的死，成為猛烈的導火線，使革命的炸彈早日在赤日光中飛進！

上麵這首詩的作者叫郭伯和，他的名字我們非常陌生，即使在上海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裏，也隻有非常仔細地找才可能找到他的一些簡單介紹。而我知道，像這樣的革命烈士如果不是無意間發現了他的一首詩，並用在此處，也許誰也不會知道他的名字。

上海的龍華和南京的雨花台兩座革命烈士紀念館裏陳列的先烈約有3000多人，然而我們熟知的也可能隻有幾十人而已……而我這部《革命者》的書中，也僅僅所能喚出百多人的名字嗬！

郭伯和的這首激憤的詩是為他的一個叫“黃仁”的同學而作。這“黃仁”是我在烈士紀念館所看到的第一位犧牲在上海灘上的年青共產黨員，也是第一位獻身於中國城市革命鬥爭的大學生。黃仁犧牲時僅20歲，他是在1924年10月，上海商界、學界等團體為紀念辛亥革命13周年的集會上，被一群國民黨右派流氓從七尺高台上推下後又活活打死的……在送往醫院之後，中共中央負責人瞿秋白等聞訊後趕到醫院，然而也沒能挽留住這位年輕的革命者的生命。

黃仁的追悼大會由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元勳之一的陳望道先生主持，青年領袖、共產黨的代表性人物、後來也都成了烈士的惲代英、瞿秋白、何秉彝等紛紛上台發表演說，痛斥反動派的罪惡行徑。與這幾位我們非常熟悉的共產黨的早期革命青年領袖相比，幾乎無人知道郭伯和的名字。但在1924年前後，他郭伯和也是赫赫有名的風雲人物，是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的大會主席，主持整個全聯大會的會務。郭伯和比他的同學、好友黃仁大4歲，為四川南溪人，其父是前清秀才，家庭也算富貴。但郭伯和從小同情苦難民眾，看不慣舊社會的黑暗勢力，16歲時，他就在悼念蔡鍔將軍的大會上慷慨激昂地痛斥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中國的壓迫。1922年，郭伯和懷著救國之心，到上海求學、求真理，這時常聽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等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課，並與進步的同學黃仁、劉華（後也成烈士）、李碩勳（李鵬總理父親、烈士）等成為好友，發起組織了“平民世界學社”，創辦了進步雜誌《平民世界》。由於郭伯和的進步思想和對學生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不久他就被推選為學校的學生會主席。黃仁被國民黨右派流氓勢力活活打死的集會，郭伯和就是召集人和大會的主持人。當國民黨右派流氓勢力襲擊時，他也是被挨打並致傷的15人中的一個，並且被野蠻地關進了囚室。當郭伯和被釋放後，得知同學、好友黃仁噩耗，立即發動學生起來鬥爭，並親自起草通電全國學聯的文稿。郭伯和對著黃仁的遺體，悲慟與憤怒地發誓——

我將為你高呼而狂號，

我將為你哀則悲啼，

我將為你完成你未完成的革命工作，

我們從此更熱烈更奮勉，

我們要大家站在革命的前線，

先我們而死的黃仁同誌啊，

請你給我們些刺戟，

我們踏著你的血跡上前！

這就是革命者的聲音！這就是那個時代革命者前赴後繼的革命精神。不到三年後的1927年6月26日，擔任地下黨中共江蘇省黨委組織部長的郭伯和，與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黃競西等人在上海虹口區的山陰路恒豐裏114號樓上被反動派逮捕，一個多月後被敵人槍殺於上海，時年27歲。

郭伯和的犧牲，時值“大革命”失敗之後的1927年的腥風血雨之中，那一年像他這樣死去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多達幾萬人，因此“郭伯和”幾乎成為無人記得的一個人名。這是後話。

我們來說黃仁的死。因為他是第一位被反動派法西斯打死的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位青年黨員，所以立即引發了全上海甚至全國性的激憤。在當時廣大青年和民眾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五四運動”旗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立即站出來發表了《這是右派的行動嗎，還是反革命？》的文章，抨擊反革命暴行。上海的各種進步報刊也隨即就黃仁之死發表文章，譴責反動派流氓分子的罪行。全國學聯和上海高校還向全國通電。一時間，“黃仁慘案”震動全社會。正如進步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所說：“對於黃仁烈士的死，在青年中間喚起了極大悲憤。這一波浪現在正擴大他的圈子，要把革命的呼聲，直傳到廣大青年和全社會最落後的每個角落去……”

“黃仁慘案”事件兩個多月後的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從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的三年多時間裏，中共人數由最初的51多人到此時的994人，這中間，正如《覺悟》所言，青年學生黃仁的犧牲，喚醒了無數進步的青年和知識分子們投身到中國共產黨及所領導的革命洪流之中。而上海作為中國第一大城市和工人與學生最聚集的地方，參加中國共產黨和革命隊伍的人數自然也比任何一個地方要多，到了黨的四大召開之時，上海毫無疑問已經成為了全國革命的中心，其主要力量也在此地。

革命的暴風驟雨正在這座東方最大的城市裏孕育……

這革命的暴風驟雨的形成與當時國內外的曆史潮流不無關係，當然更與中國共產黨人在這座城市裏的誕生和崛起有著直接關聯。

在這裏有必要將一些重要而又有趣的曆史鏡頭拉近到我們麵前——

第一個鏡頭是我從自己家族的“相冊”裏抽出來的：

我的爺爺告訴我，他的爺爺帶著兩個兄弟沿蘇州河第一次到上海時，是從一個碼頭上上岸的，後來這個碼頭便成了他們生活和工作的棲息地——造船和造船廠。

這個時間點大約在1865年前後。

我爺爺的爺爺說，上海開始沒有馬路，是先有了碼頭和船廠後，才慢慢開始有了店鋪，有店鋪後便出現了店前的一條條馬路。那時的馬路都是石子鋪的，為的是防下雨後泥濘及車馬行駛不陷路麵。這樣的路，也叫“石子路”。

上海最早的店鋪大多是些飯店和酒店及客棧，都是為了供那些來往於這個剛剛開埠的小漁港上做紗布和蠶絲買賣的生意人生活所需。而做紗布和蠶絲生意的人，其實很依賴　船工和船老板，所以中國最早的一批可以稱之為“工人”的人應該是在上海。我爺爺的爺爺他們，應該算是最早的一批中國工人。

船廠和碼頭上的工人以及“石子路”旁的紡織工人，構成了上海工人階級的主要力量。

紡織廠和造船廠，後來慢慢都成為了外國人開設的，或是買辦資本家開設的。於是，工人的人數越來越多，占到全國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相反，上海工人的生活卻越來越饑寒交迫，牛馬不如。

等我爺爺來上海接他爺爺和父親的班時，上海已經徹底變成了“洋人”和買辦統治的社會了。

這個“鏡頭”距今大約整一百年……

第二個“鏡頭”的時間正好可以接上第一個“鏡頭”，那應該是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前夜：

……

1898年，一群“廣學會”的知識分子湊在一起，饒有興趣地在議論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委托翻譯的一本《社會主義史》（中譯書名《泰西民法誌》）。那書主要介紹正在歐洲時興的“社會主義學說”和“共產主義學說”的鼻祖馬克思，並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史中最著名和最具權威的人物，他及他的同心朋友恩格斯都被大家認為是‘科學的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派的首領。這一派在文明各國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對於這一派為社會主義中最可怕的新派。”

“吾中華泱泱大國，昔日鼎盛全球。而今連倭寇都欺之首頂，是可忍，孰不可忍！該當以‘最可怕的新派’來衝一衝腐朽之軀呀！”1894年由英國傳教士創辦的“廣學會”，旨在“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實則通過宣揚殖民主義奴化思想來影響中國未來。而這中間，“廣學會”也不乏挾帶些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派”學說。這樣，便有了“馬克思”和他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概念第一次在中國的上海出現。1899年2月至4月，一份由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一篇題為《大同學》的文章，將馬克思稱為“百工領袖著名者”。

21世紀的大幕拉開之後，“馬克思”和他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漸漸成為上海碼頭上所探索的眾多“救國之道”中的一道閃著特別光芒的刺目之光。甚至當時上海的有些愛國進步報刊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光明奇偉之主義”——“方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必將“千紅萬紫團簇全球”。也正是這個時候，上海灘上的一批追求國家獨立解放的青年知識分子帶著對“馬克思”和“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學說的最初印象，搭上東渡日本的輪船（有的則遠赴歐洲及美國等地），踏上了救國和追求真理的求學之路……這中間，有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鄧中夏等革命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者，當然還有像魯迅這樣與共產黨並肩作戰的革命者，甚至有後來成為共產黨敵對派的“國民黨理論家”的戴季陶這樣的人。他們都是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的最初傳播者。

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將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創的“社會主義”學說，第一次從書本上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社會。

追求救國和真理的革命者，從此被激發出前所未有的豪情和戰鬥**。北方的李大釗最先舉起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大旗，高聲疾呼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並公開宣揚和主張，工人階級的革命將是世界潮流，一切剝削階級、軍閥與買辦、外國侵略勢力，都將“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而且所有的勞工和農民們行動起來，去共同創建一個“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的嶄新世界。

1918年的歲末，寒風凜冽之中的黃浦江的碼頭上，一位離“家”已經整16年的青年，懷揣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程係的畢業證書和兩隻大布包，踏上了外灘的石子街頭。這個青年叫李書詩，號漢俊，後來我們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單上所看到的“李漢俊”就是他。

與一口流利的日語相比，李漢俊的中國“國語”反而比較差，這也難怪，他隨哥哥到日本留學時才12歲。16年的日語訓練和學校讀書，使他表麵上足可以像個“日本小夥子”了。但如此一位從小就受日本教育影響的中國青年，對父親要他從事的土木工程專業沒有多少興趣，卻在大學裏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格外“上心”，竟然慢慢地成了一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的宣傳傳播家，所以後來我們知道他從日本帶回的兩隻布包中沒有一本是土木工程專業的書，盡是英、德、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