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史密斯雙殺案

——他們產生了意見分歧，一半人認為凶手認識史密斯夫婦，另一半人認為這是一樁因性衝動導致的隨機案件。

縣警局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懸案調查部門來處理突然湧入的新線索。1997年1月，縣級懸案執法小組（簡稱“CLUE”）的成員開始深挖以往的案件卷宗。與此同時，瑪麗·洪將哈林頓、維特亨、克魯茲案的DNA檔案傳真給了全國幾百家取證實驗室，但沒有得到回應。

1998年2月，調查員拉裏·普爾從性犯罪部門調到了CLUE。普爾是一名空軍退伍軍人，為人生硬，在道德品行方麵容不得灰色地帶。他忠於上帝，痛恨詛咒。要是有人問警察最喜歡工作中的哪個部分，絕大多數警察都會追憶起他們暗中調查的日子，那些因為暴露身份後不知會招致何種危險而腎上腺素飆升的時刻。但普爾從不進行暗中調查，你都想象不出他暗中調查的可能性。有一次，他在另一個州的死囚牢房裏詢問一名連續殺人犯一位在南加州失蹤女性的下落，警方懷疑這名犯人殺了人。普爾要求凶手告訴他屍體在哪，不論是為了讓凶手心存良知，還是為了女性的家人，這麽要求都是對的。凶手卻開始討價還價，他表示加州監獄的條件更好，或許老實交代可以讓他換得調入加州監獄的優待？

普爾聽罷，整理好文件，站起身。

“你會死在這兒。”說完便走出了房間。

普爾適合調查懸案。性格急躁一點的警察動不動就想踹門，或許永遠也輪不到他們來填寫有關懸案的報告。但普爾可以。普爾患有失眠症，他喜歡在腦中“發布命令”，下意識地仔細研究，直到某一時刻——也許是他在刷牙的時候，也許是他要開車的時候——答案浮現在他的大腦。善於為人處世的警察能和剛剛一把火燒死了家人的父親坐下來聊天，他們熟悉的程度就好像邊看棒球比賽邊舉杯暢飲的好友。這種警察能接受有些曖昧不明的道德觀，或者至少假裝自己能接受。但普爾這種人不會假裝，所以懸案正適合他。他在縣警局幹了12年之久，但較少接手殺人案。而分配給他的新工作就是一個包含了三起案件的紙箱（哈林頓案、維特亨案、克魯茲案），涉及四條人命和一個毫無特征的殺人魔。普爾告訴自己，發現犯人前，他會不斷給自己下命令。

普爾注意到，在哈林頓案卷宗的報告中，有一份的邊緣上潦草地寫著一起文圖拉警察局的案件編號。他打電話詢問了詳情，對方告訴他那是萊曼·史密斯和莎琳·史密斯謀殺案——文圖拉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萊曼是一位知名律師，影響力就快趕上中級法院的法官了。莎琳原來是他迷人的秘書，後來成了他第二任妻子。1980年3月16日，星期六，加裏——萊曼與前妻所生的兒子，當時12歲——騎車到他父親的房子修剪草坪。前門沒鎖，鬧鍾的響聲吸引他來到了主臥。他看到金色的地毯上撒遍了樹皮碎片，床腳下有一段細長的木棍。被褥下是他父親和繼母的屍體形成的兩個凸起。

線索之多令調查員應接不暇。史密斯家在山頂，俯瞰文圖拉港，看似光彩奪目，實則掩蓋了其下的不安與衝突，其中有男女之事，也有不那麽公正的商業行為。警方迅速瞄準了萊曼的朋友喬·阿爾西普，他也是萊曼以前的生意夥伴。阿爾西普在兩人遇害前一晚造訪了史密斯家，在一個紅酒高腳杯上留下了指紋。更糟糕的是，他的牧師告訴警方，阿爾西普基本上算是跟他懺悔過這件事。阿爾西普遭到逮捕。警方和控方信心滿滿地進入了預審聽證階段。讓他們尤其高興的是，阿爾西普的辯護律師是理查德·哈納沃特（RichardHanawalt）。哈納沃特最為他們所熟悉的本領，是成功為醉酒司機辯護，他特別喜歡用混合隱喻，還會得出不合邏輯的推論。

“午餐時，我想了一下‘強有力’的定義是什麽。”一日，哈納沃特在阿爾西普的庭審現場這樣說。對案件中相互矛盾的描述，他則這樣形容：“一點點展開，就像賓館前長長的地毯一樣一點點鋪開。”

哈納沃特看似笨拙的舉止其實都暗含深意。有人匿名向他提議，多調查一下牧師的過去。他挖出了牧師幾十年的經曆，從印第安納到華盛頓，遍布全國，這名牧師一直在莫名其妙地尋求警方保護，並試圖介入各種調查。作為史密斯案的首席調查員之一，加裏·阿德金森（Gary Adkinson）警佐已經默默預料到，牧師會在哈納沃特幸災樂禍地曲解他的經曆時感到崩潰和畏懼。牧師供出阿爾西普後，堅持認為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脅，這名警佐就給了他一個警用無線電。一天下午，牧師驚恐的聲音通過無線電傳來。“他來了！他要來找我了！”他喊到，呼吸急促。阿德金森正巧在特利格拉夫街和維多利亞街的交叉口，與牧師家僅隔一個街區，便急匆匆跑了過去。牧師站在前門裏側，默默將無線電握在胸前，迫切地要趕快見到阿德金森。

“他走了。”他靜靜地說。

哈納沃特在總結陳詞時，還成功將案發現場描述成一幅詭異的畫麵，讓人感覺凶手是一個陌生的精神病患，而不是了史密斯夫婦認識的人。凶手曾用布條捆綁被害人、用木棍重擊被害人頭部，案發時屋內沒有任何光源，也就是說這起暴力事件可能完全是在黑暗中進行的。他還提到了衛生間的窗戶，站在窗外可以清楚地看見臥室裏的景象。距離窗外幾碼遠的地方就有柴堆，凶手在這裏拿到了那個21英寸長的木棍。

預審聽證結束後，文圖拉縣地方檢察官因證據不足釋放了喬·阿爾西普。調查團隊又回到了起點。他們產生了意見分歧，一半人認為凶手認識史密斯夫婦，另一半人認為這是一樁因性衝動導致的隨機案件。之後的幾年裏，調查員一直擱置著史密斯案的卷宗；十年後，這份卷宗被調入證據儲藏室。

拉裏·普爾告訴文圖拉警察局，奧蘭治縣警局有一起尚未結案的連續殺人案，涉及四名被害人，與史密斯案有共同之處。他要求文圖拉警察局將他們仍保有的所有史密斯案相關法庭證據寄到奧蘭治縣取證實驗室。瑪麗·洪打開來自文圖拉警察局的包裹，裏麵是一些載玻片。她的心一沉。在為強奸案取證的過程中，經常用拭子往載玻片上塗抹物質，有了載玻片，可以更容易地用顯微鏡看到**。但通常這些拭子應該一同留在案件資料中。犯罪學家永遠希望得到盡可能多的生物資料。

1998年2月17日，普爾拿到了洪的報告。洪通過載玻片上的精液建立了一份DNA檔案。萊曼·史密斯不是這份檔案的主人。

這份DNA檔案與哈林頓案、維特亨案、克魯茲案的凶手檔案相匹配。

文圖拉警察局有一些守舊的警察拒絕相信此結論。拉斯·海斯（RussHayes）是帶頭調查史密斯案的警探之一，他在幾年後播出的紀錄片《鐵證懸案錄》（ColdCaseFiles）中接受了采訪。“這結論真的讓我大跌眼鏡。”談到這些案件在DNA方麵的關聯，他回憶道。這名警局老前輩因對技術持懷疑態度而搖了搖頭。

“我不能相信，”海斯說，“沒相信過。”

海斯談到，他認為凶手站在房子北側的衛生間窗戶外，通過窗戶能看到萊曼和莎琳的臥室，他看到的某件事激怒了他——極可能是一個親密的舉動。

“我認為凶手是一個他們熟識的人，那個人通過窗戶看到臥室發生了什麽，那件事正好激怒了凶手，所以凶手走進去做了接下來那些事。”

海斯很可能說中了凶手在窗外的位置，也說中了他的憤怒，但沒有說中他與被害人的關係。在凶手的白日夢中，莎琳·史密斯不幸成為了****、傲慢的最新代言人，從母親、女學生到前妻，這些被害人接連遭到凶手否定，她們蔑視他人的舉動如此刺眼，總是迫使凶手跪下來偷窺。抓起木棍的舉動意味著性興奮變質成了恨意，凶手腐壞的大腦判定，重擊是一種惡毒的懲罰。

涉案屍體數上升至6個。警方花了約20年之久的時間，才了解到這名凶手的作案方法。他們知道了他如何適應環境，知道他是移動作案，像傳染病一樣到處擴散，尋找還沒有出現被害人的地區。他在文圖拉作案之前在哪兒？有人翻閱了舊報紙的文章，這些文章懷疑不止文圖拉和奧蘭治受到牽連，聖巴巴拉也一樣。一篇題為“警方表示：或與造成兩人死亡的案件有關”的文章成了1981年7月30日《聖安娜紀事報》（SantaAnaRegister）的頭條。約20年後，涉案三縣又一次比對了信息。他們發現了一些不同之處，比如聖巴巴拉的兩名男性被害人都是在反抗時被射殺，但這些案件還有太多相似之處，讓人無法忽視其中的關聯。這些案件中都有可疑人士徘徊，有人偷窺，凶手都在被害人熟睡的夜間襲擊，被害人都是中產階級，被害人都遭到重擊，現場都有提前剪好的繩狀物，都有網球鞋印。在40英裏以北的小鎮上，也發生了兩起有上述特征、造成兩人死亡的謀殺案。

【編者按：文圖拉進行的調查無疑是所有獨立調查中最複雜的一次。米歇爾曾計劃更詳細地描述這次調查，但她為了得到更珍貴的案件卷宗拖延了許久，所以本書隻稍微提及文圖拉的情況。

2014年，米歇爾為購買喬·阿爾西普預審聽證記錄的紙質複本，向文圖拉縣政府支付了1400美元。全部2806頁文件都要從微縮膠卷影印為紙質文件。米歇爾事後回憶，辦事員把剛剛影印好的超大量檔案資料交給她時，眼神既困惑又諷刺。

這份複本到處都在暗示官方報告中有更詳細的記錄，這引得米歇爾又更加垂涎於文圖拉的卷宗。2016年1月，她向奧蘭治縣警局借了36盒金州殺人魔的資料，其中終於出現了文圖拉的卷宗。她臨終前讀完了這份卷宗的一大部分——主要是關於與真凶無關的喬·阿爾西普的內容，但已來不及將其融入這本書中。

如想更全麵地了解對史密斯案的調查以及對喬·阿爾西普的調查，推薦閱讀2002年11月《文圖拉縣明星報》（VenturaCountyStar）中由科琳·卡森（ColleenCason）撰寫的《沉默的證人》（TheSilentWit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