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複推翻的“那個人”
——他（拉裏·普爾）一直都是這樣過來的。他告訴過我，最開始接觸這起案件時，查到某些嫌疑人他是如何興奮，之後我問他，時隔15年的現在，他會作何反應。他演了起來，假裝自己拿到一份報告，仔細看了一遍，默不作聲，表情嚴肅。
吉姆·沃爾瑟[104]與EAR案糾葛了30年之久，這段經曆的起點在丹維爾，在1979年2月2日的那個清晨——康特拉科斯塔縣警官卡爾·法布裏[105]用手電筒把他晃醒的早上。沃爾瑟說，他結束了在西太平洋鐵路上司閘員的工作後，就把自己漆成了灰色的1968款龐蒂克勒曼茲（PontiacLemans）停在了680號州際公路旁睡了一會兒。法布裏不相信他的話。沃爾瑟的車停在卡米諾塔薩迦爾雅（CaminoTassajara），距離高速公路至少1.5英裏遠。為什麽把車停在那麽遠的地方小睡？法布裏在沃爾瑟的雙眼中搜尋惺忪的痕跡。法布裏很生氣，前一天晚上，他沒能追上一個四處徘徊的可疑人物，因此正在附近巡查。五個月前，薩克拉門托最臭名昭著的幽靈EAR向西南行進了70英裏，來到了他們的區域。四起案件。最近一起發生在12月，被害人是一名32歲已離異的女性，住在鐵馬步道附近拐角處的房子裏，距離沃爾瑟停車的地點僅一英裏多一點。
“你喜歡讓人**？”EAR曾輕聲對被害人說，“不然為什麽每次看到你的時候你都讓我**？”
法布裏警官要求沃爾瑟原地不動，接受檢查。沃爾瑟曾因多次違反交通法被下過搜捕令，記錄顯示，兩年前，他還在突擊搜查中被發現吸食劣質大麻——地點是薩克拉門托。他21歲，身高5英尺10英寸，體重150磅。不追究細節的話，此人大致符合EAR的特征。法布裏和搭檔逮捕了沃爾瑟。一開始，沃爾瑟隻是略有反抗，但法布裏的搭檔掏出寶麗萊相機拍嫌疑犯麵部照片時，情況突然有變。沃爾瑟變得很憤怒，法布裏不得不靠體力製服住他。這很奇怪，這孩子的犯罪記錄都是小罪，為什麽對拍照如此抗拒？他們不得不強抓起他的頭才拍下照片。
在去往監獄的途中，沃爾瑟對逮捕他的警官說了些奇怪的話，幾乎是在自言自語。
“沒人抓到過真正的罪犯，”沃爾瑟告訴他們，“真的罪犯總能逃跑。”
從一開始就出現了許多該死的巧合。當警方問到沃爾瑟的住址，他寫下的是東薩克拉門托卡邁克爾的薩特大街。一名警官憶起，EAR在聖拉蒙犯案前後，他曾在那附近見過一輛車，貌似有沃爾瑟那輛車獨特的外形。沃爾瑟遭到逮捕後不久，便丟棄了那輛車，買了一輛新的。他不再回答EAR特別小組調查員提出的問題，取而代之的是他母親請來的律師。沃爾瑟的母親是一個專橫霸道的女人，管已經成年的兒子叫“我的小吉米”，還曾差點與沃爾瑟的緩刑監督官大打出手。律師告訴調查員，他的客戶不會咬紗布來提供唾液樣本，因為這樣做可能讓人們以為他有罪。特別小組繼續糾纏沃爾瑟，沃爾瑟則繼續反抗。沃爾瑟自願提供的信息有：他是A型血，鞋碼是9號——這點和EAR一樣。8月，特別小組把沃爾瑟從他女友的公寓叫了出來，對他說，特別小組知道他女友在裏麵吸大麻，要麽沃爾瑟咬紗布提供唾液樣本，要麽特別小組逮捕他女友。最終，沃爾瑟選了咬紗布。
唾液檢測結果排除了沃爾瑟的嫌疑。他是分泌型體質，EAR是非分泌型。特別小組不再把他當嫌疑人看待，而把目標轉向了下一個混蛋。
三十多年後，保羅·霍爾斯對這次檢測結果提出了質疑。作為取證實驗室的一員老將，他知道當時的分泌腺分類測試方法並不科學。20世紀80年代，質量控製專家發現這種方法存在嚴重的誤差。在那之前的幾年，科學家還發現有一小部分人屬於異常的分泌型體質，這些人有部分體液分泌血液性物質，部分體液則不分泌。霍爾斯認為，通過分泌腺分類來排除嫌疑並不可靠。
霍爾斯還有30年之久的偵探經驗，現在的他們更了解EAR。霍爾斯可以在電腦上打開穀歌地球，按時間順序快速瀏覽所有案發地點和可疑的場景，穀歌地球的界麵上到處標記著黃色圖釘、迷你藍車、代表足跡和目擊者的小人。他可以調整界麵變化的速度和視角，可以坐在辦公桌前用雙眼跟蹤在穀歌地球中標記的行凶軌跡。凶手“之”字形的作案軌跡看似隨機，但對那個人自己而言，定有深意。
霍爾斯後悔沒在20年前第一次被調查部門吸引時就調過去，但這是必然的事。那時他有兩個孩子，自己也正在法庭科學領域處於上升階段。你能看出他為什麽受到重用：金發碧眼，體格健壯，麵容帥氣親切，從不畏縮猶疑。他父母來自明尼蘇達州，所以他發o音時也有點拖長。我曾跟他提起魯伯特·默多克[106]，他聳聳肩，表示沒聽過這個名字。“我們屬於不同的領域。”霍爾斯說。看霍爾斯的樣子，你永遠不會想到，他父母曾經把《與性有關的凶殺案：模式與動機》（SexualHomecide：PatternsandMotives）送給他，因為他們想到自己的兒子就會想到這本書。
過去，DNA測試需要許多單調的手工作業。比如在一起性侵案中，你可以從塑料管中用拭子提取一些物質，將**分離出來，通過斑點雜交技術定位DNA標記物，這需要用到許多白色試紙和淺盤，經過多種特殊洗滌。隨著技術的發展，機械手和各種器械逐步取代了人工，因而霍爾斯有了更多調查懸案的時間。霍爾斯認為，沃爾瑟可能就是那個人。
2011年春天的那個下午，霍爾斯第一次在涉案物品保管室發現“家庭作業”前，就一直在找一個滑雪麵罩——沃爾瑟的滑雪麵罩。霍爾斯知道，沃爾瑟被當作是頭號嫌疑人的時候，特別小組調查員采訪過他的朋友，此人曾於1977年在薩克拉門托與沃爾瑟一起因販賣大麻被捕。這名朋友把沃爾瑟的一些私人物品交給了警方，其中包括一個黑色的滑雪麵罩。那時沃爾瑟的DNA檔案沒有錄入係統，霍爾斯在想能不能通過麵罩上的毛發或皮膚細胞來建立檔案。
遺憾的是，沃爾瑟已經不見了蹤跡。這個男人徹底從地球表麵蒸發了。2003年，他被指控有輕度家庭暴力，但他沒有在法庭出席，法官於是對他發出了逮捕令。他的駕照在2004年6月失效，之後再無音訊。沒有交易記錄，沒有工作記錄，也沒有社會福利記錄。霍爾斯嚐試盡最大可能還原出沃爾瑟混亂的生活。他請求調取並成功收到了沃爾瑟在學校的記錄，發現他六年級的老師是名男性，這在當時比較少見。霍爾斯給這位老師撥了電話，老師說他不記得沃爾瑟了，但抄句子像是他當時懲罰學生的措施。
這位老師提到，大約十年前，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曾打電話給他，唱了一曲《自由不是白來的》（FreedomIsntFree），這是他曾經讓不聽話的孩子在班上唱的歌。“記住它。”來電者說完，掛了電話。這通電話惹怒了老師，他換了號碼並且沒有把它錄入電話簿。他對霍爾斯說，很抱歉不能提供什麽幫助。
霍爾斯查了查保羅·科爾韋爾（PaulColwell）這首《自由不是白來的》的歌詞。
“有個將軍叫喬治，”第四行寫道，“在福吉穀管著一群小子。”
羅恩·格裏爾[107]曾被認定是那個人。他住在一棟破舊的公寓裏，一天抽三包煙。警方在監視中知道了他喜歡的香煙品牌，於是十分隨意地把煙遞給了他，但他一支也不抽。他縮成一團，十分警覺。薩克拉門托縣警局的警探肯·克拉克和他的搭檔為了讓格裏爾放鬆下來，耗盡了心思。不親眼看到直接取得的DNA沉澱物，他們是不會離開的，但格裏爾甚至連抿一口瓶裝水都不願意。肯認為格裏爾明白他們要做什麽，好的，他很緊張，而且了解法醫學的套路，看樣子他就是那個人。
警方是在一份30年前的補充報告中發現格裏爾的。許多調查員都認為，EAR的名字就藏在卷宗中的某處，比如在某個公交站或是可疑環境的報告中提到過。或許EAR當時的說辭無懈可擊，或許他因為一個非常糟糕但可以接受的不在場證明被警方排除了。肯和搭檔開始係統地回顧過去的報告，格裏爾的名字很早就浮上了水麵。
1977年4月15日淩晨4：27，格裏爾駕駛一輛雙開門黃色達特桑在森賴斯大道向南行駛時被攔了下來，就在幾分鍾前，幾個街區之外有人通報了一起EAR強奸案。格裏爾告訴警方，他在去上班的路上，他要去大米加工廠做門衛。警方發現他極度冷靜，非常配合。他們打開了後備箱，對格裏爾愈發感興趣。他同意警方對他做住所調查。他告訴警方，他母親最近過世了，他正跟親姐妹一起住，準確地說，是住在他姐妹的“家”裏，那個所謂的“家”是一輛垃圾裝運車，藏在費爾奧克斯陡峭山坡上的灌木叢中。這輛車的長度最多不超過8英尺，高度也夠人站起來。在更早的一起EAR強奸案發生時，格裏爾似乎在工作，有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明。盡管如此，接觸過格裏爾的調查員始終沒有忘了他，他們無法忘卻在格裏爾的達特桑裏找到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麽三十年後，肯和搭檔還要費力追尋他。此時的格裏爾身患重疾，態度仍然是“不喝水、不抽煙、謝謝。”最後，他耗盡了兩人的耐心和計策，他們直接說服他舔了信封。以防萬一，他們還在格裏爾不注意的時候用拭子擦拭了他所有的車把手。
1977年那個春天的晚上，在EAR作案地附近，格裏爾因為體型大致與EAR一致而在路邊遭到盤問。格裏爾是白人男性，那年25歲，身高5英尺9英寸，體重150磅。巡警用手電筒往格裏爾駕駛的達特桑裏掃的時候，看到的第一樣東西是前座上的塑料瓶護手霜。副駕駛的儀表盤上，有一個白色口罩，像是畫畫或手術時用的那種。警方猛然打開後備箱，看到的是一個打開的玻璃紙包裹，裏麵裝著繩子。那裏還有一雙網球鞋。
還有兩個拉著拉鏈的大包。包裏是一把手槍和一把獵刀。
肯和搭檔把從格裏爾那兒收集到的DNA送到了取證實驗室，隻需等待。結果回來了。
不可思議。格裏爾不是那個人。
我說過，對某個嫌疑人的沉迷非常像戀愛初期為愛衝昏頭腦的感覺，焦點都局限在了單一個體上。你一直在腦內剪輯一部擲地有聲的默片——一部傳記電影，整個世界和其實際的模樣都成了蒼白無力的配樂。有關你追隨的對象，你永遠不認為自己了解足夠的信息，你隻想要更多，永遠要更多。你會留意他穿鞋的品味，甚至在穀歌地圖的幫助下驅車經過他的住所。你的判斷會有失偏頗，隻捕捉自己想看的畫麵。假如一個白人男性在Facebook上發了照片，照片上的他在微笑著切一塊插滿蠟燭的蛋糕，你看到的不會是他在慶祝生日，而是他手裏握著一把刀。
我發現的第一個同類，是一臉倦意的拉裏·普爾，他向我承認，他剛開始查案的那幾年，要是發現了嫌疑人，他會感覺很激動，但現在不會了。1997年，他作為奧蘭治縣懸案警探，第一次接手初代夜行跟蹤狂的案件，也就是EAR的案件。他麵色憔悴，說自己那會兒還是新手，仿佛他現在是一個久經沙場的戀愛老將。
普爾回想起2001年的夏天，那是早先讓他感到激動的時刻之一，他接到一通電話，讓他去副警長辦公室作報告。這種電話必然意味著有好消息。他走進辦公室，一群人轉頭朝他微笑，其中有他的巡長、警督、一些行政人員，還有最能說明問題的，瑪麗·洪——那名奧蘭治縣的犯罪學家，她建立了EAR的DNA檔案。洪在另一座大樓裏上班。
普爾還沒關門，就在空中攥起了拳頭。“太好了！”他說。那時候，他已經連續不斷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地調查了三年。
副警長告訴普爾，有指紋匹配上了。警方在EAR位於丹維爾的作案地之一，發現了燈上的指紋，並認定那就是EAR的指紋。那起案件的被害人曾聽到EAR開燈，而燈的包裝是案發前不久才拆的，不會有其他人摸過。一名康特拉科斯塔的退休調查員取出了指紋陳舊的複本，在最近送到了奧蘭治縣。
“太好了。”普爾說。
副警長說，這名嫌疑人五年前自然死亡。他把嫌疑人的檔案從桌麵滑給了普爾。普爾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了解EAR，他打開檔案，所有人都滿懷期待地看向他。普爾卻遭到了失望的重擊。
“哦，我不喜歡他的年齡。”普爾說。這名嫌疑人生於1934年。普爾翻閱著那份報告，他也不喜歡嫌疑人的犯罪記錄——非法持械、非法交易、搶劫銀行，受證人保護計劃保護。普爾覺得EAR不是這種人。
他能感到房間內氣氛的轉變。
“我覺得他不像這個嫌疑人，”普爾承認道，“但誰知道呢，也許我們就是因為這樣才抓不到人。他不是我們想的那個樣子。”
“找出這個人埋在哪。”副警長說。
“是，領導。”普爾說。
普爾發現，這名已逝嫌疑人是被害人男友的一個朋友。這兩個男人曾在案發前的幾周吵過架，那段時間，被害人和男友的音響設備還被偷了。普爾分析，音響是嫌疑人偷的，很可能是為了報複被害人的男友。他很可能在房子裏偷音響設備的時候，摸了那盞燈。他不是凶手，隻是一個有偷竊習慣的壞朋友。
但普爾的領導想要確鑿的證據。
“我們要把他挖出來，測測DNA。”副警長說。
普爾乘飛機來到巴爾的摩掘屍。這是奧蘭治縣警局第一次挖掘嫌疑人的屍體——對，挖過被害人的，但從沒挖過嫌疑人的。巴爾的摩凶殺科協助了這次掘屍行動。他們打開墓穴時，普爾聽到“噓”的一聲，就像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百事可樂罐。屍體的狀況非常完好，隻是覆了一層黴菌。但味道感人。
“想想那種最刺鼻的腐臭味，再乘以十。”普爾說。
怪不得巴爾的摩凶殺科的警探在到達埋有屍骨的小山頂時，都要點上一支煙。
普爾把嫌疑人的牙齒和頭發裝進了隨身行李箱。他們把嫌疑人的股骨和部分肉塊與幹冰放在一個盒子裏，在機場進行了托運。回到奧蘭治縣，普爾到行李傳送帶取盒子的時候，發現盒子漏了。
DNA證實了普爾的質疑。指紋指向的死者不是那個人。
道格·菲德勒[108]曾被認定是那個人。
某天夜裏12：01，我的收件箱出現一封來自“無名氏”的電子郵件。
無名氏從沒解釋過他為什麽喜歡匿名，他的關注點都在另一件事上：他曾在播客上聽我聊過這起案件，想與我分享一個他認為有用的提示。他在郵件中寫道：“Worldcat.org是一個珍貴的搜索工具，可以查到哪間圖書館藏有特殊的書籍或影像資料。比如你搜索克朗普頓警探的《突然恐慌》，就會出現俄勒岡州塞勒姆、愛達荷州波斯特瀑布、愛達荷州海登湖、內布拉斯加州悉尼、加利福尼亞州洛斯加托斯等地點。也許EARONS為了避免網上購物，在圖書館借過這本書？”
這個想法很有意思。《突然恐慌》是作者自行出版的，如果沒有借書人特別要求借這本書，恐怕沒有哪個圖書館會引進。我大概確定自己認識俄勒岡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借書人，他們都是退休警探，所以我把重點放在了愛達荷州和內布拉斯加州。我知道保護老主顧的隱私對圖書館十分重要，所以他們不會對我公開借書人的姓名。我盯著電腦，一個空曠的搜索欄等待我找到使用方法。我決定輸入相關郵政編碼，以及我認為EAR在這些年可能被算入的一個群體的名單：記錄在案的性侵犯。
過了大概一個小時，我還在用鼠標劃過一張張誤入歧途、腐化墮落的臉，似乎單純在浪費時間。然後，我看到了他。我像被閃電擊中一樣，那是我調查這起案件以來頭一次有這種感覺：是你。
我仔細查看他的資料。男人名叫道格·菲德勒，生於1955年，身高體重都符合。他出身於加利福尼亞州，1980年代晚期曾在那裏犯下數起性侵案，包括暴力強奸和脅迫強奸，還曾對14歲以下兒童有過猥褻行為。
從宗譜網站上，我了解到他母親來自薩克拉門托縣的一個大家庭。每找到一樣新信息，我的脈搏就加快一點。20世紀80年代早期——或者更早的時候——他母親住在斯托克頓北區，離EAR的作案地很近。道格的前妻在奧蘭治縣各處都住過，包括丹納岬的一處住所，距離基思·哈林頓和帕特爾瑞斯·哈林頓遭到謀殺的房子僅1.7英裏。
道格手臂上有一塊動物紋身，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公牛。而在家中見過EAR的年輕女子曾在催眠中憶起，EAR前臂上有一塊看起來像施利茨麥芽酒瓶上公牛標誌的紋身。
我在穀歌新聞中搜索他的名字，看到結果時，幾乎要從椅子上跳起來了。1969年8月《洛杉磯時報》的一則報道，記載了一名19歲的少年被同父異母的弟弟用煎鍋擊打頭部並被其刺死的新聞，凶手在家庭紛爭中向親生母親尋求了幫助。弟弟名叫道格·菲德勒。
重擊、刀械。EAR在犯案時做過很多奇怪的事，但依我來看，最奇怪的是他偶爾會嗚咽和哭泣，啜泣中時而還混有哀傷的呼救：“媽咪！媽咪！”
現在，道格與他年邁的母親住在愛達荷州一座小鎮上。穀歌街景顯示，那是一所白色的房子，掩藏在蔓生的綠植下，並不顯眼。
雖然我沒有表述得很明確，但在給普爾的電子郵件中寫到道格·菲德勒時，我感覺自己很可能是在給他提供凶手的名字。
“幹得不錯，”普爾在回信中寫道，“履曆和體型都符合，我剛才通過電話和其他數據確認了一下，他已經因為DNA被排除了（CODIS的數據）。”
有那麽幾小時，我都感覺自己像在街上橫衝直撞，沒有任何阻礙，一路綠燈。就在剛才，這種前進方式戛然而止。我發現，這種穿越時空的智慧存在誤導性。我們帶著更豐富的信息和最前沿的方法回到過去，但這些魔法般的新資源也有危害。數據的盛宴背後是更多需要調查和關聯的場景。你會不自覺地用大量碎片去拚湊對手的模樣，這可以理解，我們在搜尋一個圖案，我們所有人都在。我們瞥到那個圖案大致的輪廓，就會一門心思撲上去，有時我們可以脫身、可以繼續我們的生活，但我們仍然困在那個模糊的輪廓裏。
“接著提供這種嫌疑人給我！”普爾寫道。
他讓我感到沮喪，盡管方式很溫柔。他一直都是這樣過來的。他告訴過我，最開始接觸這起案件時，查到某些嫌疑人他是如何興奮，之後我問他，時隔15年的現在，他會做何反應。他演了起來，假裝自己拿到一份報告，仔細看了一遍，默不作聲，表情嚴肅。
“好吧。”他簡略地說了一句，就把報告扔到文件堆裏去了。
他還給我表演了另外一個瞬間，那是他踏入領導辦公室門口，看到一群人為了他在那裏集合的瞬間。你可以窮盡在執法機關的整個職業生涯來想象這樣一個高光時刻，卻永遠無法真正體驗。我知道有趣的想法突然閃現時，他回我郵件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我見過他模仿自己攥緊拳頭說出那句“太好了！”我知道，他在默默期盼那個時刻再度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