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一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又“請”了幾位“政府要人”來勸說鄧中夏，並以高官厚祿來誘引他。鄧中夏聽後一聲冷笑，隨後嚴正道：“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獻給革命事業。你們那種隻會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幹的嗎？快把你們那一套收起來，不許侮辱我！”
“鄧先生，我們知道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可現在的中共高層都是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無名小輩，他們處處打壓像你這樣的共產黨元老，我們都為你抱不平啊！中共現在已經不是政黨了，成為打家劫舍的盜匪，愈來愈錯，日暮途窮。你這樣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為他們作犧牲呢！”“說客”中有人使出這般毒招，企圖在鄧中夏的“傷疤”上撒鹽。
鄧中夏勃然大怒，嚴肅而又清楚地告訴幾位蔣介石派來的“要員”：“我要問問你們：一個害楊梅大瘡到第三期已無可救藥的人，是否有權利去譏笑那些偶感傷風咳嗽的人？我們共產黨從不掩蓋自己的缺點與錯誤。我們很有自信力。我們自己敢於揭發一切缺點與錯誤，也能克服一切缺點與錯誤。我們懂得，錯誤較諸於我們的正確主張，總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們，背叛革命，屠殺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饒恕的罪惡……還有臉來說別人的缺點和錯誤，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無計可施的敵人知道在鄧中夏這樣的共產黨員身上，找不到一根軟骨頭。更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深背黨內冤屈的鄧中夏，就是在監獄之中，仍然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領導者的責任。
入獄那時，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影響，各地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另一方麵由於黨內出了大叛徒顧順章，許多共產黨人接連遭到敵人的殘酷殺害，這也使得獄中的一些黨員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同在獄中的鄧中夏，感觸猶深，他便在獄中開起“黨課”，用李大釗、劉華等革命先烈的氣節，鼓勵難友們堅持鬥爭。
他這樣說：“共產黨人被捕後要有骨氣，要堅強，在任何情況下，不能失去氣節。”
“一個人為了個人升官發財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雖活猶死。一個人能為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雖死猶生。人隻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
“我是曉得此人的。你們想軟化這樣的共黨，那是做夢！”正在江西“剿匪”前線的蔣介石聽完手下的匯報後，如此說。因為他與鄧中夏早年共過事，深知其品性，於是立即向南京的“首都憲兵司令部司令”穀正倫發去一份密電：“即行槍決共匪鄧中夏。”
1933年9月19日，鄧中夏被轉押至監獄的“優待號”牢房。鄧中夏知道自己犧牲的日子就要到了。他通過牢房內的地下黨組織寫信道：“同誌們，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鬥吧！最後勝利，終於是屬於我們的！”
9月21日淩晨，天未破曉，牢房號子外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隨後隻聽獄警大聲喊道：“十一號，鄧中夏！”
就義的時刻到了。鄧中夏從容地穿好衣服，大義凜然地走出牢房，開始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革命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他那雄壯和悲愴的口號，一下震醒了整個監獄。難友們紛紛撲向鐵窗，噙著熱淚，向他告別。
“死到臨頭，脖子還那麽硬啊！”幾個凶殘的獄警用力卡住鄧中夏的後脖，企圖讓他低頭和不能出聲。鄧中夏頑強掙紮，再度高昂起頭顱，繼續高呼著口號，直到囚車漸漸遠去……
雨花台下，一排罪惡的子彈射在鄧中夏頭部和身軀上，烈士的鮮血頓時如注般地噴射在青山坡上。
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鄧中夏就這樣犧牲了，年僅39歲。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
“上大”的校園內，再次響徹了嘹亮而悲壯的《國際歌》……這是教務長兼社會係主任的瞿秋白在給同學們上“政治課”。
瞿秋白的俄語水平之高，在當時的大學教師中幾乎無人能出其右。這是因為他在18歲時就隻身到北京考取了北洋政府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這個俄文專修館的好處是不要學費，所以對家境破落的瞿秋白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學習期間，瞿秋白了解和得知了俄國十月革命，又因為經常到北大文學院旁聽課程，所以瞿秋白很早就認識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尤其是參加“五四運動”的學潮之後，瞿秋白便參加了李大釗組建的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1年，他懷著對俄國革命的深厚興趣，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之聘，作為報社特約記者身份前往蘇俄。此次蘇俄之行，改變了瞿秋白的人生觀，也讓他從此成為了一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之後的兩年裏，瞿秋白不僅深入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廠礦、農村、軍隊、學校和百姓家庭考察采訪，而且多次見到了革命導師列寧，甚至與列寧麵對麵地交流。列寧還向這位年輕的中國青年介紹布爾什維克史和“十月革命”過程，並向瞿秋白推薦了幾本關於東方問題的材料。偉大導師的麵授與教誨，讓瞿秋白獲得了一般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不易獲得的寶貴革命經驗。又由於後來留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擔任翻譯與中國班教學工作，瞿秋白對馬列經典著名原作有更直接的學習機會，甚至閱讀了大量他異常喜愛的俄羅斯文學名著。
“偉大的蘇聯社會主義，如東方旭日，噴薄而出，照亮世界，也照亮了所有被壓迫民族。而我——還有千百個去過蘇聯的同誌都會深深地感受到，我們從此不再是舊時代的孝子順孫，而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是積極的革命奮鬥者！整個舊世界，將要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取代！”“上大”課堂上，瞿秋白時而用俄文教同學們高唱《國際歌》，時而用他那特有的細軟中帶著鏗鏘的常州普通話朗讀馬列主義經典語錄。他以自己在俄國考察的所見所聞，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充滿向往之心的“上大”學生講述蘇聯社會主義製度和人民自由生活的一幅幅美好景象，令學生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目前，我們的革命已經到了緊要的轉折關頭！”又是瞿秋白關於中國革命的政治課，像以往一樣，大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讓同學們吃驚的是，他們的瞿老師上來就劈頭蓋腦、慷慨激昂地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有其他任何開場白。
大課堂頓時鴉雀無聲，教室內隻有瞿秋白鏗鏘有力的話語：“是的，是到了緊要的轉折關頭了！國民黨右派分子最近在北京的西山開會，公開樹起反對共產黨的反革命旗幟。在廣州，以戴季陶為首的一些人也遙相呼應，叫嚷什麽要建立所謂的‘純正的三民主義’，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徹底地破壞國共合作，向中國革命進行猖狂的攻擊！”
台下，“上大”學生們睜大一雙雙眼睛。台上，隻見瞿秋白把掛在脖子上的羊毛圍巾取下，然後揮動右臂，道：“這些都是陰謀，是陰謀的暴露！”
“我們一定要揭穿這些陰謀！而這陰謀的領頭人就是——”瞿秋白說到此處，回頭在黑板上大大地寫出三個字：戴季陶！
“此人！此人高談‘中庸’、‘調和’與所謂的‘統一’，其最終的目的是想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統一戰線拉到他們國民黨右派反動勢力那裏去。這樣的結果是：中國革命斷無勝利可言！”瞿秋白說到這裏，大聲疾呼道，“革命者需要迅速清醒！立即行動！”
這就是瞿秋白，一個“上大”的革命者教授。他的鋒芒和個人魅力的光芒，對許多進步學生產生終身的影響。
著名作家丁玲當時也是從“平民學校”轉入“上大”的學生。她和“女閨蜜”王劍虹（王後來成了瞿秋白第一任妻子，半年後不幸因病去世）一起從老家湖南來到黃浦江畔，開始了影響她們一生革命與愛情的“上大”生涯。丁玲在幾十年後專門寫了篇《我所認識的瞿秋白》的回憶文章，這樣記述她最初認識的瞿秋白和瞿秋白在“上大”對她的影響——
那天，“他們帶了一個新朋友來，這個朋友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見麵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地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地飄過來，我和劍虹都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這個人就是瞿秋白同誌，就是後來領導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取代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後來又犯過盲動主義錯誤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許多文藝工作、在文藝戰線有過卓越貢獻、同魯迅建立過深厚友誼的瞿秋白，就是那個在國民黨牢獄中從容就義的瞿秋白……”
丁玲回憶說：“瞿秋白講蘇聯故事給我們聽，這非常對我們的胃口。過去在平民女校時，也請另一位從蘇聯回來的同誌講過蘇聯情況。兩個講師大不一樣，一個像瞎子摸象，一個像熟練的廚師剝筍。當他知道我們讀過一些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的書的時候，他的話就更多了。我們就像小時候聽大人講故事似的都聽迷了。他對我們這一年來的東流西**的生活，對我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都抱著極大的興趣聽著、讚賞著。他鼓勵我們隨他們去上海，到上海大學文學係聽課。”
丁玲到了“上大”後，比較了許多“大師”級老師，最後得出結論：
“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幾乎每天下課後都來我們這裏。於是，我們的小亭子間熱鬧了。他談話的麵很寬，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複興，也講唐宋元明。他不但講死人，而且也講活人。他不是對小孩講故事，對學生講書，而是把我們當做同遊者，一同遊曆上下古今、東南西北。我常懷疑他為什麽不在文學係教書而在社會科學係教書，他在那裏講哲學。哲學是什麽呢？是很深奧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學！但他不同我們講哲學，隻講文學，講社會生活，講社會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後來，他為了幫助我們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語言的美麗，他教我們讀俄文的普希金的詩。他的教法很特別，稍學字母拚音後，就直接讀原文的詩，在詩句中講文法，講變格，講俄文用語的特點，講普希金用詞的美麗。為了讀一首詩，我們得讀二百多個生字，得記熟許多文法。但這二百多個生字、文法，由於詩，就好像完全吃進去了。當我們讀了三四首詩後，我們自己簡直以為已經掌握俄文了。”
從印象深刻，到影響人生，丁玲在“上大”時從職業革命家和文藝家瞿秋白身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與方向——
“因為是寒假，秋白出門較少；開學以後，也常眷戀著家。他每天穿著一件舒適的、黑綢的舊絲棉袍，據說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遺物。他每天寫詩，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給劍虹的情詩。也寫過一首給我，說我是安琪兒，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謝我對他們戀愛的幫助。劍虹也天天寫詩，一本又一本。他們還一起讀詩，中國曆代的各家詩詞，都愛不釋手。他們每天講的就是李白、杜甫、韓愈、蘇軾、李商隱、李後主、陸遊、王漁洋、鄭板橋……秋白還會刻圖章，他把他最喜愛的詩句，刻在各種各樣的精致的小石塊上。劍虹原來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就較好，但如此的愛好，卻是因了秋白的培養與熏陶。
劍虹比我大兩歲，書比我念得多。我從認識她以後，在思想興趣方麵受過她很大的影響，那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對人生的狂想，對世俗的鄙視。盡管我們表麵有些傲氣，但我們是喜群的，甚至有時也能遷就的。現在，我不能不隨著他們吹吹簫、唱幾句昆曲(這都是秋白教的)，但心田卻不能不離開他們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我向往著廣闊的世界，我懷念起另外的舊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計劃，而這些計劃卻隻秘藏在心頭。我眼望著逝去的時日而深感惆悵。
秋白在學校的工作不少，後來又加上翻譯工作，他給鮑羅廷當翻譯可能就是從這時開始的。我見他安排得很好。他西裝筆挺，一身整潔，精神抖擻，進出來往。他從不把客人引上樓來，也從不同我們(至少是我吧)談他的工作，談他的朋友，談他的同誌。他這時顯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來仍然興致很好，同劍虹談詩、寫詩。有時為了趕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麵前，泡一杯茶，點上支煙，劍虹陪著他。他一夜能翻譯一萬字，我看過他寫的稿紙，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氣氣的字，幾乎連一個字都沒有改動。
我不知道他怎樣支配時間的，好像他還很有閑空。他們兩人好多次到我那小小的過街樓上來座談。因為隻有我這間屋裏有一個燒煤油的烤火爐，比較暖和一些。這個爐子是雲白買給秋白和劍虹的，他們一定要放在我屋子裏。爐蓋上有一圈小孔，火光從這些小孔裏射出來，像一朵花的光圈，閃映在天花板上。他們來的時候，我們總是把電燈關了，隻留下這些閃爍的微明的晃動的花的光圈，屋子裏氣氛也美極了。他的談鋒很健，常常幽默地談些當時文壇的軼事。他好像同沈雁冰、鄭振鐸都熟識。他喜歡徐誌摩的詩。對創造社的天才家們他似乎隻對鬱達夫還感到一點點興趣。我那時對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爭論，是沒有發言權的。我隻是一個小學生，非常有趣地聽著。這是我對於文學上的什麽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以及為人生、為藝術等等所上的第一課。那時秋白同誌的議論廣泛，我還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見的要點，隻覺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種意見之上的。
有一次，我問他我將來究竟學什麽好，幹什麽好，現在應該怎麽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麽，按你喜歡的去學，去幹，飛吧，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你是一個需要展翅高飛的鳥兒，嘿，就是這樣……’他的話當時給我無窮的信心，給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話，決定了自己的主張……”
丁玲後來成為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作家，新中國成立前後創作了一大批優秀的革命文學作品，奠定了她在當代文學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而早在延安時，毛澤東就這樣評價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像丁玲這樣受瞿秋白影響而堅定走上終身革命道路者不乏其人。
“今歲花開盛，裁宜白玉盆。隻緣秋色淡，無處覓霜痕。”這是瞿秋白在中學時寫的詩。這位七歲就能做詩的革命“文青”，骨子裏透著一身清傲之風。而在參加革命後，即在性格裏漸漸浸入寬容待同誌的謙和之氣。
羊牧之，是瞿秋白從家鄉帶出來走上革命道路的老革命者，也是“上大”的學生之一。他這樣回憶當時身為中共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及後來出任臨時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職的瞿秋白的工作狀態和他的謙遜與自知之明：工作異常繁忙的他，“非但沒有一點架子，而且總是謙遜地感到自己缺少基層工作經驗，名不副實。他多次說：搞農運我不如彭湃、毛澤東；搞工運我不如蘇兆征、鄧中夏；論軍事我不如賀龍、吹鼓手。有一次我笑著說：你宣傳馬列主義還是可以的。殊不知他聽了把頭直搖，說：這方麵我比陳獨秀、李大釗差遠了。”
革命的誌氣和品質，其實是從理想和信仰中浸透出的一種精神和人格力量。作為“上大”教授的瞿秋白，他在中國革命和革命過程中的曲曲折折與錯綜複雜，那份堅定與自信，那份明確與果斷，給學生們留下深刻印象，這對一些普通工人和小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啟蒙教育極其可貴和重要，同時也折射著瞿秋白作為革命領袖表裏如一的偉大人格光芒。
有些黨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上大”停辦之後，正值最嚴酷的大革命時期，革命處在最低潮，共產黨人在反動派強大勢力的**威下血流成河。而瞿秋白正是此時站到了黨的最高領導的位置上。後來由於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瞿秋白的政治地位一下從巔峰墜入最低穀，在蘇區僅為一張報紙的小主編。主力紅軍撤離蘇區，開始長征時，他又被留在了四麵虎狼的當地。那時瞿秋白已經身體患病非常嚴重，連走路也常氣喘籲籲。當時中央留守在江西的領導人陳毅和項英決定送瞿秋白和同樣年老體弱的何叔衡等到上海養病。然而，就在路上，護送他們的小分隊遭到了地方保安武裝團的追襲，中途何叔衡墜崖身亡，瞿秋白慘遭敵人逮捕。
革命困難歲月，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兩位“一大”代表落得如此命運，令人痛楚。然而革命就是如此，許多先烈用生命的代價才有可能換取今天我們如此富強的人民共和國及十四億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偉大民族的美好未來。
入獄後的瞿秋白，被叛徒出賣身份後，蔣介石興奮得手舞足蹈，因為他與瞿秋白算是“老相識”，二是瞿秋白曾經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這一階段卻在自己的黨內淪為一個不受人待見的普通人，所以正在“剿共”前線無功可言的蔣介石認為能夠讓瞿秋白這樣的中共重要人物“反水”，對提升蔣某人“威望”和詆毀中國共產黨將是何等的“巨大戰果”！於是“勸降”的要員一個接一個地來到瞿秋白落難的福建長汀遊說，前後達九班人馬。然而這些人隻得到了瞿秋白的這樣一個回答：“我愛自己的曆史，甚於鳥愛它的翅膀。你們不要枉費心計了，也勿撕破我的曆史！”
最後，說客們甚至搬出了顧順章（中共級別最高和最危險的叛徒）如何受到國民黨“優惠待遇”來**瞿秋白，“切不當不識時務者”。
瞿秋白對此冷笑：“我是瞿秋白，不是顧順章！我寧願做一個不識時務的人，也絕不會做一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
不日，正在南昌指揮“剿匪”的蔣介石收到軍統呈上的報告，說瞿秋白“思想頑固，意誌堅決，無法挽回”。
“娘稀匹！敬酒不吃吃罰酒！”氣歪了臉的蔣介石狠狠地罵了一句，隨即簽發了一份槍決瞿秋白的密令：就地槍決！
蔣介石的“密令”一到，劊子手們開始忙碌起來。1934年6月18日上午，瞿秋白在長汀中山公園用完臨刑餐，挺胸昂首，而且手裏夾著香煙，邊抽邊往刑場走去。一路上，時而用中文時而用俄文高唱《國際歌》……
“瞿先生，你就真的不怕死？”押解他的劊子手們感到不可思議，這樣輕聲地問行將接受極刑的瞿秋白。
瞿秋白依然輕聲笑言：“真正的共產黨人在參加革命的那天，就已經準備好了這一天的到來。死何足掛齒！因為我們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在中國和世界上實現的那一天！”
“不可救藥！”劊子手們聽後直搖頭。
行至長汀西門外羅漢嶺前的一塊草坪中間，瞿秋白停了下來，然後盤足席地而坐，向著劊子手們微笑道：“此地很好！來吧——”
劊子手們相互愣了一下，而後一起舉起了槍……
“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隨著一排罪惡的槍聲，“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的瞿秋白同誌倒在了血泊之中……享年37歲。
一位卓越和傑出的革命領袖，能夠成為自己的導師和教授，這對年青的革命者來說，還有比這更慶幸的嗎？
瞿秋白式的老師，給“上大”青年學生的革命啟蒙和誌氣釀成，無疑是巨大和不可替代的。
我們在前麵提到的那位在南京路上勇敢地擋在帝國主義強盜槍口前的何秉彝，便是這樣一位“上大”學生。
出身在地主家庭的何秉彝，最初隻是一個有些個性的叛逆小青年而已。仗著富裕的家庭支撐和從小聰慧的天賦，他考上了大學。因為接觸到了革命家李一氓，所以他開始趨向於進步思潮。後來聽說“上大”的社會係很“新潮”，於是何秉彝扔了理工科，考到了瞿秋白任主任的“上大”社會係。
“瘋了你！聽說那隻是個‘弄堂大學’，怎麽可以混到下三爛那裏去呢？”何父聽說後，氣得一封又一封信催促何秉彝“改前歸正”。
僅僅聽了瞿秋白幾堂課的何秉彝，這時給父親回了一封長長的信，向老人家介紹了“上大”和自己為什麽要去讀這個大學的“社會係”。他說：“男何以要研究社會學？因為：男現在是二十世紀的新青年，不是十九世紀的陳腐的以文章為生、以科舉為目的的老學究，生在這離奇的二十世紀的社會裏，便要為二十世紀的社會謀改造，便要為二十世紀的人民謀幸福，即要研究人類社會之生活的真理，及其種種現象，以鑒定其可否，這就是男要研究社會學的主因，亦是男個性的從好，誌趣的決定。”何秉彝表示，如果要叫他為了做官去讀書，他毫無興趣，且不屑一顧。他尤其告訴家人自己上了瞿秋白先生的課的體會：“上海大學在上海雖是私立，但男相信它是頂好的學校，信服它的社會學是十分完善的。它的製度、它的組織和它的精神，皆是男所崇拜而尊仰的。”他**昂揚地說：“男如是行去，覺得未來之神在預告男了，好象似說：‘你將上光明之路了，你將得到很相適的安慰了；你的前途是無量的；你的生命之流矢，將從此先射；你的生命之花，將從此開放。’”
讓自己的生命，盛開出革命的理想之花，這是何秉彝在“上大”懂得了革命的人生道理之後悟出的結論，而他後來在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也如願以償地實現了自己的這一理想，讓一個年輕的生命之花的盛開永遠定格在上海南京路的那個偉大的“五卅”反帝運動的曆史上……
不僅如此，何秉彝生前還以他在“上大”和上海所沐浴的革命風浪對自己理想和信仰的洗禮經曆，教育和引導自己的弟弟同他一起走上革命道路。後來，他的弟弟何秉均以21歲的青春風華換得像哥哥一樣鮮豔的生命之花，於1928 年也壯烈犧牲在上海。
嗬，這是何等令人眩目的生命之花呀！它像冬日裏飄揚在大上海上空不多見的那些雪花一樣，灑灑洋洋地在我們望得見的半空瀟灑地飛揚，朝著它認定的方向，向世間散發著它的魅力與光芒，雖然在整個革命曆史的瀚海裏它顯得十分渺小，然而它認定自己的價值，以及這種價值的光芒——這就是“上大”學生從革命領袖和導師身上學到和傳承下來的精神與信仰。
在“上大”的烈士譜上有一位叫李碩勳的青年俊傑。他也是位四川籍青年，1923年底考入上海大學並在學校入了黨。李碩勳是社會係的學生，所以特別愛聽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史，在瞿秋白的課堂上他感受著社會主義偉大革命的洶湧澎湃和馬列主義的思想光芒。1924年，這位優秀的學生成為全國學聯執委會主任。當看到自己的同學黃仁被右派反動分子打死在街頭的那一幕後，他發誓要用革命的鬥爭對付反革命的暴行。“五卅運動”之後，為了適應城市武裝鬥爭的需要，全國學聯接受了黨的一項秘密任務：建立軍事委會員，培訓青年軍事骨幹。於是李碩勳成為了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開始了他的地下軍事武裝鬥爭的革命生涯，為之後上海的武裝起義作出了卓越貢獻。在結束多年擔任全國學聯主席和兼任的地下黨上海南市部委書記之後，李碩勳又參加了“南昌起義”。當再回到上海時，他出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和江南省軍委書記，與李維漢、陳雲、劉曉等一起在蘇南地區成功組建了紅十四軍、紅十五軍，配合上海的第三次武裝起義和江南一帶的革命武裝鬥爭。1931年8月，李碩勳奉中央之命赴海南領導那裏的武裝鬥爭。可剛到海口，即被叛徒出賣關入牢獄。獄中，國民黨反動派知道李碩勳是中央“大人物”，用毒刑逼他投降就範。然而李碩勳寧死不屈，被敵人打斷腳骨。9月15日，敵人用竹篾抬著已經不能走路的李碩勳在海口東校場刑場執行槍決。這位年僅28歲的中共黨員、優秀的軍事家犧牲前不能用斷掉的雙腳站立，卻振臂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李碩勳烈士臨死前給妻子趙君陶留下這樣一封遺書：
陶：餘在瓊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餘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後方，日死若幹人，餘亦其中之一耳。死後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後屍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