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神秘的“家庭作業”

——這些未來的噩夢製造機,成年前都愛做白日夢,他們的世界都是一分為二的,一麵是令人失望的殘酷現實,另一麵則是用來緩解現實衝擊的暴力幻想。

這是一座毗鄰迪亞夫洛山的小村莊,地域廣闊,植被繁茂。100年前,蒸汽火車定時發出的嗡嗡聲突顯了此處舊時的繁榮。1891年,南太平洋鐵路開始載客往返於聖拉蒙和康科德以北,這條線路有20英裏長。車上都是滿懷抱負的旅客,心中滿是藍圖與夢想。丹維爾地域廣闊,那時剛剛進入土地劃分和發展的階段。汽車的發明最終還是擊敗了鐵路運輸服務,但聖拉蒙支線仍繼續運行,用於運送巴特利特梨、砂礫和綿羊。那時候的鐵路完美融入了人們的生活,人們靠火車鳴笛來判斷時間,所有車站都漆上了一樣的蒲公英黃,並用棕色勾勒邊線。鐵路會經過沃爾納特克裏克的穆爾伍德小學,孩子們休息時,一聽到隆隆聲,感受到地麵的震動,就停下跳房子或是打躲避球的活動,朝路過的工作人員揮手致意,工作人員則吹響號角以示回應。

南太平洋公司的到來改變了這座山穀中的村莊,不過不是因為火車開通的緣故。這裏始終沒有實現工業化,但建起了許多獨棟住宅。中央康特拉科斯塔縣就這樣成了“東灣外圍地區”。1964年,680號州際公路建設完工,這條路是高速與高效的代名詞,但也意味著鐵路的死亡。卡車運貨要比火車便宜,火車的數量由此減少,並越來越少。鐵路兩旁不再是枝椏亂顫的果樹,變成了成群出沒的屋簷。最終,南太平洋公司向州際商務委員會請求線路停運。1978年9月,南太平洋鐵路現身一個世紀後,其首條線路永久停運了。

有關如何使用這片公共用地的討論接踵而至。在最終決定前,這條20英尺寬的土地一直空著,成了一條陰暗的走廊,將溫暖明亮的居民區一分為二。有人對這片無人區感到恐懼,但更多人忽視了它的存在,其穿過丹維爾的5英裏更是如此,而丹維爾正位於聖拉蒙北側。相較於聖拉蒙,丹維爾的土地更廣闊,房屋更老舊,居民更富有,生活更寧靜。遭到遺棄的鐵軌整齊地躺在封閉的後院外,圍欄成了實際上的垂簾。無人使用後,這片公共用地便被人遺忘了,不再有變化,也不再有動靜。直到12月的一個上午,一種奇怪的噪音打破了寂靜。一般人不仔細聽,可能一開始都注意不到,那是一種穩定、有節奏的聲音,但對聽覺靈敏的人來說,那顯然是緊急事態的信號——一條警犬飛奔而過,目標明確。

1978年12月初,康特拉科斯塔縣居民感覺,他們或許終於不需再為EAR而困擾了,他們心中燃起了希望,但彼此心照不宣。那年10月,EAR現身康特拉科斯塔,不僅如此,他還以敏捷的身手和置人於驚恐之中的功力讓人們相信,他是來大鬧一場的——21天內作案三起。第三起案件發生後,人們夜間不再出門,室內保持燈火通明,他們徹夜不眠,困到意識模糊,但一想到滑雪麵罩就強打精神眨眨眼。但幾周過去了,沒發生新案件,人們逐漸不再那麽恐懼。11月18日,主持人播報的一條新聞徹底打亂了居民們的情緒,新聞中,900多名美國人在邪教教主吉姆·瓊斯(JimJones)的要求下,喝下摻有氰化物的飲料,死在了位於圭亞那(Guyana)叢林的社區中,死者中有三分之一還未成年。在搬去圭亞那前,瓊斯的人民聖殿教(thePeoplesTemple)總部位於舊金山。人民聖殿教還造成了北加州議員利奧·瑞安(LeoRyan)的死亡,這名議員飛往圭亞那調查可能存在的虐待行為,在回程的飛機跑道上遭到射殺。瓊斯鎮慘案(JonestownMassacre)或許沒有引起全球恐慌,但至少在美國國內引發了高度恐慌,在灣區更是如此。

感恩節假期來了又去,平靜如往日。11月30日夜,明月高懸,月光照亮每個角落,包括那些最荒涼的藏身之處。要知道,真正想躲藏的人都會有理想的藏身條件。但12月就這樣來臨了,EAR沒再犯案。一時半會還沒人不鎖門,但人們腦內因恐懼而上緊的弦慢慢鬆了下來。

EAR曾在五個人家中偷過收音機鬧鍾,即便可以拿更貴重的物品,他也選了這種鬧鍾,這很可能不是出於巧合。時間對他而言非常重要——他要控製時間、操縱時間。他的直覺準得出奇,非常清楚被害人何時會放鬆警惕。對社區和被害人而言,他的神出鬼沒顯然成了一大戰略優勢。蒙住被害人的雙眼,又在黑暗中捆住被害人的手腳,他讓他們生出了大草原動物才有的野性。悄悄關上滑動玻璃門的機械音被無限放大,接著是漸行漸遠的腳步聲,被害人計算著他離開的距離,心中閃過一絲希望,但仍然耐心等待。時間劃過緊張的神經,她凝神靜聽是否還有別人的呼吸聲。即使看不見,她也能感受到受人監視的恐懼感和充滿支配欲的壓迫感,但15分鍾後,這些感覺消失了。30分鍾過去了,45分鍾過去了,她一點點放鬆身體,盡量不被察覺,肩膀也放鬆了下來。就在這時——就在她要長舒一口氣的當口——噩夢再度襲來。小刀擦上了她的肌膚,吃力的呼吸聲再度傳來,距離越來越近,直到她感覺到他近在咫尺。他才是一隻動物,耐心地等待自己垂死的獵物不再掙紮。

這種讓被害人以為自己已經離開的詭計既殘忍又有效。遭到這種詭計陷害的被害人,都會在下一次以為EAR已經離開時,等待更長更久的時間。有些被害人受恐懼情緒的支配,會等上好幾個小時,等到鳥兒晨起啁啾,等到微弱的晨光從蒙住眼睛的布邊緣射入。如此一來,案發到接警之間的時間變得非常充裕,EAR可以選擇距離自己更遠的作案地點。

12月初,距離EAR上次在康特拉科斯塔縣作案已經過了六個星期。此時的康特拉科斯塔縣居民就像那個以為EAR徹底離開了的被害人,小心翼翼地將希望藏在心中。那時候,薩克拉門托和東灣還沒人知道——一般大眾和調查員都不知道——EAR在遠離他們的這些時日,在40英裏以南的聖何塞犯下了兩起強奸案,一起在11月初,一起在12月2日。即便有人知道聖何塞發生了強奸案,EAR慣常的作案路線也可能讓他們放鬆警惕。一直以來,他都遵循向南行進的路線,先在康科德,然後沿680號公路向南18英裏到聖拉蒙,之後是聖何塞——完全屬於另一個縣的城市。

12月8日,周五,夜幕降臨,住在迪亞夫洛山腳下以及康科德、沃爾納特克裏克、丹維爾、聖拉蒙等東灣外圍城鎮的居民都安心地睡下了。按理說,EAR應該繼續南下,到聖克魯斯(SantaCruz)或者蒙特雷(Monterey)作案,而他們已經成了他後視鏡裏漸漸遠去的風景。他們熬過了最難的時候,午夜12:00到淩晨1:00,居民區重歸黑暗,一片寂靜中,隻有冰箱的嗡鳴和偶有汽車疾馳而過的嗖嗖聲。人們的生物鍾又進入了休閑模式。

但並非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在丹維爾,那條廢棄鐵路的正東側,一段六英尺長隱於大樹下的木質圍欄被壓彎了。有人爬了上去。

圍欄後是一座農場風格的房子,戶外沒有光照。於他而言,夜間是翻牆最理想的時段,夜幕引誘他在燈火通明的住宅區中搜尋罕有的暗點,他一襲深色衣服,用黑色的瞳孔尋覓陰影。

他穿過後院,來到屋外的露台。室內沒有開燈,廚房的操作台上放著一個女士錢包。撬開滑動玻璃門隻需要很小的壓力,幾乎不會發出聲響。他走進廚房,房內某處傳來了輕柔的收音機廣播聲。這所2100平方英尺的房子正待出售,裏麵幾乎沒有家具和個人生活的痕跡。過去兩個月,待人親切的房地產經紀人一直都很歡迎陌生人到這裏參觀。他是其中一個不起眼的參觀者嗎?即便他在這裏說過話,也隻會是輕聲細語。其他買家表現出購買意願不斷提問時,他可能表現得像不滿意這棟房子似的,擺出滿不在乎的模樣,專注於其他事物。可這種表現並沒有評判的意思,他是在暗記房屋情況。

他走過緊閉的房門,直衝西北角的主臥。站在臥室門口,離床約有10英尺的距離,他看向床鋪,一個女人正獨自熟睡。女人趴在**,麵朝枕頭,意識仿佛墜入懸崖,把她牢牢固定在**。被他拽醒前,她還在了無牽掛的夢鄉中,那時的她是個什麽樣的人?埃絲特·麥克唐納[99]身材嬌小,屬於她那代人常說的“小瘦子”。她的家鄉在寒冷的中西部,19歲那年,她結婚了,但這段婚姻隻維持了10年,沒能長久,也沒留下孩子。轉眼間,她30歲了,相較於沿海地區,美國中部的人們對年齡更敏感,認為這個年紀已經老了。《加州之夢》(CaliforniaDreaming)對她而言不隻是一首歌曲,更代表了光明的未來。她和一位女性朋友搬到了舊金山,這裏不再處於“愛之夏”的年代,但灣區依舊享有自由的美譽,在這裏,你可以隱藏過去,開始新的生活。

她在這裏找到了工作,成了一名鮮花批發商,同時在電動機維修公司上班。比她年長20歲的典當行老板傾心於她,不僅送首飾,還邀請她到丹維爾同住。房子距離卡拉韋拉斯斷層(CalaverasFault)五英裏遠,那是聖安德烈亞斯(SanAndreas)斷層的重要分支。六個月後,他們和平分手了。男方搬了出去,將房子投放到待售市場,並歡迎她在售出前繼續住在那裏。她與同事展開了一段新戀情,但與典當行老板也沒徹底斷絕。她的心仍然漂移不定、猶豫不決。

這就是那時的她——在冰冷的12月夜晚,熟睡於淩晨2:00的她。加利福尼亞是一個在曆史上經曆過蛻變的地方,她到這裏開啟了新的生活,遇到了世間常有的三角關係,她的人生將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那是多麽深刻的創傷才能讓她相信,自己正熟睡的溫暖新家,下一刻就會變成陰暗墓穴?這些創傷能被時間磨平棱角,但永遠不會消失,它會化身莫名的病症,永久彌漫於周身,或長期蟄伏,或掀起疼痛與恐懼的巨浪。

他用手攥住她的脖頸,一把鈍頭刀捅向她的喉頭。北加州至少有十餘名調查員能正確猜出他在黑暗中最先說出的詞語。

“別動。”

“別出聲。”

他回來了。不,準確地說,是第二次回來了。他的路線不再單一,隨機作案,簡直成了變幻莫測的黑暗勢力、單兵作戰的犯罪熱潮。

清晨5:19,第一批接警的警官抵達了現場。現場出現了種種似曾相識的跡象,氣氛愈發緊張——打結的白色鞋帶、撕成條狀的橘色毛巾、割斷的電話線。整座房子冰冷徹骨。EAR關掉了恒溫器和收音機,這顯然是為了聽得更清。無線電通話不斷,電話聲此起彼伏,伴著深藍色的黎明,越來越多的人到達了現場。犯罪現場調查員拉裏·克朗普頓把車停好,開始搜尋有用的線索,即便在清晨,他也因對現場的專注而保持了敏感的神經。他發現了前院的房產中介標誌,隔壁就是一所空房,背後則是鐵軌——所有煽動EAR犯罪的理想條件都齊了,甚至讓他又走上了襲擊單身被害人的老路。

幾周後,克朗普頓就會晉升為警佐,加入緊急成立的EAR特別小組。他邁入案發現場,房門在身後漸漸闔上,這時的他還不知道,這起案件將成為他整個餘生的工作核心。破案過程就像一場絞刑架猜詞遊戲,即便猜錯了所有字母,即便簡筆畫小人就快被吊死在絞刑架上,克朗普頓也不想認輸。他一直留著最後一次猜詞機會,不讓遊戲結束,等著自己或是某個繼承他誌願的人翻盤,最終填對單詞。隻有寫對最後一個字母,這場黑暗中曠日持久又損兵折將的追逐戰才算完結,我們才能得到這世上最簡單卻又讓我們期待了太久的獎勵——EAR的名字。

警犬皮塔先到達現場,它是三條警犬中的第一條。她很快就興奮了起來,在空氣中拚命嗅著氣味。天知道追蹤犬的腦子裏在想些什麽,天知道它們能不能發現周圍這些神情嚴峻的人正追尋的希望之光。皮塔的職責非常明確——找到氣味,追蹤氣味。一小隊馴犬員和包括克朗普頓在內的警察看到皮塔從房子後側的露台走了出去,自信滿滿地來到後院的西南角。它晃動圍欄,想翻出去。訓犬員帶它走出了後院,來到圍欄另一側,也就是廢棄鐵軌的所在地。皮塔抬起鼻子。

警方又一次嚴密篩查了這名神秘作案人最新留下的痕跡。後院有一瓶施利茨麥芽酒,瓶口還殘留著泡沫,那是他從冰箱裏拿走後丟在後院的。圍欄則有磨損,警方拍下了這些痕跡。鐵軌上的小分隊在寒冷中擠成一團,等待皮塔的下一步動向,希望都寄托在了狗鼻子和氣味分子的碰撞上。

突然,皮塔動了。它逮到了氣味——他的氣味。它衝向前方,順著鐵軌的左側一路向南奔去。用警方K9分隊[100]的話來說,它“鎖定了氣味”。皮塔腳步穩健,但在不斷加速,基因天賦毫無保留地驅使著它,它不僅得到了物理意義上的解放,精神上也得到了釋放。克朗普頓和皮塔的馴犬員追在它身後。那是丹維爾一個周六的清晨,鐵軌上突如其來的騷亂,連同危險與不安的氣息,在這座小鎮不期而至。這不尋常的混亂並不受人歡迎,卻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反複上演。

皮塔跑了半英裏,突然停住了腳步,那裏是鐵軌與一條居民區街道的交叉口。另兩條警犬——貝齊和伊萊——也被帶到了現場。皮塔的馴犬員朱迪·羅布(JudyRobb)在之後的報告中寫道,時間的流逝、甚至風速的微妙變化都能對氣味造成影響。但三名馴犬員在部分觀點上達成了一致。三條警犬都沿著許多圍欄嗅了氣味,衝進過許多院落。根據它們的表現,可以斷定嫌疑人曾在這片區域長時間徘徊。他從北側的圍欄翻入被害人的後院,又從西南角的圍欄翻了出去,沿鐵軌一路向南,走到交叉口後很可能上了車。

一名警佐將被害人帶到了醫院,檢查結束後,又開車把她送回了家,但車子在她家門口停好後,她一動也不動。單純的痛苦讓她在座位上無法動彈,即便天色已亮,她也沒有感到一絲安慰。她不想再走進那所房子,但情況很複雜。調查員也同情她的遭遇,但他們需要她。調查員語言溫和地向她解釋了和他們重返案發現場的重要性,她同意快速走一圈後就離開。之後,朋友來取回了她的行李。她再沒踏進那所房子一步。

在明確作案人身份前,警方該在報告中用何種稱呼一直是個問題。通常,他們都用“嫌疑人”,偶爾用“罪犯”,有時就簡單地寫作“此人”。不知道丹維爾一案的報告是誰寫的,但不論是誰,他的用詞都含義明確,對作案人的罪責直言不諱,字裏行間的批判仿佛伸出了紙麵的手指,直指作案人。讀這份報告時,我深受其用詞的影響。其對作案人的稱呼成了我個人對EAR的簡稱,成了我淩晨3:00依然要反複回味的單詞。為了這個詞,我穿梭在堆積如山的“半條線索”間,研究他難以辨識的麵部特征。我欣賞這份報告自始至終的直白坦率,欣賞筆者的那個用詞:

責任人。

霍爾斯把車停在丹維爾一條居民區街道上,附近就是鐵馬步道,即直穿中央康特拉科斯塔的一條40英裏長的小路,供人騎自行車、騎馬或是步行。那是舊時南太平洋鐵路的所在地,現已鋪設為適合步行的道路。

“我們在這裏下車,走過去。”他說。

我們沿路南下,走了約10英尺,霍爾斯引我看向一座後院。

“警犬一路追蹤EAR的逃跑路線,來到了被害人院子的角落。”他說著,向前走去。一排龍舌蘭護住了圍欄背麵,任何人無法靠近。

“他在這裏翻過了圍欄。”霍爾斯說道,手指向那些龍舌蘭,盯著龍舌蘭肥厚的劍狀葉看了好一會兒。

“我打賭這家主人被案子嚇壞了,他們種了棵仙人掌。”他說。

我們繼續沿著35年前犯罪學家約翰·帕蒂(JohnPatty)走過的路線行進。35年前,警犬找出EAR的逃跑路線後,他為了找到證據徹查了這片區域。帕蒂在調查中有一些發現,他給找到的東西標了標簽,密封在塑料袋中。那個袋子保存在涉案物品保管室的一個盒子裏,與幾百個外表一樣的盒子一起,擠在鋼質書架上。33年來,無人問津。2011年3月31日,霍爾斯打電話到涉案物品保管室,問他們知不知道20世紀70年代鎖定過的EAR嫌疑人戴的滑雪帽,霍爾斯正在深挖此人的信息。霍爾斯到達涉案物品保管室時,室主任已經準備好了一個盒子,裏麵有那頂滑雪帽。之後,霍爾斯注意到一個帶標簽的密封袋,標簽上寫著“在鐵軌找到”,其中的東西改變了霍爾斯的調查方向。

警方的許多工作都要求留下書麵記錄,證據收集也是如此。約翰·帕蒂的案發現場證據清單表是手寫的,語言相當簡潔——“1)有鉛筆筆跡的三孔活頁紙兩張;2)畫有鉛筆畫地圖的三孔活頁紙一張;3)一段41英寸長的紫色紗線。4)打有文字的紙片。”

這些東西是一起找到的?還是散落在各處?霍爾斯沒找到任何照片或是現場的素描做引導,帕蒂隻留下一些簡單的標記說明他是在鐵軌的哪個位置找到的這些證據。僅此而已。霍爾斯可以用觸碰DNA技術和高清掃描分析這些紙,可以找多位專家理解、分析這張地圖的方方麵麵,但無法讓約翰·帕蒂——最關鍵也最權威的人——來給他講述現場的情況。帕蒂於1991年死於癌症。這就是最困擾懸案調查員的情況——有些曾被認為無關緊要的信息會成為關鍵信息,但了解這一信息的人已經過世了。

起初,霍爾斯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份“家庭作業”。其中一頁紙上,是學校讓學生寫的關於卡斯特將軍(GeneralCuster)的小作文開頭部分,寫得很糟糕。第二張紙上的內容倒是更耐人尋味。“看到瘋狂這個詞,我就想到六年級。”紙的開頭這樣寫道。這張紙的作者對六年級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怒斥曾經羞辱他的老師,作為懲罰,這名老師曾強迫他反複抄句子。“我恨他,從沒這麽恨過一個人。”文中沒有指出老師的姓名。

第三張紙上是一片居民區的手繪地圖,圖上有辦公區、死巷、鐵軌,還有湖。霍爾斯在地圖背麵發現了隨機亂畫的痕跡。

霍爾斯對這些證據感到迷惑,很快便著手調查,意料之外的靈感閃現讓他無法停下尋找線索的腳步。他沒有事先打招呼,就給有關專家打電話。一名房地產開發商敷衍的回複改變了霍爾斯對EAR身份的看法,他從全新的角度重新審視了手頭的線索。霍爾斯知道,他的想法與同事的都不同,但他決定別想那麽多。他給自己留出一定空間,就好像自己才是那個觀點“奇怪”的人。他的問題越來越多,關於證據中出現的描述童年經曆的作文和顯然在犯案前做過的設計,他問出了幾種令人信服的看法。觀點不斷累積。調查這起案件,就像探索地下墓穴,拐錯彎可能就會釀成大禍,各種可能性似乎都能把你帶回地平線。每個人心中的指南針都有內在設計缺陷,都有偏見,也都需要信任。雖然霍爾斯追逐的靶心沒有出現,但他漸漸有了一個更大的目標。

調查中極少有意想不到的發現,這種發現總讓人激動異常。對警探而言,如果有線索可能指出EAR這種等級的罪犯的身份,那在破解出其深意的瞬間,腦內就會出現排隊玩過山車經過旋轉閘門時聽到的哢噠聲,仿佛電流竄過神經。曾經萬無一失的多麵手終於正式引起重視。執著的調查員永遠記得這個受到鼓勵的瞬間。霍爾斯造訪過涉案物品保管室後,用最近一台複印機備份了找到的材料。一天,他正在實驗室仔細查看手繪地圖的複本,一個同事過來搭話。

“保羅?”

“嗯?”

“保羅。”

霍爾斯放低地圖,抬了抬眉毛。同事示意他應該翻過地圖看一看。霍爾斯照做了,他之前就發現了地圖背麵的塗鴉,但沒有特別注意塗鴉的內容。現在,他明白同事的意思了。

地圖背麵有一些難以辨識的單詞,可能有很多種含義。其中兩個詞是被草草記下的,另一個詞被記下時則筆觸有力。依稀可見梅拉尼(Melanie)這個名字,但除此之外還有別的信息。其中一個詞的筆觸與其他亂塗亂寫的信息給人感覺截然不同,霍爾斯花了一些時間才理解這個詞的含義。這個詞的寫法也與眾不同——字號很大,印刷體和手寫體混雜,最後一個字母T多寫了一遍,狀似堅硬的三角。這幾個字母的顏色也比其他單詞更深,下筆人的憤怒躍然紙上。其他信息都是潦草地用常見的寫法寫下的,唯獨這個單詞不同,寫得非常斜,幾乎占據整個下半麵。第一個字母P寫得比其他字母都大,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P的方向寫反了。

整體給人一種下筆人精神錯亂的印象。

“懲罰(PUNISHMENT)。”

這個單詞吸引了霍爾斯的注意。

我們走在鐵馬步道上,突然在一根電線杆前停住了腳步。這是交叉路口北麵的第二根電線杆,距離交叉口幾百碼遠,也是警犬迷失EAR氣味的地點,警方認為他在這裏上了車。

“家庭作業就是在這一片找到的。”霍爾斯說。

他有足夠理由相信,那幾頁紙是EAR的東西。雖然警犬並不絕對可靠,但三條警犬分別認定EAR沿鐵軌向南逃跑的事實非常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這條路線以及氣味消失地與案發地之間的距離,符合過去EAR停車地與案發地之間的距離。約翰·帕蒂是一名廣受敬重的犯罪學家,曾積極參與調查EAR在康特拉科斯塔縣的案件。帕蒂收集的證據,都很可能是他認為很重要的證據,但霍爾斯對“家庭作業”中的另外兩樣物品毫無頭緒——那條神秘的紫色紗線和打了字卻無法辨認字跡的紙片。但在性犯罪現場發現螺旋裝訂筆記本用紙其實並不奇怪,連續性侵犯和殺人犯經常在觀察被害人時記筆記,有時甚至用自己發明的代碼做筆記。EAR在薩克拉門托頻繁作案的時候,不止一名目擊者曾打電話表示,有手持螺旋裝訂筆記本的可疑人物出現。雖然EAR逃脫警方追捕的能力一流,但偶爾也丟東西,比如螺絲刀、帶血的邦迪創可貼、圓珠筆,隻是不知道這些東西是他故意丟的還是不小心丟的。

此外,那句滿是憤怒和自憐意味的“看到瘋狂這個詞,我就想到六年級”給出了另一條線索。像EAR這樣的暴力犯,從連續性侵犯升級為殺人犯,不僅罕見,而且各不相同,因而對他們的背景和行為進行歸納總結是極不明智的做法。但他們確有共同之處。這些未來的噩夢製造機,成年前都愛做白日夢,他們的世界都是一分為二的,一麵是令人失望的殘酷現實,另一麵則是用來緩解現實衝擊的暴力幻想。外界的不尊重大部分都內化為了他們思想行為的一部分,不滿情緒越積越多,他們的手指一次次撫過過去的傷痕。

之後,暴力幻想升級為心理預演。他們會熟記劇本,並精煉手法。故事中,他們是遭到虐待的英雄,不斷有演員一臉驚恐、眼神痛苦地向上凝視他們。他們的道德觀念以掠奪為核心,扭曲異常——隻有用盡全力傷害被害人、讓被害人顯出無助的神情,他們的空虛感才會消失。被害人的那副表情,正是他們心中自己的模樣,正是他們憎惡的模樣。

大部分暴力幻想狂會止步於心理預演,那麽是什麽讓小部分人跨過底線呢?也許是多重壓力。壓力點燃了情緒化的火柴,從此空想家走出白日夢,邁進陌生人的住所。

寫下“看到瘋狂這個詞,我就想到六年級”這句話的人,展現出了暴力犯常有的過**緒反應。他寫道,懲罰他的六年級老師在他心裏種下了仇恨的種子。下筆人描述自己的經曆時,用詞誇張,滿是自憐情緒;“忍受”“不公”“糟糕透頂”“討厭至極”……

我們開始往回走。我想到,我所知道的丹維爾與許多北加州城鎮擁有相似的發展軌跡。曾幾何時,住在這裏的都是美國原住民,之後他們露宿於迪亞夫洛山,向東北遷移。1854年,一名白人男子帶著在淘金熱中獲得的收益興奮地衝入此地,買下一萬英畝土地。他的名字是丹(Dan)。這裏的果業和小麥種植業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那時,丹維爾興建起全新的居民住房,大批居民湧入,此地搖身一變,成為東灣最舒適、最富有的郊區之一。霍爾斯說,他查閱的航拍照片顯示,在EAR逡巡於居民後院的時候,他瞄準的那一帶居民區並沒有房屋數量激增的現象。而被害人的房子建於60年代中期。丹維爾新奇有趣的曆史十分有吸引力,到1980年,那裏的人口翻了兩番。

如今,人們談到丹維爾,會批判它沒特色、過於重視身份地位。在最近的一次排名中,丹維爾被評為全美在服裝上人均消費最高的城鎮。

“你覺得他是在這種地方長大的嗎?”我問霍爾斯。

“中產階級?對,我覺得他不像窮苦家庭出來的孩子。”他說。

我提起沒有檔案與EAR的DNA匹配的問題。我知道我的想法沒什麽依據,但我一直認為,沒有檔案匹配或許意味著EAR活在一副體麵的軀殼中。我問起霍爾斯對DNA的看法。

“我挺意外的,”他說,“我們的DNA技術已經在國家層麵開展十多年了,但還沒找到這個人。”

“連同個家族的DNA都沒有,你對這個感到意外嗎?這是不是說明他來自一個比較保守的家族?”我把觀點直接說成了問題。

“我覺得有可能,至少他不是總在犯罪。”他回答得很謹慎。

我跟霍爾斯待在一起幾個小時了,他很好相處,平易近人。老實說,因為他太好相處、脾氣太好,我花了比平時更長的時間才摸清他話中的含義。如果他不很讚同某個觀點,他會語氣平和地告訴我,但如果他對某個問題感到反感,他的回答會更拐彎抹角,要麽不真的回答我的問題,要麽提出相關的值得在意的觀點。

談到EAR的社會經濟地位,我感覺霍爾斯就有意岔開話題。我提醒自己,霍爾斯是犯罪學家,是用磅秤和卡尺工作的專家。雖然他不會過分追究細節,但看到粗糙的推論,他會從中分辨出無可爭議的事實。我提到EAR小腿粗壯時,他就糾正了我,表示目擊者說的其實是大腿粗壯。晚些時候,他又通過一張頗為壯觀的電子表,向我展示從被害人的陳述中總結EAR的軀體特征是多麽魯莽。到處都是不同版本的眼睛顏色和頭發顏色,昏暗的光線和被害人遭受的心理打擊影響了他們的認知,霍爾斯指出,隻有身材沒變過——EAR身高約5英尺9英寸,6英尺的嫌疑人都太高。但霍爾斯還說,他們還要繼續調查。

“你總想謹慎行事,不冒一點風險。”

科學家一向如此。

未來,我會等到明智審慎又科學準確的結果,但在我們準備離開丹維爾的時候,我還在反複提出自己的觀點。我又不假思索地說出了一連串指明EAR可能披著正常人外衣的線索。大多數謀殺案的被害人都是居於上層階級社區的腦力勞動專業人才,他很可能在暗示我們他也屬於這類人群,很可能從事某樣固定工作,他有手段,也有謀略。

“我們知道他有車。”我說。

霍爾斯點頭,陰影遮住了他的臉。他似乎在思索著什麽,似乎腦內在爭論要不要共享某個想法。

“我們確實知道他有車,”他說道,又以極慢的語速吐出一句,“我認為,他可能不隻有車。”

一瞬間,我想象不出還能有什麽。

霍爾斯告訴我:“我認為,他可能有飛機。”

我一時語塞,腦子裏隻閃過一個詞。

“真的?!”

他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看來我誤解他了,他不是在否定我語帶推測的提問,而是在思考何時加入自己的觀點。

“我會邊吃午飯邊好好解釋的。”他保證。

但首先,我們要前往位於康特拉科斯塔縣的最後一站:沃爾納特克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