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袖扣的無聲結局
——那對袖扣原本屬於一名已過世的家庭成員，失主隻在袖扣被盜前保管過一小段時間。失主認為那看起來像自己丟失的那對袖扣，但他們很謹慎，不想因為自己“希望是那對袖扣”就給出肯定的答案。
【編者按：下麵一節選自米歇爾所著文章《追隨殺手的腳步》初稿。】
在下單購買那對袖扣的第二天，我給小機靈打了電話。我告訴他，我讓店家把袖扣加急寄給了我。
“是寄到郵局嗎？”他問。好吧，我承認不是。我腦內閃過一個荒誕的場景：EARONS把袖扣轉賣給了這家店，而他碰巧在這家店打工，負責錄入顧客地址；他毫無疑問會對這對袖扣的買家起疑，因為我購買這對僅8美元的袖扣時，居然選了40美元的次日達服務。
我知道，最妥善的做法是把袖扣交給EARONS的調查員。不過他們可能因為我未經授權就擅自采取這種行動而生氣。巧合的是，我那時剛定下最早一次采訪的時間，采訪對象是奧蘭治縣的拉裏·普爾。我決定，如果這次采訪進行順利，我就把事情經過解釋給他聽，並把那對小小的金色袖扣交到警方的方形密封塑膠袋裏。
不過，在所有調查員中，我最擔心和普爾的會麵。人們都說他難接近，有點拒人於千裏之外。我知道他過去14年都在調查這一係列案件。他與被害人基思·哈林頓的律師——也是被害人的親兄弟——布魯斯一道，為第69項修正案的通過做出了貢獻。這項修正案正是《DNA指紋、未結案與無罪者保護法案》，由此，加利福尼亞州在2004年建立了重罪犯DNA數據庫。如今，加利福尼亞州司法部擁有全美正在運行的最大的DNA數據庫。
普爾和哈林頓以為，擴充了DNA數據庫，他們就一定能抓到EARONS，但事與願違。我猜想，他們一定感到非常失望，這份失望刻骨銘心。在我的想象中，拉裏·普爾是一名鋼鐵般冷漠的警察，他會把自己鎖在燈光昏暗的房間裏，房間牆上貼滿了EARONS的合成照片。
但在奧蘭治縣地區計算機法醫實驗室大廳，我發現普爾是一名友好和藹但略顯拘謹的男子，那天他戴著一副金屬框眼鏡，身穿紅色格子襯衫。我們到會議室坐下，他是那天計算機實驗室的值班人員，偶爾有同事探出頭來說一些事，普爾就清脆地回應一句“複印一份”。
普爾為人體貼、語言謹慎，是那種外表堅忍，實則觀察入微、心胸寬厚的人。過去我見拉裏·克朗普頓時，明顯看出這名退休探員汲取了自己失敗的教訓，想親自解決這一係列案件。克朗普頓承認自己徹夜不眠，一直問自己：“我錯過了什麽？”
普爾則沒有類似的苦惱。起初我以為這是他自以為是的表現，但之後我意識到，這是因為他心懷希望，他還遠沒有達成使命。
我們的對話進行得很順利。我猜想他是非常看重辦事程序的人，所以應該不願知道我拿到袖扣的事。但在談話的最後，我動搖了，我也說不清為什麽。我以極快的語速告訴了他事情的來龍去脈，在背包裏翻找那樣東西。普爾聽著，但臉上沒什麽表情。我把袖扣輕輕推過會議桌，送到他麵前。他拿起那個小包，非常仔細地檢查了一下。
“給我的？”他麵無表情地問道。
“對。”我答道。
他擠出一點點微笑。
“我想我喜歡你。”他說。
等我回到洛杉磯的家裏，普爾已經找到了失主，並用郵箱給他們發了一張袖扣的高清圖片。那對袖扣原本屬於一名已過世的家庭成員，失主隻在袖扣被盜前保管過一小段時間。失主認為那看起來像自己丟失的那對袖扣，但他們很謹慎，不想因為自己“希望是那對袖扣”就給出肯定的答案。他們聯係了另一個更熟悉這對袖扣的家庭成員。幾天後，普爾打電話告訴我：不是那對袖扣。
我很失望，普爾則處變不驚。“我不像過去那樣容易激動了。”此前他曾對我這樣說。十年前，EAR和ONS擁有相匹配的DNA一事剛公開時，他能自由支配一切調查資源。一次，奧蘭治縣警局的直升機飛到聖巴巴拉，隻為取一名嫌疑人的DNA實驗樣本。當時，警方正忙於監視這名嫌疑人。還有一次，普爾跑到巴爾的摩掘屍，那是在9·11之前，據他回憶，他的隨身行李裏就裝著那名嫌疑人的屍塊。
最終，調查懸案用的資金枯竭，調查員被委派了新的任務。普爾對任何新進展都不再那麽熱心了，就連他桌麵上方掛的EARONS合成照都沒有一絲一毫的誇張——照片上的嫌疑人戴著滑雪麵罩。
“這種照片有意義嗎？”普爾說，“沒有，但我們知道他長這樣。”
他給我展示了群眾寄來的一摞摞信件，內容是各種小道消息，而這種信還在源源不斷地寄來。其中一封中夾了一張駕照照片的複印件，並附上文字“他是EARONS”。但這個男人太年輕，與嫌疑人年齡不符。
據普爾統計，這些年，警方調查過8000名嫌疑人，檢測了其中幾百人的DNA。他們曾在南方某州對一名嫌疑人的DNA進行了兩次檢測，隻因為他們對第一次的檢測質量不滿意。如果普爾偶然發現了一名特別值得懷疑的嫌疑人，也會做出同樣的失禮舉動。
“必須解決掉他。”普爾說。
盡管普爾為人謹慎，但他有理由對解決這一係列案件持樂觀態度。實際上，所有經曆過EARONS案件起起落落的相關人員，都認為查案的鍾擺已經往上擺了，調查將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