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米歇爾與謝爾比的交談
——“大家說他太聰明了，”謝爾比說，眼神瞥向一邊，“事實上，他不總需要這麽聰明。”
有人看到：房子後的空地裏有閃亮的車前燈，但那裏不應該有車；身穿白色襯衫、深色褲子的男人在淩晨3：00爬過了鄰居圍欄上的洞；被撬開的門；從臥室窗口射出的手電筒光；從排水溝探出的男人偷偷溜進了隔壁的後院；原先緊閉的大門打開了；站在街對麵樹下、身著藍色便裝的深色頭發男人緊盯著他們；院子裏的神秘腳印；從灌木叢向前衝出的男人跳上自行車；臥室窗口射出更多手電筒的光；下身著棕色燈芯絨褲和網球鞋的男人沿房子奔跑，藏到花盆後；出現在前門的人口普查員，想了解這棟房子一年裏住過多少人，但沒有機構進行過這項調查；他們的鄰居——一個34歲的男人在淩晨2：00身著內衣跌倒在房外，手腳被縛，尖聲呼救。
有人聽到：鋪有火山岩的道路上沉重的腳步聲；割破紗窗的聲音；重擊空調的聲音；損壞滑動玻璃門的聲音；劃損側門的聲音；呼救聲；扭打聲；狗叫聲；槍聲；女人長時間的尖叫聲。
但沒人報警。
這些都是案發後，警方在尋訪中發現的。在警方尋訪鄰居家時，他們偶爾會向警察展示擊碎了的玻璃或是破損的走廊燈。我通讀警方報告時，一開始為鄰居的不作為感到奇怪，最後對他們的底線感到愈發好奇。其中一些可疑行為出現在薩克拉門托人對東區強奸犯最為恐慌的時期，但他們仍然沒有報警。
“他一直在附近徘徊，為什麽報警的就這些人？”我問理查德·謝爾比。乍一看，謝爾比長相粗獷，正是退休後住到普萊瑟縣（PlacerCounty）的70多歲老警察該有的樣子。他個子很高，為人謹慎，當然了，左手無名指還短了一截，因為這個傷他差點沒當成警察。但他也有溫柔的一麵，藏在淡藍色的襯衫下和溫柔至極的嗓音中——我幾乎聽不清他說什麽。這樣一個人，在午餐時女服務員告訴他沒有檸檬了的時候，沒有顯出不悅，隻微微一笑，用輕柔的聲音低聲說道：“那就冰茶吧。”謝爾比承認自己在薩克拉門托縣警局任職期間多災多難，他在1976年秋天就早早地接觸到了這樁案件，也是最早意識到犯人是一個連續強奸犯的人之一。
“報什麽警？”謝爾比開玩笑道，“那是夜裏，他一身黑地悄悄沿樹籬移動，能看見什麽？”
“我是說警察尋訪時發現的線索，那些鄰居承認自己看到和聽到的東西。”我說。
我始終難以忘記這樣一條信息。那是1976年9月1日，第三起強奸案發生後，警方在蘭喬科爾多瓦的馬拉加路和埃爾卡普裏切（ElCaprice）附近進行尋訪時記下的——“數名鄰居表示，他們聽到了尖叫聲，但沒往外看。”
1977年1月，一個住在美國河南側的男子瞥見一個年輕人向鄰居的窗戶裏窺視，而該男子家中近期剛遭行竊。他輕咳一聲，讓偷窺人知道有人發現了他。偷窺人跑開了，姿勢中甚至透著些禮貌。一周後，住在北麵一個街區之外的一名25歲女子成為了第11名被害人，當時她懷有五個月的身孕。
我對謝爾比說，也許不願報警是20世紀70年代的特色。我提到越戰後，許多人失去了信仰，但謝爾比搖了搖頭。他也不知道答案，但不是我想的那樣。對他而言，在讓他們飽受折磨的案件中，鄰居的被動隻是其中一個問題，他們還要麵對礙於政治形勢的領導和一些關鍵時刻做出的錯誤決定，他承認自己曾在巡邏車裏對調度員下令，讓他處理一家人報警稱在樹籬裏找到的一個布包，包裏有手電筒、滑雪麵罩和手套。“把它扔掉。”他吩咐道。
謝爾比現在住在距離薩克拉門托北側約30英裏的地方，他說在鄉下，能做一些“體現男子氣概的農活”。但我們是在他的老地盤吃的午餐，36年前，他就在這附近巡邏河兩岸曲折的街道。他也不開儀表盤的燈，隻憑著劈啪作響的無線電找路，希望能轉對彎，讓車前燈打在一個戴著滑雪麵罩、身高5英尺9英寸的年輕男子身上。在謝爾比的職業生涯中，從來沒有遇到過另一個像東區強奸犯一樣的罪犯。警方總能在屋頂找到一些他從被害人那裏偷來的小物件。不知為何，他總把東西扔上屋頂。但之後，許多人報警表示屋頂有奇怪的重擊聲，謝爾比這才意識到，那些偷來的東西不是他扔上去的，而是從口袋裏掉出來的——他在屋頂上匍匐前進。
謝爾比是那種異常坦率的人，這種人在說難以開口的話之前，眼神會瞟向一旁，無意間透露出他們溫柔的一麵。用餐地點是他選的，但我可以替他說出，這附近一直都是他經受對手截擊而倍感受挫的地點，這裏有那個“反社會混蛋”的藏身處，因為謝爾比曾在諾斯伍德路邊一棵蔥鬱的樹下，發現許多煙頭和鋸齒狀的足跡。有鄰居也隱約記得這些痕跡，但從沒人因此報警。
“大家說他太聰明了，”謝爾比說，眼神瞥向一邊，“其實有時候，他都不需要有多聰明。”
我早在給《洛杉磯雜誌》投稿關於東區強奸犯的文章時，就在薩克拉門托拿到了一塊閃存盤，裏麵裝有4000多頁以前的電子版警察報告。我是以一種古老的交易方式得到這塊閃存盤的，由於交易雙方都不是真正地信任對方，我們商量好同時交出自己的存貨讓對方抓住——同時伸手，同時盯緊對方。我帶的存貨是一盤罕見的光盤，內容是長達兩小時的采訪錄像，采訪對象是與其中一起南加州謀殺案有關的重要人物。我毫不猶豫地交出了光盤，因為家裏還有備份。
這種地下交易非常常見，交易人結成了秘密同盟，他們全都沉迷於同一個長相未知的連環殺人犯。其中有線上偵探、退休警探，還有現役警探——每個人都參與其中。我收到過不止一封郵件的主題是“交換物”。我和他們一樣，都相信自己——隻有自己——會發現其他人發現不了的東西。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要看過所有資料。
我心中住著的那個浮誇的搜查人，簡直等不及要回賓館再把閃存盤插入筆記本電腦。每等一個紅綠燈，我都要摸一摸背包最上麵的口袋，確保那個小方塊狀的數據盤還在。我當時住在市中心J大街的星辰賓館。這家賓館在網上的照片裏，有帶鉛製窗格的窗戶和芥末色的條紋壁紙，吸引了我的注意。在登記入住的地方，牆麵上有嵌入式的書架，前台裝飾華麗，漆上了中國紅。
“你怎麽看這裏的風格？”我在登記入住時問前台工作人員。
“就像法律圖書館遇見了妓院。”他說。
之後我才知道，這家賓館的建築師喬治·塞倫（GeorgeSellon）還設計過聖昆廷（SanQuentin）監獄。
一進屋，我立馬換上了賓館裏幹淨的白色浴袍。我拉低窗戶卷簾，關閉手機，把小冰箱裏的小熊軟糖倒入玻璃杯，放在我床邊的位置，我則盤腿坐在筆記本電腦前。接下來的24小時對我而言十分罕見，這段時間內不會有人來打擾，也不會有什麽轉移注意力——沒有沾了顏料的小手要我帶去清洗，也沒有餓到不管不顧的丈夫在廚房問晚餐吃什麽。我插入閃存盤，大腦進入信件分類模式，食指停留在下箭頭鍵，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
警察報告就像機器人寫的故事，簡明扼要、界定清晰，幾乎不涉及觀點和情緒。起初，這種簡練很吸引我。我以為，略去了無關的細節，他的名字必能閃爍其間。但我錯了，這些報告簡潔的形式容易讓人誤解。這些累積起來的細節，即便是其中最簡潔有力的，都混雜成了難以區分的一團信息。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片段描寫想傳達的強烈情感，但卻未能達到目的。比如，報告中提到，最近有一位38歲的單身母親，在黑暗中匆匆走過地板，想用他兒子的玩具鋸割斷捆在她浮腫雙手上的綁帶，但沒能成功；又比如，一名13歲的女孩被綁在**，強奸犯離開後，她對心愛的狗狗說：“蠢貨，你怎麽沒一點反應？”那隻狗用鼻子蹭了蹭她，她讓它躺下睡覺，它就照辦了。
時間飛逝，玻璃杯見底。我的房間在十層，樓下正對著一個舉辦婚宴的帳篷。走進房間前，我還避開了一身泡沫綠在走廊擺姿勢拍照的伴娘團。現在音樂響起來了，聲音很大。我拿起電話想打到前台，但該說什麽呢？讓他們別笑得太大聲？我放下了電話。事實上，我糖吃得太多，還倍感饑餓，又在這個黑暗的房間獨處了太長時間，一直在讀那50個章節的恐怖故事，其語氣之死氣沉沉仿若出自車管局接待人員之口，凡此種種令我感到十分不安。我的雙眼好似粘在了電腦刺眼的光芒上，眼睛的水分仿佛經過飛機盥洗室真空抽水的洗禮所剩無幾，心情也全然搭不上庫爾邦[89]的《慶祝》（Celebration）。
薩克拉門托市位於加利福尼亞州中央穀地的最北端，處在薩克拉門托河（SacramentoRiver）和美國河的交匯處，到處可見排水係統。這樣設計是由於山上溪流和降雨帶來了過多的水量，這些水將向下遊流入加州三角洲（CaliforniaDelta），最終匯入大海。我知道這件事，完全是因為警察報告中經常出現排水溝和水泥渠。從一開始，根據腳印、證據、可疑的行為以及他甚至將一名被害人帶到了排水溝的舉動，就能看出東區強奸犯的行為方式好像一隻神秘的地下生物，會在地下待到天黑再出現。這讓我想起電影《黑湖妖譚》（TheCreaturefromtheBlackLagoon）中經典的一幕，美女演員朱莉·亞當斯（JulieAdams）飾演的海洋生物學家凱離開探險船潛入黑湖，在水下，我們看到那個可怕的人形生物從一堆海草中冒了出來，在她身下滑行，模仿她，為她深深著迷。觀眾一直等著看她看到他後被嚇得一激靈的時刻，但她就是沒注意到他，隻有一個瞬間，他帶鱗的腳蹼蹭到了她的腳，她猛地抽回腳，感到劇烈的不安。
東區強奸犯會跟蹤被害人，但讀過警察報告就會發現，他還潛伏在案發地附近，經常穿過薩克拉門托複雜的地下水渠和排水溝。他喜歡單層住宅，通常是角落裏的第二家，旁邊就是城市周圍的綠色地帶——一片空地或是一座公園。每次案發前，都有證據表明案發地附近有可疑人士徘徊，且有非法入室搶劫的情況發生，丟失的通常都是小東西，價格不貴，有時是私人物品。案發前，距離案發地四五個街區的範圍內會頻繁出現接起就掛斷的電話。那是他進行的事先偵查。他在調查，掌握住戶在家的時間。他通常會選定一個居民區，鎖定六個可能成為被害人的人選，甚至還可能對這些人選進行優先排序。他會安排盡可能多的選擇，做好基礎工作，因此，等到實施犯罪的夜晚，他從不會失手。
也就是說，有些女性因為日程有變或運氣極佳而沒有成為被害人，但她們就像黑湖中的神秘生物迷上的尤物，能感到有可怕的東西曾與她們擦肩而過。
尋訪報告中隻有五六行寫的是鄰居提供的信息，通常是他們對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回憶起的隻言片語。警方問話時，他們可能在從迪斯科舞廳回來的路上，可能剛在汽車影院看完連播的《大地震》（Earthquake）和《77年航空港》（Airport77），也可能剛從傑克·拉蘭內[90]健身房回來。有人告訴警方，自己丟了兩件5號的女士夾克，一件是棕色絨麵革的，一件是皮的。有個女孩曾看到貌似“沃夫曼·傑克[91]”的可疑男子。那時候，挨家挨戶敲門的推銷員幾乎無時不在，有的推銷灑水器、富樂刷（FullerBrush），有的推銷人像攝影、漆工活。其中一個居民區裏，似乎每個人都是早上5：00出門上班，這些人特別在意“閃亮的”新車。而大多數位於美國河北側的居民區裏，能回答警察問題的，就隻有住在此處的臨時保姆，這裏的鄰居對“不雅觀的”車尤為敏感，這些車側麵有凹痕，看起來“很破舊”或是“有變形”。
1977年4月，一男孩把自己的小妹妹舉到肩膀上，位於高處的妹妹就突然看到了鄰居院子裏有一個行動可疑的人，那是一個身穿深色衣服的白人男性，潛伏在灌木叢裏。那人發現有人看到他後，撒腿就跑，還跨過了幾道圍欄。一個月後，這個鄰居——一名年輕的女服務員——在淩晨4：00叫醒了丈夫。“有動靜，有動靜。”她說。手電筒的光芒照亮了他們臥室的門口。她事後告訴警方，東區強奸犯威脅要殺她的時候，她相信他確實會這樣做，她倒在黑暗中，遭人捆綁，想著子彈穿過自己的感受會是如何。
通讀薩克拉門托的報告，你就能總結出公眾意識到存在一名在逃連續強奸犯的過程。發生最初的十餘起案件時，公眾幾乎沒有認識到他的存在；之後媒體開始報道案件，他成了人們閑聊的談資和猜忌的對象。在案件陸續發生的第一年，被害人都表示自己被手電筒的光芒刺醒後，立即就想到：媽的！是他。這些被害人的表現都很相似，他們都告訴調查員，自己聽說過一些傳聞，知道東區強奸犯，並且感到害怕，因為他們聽說他喜歡嚇唬被害人。大約有一年的時間，鄰居的不作為不再是因為無意識或惰性，而是源於堡壘心態。有些鄰居發現了可疑的情況，卻關燈、鎖門、返回臥室，隻希望犯人不要找上他們的房門。“我很害怕。”一名女子承認。那為什麽不報警？我腦中閃過許多假設。
這些人不關心自己的鄰居，可東區強奸犯關心。我相信，於東區強奸犯而言，這一係列犯罪行為的刺激之處，部分在於他能和人們玩一場連點成畫的遊戲。比方說，他在第一次作案時偷走了兩包溫斯頓香煙，之後把煙留在了第四起案件的房子外麵。又比如，他把兩周前從鄰居那兒偷來的廉價珠寶，留在了第五次作案的房子裏。第21起案件的被害人住在一家水處理工廠附近，下一起案件的被害人就是這家工廠裏一名住在8英裏之外的工人。從被害人那裏偷來的藥丸或者子彈，之後出現在了鄰居的後院。部分被害人還有相同的姓氏，或有相同的工作。
這是一種高壓策略，給人一種無處不在的感覺。凶手既是無處在也是無處不在的。你可能不認為自己和鄰居有共同點，但對凶手來說你確實有。凶手極少為人注意到，就在你們沒有留意對方時，他從你們背後，瞥見了你們之間並不明晰的關聯——頭發是深是淺，身材是胖是瘦。
我離開薩克拉門托時，心情很差，沒睡好。離開賓館時，婚禮宿醉的人群正聚集在賓館正門。在機場，我路過了一尊巨大的紅兔子雕塑，但我乘飛機到這裏時，可能因為一心想著換閃存盤的事，居然沒注意到它，我搞不懂這麽明顯的雕塑，我之前是怎麽無視掉的。這座長56英尺、重10000磅的鋁製兔子被鋼索拽著懸在空中，似要向行李認領處俯衝而來。等待登機時，我用iPhone搜了一下“薩克拉門托機場兔子”。一篇美聯社（AssociatedPress）的文章講道，這是藝術家勞倫斯·阿金特（LawrenceArgent）受托為新航站樓設計的象征物，於2011年10月公開。
“我想嚐試表現一下某樣東西從外麵一躍而入的場景。”阿金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