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維特亨、哈林頓、克魯茲案的關聯

——洪知道哈林頓案和維特亨案的檔案匹配一致，但她的視線掃過這張表格時，另一個檔案讓她僵在原地。她反複看了幾遍那個序列，將之與哈林頓案、維特亨案作對比以確認那不是她的幻覺。檔案匹配一致。

盡管人們可能不太能接受這種想法，但羅傑·哈林頓始終堅信一件事。在他兒子和兒媳遇害八年後，也就是1988年10月的時候，他在《奧蘭治海岸》（Orange Coast）雜誌的一篇報道中提到，凶手的殺人動機肯定與帕蒂有關，與基思無關。他們當時才結婚幾個月，帕蒂看上去完美無瑕，但關於她的過去，他們真的了解多少？一個細節讓哈林頓認定這對夫妻認識凶手：那就是床單。凶手特意花時間用床單裹住了他倆的頭。

“不論凶手是誰，他們都認識，而且凶手為他所做的事感到懊悔。”羅傑告訴雜誌記者。

以前，成了未解之謎的案件都會因為意料之外的電話而得到解決——老式撥盤電話刺耳的響鈴背後，總有凶手臨終前的懺悔或線人有據可循的情報。但從沒有一通電話，是關於基思·哈林頓、帕蒂·哈林頓或者瑪努埃拉·維特亨的。調查就此停擺，與這三起案件相關的三個玻璃試管被放入馬尼拉紙信封，一放就是15年。

幾乎沒人能比羅傑·哈林頓更期待看到事件發生轉機。他不知道殺害他兒子的凶手長什麽樣，但這張虛無的臉在他腦海裏占據了大量空間。《奧蘭治海岸》雜誌關於他搜查殺害基思和帕蒂凶手的文章，以一句生硬、直白的話做結尾：

“那就是我還活著的理由：找到凶手前我不想死。”

1996年10月、11月，警方開封並檢測了那三個將謎團引向真相的試管。12月，結果出來了，奧蘭治縣警局的調查員準備好給家屬打電話。但羅傑·哈林頓再也不會知道這個消息了。他死於一年半前——1995年3月8日。

如果羅傑還活著，他就會了解到更多凶手的過去。他會發現自己錯了，凶手用床單裹住他兒子和兒媳的頭，不是因為悔恨，而是因為在上一起案件中，凶手重擊被害人致死時現場十分肮髒，他不希望基思和帕蒂的血也弄髒他。

1962年一個周日的清晨，一名英國報童在路邊發現一隻死貓。這個12歲的小朋友把貓裝進書包，帶回了家。事情發生在盧頓（Luton），這是距離倫敦北部30英裏的一座小鎮。距離午飯還有些時間，男孩把貓放在餐廳的桌子上，開始用自製的工具箱進行解剖，工具中包括一把從壓平的大頭針改造而來的手術刀。惡臭傳遍整幢房子，引起男孩家人的不滿。要是解剖時這隻貓還活著，那這可能就成了特德·邦迪[53]的生活片段了。但命中注定，故事中的男孩是一名小小科學家，日後將成為連續殺人犯最強勁的對手，發明出致他們於死地的殺手鐧。男孩的名字是亞曆克·傑弗裏斯（Alec Jeffreys）。1984年9月，傑弗裏斯發明了基因（DNA）指紋分析法，並因此為法庭科學和刑事司法帶來了永久的改變。

第一代DNA技術與現在DNA技術的區別，就像康懋達64電腦[54]與智能手機之間的區別。20世紀90年代初期，奧蘭治取證實驗室開始采用DNA檢測技術，當時一名犯罪學家需要四周時間才能完成一次檢測。用於檢測的生物樣本量需要夠大，且保存完好，比如血跡就至少要有一枚25美分的硬幣那麽大才能用來檢測。如今，用一點皮膚細胞，就能在幾小時內檢測出此人的DNA指紋。

1994年，美國通過了《DNA鑒定法案》（DNAIdentification Act），此法案賦予聯邦調查局擁有國家數據庫的權力，聯合DNA索引係統（簡稱“CODIS”）由此誕生。要理解CODIS如今如何運作，最好的辦法是把法庭科學想象成一個巨大的金字塔，而CODIS就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塔底是全國幾百家地方取證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從案發現場采集未知DNA樣本，與此前采集的特定嫌疑人樣本一起，輸入州數據庫。其中，加利福尼亞州在每周二自動上傳輸入的樣本。各州還負責從監獄和法院采集DNA樣本。州數據庫中所有采集來的樣本經過驗證流程和州內比較後，才會通過國家通道上傳至CODIS。

如今的數據庫快速、高效、全麵，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數據庫首次得到搭建，還沒有這些優勢。那時的取證實驗室依靠RFLP（即限製性片段長度多態性的簡稱）分析法來進行DNA鑒定，這種耗時費力的方法最終像傳呼機一樣遭到了淘汰。但奧蘭治縣實驗室總能走在前列。1995年12月20日，《奧蘭治縣紀事報》（Orange County Register）發表了題為“地方檢察官的目標：過去未捉拿歸案的凶殺案犯”。文章提到，當地檢察官與警探、犯罪學家合作，首次將以往懸案的DNA證據提交給了位於伯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亞州司法部新實驗室，這裏存有4000份已知暴力犯的DNA檔案，其中許多都是性侵犯。那時的加利福尼亞州DNA數據庫剛剛建立，奧蘭治縣則助其壯大。

6個月後的1996年6月，奧蘭治縣首次“命中”，也就是說其在案發現場采集的DNA證據與數據庫中已知重罪犯的DNA匹配成功。首次匹配成功的也是十分不尋常的案件，這次匹配將名為傑拉爾德·帕克（Gerald Parker）的囚犯確定為曾對五名女性被害人作案的連續殺人犯。帕克選擇的第六名被害人當時懷孕，逃過一劫，但她足月的胎兒沒能活下來。第六名被害人傷勢嚴重，致其重度失憶，她的丈夫被誤判為了當時的犯人，已在牢裏待了16年之久。DNA匹配成功後，警方立即宣布第六名被害人的丈夫無罪釋放，而囚犯帕克本來再在牢裏蹲一個月就能出獄了。

奧蘭治縣警局和取證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震驚了。他們第一次將DNA提交給剛剛建立的州數據庫，就解決了六起謀殺案！原先陰暗的涉案物品保管室似乎都明朗了起來，好似有光線打在沉悶單調的硬紙盒上。幾十年來，過去的證據存放在那裏，無人問津，無處可用。每個證據盒都是一枚時間膠囊，有的存有帶流蘇邊飾的錢包，有的放著繡花女式上衣……這些都是因暴力致死的那些生命曾經擁有的物品。絕望染上了涉案物品保管室中那些懸案的遺留物，那是不曾有人處理的待辦清單。

但現在，每個人都沉浸在可能性中。那是一種令人陶醉的感覺，你可能從1978年一張印花拚縫床罩的汙點中揪出一個男人，並就此扭轉大局。如果你是行凶後便人間蒸發的殺人犯，那你留下的不隻是傷痛，還有極端的空虛——勝過一切的空虛。身份不明的嫌犯總能轉動那些從未開啟之門的門把，但我們一察覺到他，他的能力就瞬間消失了。我們會了解他無聊的秘密，看到他戴著手銬、汗流浹背地被領進明亮的法庭，一位法官坐在距離他幾英尺遠的高處，不苟言笑地朝下看，敲響小錘，最後一個字、一個字地念出他的本名。

名字。警局需要名字。涉案物品保管室裏那些遭到遺棄的盒子都塞滿了物品，其中試管裏的拭子、內衣、廉價白紙、每英寸布料和每毫米棉絮都蘊含著希望。就算不能立即逮捕犯人，也還有其他可能性。從證據中采集的DNA檔案可能不會與已知重罪犯相匹配，但從不同案件中采集的檔案可能相互匹配，並以此揭露出一名連續殺人犯。了解到有連續殺人犯，警方就會更加關注相關調查、更加積極地進行調查，因為他們不得不趕快動手。

取證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處理了大量的案件。從1972年到1994年，奧蘭治縣調查了2479件殺人案，解決1591件，遺留近900件未結之案。重新調查懸案，要遵循一定策略。警方會優先調查存在性侵的殺人案，因為這些凶手很可能重複犯案，並且留下可用於DNA分型的生物材料。

15年前，吉姆·懷特曾對哈林頓案和維特亨案有一些猜測，15年過去了，他仍無法釋懷。某天，他把瑪麗·洪叫到一邊——洪是一名負責調查懸案的犯罪學家。

“哈林頓、維特亨。”懷特對洪說。

這些名字對洪而言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凶殺案發生的時候，她還不在實驗室工作。懷特的意思是希望她優先調查這兩起案件。“我一直認為是一個人幹的。”懷特告訴她。

說起DNA分型，或許用非專業術語做一個簡單的解釋會有助於理解。DNA又稱脫氧核糖核酸，是能明確確定每個人類身份的分子序列，人身體裏除紅細胞外的每個細胞都有一個含有DNA的細胞核。法庭科學家在建立基因檔案時，首先從精液、血液、毛發等生物樣本中提取可用的DNA，然後將DNA分離、放大、進行分析。DNA中有四個重複出現的堿基，就是這些堿基精確的排列方式決定了我們與他人的不同。除非兩人是同卵雙胞胎，否則任意兩名個體擁有相同DNA的可能性約為十億分之一。如果把DNA看作人類的條形碼，那麽遺傳標記就是條形碼上的數字。在早期的DNA分型中，科學家隻能提取並分析幾個遺傳標記。如今，科學家共發現了13個標準CODIS標記。

1996年底，DNA分型技術正在發生令人激動的變革。就在那時，瑪麗·洪從涉案物品保管室取出了哈林頓強奸案和維特亨強奸案的相關物品，準備進行比對。那時候州數據庫還在采用傳統的RFLP分析法，但這種方法必須有足量的DNA才能展開分析，而且這些DNA還不能因任何原因劣化，因此RFLP對調查懸案來說並不理想。而奧蘭治縣取證實驗室當時剛剛引入名為PCRSTR（即短串聯重複序列聚合酶鏈反應分析法）的新技術，這種方法比RFLP速度快得多，是如今法醫測試的支柱。如果說用RFLP是在用手抄寫數字，那麽用PCRSTR就是在用高速打印機打印數字。PCRSTR對解決過去的懸案尤為有用，因為這些案件留下的DNA樣本量可能極小，或者因時間久遠而無法保證質量。

1247年中國驗屍官、法官宋慈撰寫的《洗冤錄》中，記述了世界上最早用法庭科學解決謀殺案的一個例子。那是一位農民被人用鐮刀殘忍砍死的案件。地方法官無法在調查中取得進展，於是叫村裏所有男人帶著他們的鐮刀在外集合。法官要求他們把鐮刀放在地上，然後退後幾步。那時烈日當頭，耳邊傳來蟲蠅的嗡嗡聲，一大群綠頭蒼蠅就像集體收到了警報，突然俯衝而下，落在了同一把鐮刀之上。隻有這把鐮刀爬滿綠頭蒼蠅，其他鐮刀則無蠅問津。法官知道，血跡和人體組織會吸引綠頭蒼蠅，因而這把特殊鐮刀的主人隻得羞愧地低下了頭。破案成功。

現在的破案方法不再那麽基礎，離心機和顯微鏡取代了《洗冤錄》中昆蟲的位置。取證實驗室最靈敏的工具都用來鑒別哈林頓強奸案和維特亨強奸案中身份不明的男性DNA了，這些工具包括限製性內切酶、熒光染料和熱循環儀。但法庭科學的進步真的隻體現在找到了最新的方式把綠頭蒼蠅吸引到染血的鐮刀上，其目的和13世紀中國農村采用的方法一致：用細胞的必然性來認定犯罪。

像洪和懷特這樣的犯罪學家都是做事有條理的人，他們不得不這樣，因為辯護律師總是在法庭上把他們的工作結果掰開又揉碎。犯罪學家經常把結論說得很寬泛，比如隻將凶器描述為“鈍器”，而不說具體是什麽，這種做法引發了他們與警察之間的矛盾，警察指責他們過於謹慎。警察和犯罪學家需要彼此，但二者在本質上非常不同。警察靠行動吃飯，他們總奔走在路上，不願麵對鋪滿文件的工位；他們希望置身於案發現場，靠肌肉記憶識別壞人。舉個例子，警察都知道，如果他們接近某人時此人突然向右轉，那他很可能藏了一把槍。警察知道強效可卡因點燃後會在指紋上留下印記，也知道人在脈搏停跳後還能活四分鍾。他們在混亂中埋頭苦幹，聽慣了廢話，見慣了世間的肮髒。警察的工作會帶來切膚之痛，他們說出的話也因此變得苛刻又犀利。在他們最想責罵別人的時候，黑暗就像漫入水中的顏料一樣漫進了他們的內心，但就在此時，他們還要受命去安撫死亡女孩的父母。有些警察感覺警情中最重要的安撫工作越來越難做，他們於是徹底摒棄了同情心。

與警察不同，犯罪學家調查案件時永遠隔著一層乳膠手套。犯罪學家在取證實驗室的工作一直都非常枯燥乏味，實驗室裏沒有犀利的玩笑話。警察與生活中的混亂進行鬥爭，犯罪學家則量化這些混亂。但犯罪學家也是人，他們調查的案件細節會在腦海中揮之不去，比如說帕蒂·哈林頓的嬰兒毯就令人難以忘卻。即便成人後，帕蒂每晚睡覺時也離不開這條小小的白色毯子，撫摸著它的絲綢邊緣令她感到安心，而這條嬰兒毯是在她和基思的屍體之間被發現的。

這一天，洪出現在懷特辦公室門口，懷特就在自己的工位上。

“哈林頓、維特亨。”她對懷特說。

懷特以期盼的眼神抬頭看向洪。

“是一個人幹的。”洪說。

吉姆·懷特留給她一個微笑，便又投身於工作之中。

幾周後，馬上就要進入1996年了，洪在工位上瀏覽電腦上的一張Excel表。這張表匯總了約20起尚未結案但已成功建立DNA檔案的案件。表中對案件編號、被害人姓名和DNA檔案進行了交叉引用，檔案包括五個用於分型的PCR基因座，或者說標記。比如，在“THO1”基因座下，你可能會看到“8，7”這一結果。洪知道哈林頓案和維特亨案的檔案匹配一致，但她的視線掃過這張表格時，另一個檔案讓她僵在原地。她反複看了幾遍那個序列，將之與哈林頓案、維特亨案作對比以確認那不是她的幻覺。檔案匹配一致。

這起案件的被害人是一個名為賈內爾·克魯茲（Janelle Cruz）的18歲少女，她的屍體在1986年5月5日於爾灣的家中被發現。盡管克魯茲和維特亨一樣住在諾斯伍德，兩人的房子僅相距兩英裏，但從來沒人提出克魯茲案可能與哈林頓案或維特亨案有關。這不僅是因為兩起案件相距五年多的時間，也不僅是因為賈內爾比帕蒂·哈林頓、瑪努埃拉·維特亨年輕10歲，更是因為賈內爾的案件就是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