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77：希拉案及簡·卡森案等數起案件
——我從福爾瑟姆（Folsom）左轉上了帕賽歐路（Paseo Drive），來到蘭喬科爾多瓦住宅區的核心地帶。這地方對東區強奸犯而言，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他在這裏犯下了第一樁案件，並多次回到這裏犯案。
20世紀70年代，不住在這裏的孩子都管這叫蘭喬柬埔寨（Rancho Cambodia）。美國河（the American River）在薩克拉門托縣東部將之一分為二，位於河南岸的蘭喬科爾多瓦因此與更富饒也更富有的北岸相隔。蘭喬科爾多瓦最初是一塊5000英畝的農田，由墨西哥政府贈予。1848年，詹姆斯·威爾遜·馬歇爾（James Wilson Marshall）在上遊35英裏的水車排水處瞥見了閃閃發光的金屬碎片，便聲稱“我找到了”，從此淘金船來到這裏，將大量河岩棄置。這裏曾有一段時間是葡萄莊園。1918年，馬瑟空軍基地（Mather Air Force Base）選址蘭喬科爾多瓦，但真正改變這裏的是冷戰。1953年，火箭和導彈推進裝置製造商航空噴氣公司（Aerojet）將總部開到了這裏，緊接著其員工的住宅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原先這裏泥濘難行的兩條路，仙粉黛路（Zinfandel Drive）和威士蓮路（Riesling Way），也突然鋪平，路兩旁是整齊樸素的單層住宅房。這裏的每家人都能和軍事或航空噴氣公司扯上點關係。
這地方還隱約潛藏著另一個特征。一位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拉格洛裏亞路（La Gloria Way）長大的男性還記得，在科爾多瓦梅多斯（Cordova Meadows）小學附近賣冰淇淋的男人有一天突然消失了。後來人們才知道，這個留著長發、大胡子、戴著飛行員眼鏡的人，一麵給小孩子們賣著冰棍雪糕，一麵向另一群客戶銷售麥角酰二乙胺[32]和可卡因，遭到了警方逮捕。20世紀70年代在薩克拉門托長大的人們往往都有這種回憶，既精彩又嚇人，這是一座表麵樸實背後卻泛著陰氣的城市。
一位女性則回憶起了在盛夏鍈過美國河的經曆，她曾在沿河跑步時，在茂密的灌木叢中偶遇了流浪漢的宿營地。傳聞這條河的一部分受到了詛咒。一群十幾歲的女孩在蘭德帕克玩耍時，遇到幾個赤膊上陣給車打蠟的男孩。他們一起去了那個年代盛行的奧克蘭“綠色之日”音樂節[33]，看了老鷹樂隊[34]、彼得·弗蘭普頓[35]、傑思羅·塔爾樂隊[36]一輩人的演出，又一路開到了薩特維勒路（Sutterville Road）碼頭，喝起了啤酒。那是1978年4月14日的夜晚，他們在碼頭暢飲的時候，一隊警車閃著警報器從他們下方的那條路上疾馳而過。這是一隊長到望不到邊的警車。那些女孩中的一員如今已52歲，她回憶道：“那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如此震撼的場麵。”那一天，東區強奸犯——也就是日後被我稱作金州殺人魔的EAR[37]——又犯案了。
我從福爾瑟姆（Folsom）左轉上了帕賽歐路（Paseo Drive），來到蘭喬科爾多瓦住宅區的核心地帶。這地方對東區強奸犯而言，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他在這裏犯下了第一樁案件，並多次回到這裏犯案。到1976年11月為止的半年內，東區強奸犯在薩克拉門托縣犯下了9起案件，其中四起發生在蘭喬科爾多瓦。1979年3月，東區強奸犯已經停止作案一年了，就在人們都認為他或許不會再作惡時，他最後一次在蘭喬科爾多瓦犯下了一起案件。他曾住在這裏嗎？部分調查員同意這種說法，那些從一開始就跟進案件的調查員更是如此認為。
我將車緩緩停靠在他首次犯案的地點，那是一幢L形的單層住宅，約1000平方英尺，院子中央有一個修剪得利落幹脆的樹樁。1976年6月18日淩晨5點，關於他的第一通報警電話就是從這裏撥出的，撥號人是一名23歲的女性，名叫希拉。她躺在地上，用盡全力對著聽筒說話，她的雙手被緊緊地綁在身後，已經沒了知覺。起初電話放在希拉父親的床頭櫃上，她朝著電話的方向後退，把它撞到了地上，用手指摸索出了0的位置。她報警是為了通報一樁入室強奸案。
希拉希望警方能理解歹徒戴的麵罩有多奇怪。那是一塊粗糙的白色編織物，在眼睛的位置打了孔，下方中央留有一條縫，戴在歹徒臉上顯得尤為緊繃。希拉睜開眼看到他在臥室門口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在做夢。誰會在6月的薩克拉門托帶著滑雪麵罩？她眨眨眼，又定了定神。那人約有5英尺9英寸[38]高，比較健壯，身穿藏青色短袖T恤，戴著灰色的帆布手套。而此人的另一特征著實反常，很可能在希拉潛意識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帶著深色體毛的蒼白大腿。這些細節拚湊出了一副強奸犯的嘴臉。他沒穿褲子，陰莖**，胸脯上下浮動，喘息聲將人帶回現實。
他跳上希拉的床，用一把4英寸的小刀抵住了她右側的太陽穴。她把被子拉過頭頂，盡力避開他。他一把拽下被子，低聲說道：“你要是再動，或者出聲，我就把小刀刺進去。”
他用帶來的繩子將希拉的手腕綁在背後，用在希拉壁櫥裏找到的紅白相間的織物帶又綁了一層，然後用她一件白色的尼龍襯裙塞住了她的嘴。他想做什麽已經顯而易見。強奸之前，他先在下體塗了嬰兒潤膚乳。他將房內洗劫一空。在他打開臥室邊幾的抽屜時，希拉甚至能聽到抽屜上的小拉環在嘩啦作響。他說話時會咬緊牙關，從喉嚨發出低沉的耳語。希拉右側眉毛附近有一道1英寸長的傷口流出了鮮血，那是他為了讓她噤聲而用小刀抵住的地方。
通常情況下，我們會認為這個**下體的強奸犯，不過是個十幾歲、頭腦簡單的毛頭小子，喜歡偷窺，幹過一些偷雞摸狗的勾當，開始想著要做些“大事”。警察也這樣認為。這個無知的強奸犯控製不好自己的情緒，很快就會遭到逮捕。他的賊眉鼠眼無疑會突顯他狀態的異常，在附近引發關注。他母親會變得焦慮不安，而警察很快就能在他家裏逮到他。但事實是，警察沒有逮到這名強奸犯。
我在這名聰明的強奸犯身上發現了一些矛盾之處。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側寫員羅伊·黑茲爾伍德專門研究性侵犯，他在與斯蒂芬·G.米肖合作的《人作之惡》[39]（The Evil That Men Do）一書中談到，“絕大多數人都會把高智商和複雜的盜竊案聯係在一起，但性侵突破了人們的道德底線，因其太過邪惡，極少和高智商聯係到一起。人們拒絕相信這類罪犯會擁有高智商，就連一些警官也是如此。”
仔細研究希拉案中強奸犯的作案手法，就會發現他的犯案過程是經過嚴密思考的。他很謹慎，從不摘手套。在遭遇性侵的前幾周，希拉曾接到幾次接起來就掛斷了的電話，好像有人在監視她的行蹤。4月時，她曾感覺遭人尾隨。她曾多次見過一輛深色的中型美國產汽車，雖然她確信那就是同一輛車，但奇怪的是她從沒能認出車主是誰。
案發當晚，後院有一個水盆被挪到了電話線下方，明顯是用來墊腳的。但電話線沒被完全剪短，這是笨拙的新人才會做的舉動，就像木工學徒才會打彎的釘子。
四個月後，理查德·謝爾比站在錫特勒斯海茨市（Citrus Heights）沙多布魯克路（Shadowbrook）的路緣上。
根據薩克拉門托縣警局的規定，謝爾比本不該處理任何一樁案件，也不該穿上警服。謝爾比自己也知道，1966年要想在薩克拉門托縣警局工作，必須先拿到全部十個學分，但他已經通過了筆試和體能考試，自認為可以試試運氣。幸運女神確實曾待他不薄，就連他左手無名指斷了一大截這件事，對他而言都是幸運的。一擊獵槍誤射，本可能把他炸成兩截。醫生說他差點失去整隻左手。
麵試官一看到謝爾比的手指，就結束了麵試。謝爾比直接遭到拒絕，他終究還是進不了薩克拉門托縣警局。他感到非常難過。從記事起，謝爾比就從家人的口中，知道他有一個在俄克拉何馬州當警長的叔叔，家裏人都很敬重他。或許就因為這個，謝爾比想在一個人口少一些的縣工作，比如約洛縣或是普萊瑟縣。中央穀地（Central Valley）的大片空地滿是他年輕時的回憶。每年夏天，他都會到默塞德縣的牧場和莊園工作、在運河裏裸泳、在內華達山脈較低的丘陵地帶捕獵兔子和鵪鶉。一周後，他收到了薩克拉門托縣警局的拒絕信。第二天，他又收到一封信，這一封卻告訴了他報到的時間和地點。
謝爾比打電話詢問其中緣由。當時越南戰爭越打越響，1965年2月時的月征兵量還是3000，到10月這個數字就漲到了33000。抗議聲充斥全國，愈發刺耳。警局能招到的年輕男性越來越少。薩克拉門托縣警局認為，謝爾比的情況非常少見。十年前，在過完17歲生日後的第13天，他便加入了空軍並完整服役。大學期間，他學的是刑事司法並獲得學位。已婚。雖然少了一截手指，但可能比警局秘書打字還快。警局改變了有關手指長度的規定。謝爾比於1966年8月1日在此報到上班，一待就是27年。
那時的薩克拉門托縣警局遠不如現今這樣井井有條。每個人都搶著要擁有那輛儀表板上有鵝頸燈和寫字夾板的警車，槍械庫裏還有20世紀20年代就有的湯普森衝鋒槍。警報器安在警車的正上方，當年開車的那些警察如今都戴上了助聽器。那時還沒有為性犯罪等特殊犯罪專設部門，如果你曾接到電話前往強奸案現場，那你就算有接手經驗的專家。這就是為什麽謝爾比在1976年10月5日上午，站在沙多布魯克路的路緣上。
一條追蹤氣味的警犬帶他來到了這裏。氣味始於一間兒童臥室的窗戶，一路跨越柵欄穿過草叢，止於此處的路緣。謝爾比敲了敲最近一棟房子的門，回頭看向草叢另一側被害人的房子，約有200英尺的距離。他努力保持鎮定。
一個半小時之前，早晨6：30多一點的時候，簡·卡森在**抱著她三歲大的兒子，她聽到燈的開關打開又關上，然後有人沿著走廊跑了過來。她丈夫剛剛出門上班。“傑克，是你嗎？忘拿東西了？”
一個戴著褐綠色滑雪麵罩的男人出現在門口。
他說：“閉嘴，我想要錢，不會傷害你。”
謝爾比認為，這個男人來的時機之精準實在耐人尋味。簡的丈夫剛走一會兒，這個男人就從她兒子的臥室窗口溜進來了。兩周前，簡一家剛遭遇了一場令人匪夷所思的搶劫，那個盜賊帶走了十幾枚戒指，卻留下了一些從鄰居家偷來的珠寶。當時那個賊也是從兒子臥室的窗口進出的。謝爾比認為，兩起案件為同一人所為，此人做事耐心、有條不紊。
簡遭遇的強奸案被歸為東區強奸犯下的第五樁案件，但這是謝爾比和卡羅爾·戴利經手的第一樁。日後，這兩位警探便與這係列案件難解難分了。作為一名在性犯罪方麵有經驗的女警探，戴利自然很適合詢問被害人。她的人際交往能力將讓她最終一路躥升至副警長的位置。但謝爾比卻擅長惹惱別人，與其說是因為他自大，不如說是因為他太直言不諱。他說：“我始終都做不到圓滑老練。”
那年10月，除了簡·卡森一案，還接連發生了三起同類案件。起初，謝爾比的許多同事都認為罪魁禍首是一名警方未能逮捕的慣犯，代號“早鳥強奸犯”，但謝爾比知道，這次他們麵對的是一名比“早鳥”更聰明也更詭異的罪犯。那時還沒有犯罪心理畫像，警察並不熟悉“簽名”“儀式行為”之類的術語。那時調查員或許會用“舉止”“個性”“氣味”之類的詞語，指的是在細節安排上的精密獨特性，就像氣味一樣獨特，這樣的案發現場讓人感覺似曾相識。當然了，這幾起案件中，罪犯的外貌特征也十分相近。都是白人，十幾歲或二十歲，身高5英尺9英寸，身材中等，較健壯。總是戴著同類麵罩。說話聲音很低沉，但憤怒又有力，總是咬牙切齒。生氣時音調會稍微提高。**小。奇怪的是，他說話往往咄咄逼人，但行為卻並非如此。他打開抽屜後，可以沉默地觀察幾分鍾之久。案發前後，在案發地附近出現可疑人物的警情中，往往會提到這樣一個細節，那就是這個可疑人物在遭到警告後，都是不慌不忙地離開現場。目擊者表示：“他非常淡定。”
他的性心理需求很特別。他會把被害人的雙手綁在身後，常常是綁了一圈又一圈，有時還用不同材料反複捆綁。他要求被害人用捆綁在一起的雙手給他**。他從不愛撫被害人。開始對情侶犯案後，他會把女方帶到客廳，用一塊毛巾遮住電視，光線於他而言似乎很重要。他達到性**時會問和性相關的問題。比如，他會在用屋子裏找到的護手霜**時，問雙眼已經蒙住的被害人：“我在做什麽？”他問了簡：“這樣像上尉嗎？”簡的丈夫是一名空軍上尉。簡說，他至少對她說了50次“閉嘴”，但在強奸過程中，他又有了別的要求，他像導演嗬斥女演員那樣氣衝衝地說：“投入點感情，不然就用刀紮你。”
他非常厚顏無恥。有兩次他進入被害人家後，知道被害人看到了他並且正在著急忙慌地報警，仍然堅持進行犯罪。他也不擔心看到小孩。他從不傷害小孩的身體，但會把年齡稍大的孩子綁起來，放到另一個房間。他襲擊簡的時候，把她剛會走路的兒子放在了臥室的地板上。小男孩睡著了。他醒來時，東區強奸犯已經走了，小男孩盯著床看，看到自己的母親被撕碎的毛巾條綁著躺在**，嘴裏還塞著一塊小毛巾。他以為那些毛巾條是繃帶。
他迷迷糊糊地說：“醫生走了嗎？”
謝爾比對這種戴著麵罩實施性侵的野蠻行徑並不陌生，但這次的歹徒習慣事先偵察，這讓他感到不安。這種行為並不常見。電話接通就掛斷，事先在案發地附近徘徊，偷盜。東區強奸犯知道怎麽關室外燈，即便這些燈上有計時裝置。他也知道隱秘的車庫開關在什麽位置。謝爾比在詢問中發現，這名嫌疑人不僅調查了簡，還調查了她的鄰居們，他知道自己可以在哪停車、鄰居們什麽時間倒垃圾、什麽時間去上班。
卡羅爾·戴利當時是謝爾比的同事，她在一年後的《薩克拉門托蜜蜂報》（Sacramento Bee）中提到了這一案件，她表示：“典型的強奸犯不會有如此精密的計劃。”這是謝爾比和警犬一同站在路緣上，回望向簡的房子時，閃過他腦海的念頭。另外還有一個令他感到困惑的細節。這名歹徒曾用他的水果刀刺向簡的左肩。簡認為，歹徒本沒想刺傷她，造成傷口純屬意外。謝爾比不敢苟同。他猜想這名歹徒是在抑製自己傷害他人的衝動，而在他被捕之前，這種衝動會一點點增強。
衝動確實增強了。這名歹徒開始在蒙著眼的被害人耳邊，哢嚓哢嚓地擺弄剪刀，威脅被害人，說他們每動一下，就會割掉他們一個腳趾。被害人躺倒後，他戳破了被害人身旁的床。對被害人進行心理折磨令他感到興奮。他曾一邊叫著被害人的名字，一邊對她低語：“你不認識我，對不對？對你來說那件事過去太久了，對不對？太久了。但我認識你。”他總是讓被害人以為他已經離開了，就在被害人身體鬆懈下來，開始用麻木的手指去夠綁帶時，他會突然發出聲音或移動身體來嚇唬他們。
那年10月，在簡·卡森一案發生後，有關存在一名尚未被捕的連續強奸犯的傳聞四起，但警局要求當地媒體不能公開這一係列案件，因為警方害怕一旦這些案件受到關注，嫌疑犯就會逃離東區，但警方希望在東區牽製並逮捕他。謝爾比、戴利和他們的警探同事都在不動聲色地四處追尋線索，與假釋官和緩刑監督官一同調查。他們調查了快遞員、送奶工、保安、鋪地毯工。他們為臨近的居民留下了名片，追蹤著收集到的線索，這些線索往往都指向過分注視某處或在外待得太晚的年輕男性，這些人就如一位線人對他弟弟的描述那樣，“有點古怪”。警方曾蒙住簡的雙眼，為她播放兩名嫌疑人說話的錄音。簡躺在**，雙臂顫抖，否定道：“不是他。”警方也詳細盤查了出現失竊物品的當鋪，還去德爾帕索大道上的八號房情色商店詢問哪些客人對繃帶情有獨鍾。他們收到的其中一條線索，指向了一名為得到女性注冊信息而賄賂車輛管理局的男性，他開車跟蹤這些女性。警方在他家門外進行了問詢，他們發現他站在了排水溝裏，但他緊張得意識不到自己精致的皮鞋已經泡在了水裏。他不是東區強奸犯，但警方由此勒令車輛管理局禁止他人購買私人信息。警方在短時間內留意了許多可疑行為，比如麵紅耳赤、不斷眨眼、雙臂交抱、重複提問，但沒有一樣幫他們找到了東區強奸犯。
與此同時，沒有了官方消息，坊間傳聞變得越來越誇張。有傳聞稱，警方之所以不公開強奸案的信息，是因為案件細節太過可怖，因為強奸犯會殘害女性的**。這些傳聞不是真的，但由於警方對媒體下了禁令，便沒有了公開駁斥這些傳聞的途徑。10月18日，東區強奸犯在24小時內犯案兩起，緊張的事態由此到達**。其中一名被害人是一名32歲的家庭主婦，兩個孩子的母親，住在卡邁克爾的吉普靈路，屬於東區相對富裕的地帶。有人認為，東區強奸犯這樣做，是因為受夠了媒體禁令，所以到相對富裕的區域作案來打響知名度。這種做法確實有效。11月3日，在德爾戴奧（Del Dayo）小學召開了一場關於預防犯罪的市政府會議，有500人參會。謝爾比和戴利感到措手不及，他們輪流接電話回答關於東區強奸犯的問題，人們感到憤怒，也感到恐慌。
第二天早晨，《薩克拉門托蜜蜂報》發表了一篇由警方消息專訪記者沃倫·霍洛韋（Warren Holloway）執筆的文章，題為“一男子因八起強奸案遭到通緝”。對媒體的禁令由此解除。
不知是不是巧合，11月10日晚，也就是《薩克拉門托蜜蜂報》發表後續報道《東區強奸犯……恐懼籠罩下的寧靜社區》的當日，一名頭戴皮革風帽麵罩的男子闖入了錫特勒斯海茨的一戶人家，他潛入這家的休閑區，一名16歲的女孩正獨自一人看著電視。他拿小刀指向她，發出威嚇：“再動一下，我就讓你永遠沉默，而我會遁入黑暗。”
這一次，東區強奸犯把被害人帶到了室外。他把她帶到路堤下方的水泥排水溝裏，排水溝約有20英尺寬、10英尺深，從這裏他們又走了約半英裏，到達一棵老柳樹下。案發後，女孩帶謝爾比和其他警探重走了這條路線，割斷的鞋帶、破碎的李維斯牛仔褲、綠色的**在柳樹旁的雜草裏摞成一堆。女孩說，她沒有遭到強奸。從剛剛遭受暴力侵犯的被害人口中套話是一件非常需要技巧的工作，而謝爾比是一名身高6英尺3英寸的年長男性，被害人是一名即將崩潰的十幾歲年輕女性。你要直視他們的眼睛，問出尖銳的問題。你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他們給出的答案。之後，你在談到別的什麽事時隨意地重複了一遍剛才的問題。他們則重複一遍剛才的答案。你能做的就這麽多。
東區強奸犯可能把被害人認成了別人。他曾問她：“你不是要去美國河流學院（American River College）嗎？”被害人回答不是，他於是用小刀抵住她的喉嚨，又問了一遍。再一次，被害人說了不是。被害人告訴警探，她和一個鄰居長得很像，那人在當地的社區院校美國河流學院上學。但這起案件中，又出現了精準到不可思議的犯案時機。被害人隻會獨自在家待一小段時間，她父母去醫院看望她兄弟了，而她當晚還要和男朋友去約會。東區強奸犯在把她帶到排水溝前，還細心地把他闖入房子時經過的那扇窗戶的紗窗擺回了原處、關上電視和燈，仿佛知道有人很快會回來，他不希望引起人們的警惕。
警方已經記下了很多這名嫌疑人的犯案細節，這名被害人又添上了幾筆。她眼睛綁得不夠緊，在黑暗中瞥見了歹徒的特征。歹徒穿著黑色方頭鞋；拿著一個非常小的手電筒，小到光線會被他的左手遮住；穿著一條軍褲。被害人說，在她被綁的時候，歹徒反複爬上路堤的西側看什麽東西。反反複複，似乎很不安。謝爾比爬上了路堤。一直以來，警探都比歹徒晚到幾分鍾或是幾小時。你可以測得歹徒的腳印，但不會知道他來這裏的原因，你就像個笨蛋一樣，默默地調查現場，尋找線索。瘋長的灌木叢、柵欄、後院，涉及的地點太多，但還遠遠不夠。警方仍在原點。
女孩表示，東區強奸犯的皮革風帽麵罩從他的襯衫下延伸出來，在眼部和口部有縫隙。謝爾比認為這很像電焊工在頭盔下戴的那種風帽，於是他向焊接設備公司要來了客戶名單，但沒有任何發現。與此同時，警局電話不斷，群眾供出了各種名字。警探嚐試盯緊每一個名字背後的人。他們排除了有一雙大腳的人，排除了胸部瘦削的人，排除了有大肚腩的人，也排除了下巴上留胡子的人、左眼視力不好的人、腿腳不好的人、穿著定製足弓墊的人，甚至排除了因為曾和嫂子一起裸泳而被嫂子發現**很大的人。
12月18日，東區強奸犯襲擊了另一名十幾歲的女孩，這次是在費爾奧克斯（Fair Oaks）。1月份，又多出兩名被害人。1月24日，《薩克拉門托蜜蜂報》的頭條新聞就是《強奸犯再臨，15個月作案14起》，文中引用了一位匿名警探的話：“這起案件也和所有其他案件一樣。”言語中透著疲累。
1977年2月2日上午，卡邁克爾一名30歲的女性遭到捆綁躺倒在床，歹徒蒙住了她的雙眼，在她嘴裏塞上了東西。她豎起耳朵，許久都沒有聽到聲音後，努力把嘴裏的東西吐了出來，向她感覺就在屋裏的7歲女兒喊道：“你沒事吧？”女兒噓了一聲說道：“媽媽，別出聲。”歹徒突然壓住被害人的床，隨即又放手，似乎是在告訴她，他還在這裏。橘色和白色相間的毛巾布遮著她的雙眼，毛巾布下，她雙眼圓睜了好一會兒，聽著歹徒近在咫尺的呼吸聲。
催眠師發掘出了更多可疑的細節。警探們開始搜尋一輛黑白相間的摩托車，後座上有玻璃纖維質掛包；一輛黑色、排氣管動靜很大的汽車，疑似曾為加利福尼亞州公路巡警用車；一輛白色、沒有側窗的廂式貨車；一個名為唐的自行車手，留著絡腮胡和濃密的唇髭。還有一名女性打電話談到一個當地雜貨店的店員，她特意說那人的**“非常粗糙，就好像做那事兒做到了極致。”
警方非常想得到歹徒的指紋，曾嚐試一種名為碘銀板提取法的方法來發掘人類皮膚留下的潛在痕跡，卡羅爾·戴利的任務之一就是用管子把細粉吹到**的被害人身上。但警方仍然一無所獲。他們也得到過一點點線索。2月時，卡邁克爾一女性在東區強奸犯的槍口下掙紮，凶手曾擊打她的頭部。謝爾比和戴利檢查被害人頭部的創傷時，發現在距離傷口兩英寸的頭發上，有一點血跡。戴利剪下了帶血的頭發，將其送至取證實驗室檢測血型。被害人是B型血，而頭發上的那一點血跡，被認定出自東區強奸犯，是A型血。
【編者按：下麵一節由米歇爾的筆記整理而成。】
1977年2月16日晚10：30左右，穆爾[40]一家人正在薩克拉門托縣科利奇格倫社區裏彭公寓樓的家裏。18歲的道格拉斯在廚房切蛋糕，他15歲的妹妹普裏西拉在客廳看電視。突然，劇烈的衝撞聲打破了周末夜晚的平靜——聲音來自後院。有人剛剛翻過圍欄，撞在了穆爾家的電煙熏爐上。
梅維斯·穆爾打開露台的燈，正好透過掛簾看到一個身影跑過後院。道格拉斯二話不說就追了上去，他父親戴爾拿了一個手電筒，從後門跟著他。
戴爾尾隨在後，看到他兒子正在追那個在他們後院徘徊的金發男人——穿過裏彭公寓樓追到了附近兩棟住宅之間，那個形跡可疑的人消失在了圍欄的另一邊。道格拉斯跟了上去，就在他爬到圍欄頂端時，傳來一聲響亮的槍響。戴爾看到他兒子摔回了後院的草叢上。
“我中槍了。”道格拉斯喊道，他父親趕了上來。另一聲槍響，沒擊中。戴爾把道格拉斯拖出了火線。
救護車迅速把道格拉斯送到了醫院。子彈打進了他的胃裏，在大小腸、**、直腸留下許多孔洞。
警方挨家挨戶地在附近尋訪，他們記下的細節竟與他們尋訪東區強奸犯消息時得到的結果神奇地吻合。鄰居們聽到過從院子裏傳來聲音，就好像有人翻過了圍欄；一個鄰居聽到有人在她屋頂上走動；圍欄的木條有踢壞的痕跡，側門則敞開著。犬吠聲似乎也指出了這個神出鬼沒的可疑人士行動的方向。在穆爾槍擊案前的幾周，陸續有附近居民報警稱有形跡可疑的人和強盜。
包括道格·穆爾在內的所有目擊者都給出了相似的描述：嫌犯為一名25至30歲的白人男性，身高在5英尺9英寸至10英寸之間，腿部健壯，棕金發色，長度及頸，頭戴編織冬帽，身穿防風夾克、李維斯燈芯絨褲，腳踩網球鞋。
在警方收集到的線索中，也有一些特例，這些線索可能和道格·穆爾槍擊案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就算有，也提供不出什麽具體信息。一名在案發現場附近托馬斯·傑斐遜學校工作的管理員，下班經過學校樓前的小路時，遇到兩個閑逛的人，其中一個問了他時間，另一個好像在外套下藏了什麽東西，可能是一台半導體收音機。
兩人年齡都在十八九歲，身高約5英尺9英寸。其中一個明顯是墨西哥裔，留著黑色及肩長發，身穿藍色防風夾克和李維斯褲子，另一個白人男性和他穿著一樣的衣服。
這名管理員在學校工作七年了，很熟悉下班後學校附近有哪些人經過，但他從沒見過這兩個閑散人士。
3月8日清晨，東區強奸犯再次作案，地點在阿登阿凱德（ArdenArcade）。《薩克拉門托蜜蜂報》發表文章報道此案（題為“強奸或為連環案件”）。文章中提到“被害人與丈夫分居了，而他們的小孩周一晚住在了別處。東區強奸犯從不在家中有男性時作案，偶爾會有小孩在場。”如果要問東區強奸犯有沒有讀過關於他的報道，這篇文章發表後答案就揭曉了。他的下一個被害人還是十幾歲的女孩，但再之後，他開始以異性情侶或夫婦為目標，連續作案11起，從那時起，情侶和夫婦就成了他的主要襲擊對象。
3月18日下午4點15分至5點間，警局接到三通電話。“我是東區強奸犯，”男人邊說邊大笑，然後掛斷了電話。第二通電話和第一通說的是同樣的內容。第三通他則這樣說：“我是東區強奸犯，我已經盯上了下一個目標，但你們抓不到我。”
當晚，蘭喬科爾多瓦一名16歲的女孩在肯德基打工結束後回到家裏，把食品外帶包放到廚房台麵上，正要給朋友打電話。她父母出城了，她打算去朋友家住。電話剛響了一聲半，一個戴著綠色滑雪麵罩的男人從她父母臥室走了出來，高舉著一把短柄斧。
這一次，東區強奸犯戴的滑雪麵罩中部掏空了，被害人稍微看清了他的臉。直覺告訴謝爾比和戴利，東區強奸犯是蘭喬科爾多瓦當地的年輕人，於是他們找來一摞附近的年刊，和被害人一起翻看。被害人停在了福爾瑟姆高中1974年年刊中的一頁。她把年刊遞給謝爾比，指向一個男孩的照片。“這個最像他。”他們調查了男孩的過去：他的情緒不穩定，行為古怪。他當時在奧本大道（Auburn Boulevard）一家加油站上班。警方把被害人藏在便衣警車的後座上，在嫌疑人加油時，讓她在3英尺之外的地方細看，但她無法肯定那就是歹徒。
被害人家裏的布局各不相同。有些被害人是十幾歲的年輕人，在歹徒問他們知不知道什麽是“**”時，隻能抓起沙發靠枕護在身前，一臉痛苦且迷惑地搖頭。也有被害人30多歲，剛剛經曆第二次離婚，去美容學校上課，喜歡參加單身俱樂部。但對大清早就被電話吵醒的警探來說，他們記錄的犯罪現場總是會出現千篇一律的共同點：長絨地毯上剪斷的鞋帶，手腕上深紅色的勒痕，窗框上撬動的痕跡，敞開的廚房櫥櫃，後院露台上散亂的啤酒罐和餅幹盒。他偷東西時，會有袋子或是紙的聲，或是拉開拉鏈的聲音。他偷過刻花首飾、駕照、照片、紐扣，偶爾也偷錢，但偷竊顯然不是他的動機，他對其他貴重物品不感興趣，而且經常把偷到的東西——比如從腫起的手指上暴力擼下的昂貴婚戒——丟在附近。
4月2日，他稍微改變了作案手法，並在此後延續了這一手法。他用明亮的方形手電筒晃醒了他襲擊的第一對情侶，他說他有一把槍（一把可裝14發子彈的0.45英寸手槍），聲音低沉又粗魯，他扔給女方一根粗繩，命令她把男朋友綁起來。綁好後，東區強奸犯在男方背上放了一套茶杯和茶托：“要是茶杯或是彈簧床墊出一點聲，我就衝你們每個人都開槍。”他還向女性被害人提起：“我參過軍，那時候我睡過很多女人。”
經常有人提起東區強奸犯可能有軍事背景。距離薩克拉門托一小時的車程內，有五個軍事設施，光是臨近蘭喬科爾多瓦的馬瑟空軍基地就有約8000名工作人員。東區強奸犯喜歡軍綠色，偶爾還穿黑色係帶式軍靴。好幾個遇到過他的人——包括那些有軍事背景的人——感覺他頗具威嚴的姿態和堅定的舉止像是參過軍的人。他特有的“托盤把戲”曝光後，有人指出這正是叢林戰的策略之一。
讓人惱火的是，他的策略奏效了。警方抓不到他。警局從林業部借來了放在樹頂的攝像頭，這些攝像頭一般是用來抓縱火犯的。警方派出便衣警察到東區強奸犯經常出沒的區域巡邏，耗盡了加班預算。他們借來了在越戰中使用的軍事夜視鏡和運動探測器。但嫌犯仍然逍遙法外，隻要出現就戴著麵罩。
警局請來了一位接受過特種部隊技巧培訓的上校，幫助他們理解東區強奸犯的犯案技巧。“訓練的重點在於耐心，”上校告訴警方，“必要的時候，受過特訓的人能夠坐在一個地方長達幾小時，並且一動不動。”東區強奸犯對噪音很敏感，他經常關掉空調、暖氣來讓自己聽得更清楚，這是特種部隊訓練的技巧之一。他每次作案都使用相似的小刀，相似的打結方式，並且計劃多條逃生路線。上校表示：“他可以也能夠利用任何事物隱藏自己。”找他就要去“最不可能藏人的地方，比如外圍建築的底部、黑莓灌木叢裏”。上校反複強調：記住，要有耐心。他認為，東區強奸犯比任何人耐力都更持久，找他的人一定會比他先放棄。
謝爾比懷疑，他們一直抓不到東區強奸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他發現，警方在已知的東區強奸犯活躍區域安排好便衣警察後，他當晚總會去其他區域作案。他似乎比一般市民更清楚警察的流程，總是戴著手套，並把車停在一般管轄區域以外。有一次，他向試圖爬離他的女性被害人大喊：“別動！”不隻有謝爾比想到了這點，警局其他人也抱有同樣的懷疑。他是他們中的一員嗎？
一天晚上，謝爾比正在追查一條有關可疑人士的線索。打電話提供線索的女性，在謝爾比敲響她家前門並自報身份後，顯得非常驚訝。她告訴謝爾比，她以為幾分鍾前，已經有一名警官到這裏了。她可以發誓聽到了外麵有警用無線電的聲音。
那名上校曾警告過：“就算搜查人員在離他非常近的位置，他也會一動不動。”
4月底，被害人數量增加到了17個。東區強奸犯平均每月襲擊兩名被害人。關注他案件的人都知道，情況很糟糕，而絕大多數人都在關注。
就這樣，5月來了。
一名通靈師向警方自薦，稱可以認出東區強奸犯，警方接受了她的好意。她又是吟唱，又是吞下生牛肉。他們仔細觀看了她完成東區強奸犯“生物節律圖”的全過程，卻被告知，不知道嫌犯生日的話，這張圖就用不上。5月2日午夜時分，距離上一起案件過了兩周多一點，一名住在拉裏維埃拉路的30歲女性聽到屋外有很重的踩地聲，就和她兒子從堤岸跳過圍欄落在後院時發出的聲音一樣。她走到窗前，什麽也沒看到。突然，手電筒刺眼的光讓她腦內閃過危險的信號，在淩晨3點，徹底驚醒了她和她身為空軍少校的丈夫。
兩天後在奧蘭治韋爾（Orangevale），一名男性頭戴米色滑雪麵罩，身穿像是美國海軍夾克的深藍色夾克，從黑暗中突然躥向一名年輕女性和她的男同事，當時他們正要去停在私家車道的車裏。這兩起案件有著相似的氣味，案發前都有接了就掛的電話，犯人都用了托盤把戲。但在其中一次，凶狠的強奸過後，犯人到廚房吃了樂之餅幹。兩組被害人都告訴警探，東區強奸犯好像在竭盡全力表現得很強硬，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憤怒又失常，他故意喘著粗氣，演得很糟糕。奧蘭治韋爾案中的女性被害人還表示，他在衛生間待了幾分鍾，聽起來像換氣過度。
警局壓力越來越大。通常都不插手的領導也開始焦慮地主動查案。剛到5月，他們全年的加班預算都快見底了。他們積極響應舉報前男友的電話，深入調查，但一無所獲，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員則開始檢查路燈。再沒有誰每天懶散悠閑地啜咖啡了，取而代之的，是來回走動且無休止的雙腿。警探們盯著地圖，試圖預測嫌犯下一次犯案的地點。他們感覺下一起案件會發生在錫特勒斯海茨的日出購物商場，因為那裏出現了有可疑人士和盜賊的警情。
5月13日中午12∶45左右，距離日出購物商場不遠的地方，住在默林戴爾路的一家人聽到有人在房頂。附近院子的狗開始狂吠。淩晨1點時，有鄰居給這家人打電話，表示他們也聽到有人爬上了自家的房頂。幾分鍾後，警車來了，爬屋頂的犯人離開了。
第二天晚上，一個街區之外，一名年輕的女服務員和她身為餐廳經理的丈夫，成為了下一組被害人。
人們感到難以置信。警方包圍了從美國河一路往東10英裏的區域，甚至延伸到了不屬於薩克拉門托縣管轄的範圍。不再有人詢問前因後果。不再有人問“聽說了嗎？”都聽說了。人們口中的“有這麽個人”變成了“他”。薩克拉門托州立大學[41]的老師們都無心教學，整節課都用來討論東區強奸犯，對任何學生提供的新信息追根究底。
人與自然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告別了冬季的細雨和濃密的圖利霧[42]，天氣不再令人生畏，轉而漸暖，映入眼簾的，是點綴著紅色粉色山茶花的翠綠矮樹叢。但薩克拉門托珍貴的大量綠植——所有那些長在河畔的灰色和藍色俄勒岡橡樹——在人們心中的印象改變了，那不再是青蔥翠綠的自然天蓬，反倒成了捉拿犯人的天然阻礙。人們加快了修剪樹木的步伐。東區的居民們清理了房子周圍的樹枝，將灌木連根拔起。他們用木條加固滑動玻璃窗，這或許能將他拒之門外，但居民們想要更多，他們希望他徹底無處遁藏。
5月16日，一波新安裝的探照燈點亮了東區，好像冬季夜晚的聖誕樹一樣明亮。每家每戶都給每扇門窗係了鈴鼓，枕頭下放了錘子。1月到5月間，薩克拉門托縣售出近3000支槍。許多人不肯在淩晨1點至4點間睡覺。有些情侶和夫婦輪崗睡，他們其中一人待在客廳的沙發上，手持來福槍對準窗口。
隻有瘋子才會再次作案。
5月17日這天，所有人都屏息凝神，靜待與東區強奸犯這場較量的結果。清晨等待他們的，是東區強奸犯5月第四次犯案的新聞，這也是他在不到一年時間裏犯下的第21樁案件。最新一樁案件的被害人是德爾戴奧地區的一對夫婦，他們告訴警方，犯人揚言要在當晚殺兩個人。僅在5月17日至18日的這24小時內，薩克拉門托縣警局就接到了6169通電話，幾乎所有電話都與東區強奸犯有關。
下了美國河路就是德爾戴奧，這次的案發地點在水處理工廠附近，案件細節與過去的案件如出一轍，不過這一次，東區強奸犯再次表現得非常不安。他說話結結巴巴，不像是演出來的緊張感。他還有一條信息要傳達，說這話時他異常憤怒，唾液橫飛。“那些蠢警察——聽見我說話了嗎？我還從沒殺過人，但我現在要殺人了。我要你告訴那些蠢警察，我會回家，回我的公寓，我有很多台電視，我會聽廣播、看電視，要是我聽到有人報道這個，明晚我就出門殺兩個人。會有人死。”
但他給綁在另一個房間的丈夫留下了略微不同的信息。“你告訴那些蠢條子，我本來今晚就能殺兩個人。要是報紙、電視沒有對案件進行鋪天蓋地的報道，我明晚就殺兩個人。”
離開之前，他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芝它餅幹和半個哈密瓜。
天亮之後，《薩克拉門托蜜蜂報》便發表了令人不快的頭條新聞《東區強奸犯第23次作案，今晚下一組被害人將死亡？》，文章寫道，警局谘詢了當地一組精神科醫生，認為東區強奸犯很可能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他可能“因為（身體方麵的）先天不足而恐懼同性戀”。文章反複提到先天不足這一細節。這是不是東區強奸犯想看到的報道，他到底有沒有看報道，他會不會真去殺人，這些問題誰都說不準。
1977年5月，人們建起了鐵質柵欄，開始徹夜警戒，一個由附近300名男性組成的團體開著小貨車在薩克拉門托縣東區巡邏，還配備了市民無線電設備。他們用硬質亞克力板固定門窗，防盜鎖賣到脫銷。讀表員走進院子時，都要在胸前舉起身份證件，反複、大聲地說明自己的身份。後院探照燈的訂單量從每月10單暴漲到了600單。一封寄給《薩克拉門托聯盟報》（Sacramento Union）的信描述了當時特殊的境況：“我們過去經常在夜間開窗通風，再也不會了。我們過去會在晚上遛狗，再也不會了。我的兒子們過去在家感覺安全無憂，再也不會了。我們過去睡得安穩，不會因為夜間常有的噪音驚醒，再也沒有這樣的日子了。”
根據調查，這輛車的車牌號未經注冊。
我認識很久的薩克拉門托人都得意於自己獨立自主的性格，不愛大驚小怪。我曾在我住的一家市中心精品酒店安排了一次早餐時間的訪談。受訪人的丈夫是一名家具木工，他陪受訪人一同來見我。我已經點了早餐——用小玻璃罐裝的碎酸奶凍糕，配上一把複古銀匙。我想讓他們也點些什麽，但當女服務員看向他的時候，他禮貌地搖搖頭，微笑道：“早上吃過了，我自己做的。”他說這話時，我嘴裏正巧含著一把銀匙[43]。
我這樣說隻為了方便大家理解一些事。比如，5月17日強奸案案發兩天後，一名當地牙醫就公開表示，他將支付10000美元（後來漲到了25000美元），和另一名商人一起，組建民間的東區強奸犯偵查巡邏隊。幾百名當地人參與其中，帶著市民無線電設備，在東區徹夜開車巡邏。對此現象，副警長在5月20日《薩克拉門托蜜蜂報》的一篇文章中表達了憂慮之情，其實他是想說：請別這樣做。市民追捕犯人的行為沒有受到阻礙，他們還從加利福尼亞州公路巡警那裏借來了偵察直升機，沒日沒夜地在上空盤旋，發出噪音和亮光。
此外，5月22日的《薩克拉門托聯盟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兩被害人憶東區強奸犯》的文章，文章中簡用了化名。但文中提到了許多細節，如果東區強奸犯看了這篇文章，那就應該能認出這名被害人的身份，也因此簡所說的話更令人關注。
她說：“我不相信有人能打爆他的腦袋，我會請他們把目標放低一些。”
5月27日，周五，是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假期的第一天。這天上午，菲奧納·威廉斯[44]做了些家務，就帶著她3歲的兒子賈斯廷到弗羅林路的珍寶超市去采購了。之後她把他放到保姆家，自己去預約好驗光師的地方看了眼睛。然後，她到自己兼職的圖書館領了薪水，把錢存到銀行，又到彭尼斯商店買了些東西。再之後，她到保姆家接回了賈斯廷，帶兒子一起到梅爾斯咖啡店用了晚餐。他們回到家後，在水池裏遊了會兒泳。黃昏時分，她給房前的草坪澆了水，身上還穿著泳衣，賈斯廷則搖搖晃晃地在一旁溜達。
菲利普不認識那對夫婦，他們是隱藏在警車後的陌生人，是工廠裏流言蜚語的主人公。但他很快就會認識他們了。
菲利普深夜12：30下班回家的時候，菲奧納和賈斯廷已經睡了。他喝了罐啤酒，看了會兒電視，就爬上床打盹了。大約20分鍾後，他和菲奧納同時醒了，確認了一下對方的存在。他們開始在房子裏閑逛。幾分鍾後，臥室裏傳來刮劃的聲音，嚇了他們一跳。通往露台的滑動玻璃門打開了，一個戴著紅色滑雪麵罩的男人走了進來。他們立馬就知道他是誰了，但這並不能緩解他們的震驚。他們感覺非常不真實，就好像一個有傳奇色彩的電影角色——一個你一直在電視上見到的人——從熒幕後走了出來，開始跟你說話。他左手拿著一支兩節電池的手電筒，右手拿著一支好像是口徑0.45英寸的手槍，他把槍伸到手電筒的光束裏，展示給被害人看。
“躺著別動，不然就把你們都殺了，”他說，“我會殺了你，再殺了她，然後殺了你們的小寶貝。”
他扔給菲奧納一段繩子，命令她把菲利普綁上。之後東區強奸犯把她也綁上了。他邊翻東西邊威嚇被害人，用手電筒的光掃過整間臥室，他的手在微微顫抖。他把幾個盤子放在菲利普背後，讓菲奧納進到客廳。
菲奧納問他：“你為什麽這麽做？”
“閉嘴！”他低聲嗬斥。
“對不起。”因為遭到嗬斥，她不由自主地道了歉。
“閉嘴！”
他先在客廳地板上鋪好毛巾，然後把菲奧納按到地上。幾次強奸後，他說：“我要你給那些蠢條子捎句話，上次他們沒明白我的意思。我上次說要殺兩個人，我不是要殺你。要是明天電視上或者報紙上出現了這樁案子，那我才會殺兩個人。你在聽嗎？聽到了嗎？我公寓裏有電視，我會看的。要是這樁案子上了新聞，我就殺兩個人。”
他提到公寓裏的電視時，菲奧納腦海中閃過LBJ[45]在總統辦公室看著他桌子邊三台電視的情景，這段影像在20世紀60年代的新聞中非常常見。東區強奸犯總在發“L”音的時候結巴，說“聽”[46]的時候尤為明顯。他的呼吸十分急促——總是大口大口地吸氣。菲奧納甚至希望他是裝成這樣的，因為如果他不是裝的，那他的精神狀態真的極其異常。
淩晨4點多的時候，第一個警察趕到了現場，他從房子後麵敞開的露台門走了進來，遲疑地走向正向他大聲呼救的女性。菲奧納麵朝下趴在客廳地板上，**，手腕和腳踝被鞋帶綁在身後。一個戴著滑雪麵罩的陌生人剛剛花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恐嚇她和她丈夫。此人暴力地強奸了她。菲奧納身高5英尺2英寸，體重110磅——是一名身材嬌小的女性。她也是薩克拉門托當地人，性格無趣，實事求是，小小的身軀裏隱藏著極強的恢複能力。
她說：“好吧，這下東區強奸犯成南區強奸犯了吧。”[47]
謝爾比在淩晨5點抵達這幢掛著棕色掛飾、刷著黃漆的房子。一名案發現場的技術人員在可能挖掘出證據的地板上鋪了塑膠袋。房子後方的露台上，散亂地丟著一支綠色的酒瓶和兩包香腸，此處距離門約15英尺。謝爾比帶著警犬和跟蹤儀尋找犯人的蹤跡，警犬一路嗅過了後院，向東北角的一座花壇走去，在這裏，他們發現了一些鞋印。
99號公路就在這幢房子附近，警犬在北向車道的路肩處遺失了氣味，這裏留下了疑似小型外國汽車的車轍，可能是一輛大眾甲殼蟲。一名技術人員用膠帶測量了一下，輪距為4英尺3英寸。
案發後不久，調查員就拿著筆記本問菲奧納是否還記得什麽不尋常的事情，她唯一能想到的是那天晚上的車庫門。她洗衣服的時候在房子和車庫間來來回回走了好幾次，一開始她很確定通往車庫的門是關著的，但中間有一次她回來時，發現門開著。她以為是風把門吹開的，便把門關上並上了鎖。他們一家剛搬到這裏三周，還沒完全習慣房子的構造。這幢房子位於街道拐角處，有四間臥室，後院有一個地麵泳池。有個畫麵在菲奧納的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那天是房地產經紀人的售房參觀日，有個男人站在她旁邊，他們同時注意到了泳池。她不明白為什麽始終忘不了這個畫麵。他站太近了？還是太久了？她試著回想起男人的臉，但一切都是徒勞。那裏有個男人，僅此而已。
99號公路就在這幢房子附近，中間隻隔了100碼平地和一排高大的針葉樹。就在樹後，在一片矮小的鐵絲網背後，是一塊空地。案發後，菲奧納看這塊空地的感受與她第一次看到時截然不同，曾經令人舒適的空曠區域，成了潛入房子的突破口。在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假期經曆過那些之後，菲奧納和菲利普花3000美元在房子周圍建了一堵磚牆，這對他們而言是相當高昂的一筆費用，他們原本也沒有這樣的計劃。
謝爾比注意到前廊有房地產經紀人留下的“已售”標誌。調查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找出被害人的共同點。警探對被害人做了詳細的問卷調查，並仔細查看他們的選擇，尋找可能重疊的興趣愛好、身份背景，比如他們是不是學生、受過什麽教育、是不是醫務人員、和軍隊有沒有關係。其中幾個被害人經常去同一家比薩店，但到目前為止，重複率最高的要素是房地產。謝爾比調查的第一樁案件是1976年10月發生在簡身上的這樁，他在街正對麵的草坪上，看到一個“21世紀不動產”的標誌。有幾名被害人都剛搬新居，或即將搬走，或就住在剛售出的新房隔壁。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案情愈發複雜，房地產這一元素依然反複出現，但這一元素的意義——如果有的話——始終不明。直到有一天，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從保險箱裏隨意取出一把鑰匙，然後絆倒在了一名被害人身上。那是已知的東區強奸犯侵犯的最後一名被害人，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屍體遭到破壞，身份無法識別。
案發後的日子裏，菲奧納發現自己變得和東區強奸犯一樣結巴。卡羅爾·戴利曾在其中一名被害人家裏組織過一次女性被害人討論會。菲奧納回想起了許多東區強奸犯說過的話——“你做得很好”“我有五天沒出家門了”。戴利為她們播放了一些男性聲音的錄音，但菲奧納記得誰也沒認出這些聲音。有一段時間，菲奧納對個人安全問題異常敏感。不等到菲利普回家，她晚上都不會到房子後部的臥室去；她有時會在自己車裏駕駛座下麵放一把槍。菲奧納發現自己經常緊張兮兮，有天晚上，她為了緩解情緒瘋狂地用吸塵器吸地，結果燒斷了保險絲，整幢房子和後院都漆黑一片，她的情緒因此徹底失控。住在隔壁的是一對善良的老夫婦，他們知道發生過什麽，於是立馬衝過來修好了保險絲。
案發後不久的一個假日，菲利普走到其他被害人家，向他們介紹了自己。他和另一名被害人的丈夫時不時會在清晨見麵，一起驅車繞行，巡視院子和空地。很多年後，他才把這件事告訴菲奧納。車子加速，又減速，他們尋找的是那個流竄的身影。兩個男人的想法是心照不宣的，畢竟極少有男人會和他們有相同的經曆，會理解連他們自己都難以置信的憤怒——那時的他們手腳被縛，嘴被堵住，麵朝下趴在**，而他們的妻子在另一個房間嗚咽。他們在追捕的是一個長相不明的男人，但沒關係，至少他們的雙手還自由，他們在身體力行地努力，這才是最重要的。
1979年2月28日，現已停刊的城郊周刊報紙《綠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或許能幫助人們理解20世紀70年代的薩克拉門托。文章的主標題是“三起強奸案審判臨近”，副標題是“關於公開報道的問題”，第一段寫道：“公設辯護人辦公室將嚐試證明，關於東區強奸犯的公開報道讓被指控犯下多起強奸案的三名男性無法在薩克拉門托縣得到公正的審判。”
當時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有三個連續強奸犯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掩藏在第四個連續強奸犯之下，而這篇文章還未提及警方未能逮捕的第五個連續強奸犯，這種描述或許能讓人們更好地理解20世紀70年代的薩克拉門托。1972年到1976年初，“早鳥強奸犯”在薩克拉門托十分活躍。四年來，他犯下數起非法入侵案和性侵案，約40名被害人受其所害，但在穀歌搜索中搜索這一代號，隻能看出他和東區強奸犯有關。
一名女性曾寫郵件給我，說她認為自己十幾歲時，曾近距離見過東區強奸犯。她當時和朋友一起抄近道去位於阿登阿凱德的高中，就在薩克拉門托縣東區附近。她記得那天早上很冷，應該是在1976年或1977年的秋天或冬天。他們沿小溪走了一條水泥路，結果撞上一條死路，走到了一個圍著圍欄的後院前。他們轉過身，有個男人站在離他們20英尺的地方。他頭戴黑色滑雪麵罩，隻在眼睛的位置留了縫。他一手揣在夾克裏，向他們走去。這名女性急中生智，舉手摸到了圍欄的鎖。門推開了，兩個小夥伴尖叫著跑進了後院。房主聽到吵鬧聲，立刻警覺起來，出來把他們趕進了房內。她記得調查員當時還詢問了她。她寫郵件給我，是為了告訴我，那個戴麵罩男人的體型和我在有關東區強奸犯的雜誌文章中描述的不同，她說她遇到的那個男人非常健壯，“肌肉實在太發達了”。
我把郵件轉發給謝爾比，他現在已經從薩克拉門托縣警局退休了。他回複道：“可能確實是東區強奸犯，但有關肌肉的描述很像理查德·基斯林（Richard Kisling）。”
理查德·基斯林？我查閱了這個人的資料，他是曾在薩克拉門托地區活躍的另一名連續強奸犯，就像東區強奸犯一樣，戴滑雪麵罩，強奸妻子時會把丈夫綁起來。
薩克拉門托犯罪率高，但並非個例。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美國暴力犯罪的犯案率呈平穩上升態勢，並在80年代達到頂峰。1976年2月，一部名為《出租車司機》（Taxi Driver）的電影橫空出世，這部冷酷又暴力的電影理所當然地被譽為那個時代的縮影。許多與我交流過的退休警察——不論是不是來自薩克拉門托——都一致認為1968至1980年是一段特別灰暗的時期。但與其他一些地方不同，薩克拉門托是一座由涉湍流、過雪山的先驅者建造的城市，這裏的人們擁有不可動搖的生存本能。
時不時有好奇之士問我在寫什麽，我說在寫薩克拉門托的一名連續強奸犯，從不會有人追問是哪個強奸犯。這樣說或許能幫助大眾理解20世紀70年代的薩克拉門托，以及東區強奸犯意味著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