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重走EAR犯案之路
——我們坐在悶熱的車中，曆數他擅長的策略。調查員通過警犬、鞋印和車轍了解到，他選擇行動路線時十分謹慎精明。如果附近有工地，他就把車停在那裏，工地車輛流動性大，讓他能藏木於林。
在加利福尼亞州康科德市的曆史中，出現過撒旦和許許多多的誤解。傳說中，1805年，西班牙士兵在追一群不願信教的美洲原住民時，把他們逼到了一片現位於康科德市的柳樹林。原住民蔽身於茂密的樹林中，但士兵衝進去抓他們的時候，原住民全都不見了蹤影。受到驚嚇的西班牙人給這片區域取名迪亞夫洛林（MontedelDiablo）——惡魔的樹林。古時候“monte”一詞可粗略地譯為“樹林”，但如今，這個詞多譯作“山”或“峰”。後來的英語母語者就將這個名字安在了附近3848英尺高的一座山峰上，也就是在東灣隨處可見的迪亞夫洛山（MountDiablo），又名魔鬼山（DevilMountain）。2009年，當地人阿瑟·米哈雷斯（ArthurMijares）向聯邦政府遞交文書，想把這座山的名字改為裏根山（MountReagan），因為他覺得人們對“魔鬼”一詞的印象不好。
“我隻不過剛好是個崇拜上帝的普通人。”他告訴《洛杉磯時報》。米哈雷斯沒有成功，但他也不用擔心。康科德位於舊金山東側，兩地間有31英裏的距離，其中每一英裏都令人印象深刻。無論前段路途有多艱險多荒涼，都會歸於平坦，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商業區，那裏的服務態度像所有商業區一樣熱情。我住的賓館對麵就是柳林購物中心，那裏有許多連鎖店和餐廳，比如老海軍服飾、一號碼頭進口餐廳、福德洛克快餐，但顧客之少令人擔憂。跟別人談到康科德，幾乎每個人都會提起東灣的地鐵係統BART[92]有多方便，他們會說：“20分鍾就能到伯克利。”
保羅·霍爾斯和我事先約好，早上9：00來賓館外接我，他會帶我轉一遍康特拉科斯塔的犯罪現場。一大早，氣溫就超過了26攝氏度，這又是東灣全年中最熱的月份中炎熱的一天。一輛銀色的福特金牛座準時停在我身旁，一個穿著得體的男人下車叫了我的名字，他梳著金色短發，皮膚曬得有些黑。我從沒當麵見過霍爾斯。我們上次通電話時，他還抱怨自己家的金毛獵犬幼崽鬧得他整夜難眠，聲音聽起來很開心，看起來他似乎從不惱於塵世。現在的他四十多歲，沉著冷靜，待人隨和，步態如運動員般矯健。他親切一笑，伸出手與我用力一握。接下來的八個小時，我們談論的都是強奸和謀殺案。
當然了，嚴格意義上講霍爾斯不是警察，他是一名犯罪學家，是縣警局取證實驗室的領導。但我跟警察相處過太多時間，從他身上能想到警察二字。我說警察，其實特指警探。跟警探相處久了，我注意到他們有一些特征。他們身上都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我就沒見過蓬頭垢麵的警探。他們很善於與人對視，儀態好到令人羨慕，說話從不冷嘲熱諷，不喜歡玩文字遊戲。擅長問話的警探會在對話中留出大量空白，讓你條件反射式地填補這些空白，這種問詢策略非常有效，輕而易舉地就能套出許多話，我自己就還在後悔曾經喋喋不休地說了太多。警探的麵部肌肉都不太靈活，或者說，他們很會控製表情。我從沒見過警探做鬼臉，他們不會畏縮，也不會圓睜雙眼。我是一個表情豐富的人，丈夫是喜劇演員，許多朋友也都在演藝圈工作。我周圍一直都是些表情誇張的人，所以立刻就發現警探都缺乏麵部表情。我佩服他們能始終保持和善友好、精力充沛。我也試圖模仿過，但做不到。我逐漸看出了他們單一的表情裏那些細微但也依稀可見的變化——眯眼、收下巴，那通常意味著他們聽到了一個早就被淘汰的想法。但即使偽裝的麵具掉了下來，他們也從不亮出底牌，他們從來不說：“我們很多年前就從那個角度查過了。”相反，他們隻會接受你的想法，然後禮貌地說一句：“嗯。”
警探與演藝圈芸芸眾生的不同之處，不止在性格含蓄上，幾乎可以說，這兩類人在任何方麵都大為不同。警探是傾聽者，他們會分析現狀。演藝人員則隻在估量自己的影響力時，才做分析。警探參與的是具體的任務，而我曾花一個小時時間，聽一名當女演員的朋友分析一段三行長的文字是如何傷害到她的。盡管我後來還是看到了警探麵具上的裂痕，但起初，他們的陪伴其實給了我一種意料之外的放鬆感，像逃離了一場充斥著情緒的慶功宴，宴會上的人說話聲一個比一個大，又像參加了意誌堅定的鷹級童子軍的聚會，他們都在等待下一個挑戰。我並不是一個單調直接的人，但我很享受和他們待在一起的時間。
東區強奸犯（EAR）在東灣犯下的第一起案件發生在康科德，從我住的賓館開車到案發地僅需10分鍾。霍爾斯和我沒有閑聊，直接聊起了案件。最先該解答的問題，顯然是——他為什麽來這裏？為什麽不再在薩克拉門托作案，而是從1978年10月開始，在東灣進行了一場為期近一年的殺人狂歡？我知道最常見的看法是什麽，霍爾斯也知道，但他並不買賬。
“我覺得他不是因為害怕才離開薩克拉門托的。”他說。
支持“嚇跑”理論的人都會提到一個事實。1978年4月14日，EAR在薩克拉門托侵犯了幫忙照看嬰兒的15歲被害人，兩天後，警方公布了可能犯下馬焦雷謀殺案的兩名嫌疑人的改良版合成素描。馬焦雷案是一起尚未解決的謀殺案，一對年輕夫婦在外出遛狗時遭遇神秘槍擊。素描公開後，EAR便停止了在薩克拉門托的犯罪活動。之後，他僅在薩克拉門托又犯下過一起強奸案，而那還是在一年以後。人們猜想，其中一幅馬焦雷案嫌犯素描極有可能與EAR非常相像，令其感到不悅。
霍爾斯不相信這種說法。他學習過犯罪空間情報分析，且精通於此。犯罪空間情報分析通過繪製犯罪地圖進行分析，嚐試確定犯罪分子最可能居住的區域。20世紀70年代末，警察可能會圍在一張紮了圖釘的地圖周圍，漫無目的地推斷案情。如今，有了專門研究犯罪空間情報分析的專業，警察也會用算法和軟件展開分析了。通常，犯罪時欺淩弱小的歹徒都在住處周圍有一個“緩衝區”，他們不太願意在這一區域犯罪，因為他們認為，在離家太近的地方，作案風險太高。針對連續犯罪，犯罪空間情報分析師會對案發地點進行分析，以此導出歹徒的緩衝區，找到歹徒居住的圓環靶心，因為歹徒和常人一樣，有常規且可預測的行動方式。
“我讀過許多關於連續作案的歹徒如何選擇被害人的研究報告，”他說，“他們就在日常生活中選擇。比方說，如果一個慣偷每天像普通人一樣開車上班，那他大腦裏就會出現家和單位兩個坐標，這種人會在路上多加留意，要是他們坐在我們現在的位置，”——霍爾斯指了指我們停駐的十字路口——“他們就會觀察，看，那邊那棟公寓樓就不錯。”
霍爾斯說，在薩克拉門托的作案地點分布與在東灣的模式完全不同，這點很重要。
“在薩克拉門托，他也來往於各處，但犯案地點都在東北區和東區。犯罪空間情報分析師稱他為‘流竄犯’。他會從某個定位點開啟分支，但一旦移動到某處，就會開始往返於兩地之間，很明顯，他在沿著680號州際公路上下移動。”
680號州際公路是一條70英裏長的南北向公路，正穿過康特拉科斯塔縣中央。EAR在東灣犯下的大部分案件都發生在680號州際公路附近，半數案發地距離公路出口僅有一英裏或不足一英裏。在一張由專業人士繪製的犯罪空間情報地圖上，東灣發生的案件用小紅圈標注了出來，我看到，幾乎所有案件都發生在680號公路的右側，也就是東側，這些紅點好似連綴出了一條壞死的葉脈。
“我們開車溜一圈680你就懂了，”霍爾斯說，“我認為，他開啟分支是因為生活環境有了變化。要是他現在仍然住在薩克拉門托，但不在案發範圍內上班，而且還利用這一點悠哉生活，我也一點不會驚訝。”
聽到“上班”一詞，我眼前一亮。從我們最近的往來郵件中，我覺察到霍爾斯非常了解EAR可能的工作軌跡，但他對細節總是含糊其辭。即便現在，他預見到我的問題，還會采取回避的態度。
“我們會聊到的。”
霍爾斯不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1978年的時候，他還隻是個孩子，但他如今已經在康特拉科斯塔縣警長辦公室效力了23年，曾無數次到訪案發現場。他也曾深究這片區域當年的模樣，取得過許可證，研究過航拍照片，還與當地人進行過溝通。他腦內有一張1978年10月左右的區域地圖，還能在行駛中把腦內的地圖與現實中的場景重合起來。他放慢車速，指向一條死巷，那裏的一片房子就坐落在EAR在康科德第一次犯案的房子後。
“那會兒還沒有這些房子，”霍爾斯說，“那時是一片空地。”
我們把車停在了一片住宅區拐角處的房子邊，這裏非常安靜。第一起東灣案件的卷宗中，附有一張全家福照片，照片上是一對頗具魅力的夫婦和他們一歲的女兒，小女孩戴了一頂波點生日帽、身穿夏季連衣裙，父母兩人分別有一隻手放在他們拿著的球上，站在女孩麵前，看樣子那是給女孩的禮物。照片中，女孩朝攝影師笑著，父母則衝鏡頭歡笑。1978年10月7日，距離拍照一個半月後的一天深夜，丈夫因為某樣東西碰到他的雙腳而醒了過來。他睜開眼，驚訝地發現黑暗中赫然出現了一個戴著深色滑雪麵罩的人。
“我隻想要錢和吃的，就這樣，要是你不按我說的做，我就殺了你。”這名入侵者左手拿手電筒，右手則拿了一支轉輪手槍。
霍爾斯指了指餐廳的窗戶，35年前EAR就是從那裏溜進房子、走到了夫婦的床邊，他們的女兒全程沒有被打擾，一直在熟睡。
那棟房子建於1972年，是一棟單層住宅，成L形，和同一街區內的其他房子占地麵積相似。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這棟房子與我見過的其他案發現場非常相似，把它隨便放到任何一個居民區都不會有違和感。
“完全是同類的房子。”我說。霍爾斯點點頭。
“他作案的住宅區幾乎都沒有雙層住宅，”他說，“這也有道理，因為這樣你就能知道被害人是不是在睡覺。在雙層住宅裏，都有上下樓的唯一通道，那種情況下，你更可能被逼入絕境。而且，確認單層住宅裏人們的行動要更簡單，你能從一個房間看到另一個房間。要是你打算偷窺，還得躍過圍欄、穿過院子，那被害人更容易從二層觀察到你，而不是一層。”
照片中的丈夫在催眠狀態下，憶起案發當晚11：15左右，他和妻子停車時，看到緊鄰他們房子的小巷裏，有一名年輕男子站在一輛停在那裏的小貨車邊上。那是一輛廂式小貨車，上下漆成了白色和水綠色。這名年輕男子看上去二十多歲，白人，深色頭發，中等身高體重，他當時正站在貨車的右後角，彎著腰，像在檢查輪胎。這隻是一個片段，是日常生活中無意間瞥到的幾百張圖像之一。我腦海中出現了一位坐在椅子上的丈夫，他正努力回想並分析記憶中重要的瞬間，但這些瞬間也可能無關緊要。調查EAR案件時最令人發狂的問題正在於此：你無從判斷每條線索是否重要。
“這起案件尤讓人驚訝的，是他闖入房子的方式十分老練精密，”霍爾斯說，“看樣子他試過側門，門把手附近有割痕，但不知為何他放棄了這種方式，從正門進來了。餐廳有一扇窗戶，他在窗戶上打了一個小洞，就從那裏推動插銷，進入房內。”
“我完全不懂入室偷竊，他幹得漂亮嗎？”
“很漂亮。”霍爾斯說。
我們坐在悶熱的車中，曆數EAR擅長的策略。調查員通過警犬、鞋印和車轍了解到，他選擇行動路線時十分謹慎精明。如果附近有工地，他就把車停在那裏，工地車輛流動性大，讓他能藏木於林。人們可能還以為他是那裏的工作人員。他會從一條線路靠近房子，又從另一條線路逃跑，這樣人們不會看到他進進出出，也就不太會記住他。
經常吠叫的狗不會朝他吠叫，可能是因為他先給狗喂了食物。他有一個不尋常的習慣，就是在把女性被害人帶入客廳時，在燈上或靜音的電視上丟一塊毯子，這樣餘下的光亮足夠他看清，但不至於引起外界的注意。此外，他還會預先計劃。住在拐角處的那對夫婦就表示，他們回家時，發現丈夫的書房門關著，但他通常不關門，而且前門沒鎖，可他們確信自己鎖過門。他們猜想，他那時候是不是已經埋伏在了房子裏，也許藏在門廳壁櫥的外套中間，等待這對夫婦語聲漸弱，等待他腳下的一隙光熄滅。
我和霍爾斯談論案件時出現了一段停頓，就像拳擊手被擊倒的瞬間，而這在我的意料之中。這種語言上的停頓很像你在大談特談前男友或前女友時，突然意識到自己言辭之激烈，於是停下來強調你說的那個家夥無疑是個一文不值的混蛋。
“他非常擅長實施自己的犯罪，”霍爾斯說，“但他沒在哪棟房子外上演繞繩下降，他的所作所為從來不帶一點受過特訓的痕跡。”
霍爾斯的父母來自明尼蘇達州，他說話也帶著中西部人輕快的節奏感，但說到EAR犯案的技巧並沒什麽特別時，他的聲音失去了力量，聽上去不那麽讓人信服，而且他自己也不完全信服。可見，他進入了案件分析的下一個階段：自我辯論。
“EAR膽子很大，沒錯，”霍爾斯說著咬緊了牙關，而他極少如此，“EAR與其他罪犯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在房子裏作案。相比之下，黃道十二宮殺手的作案方式就顯得他比較膽小，因為他在情侶常去的地方作案，而且距離被害人有一定距離。而EAR在被害人家裏作案，則顯得他膽子比較大，而且他作案時家裏還有男性，可見他異常膽大。”
我們還談到了人們對男性被害人的忽視。霍爾斯告訴我，有一次，他要對斯托克頓一名女性被害人進行問詢，而那名女性和她丈夫都是被害人。霍爾斯以為，丈夫更能接受來自陌生人的電話，所以決定先聯係丈夫。那位丈夫禮貌地告訴霍爾斯，他認為妻子不想談案子的事，她已經把這件事埋在了記憶深處，不想回憶那段經曆了。但是，丈夫還是勉強同意把霍爾斯的問題轉達給妻子。霍爾斯沒得到答案，他以為這次問詢注定失敗。幾個月後，霍爾斯終於和妻子取得了聯係，她回答了霍爾斯的問題。她說她願意幫忙，願意回憶事件經過。但她丈夫不願意。
“他才是不想談案子的人。”妻子承認。
那名男性被害人生於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之間，這一代人多半沒聽過心理治療的概念。從卷宗可以看出，警方對不同性別的人扮演的角色有非常嚴格、明確的認知。警探會問女性在哪購物，對男性，則問門窗的上鎖機製。警察會在女性肩上搭毯子，送她們去醫院；對男性，則盤問他們看到了什麽，而不是他們的感受。許多男性被害人都有參軍經曆，有工具房，他們有能力抵抗，有能力保護妻子，卻被EAR剝奪了這些能力。案情細節就能暴露被害男性的憤怒，其中一位丈夫甚至咬斷了EAR綁在他妻子腳上的綁帶。
“時至今日，留下太多心理創傷了。”霍爾斯說著，發動了車子，離開路緣。位於拐角處的那棟房子消失在了視線中。在卷宗中，有一張女性被害人——一位年輕的漂亮媽媽，她有一個剛過完生日的小女兒——手寫給責任警探的便箋，日期是案發後五個月。
羅德（Rod）：
隨函附上
1.丟失物品清單
2.7月到8月的支票清單
所有首飾都是從臥室的大抽屜和梳妝台上拿走的，其他物品也有相應提及。我衷心希望這些內容足夠全麵，並且派得上用場，因為我們都在拚命嚐試回歸正常生活。我相信我們都能理解彼此的狀況。
祝破案成功！
這張便箋邏輯通順、語言直接，看上去被害人很快就能恢複狀態，甚至有點樂觀積極。我曾以為這張便箋很特別。讀到的時候，我想是有些人能夠忍受造成了心理創傷的恐怖經曆，繼續自己的生活。這份卷宗之後的幾頁，還有一張副警長手寫的便箋。便箋上寫道，這家人不再住在康特拉科斯塔縣了，他們搬去了幾百英裏外的一座城市。
祝破案成功！
我曾以為這個感歎號代表樂觀向上，但其實它意味著再見。
我們向東開去。第一起案件發生一周後，康科德發生了第二起案件，案發地距離第一起案件不到半英裏。霍爾斯在停車標誌前放慢車速，指了指垂直於我們的那條街，又一次，他用上了腦子裏那張1978年10月的地圖。他示意讓我注意我們停車的這條路，說道：“就是這片區域，那時候正在施工。所以建築工人、運貨卡車等都會走這條路，或者那條路，這樣才能到工地。”
霍爾斯說，這兩條在1978年10月能通向工地的主幹道中，有一條穿過了第一起案件的案發地，另一條穿過了第二起案件的案發地。我記得霍爾斯還說過，他相信EAR是到這裏來工作的。
“EAR是做建築這行的？”我問道。
“這就是我的調查方向。”他說。我注意到他指的是唯一的調查方向，而不是他的其中一個調查方向。
“你知道那時候工地的開發商是誰嗎？”
他沒有回答，但他的表情告訴我，他知道。
我們驅車來到康科德第二起案件的案發地，這是另一棟單層L形的住宅，周圍有修剪整齊的綠植。小小的前院裏矗立著一棵巨大的橡樹。從附近可以看出，這一帶的居民在工作日都沒有大量的空閑時間。這裏沒有慢悠悠遛狗的居民，沒有帶著iPod疾走鍛煉的人，也幾乎沒有車輛經過。
在這起案件中，EAR的言行讓人想到一種可能性，在該係列案件中，這種可能性僅在意料之外閃現過幾次。那是個黑色星期五[93]，淩晨4：30，EAR再次上演了強奸案的劇本，他用手電筒的光刺醒被害人，用咬牙切齒的聲音威脅被害人。那已經是他第39次作案了。劇本之成熟讓人在看這起案件的警方報告時，忽略線索也無妨，關鍵要注意到人稱詞從“我”變成了“我們”。
“我們隻想要吃的和錢，然後我們就滾出這地方，”他向那對迷惑的夫婦咆哮道，“我隻想給我女朋友和自己拿點吃的和錢。”
一旦控製住這對夫婦，讓他們順從起來，他就開始瘋狂洗劫這棟房子，猛然關上廚房壁櫥，又對抽屜一通亂翻。他把女性被害人帶入家庭娛樂室，讓她躺在地板上。
“想活命嗎？”他問道。
“想。”女性被害人答道。
他用浴室的毛巾蒙住她的雙眼。
“你最好是讓我幹得最爽的一個，不然我就殺了你。”
被害人告訴調查員，她腦內一直閃過《冷血》（InColdBlood）的畫麵，電影裏一家人在深夜慘遭狡猾凶手的滅門。
而接下來發生的事，雖然也嚇壞了被害人，但似乎顯得有些幼稚，這個性侵犯看起來沒什麽興致。他迅速又敷衍地把手放到被害人大腿上，被害人能感覺到他戴了厚厚的皮手套。他讓被害人給他**了一分鍾，然後插入陰莖，隻用30秒就完事了。緊接著他一躍而起，又開始到處翻東西。看樣子，搶劫比性侵更能刺激他的神經。
門打開了，被害人感到一陣風吹入。他到附屬於房子的車庫去了。垃圾袋發出沙沙聲，他似乎在房子和車庫兩處來回走動。被害人聽到他說了些什麽，但不是對她說的。
“來，把這個放車裏。”他低聲說道。
沒人回應，被害人也沒聽到腳步聲。沒有車子啟動的聲音。被害人始終不知道他是如何、在何時離開的，隻知道他在某一時刻走了。
這不是EAR唯一一次暗示自己有共犯。第一次發現的被害人，自認為在客廳聽到了來自兩個聲音的威嚇，聲音疊在一起，聽起來十分激動。“閉嘴。”緊接著另一個聲音說：“我讓你閉嘴。”
另一個被害人聽到外麵有車鳴了四次笛，然後有人開始按門鈴，還敲了前窗玻璃。隔著門窗，她聽到了模糊的聲音，似乎是個女人。她判斷不出這些說話聲中有沒有EAR的。隨後EAR離開了，帶著那些聲音一並消失，但被害人還被綁著，麵朝下趴在客廳地板上，說不清這些事是不是同時發生的，也說不清它們到底有沒有關聯。
“我朋友在外麵的車裏等著呢。”有一次，他這樣說。
他說謊了嗎？還是因為他感覺需要支持，在給自己鼓勁？又或是為了誤導警察？大部分調查員認為，他在虛張聲勢。但霍爾斯不那麽確信。
“他時不時會帶個幫手？性侵方麵的幫手？不，也許是搶劫時候的幫手？誰知道呢？關於這一係列案件，有太多‘也許’了，也許我們必須考慮一下他有幫手的可能性。”
霍爾斯承認，EAR說的許多話都與事實有偏離，有誤導性。他曾怒氣衝衝地說自己住在小貨車裏，或是在河邊的營地裏，但他身上幾乎沒有那種過客的氣味。他還會捏造自己與被害人的聯係。“我在你們高中舞會上見過你，那時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對你下手。”他曾對一個蒙著眼的十幾歲女孩說道，但女孩還聽到了有人從臥室牆上揭下膠帶的聲音——她高中舞會的照片掉了下來。“我在湖邊見過你。”他曾對另一名被害人說道，而她的私人車道上就停著一艘滑水艇。
其中一些謊言——比如曾在貝克斯菲爾德殺過人、曾被軍隊除名——很可能是為了給自己建立硬漢形象才說的。捏造與被害人的聯係，可能是他幻想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想用模糊的熟悉感讓被害人感到不安。霍爾斯和我對他的其他行為也進行了推測，比如大口呼吸，據描述，他吸氣時就像在狼吞虎咽地吃空氣，近乎於過度通氣的症狀。一位在20世紀70年代研究此案的犯罪側寫員認為，這種呼吸方式是為了嚇唬被害人，讓被害人以為他瘋狂至極，什麽事都幹得出來。霍爾斯說，一名患有哮喘的調查員則懷疑EAR這種呼吸困難的表現不是假裝出來的，因為腎上腺素可以引發呼吸困難的症狀。
EAR就像桌上一張正麵朝下的卡片。我們的推理陷入了死胡同，一圈一圈又繞回了起點。
“去聖拉蒙？”霍爾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