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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英係張瀾學生，與劉湘、潘文華等同為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同學，曾任劉湘行營參謀長和重慶銅元局局長等職，久羈軍旅對軍閥混戰、勾心鬥角心生厭惡，立意退隱。憑借在政軍商界人脈，加之自己睿智坦誠、目光如炬、擅研判時局、把控工商發展趨勢，涉足商貿實業後成就斐然。1929年，潘文華誠邀到上清寺建房促重慶市政發展，於是選地八畝曆三年建成擁有數十間房舍的“特園”，園內布局典雅、庭院幽靜，內由鮮宅、平廬、康莊等多棟建築組成。鮮英為人慷慨仁義、識大體顧大局，外號當代“孟嚐君”，抗戰時荷蘭大使館、蘇聯軍事代表團、盟軍軍事代表團都曾借“特園”寄寓。

1941年2月，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在特園秘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張瀾、梁漱溟長期住在特園，鮮英舉家傾產支持抗戰和中國民主事業，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吳玉章、王若飛、喬冠華等是常客。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三進特園，與張瀾、沈君儒、鮮英等共商國是，特園成了各民主黨派活動的主要場地，成天人來人往“探路求明”，從早至晚流水席不斷。

應鮮英之邀住在“康莊”的馮玉祥，目睹盛況敬書“民主之家”匾惠贈，毛澤東出席馮玉祥“康莊”之邀晚宴時，對此匾、此書、此意甚是讚許。“特園”現在是全國文物保護單位，門側牌匾鮮明標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暨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舊址”，為溫故知新，永遠銘記曾經患難與共的摯友，2011年3月，“中國民主黨派曆史陳列館”在“特園”前落成。

中山四路左首，端頭是合作電影院，文革更名向陽電影院，緊鄰的是這一街區當時最大的餐飲企業——上清寺餐廳，1959年10月，代表重慶財貿職工出席全國群英會的勞動模範——“18號招待員”鄧仲英就出自該餐廳。路口是建設照相館、新華書店、九園包子、上清寺聯合診所、物資局生產資料公司、市委二號門等，現在這一片的房子全都拆除，新千年時建成了綠化景觀帶。

上清寺餐廳左側是人民小學，原來這裏叫“陶園”。事由：潘文華拓城修路，不忘給市民營造休憩環境，他心儀陶淵明寄寓的田園牧歌，於是在中山四路口移走墳塋、遷走農家、填平溝壑，劃出數十畝土地。布置婆娑綠蔭、小鵝卵石鋪就盤曲小徑、假山亭台、花壇魚池、石墩桌椅，開設茶房酒舍、川劇清唱、四川評書、售賣土特產，挑擔提籃的“擔擔麵”、豆腐腦、衝衝糕、油茶豆魚、草米糖開水、洋薑鹽大蒜、砂炒花生胡豆、雞腳杆鴨翅膀、算命抽彩頭、糖官刀耍猴戲等市民樂陶陶，熱鬧非凡的園林和鬧市，為此取名“陶園”。很快這裏便成為重慶城一景，人們喜歡光顧之地。20多年前一位九旬彭姓老嫗談到“陶園”時，津津樂道當時的天天人擠人，處處“打擁堂”，她清楚記得，裏麵還有家叫“新時代”給來此遊樂的人拍照的照相館。

1935年下半年潘文華離任，這塊風水寶地不斷遭到蠶食，前後左右各類建築拔地而起，陪都時國民政府監察院、考試院皆設在“陶園”內。解放後，西南局直屬機關幹部子弟校入駐，不久又更名西南軍區直屬人民小學、西南局機關人民小學。鄧小平夫人卓琳擔任首任校長期間，修建了寬敞明朗、生活設施完備學生住宿的“五星樓”、南北教學樓、教職員工宿舍、圖書室、食堂、風雨操場、花壇、運動場等。

我年逾八旬的姐夫白成一，年幼時曾在此讀住讀，我女兒、兒子都是在人民小學畢業，當年我和《重慶晚報》副總編許大立一塊采訪著名油畫家李犁，他就住在“五星樓”。1989年初，我陪原西南局秘書長劉仰嶠的兒子、北京昆侖計算機漢字處理公司總經理劉文蔚，原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新華日報》社社長廖井丹兒子、成都畢升激光照排公司總經理廖四明，探訪了他們孩提時曾住過的“五星樓”和一色青磚、闊闊木走廊、寬寬木樓梯的教學樓、食堂、運動場……久久留連不忍離開。

抗日戰爭結束，1945年8月25日，愛國將領、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二級陸軍上將張治中，秉承國府之命、全國各界厚望，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親去延安迎接毛澤東，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飛抵重慶九龍坡機場。張治中將自己在中山四路65號的臨街獨立小院“桂園”騰出，恭迎毛澤東下榻。“桂園”係國民黨財政部官員關吉玉私宅，國民政府遷重慶後，陳誠租作官邸，張治中由湖南調侍從室主任，為方便工作又從陳城處轉租，張治中父親名“桂徵”，為示孝敬，在園內種下桂樹，將此宅取名“桂園”。毛澤東來重慶就中國未來發展前途、建設大計與蔣介石進行曆史性重要會晤，“桂園”成為國共兩黨談判，毛澤東會見民主人士、社會賢達、知識精英的重要場所。國共雙方曆時43天經多輪商談，於1945年10月10日，在“桂園”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總會”，1938年3月，由宋慶齡、李德全、鄧穎超、何香凝、郭沫若、沙千裏、田漢、章乃器、斯諾、鹿地亙等中外人士在漢口發起組成，主要職責是：收容戰時難童、為難童捐款和募捐、教授難童學習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1938年11月，武漢淪陷，總會遷至重慶“桂園”毗鄰的中山四路69號，1891年由美國基督教MEM會鹿伊士創建，中西融合的“重慶求精中學”內。民國初年劉伯承曾在求精中學擔任軍事教官，16歲的張大千從內江來渝入學“求精”，由於他對國文、繪畫過於投入，軍體落單，曾蒙劉伯承教鞭督促，方迎頭趕超，因此劉張二人有師生之誼。

隨著淪陷區擴大，大量難童匯集重慶，1939年10月20日，宋美齡在求精中學主持召開首屆保育院院長會議，親自協調辦院場地、交流接收管理經驗、研討建院教養方案、製定師資調配措施、規範資金撥付渠道。著名畫家周北溪、柳青都曾是“中國戰時兒童保育總會”所辦學校教員，總會在漢口成立，遷移重慶直至抗戰勝利，冒著戰火和艱難路程，保護和培養了三萬餘名難童，為社會輸送了不少有用之才。

“求精中學”旁的中山四路小學，是1892年從教會學堂“求精中學”分撥出來，創辦的“德精小學”，歲月交替、年華更迭，近一百三十年間幾易其名，叫過向陽小學、中四路小學，2017年正本清源，重回“德精小學”之名，1938年初，美國大使館隨國府西遷重慶，曾因館址未定，在該校借駐半年。順街前行，中山四路81號，重慶市婦聯辦公樓曾是首任重慶市市長潘文華官邸，中山四路85號戴笠公館，實則“德安理特別警衛處”。附近曾家岩19號，是一棟巧妙兼容東西建築元素的天主教修道院，後改建成小學校，抗戰期間陪都警察署六分局入駐，負責國民黨中樞和要員官邸安全，解放後，曾是曾家岩派出所用房。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曾租用曾家岩“穎莊”安置國文、教育、心理等所從事研究工作。一側的原市政府第五招待所，後來更名“霧都賓館”，抗戰時曾是美軍招待所和聯合國家援華物資調度處，著名書畫家張健曾任過賓館總經理。

中山四路盡頭的曾家岩50號，與西遷來渝的國民政府所在地緊鄰，為工作方便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租賃下這棟小樓一三兩層，中共中央南方局城區辦事處為方便工作開展，軍事、外事、婦女、文化等組在此辦公，“周公館”當時是人所共知的中國共產黨標誌。這棟樓裏並不單純，二樓和底層還有國民黨控製的機構和人員入住，情況極其複雜，南方局工作人員既要出色完成任務，但又還得機智警敏、謹言慎行。陪都八年，周恩來和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王若飛等以其雄才膽略、政治智慧、不懼危難、通權達變、廣交朋友、彰明主張，讓世界了解中國抗戰的同時，看到中國共產黨人為消滅侵略者所作出的犧牲貢獻和努力。

若按路徑順序，前幾個自然段便該寫中山四路36號，原“德安裏”101號，但是裏麵曆史遺跡多、重要人物多、逸聞要事多，用的篇幅相應較長，因此擺放在文章結尾。機緣巧合，“**”初始階段和改革開放前夕，我都曾在大院裏短暫工作，為此，我把自己所知曉，而且“語境”允許說的情況穿插在下麵段落中。

“德安裏”很大，因為“裏”麵很敏感，我費了不少精力檢索資料，皆無結果，我做一個比較吧!“德安裏”的整個麵積與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差不了多少。反複在史海鉤沉，一是查到“德安裏”“堯廬”，一說係廣漢起義的川軍中將許紹宗、號堯卿所建，國府西遷重慶，他出川抗日，將自己的官邸無償交中央政府使用；二說是銀行家丁次鶴，委托華西興業公司建築部設計建造，出讓西遷國府。二是查到，“德安裏”法國天主教堂於1896年德國人修建，1916年改為教會學校——明誠中學。三是查到愛國實業家寶豐公司康心遠修建的公館“遠望樓”，排序4號樓，一句話“德安裏”內大大小小十餘棟官邸、別墅、辦公樓是誰所建，有的已無從稽考。

稍確切點的是，陪都時“德安裏”眾多公館、別墅是行政院各部門的辦公地，“堯廬”是蔣介石、宋美齡重要的公務起居地之一。太平洋戰爭以日本偷襲珍珠港為導火索，美英中蘇為首結成26國反法西斯聯盟，盟國戰略協商由中國領銜開辟南亞戰場，但自1942年3月，中國遠征軍派出3個軍，10萬官兵赴印緬。由於史迪威與杜聿明指揮權力不清，天文地理不熟，屢戰屢敗，身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總司令的蔣介石甚是焦急，特函周恩來，邀請他十分器重的黃埔四期學生——鐵軍統帥、百勝將軍林彪重慶一晤。

沒想到延安半年前便密派林彪到渝，“雪藏”在紅岩村研判中國戰區、世界格局和南亞情勢，三天後在周恩來和侍從室主任張治中陪同下來到“德安裏”，黃埔校長、政治部主任、三四期學員共聚一堂，禮節性寒暄後，周張借口有要事商議退出，蔣林二人密談。自此蔣調整遠征軍戰略決策，由戰略防守轉入全麵對日反攻，在胡康河穀、東籲保衛戰、斯瓦阻擊戰、仁安羌解圍戰、東枝收複戰、捍衛史迪威公路暢通、騰衝反擊戰等捷報頻傳，到1945年3月，中國遠征軍打敗對印緬侵略的日軍，勝利凱旋。

抗戰勝利毛澤東應約赴渝，蔣介石當天便在歌樂山“林園”官邸為毛接風洗塵，然後在“德安裏”的“堯廬”與毛會晤，接下來是國共雙方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周恩來、王若飛，毛澤東的陪同赫爾利、蔣介石的顧問端納、杜魯門的特使馬歇爾、蘇聯大使彼德羅夫，在“堯廬”和“桂園”進行了43天針鋒相對的唇槍舌劍，幕僚高參們實在談不下去，就由毛蔣直接對話，“重慶談判”期間毛蔣先後有11次公開和私下交談。最後在各界民主人士的呼籲建言下，國共雙方在國家人民、和平建國大義的方針原則下，克製退讓妥協，1945年10月10日簽署“雙十協定”。有一次，蔣介石禮送毛澤東，美國《生活》雜誌抓拍了蔣送毛至門口及主要談判人員的合影。

重慶解放，西南局落子在“德安裏”，當時西南局統轄雲南、貴州、西康、川東、川西、川南、川北、中央直轄市重慶和做解放西藏準備。中央確定的三套班子是這樣的，黨務：鄧小平為第一書記、劉伯承為第二書記、賀龍為第三書記；軍政：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分別是鄧小平、賀龍、熊克武、龍雲、劉文輝、王維舟；軍事：賀龍為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治委員。

西南局的領導為工作方便和安全，全都住在“德安裏”大院內，因此辦公用房非常緊張，於是聘請著名建築專家陳明達負責設計施工。新建的辦公大樓采取當時鮮見的新技術——鋼筋混泥框架結構，這座近六千平方米的四層建築，坐北朝南、長方四棱、成大凹型、簡潔樸素、采光良好、設施周全、廊道寬敞、前後通透、雙通電源、前有花壇、廣闊停車場，最先進的莫過衝水馬桶和考慮到火爐重慶酷暑難過，於是在小禮堂一側建有製冷房，通過地下將冷氣管道接到每間辦公室和會議室。

西南局辦公廳1953年3月竣工，1954年底，大區撤銷後中共重慶市委入駐，除市委統戰部在臨江門戴家巷辦公，市委組織部、監委、宣傳部、工交部、財貿部、農委、國防工委等悉數入住大院，在過去的達官、貴人、軍閥的公館、別墅裏辦公，幹部宿舍集中居住在磨盤山和靠近中山四路二號門一側，單身幹部則住在市委機關食堂樓上。

1958年3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秘書田家英等陪同下，乘專列從成都抵達菜元壩火車站。馬不停蹄視察了重慶鋼鐵公司、建設機床廠、重慶人民大禮堂，陪同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說，重慶潘家坪招待所正在修建，因此安排主席在重慶市委大院一號樓休息。毛說我到這裏是舊地重來，13年前蔣是主人，我是賓客，而今我們是這裏的主人了，住在這裏好。言簡意賅、含意深刻。一號樓抬頭可遠眺鵝嶺、近觀枇杷山，低頭可見金碧輝煌的仿北京天壇建築——重慶市人民大禮堂，人民路上車水馬龍，是“德安裏”內至高小巧玲瓏的袖珍園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