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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大”是第一座革命熔爐，是因為它成立時，中國還沒有一所專門是為培養革命人才的學校，其二，該校的主要師資和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級骨幹在主持和領導著。而走進這所學校的學生中有相當多的是我們後來都比較熟悉的人物：有如王稼祥、楊尚昆、秦邦憲(博古)、康生（當時叫張雲）)、陳伯達等後來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政壇人物；有如陽翰笙、施蟄存、戴望舒、丁玲、袁牧之等等文化名人。
從1922年成立到1927年被蔣介石國民黨反革命集團恨得咬牙切齒的“上大”，僅有五年的曆史，然而“上大”這短暫的生命閃耀出的光芒卻是其他所有中國高等學府無法相比的。這是因為這所學校不僅培養出了一大批後來改變和影響了中國的政治人物、文化名家，而且這裏為革命犧牲了生命的著名人物也特別的多、特別的重要，他們的英勇事跡和不朽的精神至今仍在沐浴和滋潤著我們一代又一代人……
2019年5月4日，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場偉大革命運動的百年紀念日。這場革命運動我們都很熟悉，它叫“五四運動”。我們在隆重紀念這個偉大運動時，一定會聯想到一百年前從北京沙灘“紅樓”出發的“北大”學生遊行隊伍中走在最前麵的那個人，那個在天安門前帶頭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對中國的不平等條款”等口號的年輕身影……
那個人、那個身影我們非常熟悉，他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締造者之一、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的鄧中夏。
對於鄧中夏，中國人似乎都很熟悉他。然而有兩件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許多人則又並不了解：一是他對中共“一大”召開的貢獻；二是他在“上大”從事培養革命人才的偉業。
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一批的五十多位黨員之一，鄧中夏是“北京地區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成員，又是北大的學生會負責人。在李大釗籌備北京共產黨組織時，鄧中夏便是積極分子。是他和李大釗、羅章龍、張國燾、劉仁靜等接待了受共產國際委任前來中國籌建中國共產黨的維經斯基。1921年6月底，北京支部接到上海黨組織發來的關於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北京方麵推薦兩名代表時，第一個人選就是鄧中夏，第二個是張國燾，因為考慮張國燾與陳獨秀在“五四”時有過接觸。但是鄧中夏馬上“哎呀”了一聲，說自己已經定下7月到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年會，7月中旬又要到重慶講學。“這是定好的事，再改不太好！”就這樣，後來改選成年齡最小的劉仁靜與張國燾作為北京支部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鄧中夏因此沒有出現在後來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的名單上。然而，作為當時年輕的中共黨員中最有社會影響和知名度的鄧中夏，仍然是李大釗委托的“一大”重要的籌備人員，在準備北京支部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6月28日，鄧中夏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國學會年會；7月4日，鄧中夏從南京到達上海，住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博文女校。此後的三四天時間裏，鄧中夏不僅向上海方麵的“一大”會議籌備組遞交了北京支部的“報告”，而且一直在“與已屋會的一大代表共商建黨大事，並參與了一大的製定。”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憶文章中這樣說：“會議之前，各地代表都到達上海，住在漢租界打鐵浜博文女校樓上，毛澤東同誌也住在這裏，鄧中夏同誌當時應重慶各中學夏令營學術講習會之約，定期前往講學，不能參加我們的會議，但是他在博文女校同各地代表同住了三四日，他同每一個代表都交換過工作意見”，為大會召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鄧中夏在這期間同上海方麵的李漢俊等人商量了會議安排，因為當時有中共“北李南陳”（北方的李大釗、南方的陳獨秀）兩位領導人之說，所以鄧中夏與李漢俊商定：代表“北李”的張國燾主持會議，“南陳”麾下的陳公博做會議記錄，上海的代表則做好“會議服務”。所有這些確定後，鄧中夏還同“會務總管”、上海代表李達夫人王會悟一起察看檢查了“一大”開會的會場。
“好了。我可以放心走了！”鄧中夏檢查完畢會場後，走出“李公館”——“一大”會址、李達兄弟的寓所，便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一絲青年霞光……
此刻的他，心頭一定異常澎湃，因為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是他自“五四運動”以後的兩年中一直與李大釗等革命同誌積極努力和期待的事。現在，為了動員更多的青年、工人和知識分子覺悟，他把一個重要的曆史機會留給了其他13位同誌，自己則穿著長衫、帶著雨傘，朝黃浦江的碼頭走去。
而受命到上海大學出任“總務主任”，既是黨的安排，又是他鄧中夏自己非常願意做的一件事。作為“五四運動”和“二七”京漢鐵路大罷工的旗手，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者之一，鄧中夏非常清楚和重視革命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故他到“上大”後，實際上承擔的是校長職務，因為於右任平時不到校辦公，總務主任的鄧中夏便成了實際上的“全權”執行者。
17歲入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受校長蔡元培的“教育救國”思想影響很深。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後，更明白了教育要救中國，必須先對國人的思想進行啟蒙。所以到了“上大”後，他親自製定了《上海大學章程》，明確“上大”的宗旨是“養成建國人才，促進文化事業”，按照國共合作辦“革命學校”的原則，把社會科學和革命文藝作為重點，同時聘請各界著名人士進校任教或講課。在鄧中夏主導下，“上大”的社會科學課程又與一般的大學不同，注重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學生。他特別強調“讀活的書”。
“什麽是活的書？了解中國社會，尋找拯救中國社會和民眾的方法，就是活的書，就是我們上大同學要最最認真讀的書！”鄧中夏如此說。
於是，在他的這套革命教育思想引領下，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國共產黨人進入學校，上了講台。那“十月革命”的烽火，那巴黎公社的雲煙，那“二七”大罷工的傳奇……讓學生聽得津津有味，熱血沸騰。一時間，學校出現了這樣的景象：“課堂裏是殫精竭慮的討論，街頭巷尾是如火如荼的講演，舞台上是民族的血淚魂靈的活動，刊物與傳單成堆地從印刷所的機器中吐出……”
“社會科學研究會”“社會問題研究會”“文藝研究會”“春風文學會”等等學術研究會和社團，也在學校紛然並起。
如此不出一年時間，“上大”的名聲迅速傳揚。1923年報考該校的學生不但有四川、雲南、廣西、貴州、湖南、安徽等地的青年，甚至還有從南洋、日本、蘇聯等異國他鄉歸來的華僑青年。
“學生如潮湧來，舊校舍無法滿足。”1924年2月22日，上海大學遷入西摩路的新樓房作校區。這時的鄧中夏立即著手學校建製，對原有的係科作了重大調整，大學部分設三個院：社會科學院、自然科學院和文藝院。同時還增設中學部（開辦高中班和初中班）。如此一來，上海大學便真正成為了一所係科齊全的全國聞名大學。
作為一位職業革命者，鄧中夏想到了“革命火種”不應該僅僅在校園，“應當傳播到更廣闊的天地”。於是他根據在北京長辛店辦勞動補習學校的經驗，結合大上海工業和商業發達的特點，決定依托“上大”，創辦平民夜校和工人夜校。這一舉措，可以說是“點燃上海民眾革命之火偉大創舉”。
第一期“上大”平民夜校報名的人數達451人，結果前來聽課的多達561人！第二期、第三期的更多……一時間，“到上大去念書”，成為了上海市民的熱門話題。加之工人夜校的開設，“上大”成為了革命者和上海民眾向往的聖地。後來成長為上海工運領袖的劉華等就是在這個時候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先進思想的傳播和文化知識的提高，讓工人和學生們看到了自我解放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與前景，許多人主動加入到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隊伍中來。此時中共上海地下組織不斷擴大，由“一大”時在編的一個小組，增至四個支部，而上海大學是中共上海地下黨的“第一支部”，共11名黨員。這個支部有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張太雷、施存統等，他們都是黨中央和團中央的領導人，他們後來又都成了革命烈士……
正是他們的偉大人格和共產黨員的品質，深深地影響和激勵了“上大”的學生走上了堅定的革命道路。
後來成為女革命家的楊之華（瞿秋白妻子）曾這樣回憶“為人師表”的鄧中夏：
他是我們的總務長。他的頭發很黑，眉毛濃而長，眉心很寬。當他抬起頭來看人的時候，兩眼閃閃發光。他精神飽滿，做事機智果斷，使學校的生活緊張而有秩序。他常常喜歡講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故事給我們聽。他是我們敬愛的一位有魄力、有毅力的革命者。
對無產階級革命者來說，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就像後來的全世界遊擊隊員所崇拜和熱愛的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
是的，真正的革命者，
委身於他理想中的事業，
他們往往為自己選擇最暴露、最危險的位置
當黎明還沒有到來，
他們已經在黑暗中撲倒，
在所有倒下的隊列裏，
請我們記住一個人：
羅莎·盧森堡……
是的，將來勝利之日
我們可能活著
可能已死去
但我們的綱領是永存的
它將使全人類獲得解放！（李卜克內西語）
講演台上，鄧中夏聲情並茂的演講與朗誦，打動了多少“上大”學生的心靈。而被列寧稱為“革命之鷹”的女革命者盧森堡與馬克思戰友的李卜克內西的英雄形象，已經深深地烙在了同學們的心中。
後來，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成了盧森堡式的中國女英雄和李卜克內西式的中國勇士。
因為是國共合作辦校，所以在辦校過程中，曾經出現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革命左派與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尖銳鬥爭。雖然共產黨人居多數派，但以英語係主任何世楨和中學部主任陳德征為首的少數右派勢力仗著舊校殘餘的“安徽幫”裙帶關係，企圖將學校的革命思想傳播與馬克思主義教育主體壓製和抹煞。鄧中夏聯合在校的中共力量，力排幹擾，堅持革命真理，使得右派勢力最後以失敗告終。這一方麵讓“上大”這所革命熔爐的烈焰燃燒得更加旺盛，同時也讓國民黨反動勢力對鄧中夏更加懷恨在心。
從1923年4月到1925年4月，鄧中夏作為職業革命家和優秀教育家執政“上大”的兩年裏，他和其他中共領袖們將此大學造就成革命大本營。“五卅”前他奉中共中央之命離開“上大”，然而正因他在校時創立的“平民夜校”、“工人夜校”及“上大”本校的革命教育，震驚中外的“五卅”反帝運動中衝鋒在最前列的和犧牲最多的人都是“上大”人。第一位犧牲在街頭的中共黨員黃仁是“上大”學生，第一位犧牲在帝國主義強盜槍口下的工人黨員顧正紅是“上大”工人夜校生，第一位犧牲的工運領袖劉華是“上大”培養的優秀幹部……據統計，“五卅”反帝運動中被反動政府和帝國主義巡捕抓捕的就有131多人是“上大”人。
“上大”的革命史上，“鄧中夏”的名字一定是排在最前列的。
他的領袖品質和共產黨人堅持信仰和真理的骨氣，影響和浸潤了他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
離開“上大”的鄧中夏，在廣州領導和指揮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1927年與國民黨反革命勢力進行了血腥的鬥爭，先後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和江蘇省委書記，之後又重新回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等職務。這時的上海，已經成為蔣介石國民黨反動勢力橫行霸道、到處鎮壓革命和屠殺共產黨人的地獄。而此時的鄧中夏，由於受篡奪黨內大權的王明打擊報複，所有黨內的職務全被撤銷。1931年，當鄧中夏輾轉再度回到上海時，連基本的生活都成問題，隻能到碼頭上當搬運工，即便如此，鄧中夏對黨沒有一句怨言。
1933年5月15日晚上，鄧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底駿德裏37 號的全國赤色互濟總會辦事，不料被一群正在抓另一位共產黨人的法租界巡捕一起抓捕。押到巡捕房後，開始鄧中夏的身份並沒有暴露，於是任憑劊子手如何使用毒刑，鄧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施義”，隻是去訪友的。然而因為鄧中夏在“上大”和“五四運動”、“二七”大罷工等等活動中拋頭露麵太多，加之叛徒作證相認，9月5日，他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龍華看守所，關進一號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暴露的鄧中夏，從此在與敵人進行麵對麵的鬥爭時，始終保持著共產黨人的威正與骨氣。
“不錯，我就是鄧中夏，中共中央委員，曾任紅二軍團政委……你們還要問什麽？這些夠槍斃的條件了嗎？還需要問什麽！”鄧中夏把敵人的刑問變成了革命者對付反革命者的反問。
蔣介石得知中共高級領導人鄧中夏被抓獲，十分興奮，命令將其押至南京。於是9月6日深夜，鄧中夏被秘書通過火車押送到南京。敵人害怕出意外，派了十幾名武裝憲兵把守在關押鄧中夏的那節車廂，另專門在鄧中夏的手銬另一頭銬上滬東區的一位年輕共產黨員作“陪綁”——整節火車車廂封得嚴嚴實實，不透一絲縫隙，如臨大敵。即使此時此景，當押解的憲兵打起瞌睡、隆隆的列車輪聲震**原野時，坦然而沒有睡意的鄧中夏仍在親切地向銬在同一副手銬上的青年黨員說著革命道理——
“對有些人來說，死非常可怕。但對一個革命者來說，在參加革命的時候，就應該考慮到，為什麽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時。”
“革命總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要準備隨時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一切。”
“我這個人，目標大，敵人決不會放過，為黨犧牲是光榮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犧牲一個鄧中夏，會有千百個鄧中夏站起來。記住，革命終歸是要勝利的……你還年輕，要學得堅強些。將來，你出去後，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負黨對你的培養。”
“被綁”的年輕黨員叫馬乃鬆，他意識到鄧中夏是在抓緊分秒時間，有意識地教育自己。馬乃鬆被鄧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動，從而也更加堅定了同敵人鬥爭到底的信心。
到南京後，鄧中夏被關進南京憲兵司令部拘留所。這個憲兵司令部拘留所位於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都關在甲所。此所監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風，僅有門口一個小洞，供看守監視“犯人”所用。鄧中夏被關進甲所第11號監房，他進去的時候，裏麵已經有十幾位政治犯。一個“犯人”見新來的難友胸前掛著一個小牌，上寫“施義即鄧中夏”，大吃一驚：“你真是鄧中夏？”
“是。在下就是鄧中夏。”鄧中夏笑笑。
“哎呀！你在洪湖蘇區領導革命時，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這位“犯人”叫鄭紹文，也是共產黨員。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問：“他們已經知道你的身份啦？”
鄧中夏點頭示意。
“太可惜了！”鄭紹文長歎一聲。
鄧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沒什麽，革命者隨時準備有一天要進這個地方的。”
“來來來，大家認識一下我們的鄧中夏同誌！”鄭紹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犯人”。
“啊，你真是鄧中夏？”囚室內頓時一片**。因為這裏多數是共產黨員，“鄧中夏”這個名字他們是熟悉的。多數人不相信他們能夠在這種地方見到黨的一位重要人物，於是擁過來左看右看，很是好奇。
“是，我就是鄧中夏。”鄧中夏與囚友們一一握手相識。
“真沒想到能在這兒見到您啊！”有人激動萬分地握著鄧中夏的手不放。
鄧中夏笑了，說：“在監獄見麵，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光榮。”他這話讓所有人感到一陣溫暖。
“喂喂，大家聽著。”這時，鄭紹文說，“鄧中夏同誌是我們黨的重要領導人，又曆任幾個省的省委書記，還是紅二軍的政治委員，是對革命立過大功的人，是我們的革命老大哥，大家同意不同意請他睡上鋪？”
在監獄裏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新進來的人一般都要先在門口的尿桶邊睡，等有新人來了或牢房裏有人走了，再順著次序往裏挪移。
“應該應該！”“來來，睡我這兒！”“我已經騰出來了！”鄭紹文的話音未落，囚友們搶著要給鄧中夏讓鋪。這讓鄧中夏一陣感動。
當晚，鄭紹文端著一碗白米飯和一盤炒菜，送到鄧中夏麵前，讓他吃。鄧中夏很是驚訝，問：“這是怎麽回事？”
鄭紹文解釋：“這叫包飯，是同誌們湊錢叫外邊飯鋪送來的。”
“你們……”鄧中夏一聽，嗓門都哽咽了。他抬起噙滿淚水的雙眼深情地看了難友一眼後，擦了擦眼眶，斬釘截鐵道：“隻這一次，下不為例！”說完，硬拉著一位瘦弱的囚友，“咱們一塊吃這飯菜吧。”
鄧中夏被關在國民黨南京憲兵司令部拘留所時，正好革命家陶鑄也被關在此處，且是獄中秘密黨支部書記。一天，放風的時候，陶鑄問鄭紹文：“‘老大哥’的表現怎麽樣？”
“很好呀！何事？”鄭紹文問。
“你回去，就說支部的同誌都很關心他，問他有什麽打算？”陶鑄說。
鄭紹文回監房後，向鄧中夏轉達陶鑄的話。鄧中夏一聽，便頗為激動地從鋪上跳下來，鄭重其事道：“這個問題提得好！一個革命領導者到了這個時候，同誌們應該關心他的政治態度。請告訴同誌們，我鄧中夏化成灰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從此，鄧中夏在監獄內更獲得了難友們的信任和尊敬。“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許多革命者銘記於心。甚至連審訊他的那些國民黨敵人也對他暗暗敬佩，因為任何刑具在鄧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後敵人就找來一個又一個出賣黨的叛徒來“感化”和誘導，但所有計謀在鄧中夏麵前絲毫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