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員弗雷德·雷的回憶
——“你知道的，他們本來可以在那天夜裏逮捕他。”
加利福尼亞州的金斯堡（Kingsburg）是一座位於弗雷斯諾（Fresno）西南側20英裏外的城市。我在這裏的咖啡店喝下第二杯咖啡時感到異常艱難，因為我得到了困擾我多年的一個謎題的答案。告訴我答案的男人名叫弗雷德·雷，他身材高挑，說話言簡意賅，帶點鼻音，又有點愛拖長音，很像中央穀地農民後代的說話方式。雷習慣用他纖長的手指比劃著強調自己的觀點，不這樣時，他就像學者一樣十指交叉，輕輕置於胸前。他的頭發以棕色為主，發量之多令人羨慕，特別是作為一名退休警探，他曾調查35年前的雙人謀殺案，我正因此才采訪到他。他邁著輕快的步伐走進咖啡廳，拎著破舊的公文包，說話帶著仿佛身在幹旱塵暴區的鼻音，我對這樣的他自然沒留下什麽好印象。他跟我說，為了避免和一大堆高中小年輕共處一室，要早點見我，但我在這間小咖啡館就沒看到70歲以下的客人。金斯堡被稱為“小瑞典”，這間咖啡店裏便有幾張蓋著厚實透明塑料布的桌子、幾個擺滿瑞典裝飾物的書架，還有一個狹長的玻璃櫃台，裏麵零散地展示著一些甜點。這間咖啡店為數不多的老主顧之二，是雷的妻子和他的牧師。雖然沒人認出我是外地人，但雷的牧師還是問了我的來處，我說我從洛杉磯來。
“歡迎來到加利福尼亞州。”牧師說。
但我剛與雷對話不久，就突然改變了對他的印象。他給我講述了他在聖巴巴拉縣警長辦公室做警探時的經曆，特別是他訊問一幫問題小孩的故事。這些小孩多是白人小男孩，表麵上看他們成不了威脅。那種有點曆史的沿海小鎮獨有的懶散節奏已經浸入他們的日常，盡管他們不住在高消費階層的霍普蘭奇，沒有騎馬用的小徑，也沒有私人沙灘，隻有停在霍利斯特停車場的房車。他們頭發蓬鬆，是20世紀70年代那種成天瘋到精疲力竭的小青年，或許讀過多斯普韋布洛斯或者聖馬科斯高中，但始終沒畢業。他們會把破舊的扶手椅拽進鱷梨園，躲起來抽自己家種的煙葉。他們整日在哈斯克爾海灘衝浪，夜晚聚在篝火旁狂歡，在所謂的法外之地喝得昏昏沉沉卻不覺不安。他們知道，警察八成不會為打斷什麽沙灘派對，大老遠跑到這鼠尾草叢生的峭壁。他們本來造不成什麽麻煩、引不出什麽怒火，但雷發現，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都參與了一樣令人恐懼的娛樂活動，他們甚至對彼此都保密——為了尋刺激，他們會在深夜闖入陌生人的家。
他們徘徊在陌生人家附近，偷窺陌生人的生活，後來還升級為入室偷竊。雷在與他們的對話中了解到，讓他們引以為豪的是自己闖入房子的能力，他們在地板上匍匐，神不知鬼不覺地站在黑暗中，看房子裏的人熟睡在床。雷對打開他們的話匣子後了解到的細節感到震驚。
“我一直都很擅長讓人坦白。”雷說。
“怎麽做到的？”
他展開雙手，表情似乎柔和了那麽一點。
“你懂的，每個人都這樣，”他說道，語氣很神秘，說出的話卻很直接，“每個人都想看看別人家正在發生什麽。”
有道理。我點點頭。
但雷很快就切換回了自己平時的狀態。我本來沒意識到，後來才明白，他有點懶散的樣子是裝出來的。為了讓談話氛圍更隨意，他還放慢了語速。這可不同於《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中為了從嫌疑人口中套取更多信息而采取的笨拙的談話方式，他的轉換快得令人吃驚，完全讓我折服。雷最迷人的特殊習慣之一，是他出其不意的燦爛微笑，他完全不急於求成，因而你也頗為樂意提供信息。他明白我的意思，他了解我，他在咧嘴笑。
“他們都想說出自己的故事，但不希望聽者有太強烈的反應。要是你心如止水地坐在那裏，表現得好像自己很同意他們的想法，幾乎可以說是沉迷在他們的述說中，那他們就會打開話匣子。”
我因為一個特殊的原因，對這幫雷在幾十年前訊問的問題小孩頗感興趣。
“你訊問過這些徘徊在房子附近的人，”我說，“你覺得這些人中有他嗎？”
“不覺得。”雷回答得十分迅速，然後又謹慎地補了一句，“我本來可以訊問他。”
雷搖了搖頭。
我在每次采訪中都會提到他——這個仍然身份不明的殺人凶手。雷曾在案發地附近追蹤這名凶手的網球鞋印，也曾重走這名凶手從一個窗口爬到另一個窗口的作案路線，還曾搜尋過被害人。雷曾經還深入參與過另一個連續殺人犯的案子，那人會接上搭車客，衝著乘客腦袋一側開槍，之後進行屍奸。縱觀雷的職業生涯，他見過無頭屍，也檢查過年輕女子腐爛的皮膚上為儀式而刻的紋理。但據雷所言，唯一能讓他脊背汗毛直豎的，就隻有讓我開始這段采訪的元凶——金州殺人魔。
雷認為自己不曾和金州殺人魔交談過，我並不感到驚訝。每一個我采訪到的接觸過這個案子的警探，都堅持這麽說。他們都拿起過他落在現場的事先切割好的綁繩，也凝視過顯微鏡下他的**。他們反複播放接受了催眠的目擊者和幸存者的錄音，希望從他們不經意的話語間尋出有關他身份的線索。曾有一名警探在退休幾十年後，回過神來竟發現自己人在俄勒岡州，正蹲在一名嫌疑人房子外的小樹林裏，等房主扔垃圾後好去提取DNA樣本。金州殺人魔是他們的夢魘，他破壞了他們的婚姻，也深深鑽入了他們的腦髓，他們都想相信——也不得不相信——要是他們看到過他，就一定會認出他。
“我們就跟警犬似的，”一名警探曾這樣對我說，“我相信，如果我在商場的時候，他經過我身邊，我一定會認出他。”
我告訴雷，我之所以對他有關問題小孩的回憶感興趣，是因為我最近去過戈利塔——那是位於加利福尼亞州中央海岸的聖巴巴拉西側的一座城市，距離聖巴巴拉8英裏遠。凶手曾在1979年到1981年間在戈利塔作案三起。這三起案件全都發生在戈利塔東北部一個不起眼的居住區裏，居住區的麵積還不足2平方英裏。鞋印和疑似他偶然從兜裏掉出來的綁帶顯示，他在沿聖何塞灣移動，那是一條狹長的河流，始於北部山脈，蜿蜒穿過滿是聯排房屋的居住區，最終匯入太平洋。他的被害人全都住得離聖何塞灣很近。
我沿灣流行走，驚訝於這植被蔓生的小徑，抬頭可見天幕般的巨大樹木，低頭可睹布滿苔蘚的岩石，懸鈴木上還垂**著繩索。我告訴雷，這裏對那些家長管教不嚴又向往遁世的城郊青少年來說，可謂魅力十足。在附近長大的成年人告訴我，20世紀70年代中期，一些男孩由此處向下建了一條越野自行車賽道。在孩子們滑滑板的地方，有神秘的隧道和水泥邊緣的排水溝。那裏沒有燈光，路徑複雜，容易迷路。我感覺，這樣的地方隻有小時候就在這裏待過很長時間的人才能了解。
“特別是想到昆安路的第一起案子。”我說。昆安路一案中的房子位於另一棟房子後，無法從街上看到，隻有站在灣流邊的小徑上，才能看到那所房子。
提到1979年10月1日發生在昆安路的那起案子，雷的表情突然嚴肅了起來。
“你知道的，警方本來可以在那天夜裏逮到金州殺人魔。”雷說。
就是那個夜晚，讓金州殺人魔意識到自己不得不殺人。那天夜裏，被害人幸存了下來，而被害人的鄰居是一名退休的FBI探員。當時嫌犯跳上了偷來的10速自行車，探員則一路追趕。不僅如此，探員還與正在趕來的警官進行了無線電聯絡。我重走過這場追逐戰的路線，最後站在了探員追丟嫌犯的地點。我始終無法理解嫌犯是如何逃脫的。
“我就知道會這樣，”雷說著，搖了搖頭，“我就知道這幫警察幹得出這種事。”
金州殺人魔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