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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三路159號,平街十米的高坎上,是1938年5月建成的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台、國際廣播電台,廣播大樓下有兩層防空洞兼地下室,有備份播音設備,若遭日機轟炸,可確保人員安全、電波不中斷,電台三度有部隊警衛,一是陪都時、二是西南大區時、三是“**”“造反奪權”時。解放後,1954年底大區撤銷前,一直是西南人民廣播電台與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台址,管理體製是一套班子,西南、重慶兩個頻道播出,媒體前輩和名人、重慶通牛翁居此院內。街對麵中山三路152號,是由張群、劉航琛、盧作孚、稅西恒等官民合辦的川康興業公司,1942年3月,國民政府安排“同盟國中國戰區總司令部”入駐,美軍高級將領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等都曾在此出入。
廣播電台旁是美術家、教育家萬從木,1933年2月,通過借貸和募集在牛角沱建立的私立西南美術專科學校,地名由原來的“甜水井”,更名為美專校街。陪都時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入駐,把西南美專擠走,搬遷到南岸下浩卜內門洋行繼續辦學。西南美專培養的劉淑芳,成為女高音歌唱家,一曲《寶貝》《鴿子》人們至今耳熟能詳;著名畫家、重慶國畫院常務副院長楊鴻坤成就卓著,其作品受到畫壇內外肯定,一幅《千裏嘉陵圖卷》從中央到地方數十位領導、畫壇同仁吟詩填詞讚美。解放後西南美專先後被拆分,師生分流到蜀中藝專更名重慶藝專,這便是此後西南師範大學的老班底之一;分流到成都藝專更名西南美專,這便是此後四川美術學院的源流之一。
解放後西南美專房屋先劃歸西南區總工會,大區撤銷後由重慶市總工會接管,我曾在美專校街生活了三十年,20世紀80年代初,我任重慶市總工會辦公室副主任兼基建指揮長,修機關宿舍和多功能用房時,拆毀了萬從木取名的“藝苑”教務處、校長室及多棟教舍寢室。在修建市總工會幹部宿舍時我大難不死,那是1985年11月18日上午,我去工地檢查施工質量,設計院的高工葛慶英、市總工會基建科長吳克定等陪同我,從堡坎搭的跳板到三樓平台,他們走我之前均安全通過,當我走到跳板中央卻突然斷裂,我墜落在亂石堆裏,人世不醒嚴重腦震**、三根肋骨斷裂、尾椎變形,昏死一天一夜,兩次發病危,在外科醫院住院四十天方才撿回一條命。巧的是我的摔傷地,正是被我指揮拆掉的西南美專教務處、校長室和國民政府中宣部部長辦公室,更巧的是基建科長吳克定事後查施工日誌,我摔傷日與一年前拆房日同天同時。
1986年11月底,我陪出席紀念重慶市總工會成立60周年,邀請來的原西南服務團工會大隊政委、解放初重慶市總工會主席、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邵子言同誌,參觀他曾工作生活居住過的地方。他指著美專校街口、上清寺一路電車站後麵斜坡上,中山三路163號的檢察院說:1949年11月30日,重慶新生的第一時間,我們西南服務團工會大隊,就住在曾經是國民黨黃埔一期、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的公館裏。
出於好奇,我曾查過孫元良的履曆,他祖籍紹興,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華陽,20歲考取黃埔一期,最高職務國民黨中將、第16兵團司令等,一生毀譽參半。他狙擊過中國工農紅軍、參加過淮海戰役;淞滬會戰“四行保衛戰”係他指揮,獲二等“雲麾勳章”,南京保衛戰有他、貴州獨山保衛戰是他把日軍擊敗。1938年底,時任駐奉節88師師長的孫元良,還有一震驚中外的愛國大傑作,在白帝城下,瞿塘峽夔門千仞絕壁上,雇石工曆時百天鑿下“夔門天下雄、艦機輕輕過”十個氣壯山河、功底醇厚,每字四米見方巨型隸書石刻,落款孫元良。竣工時,孫元良親赴夔門為石刻剪彩,並發表“抗日滅倭”誓死抗戰到底的演講。其子孫仲祥,藝名“秦漢”,是台灣人氣極旺的影視明星。
中山三路走到底便是上清寺,左邊是改革開放前重慶市唯一的一家兩樓一底、磚木結構、麵積不到三千平方米的“重慶市工業品展覽館”。展覽館對過的郵電所,是一棟中西兼容的青磚三層樓房,這棟小樓和隔壁民航售票處,曾經是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郵電所樓上曾住過“五四”運動學生領袖、著名曆史學家、古典文學家、北京大學代校長傅斯年,以及陶孟和、李濟、葉企孫、陳寅恪等。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和從事中國藝術和建築研究的費慰梅夫婦,他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至交好友,二人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1942年3月,費正清來華時曾在這家條件極其簡陋的招待所住過,對其印象極差,見不少成就卓越、在世界皆有名望的專家學人棲身於此,他把重慶比喻為“知識分子的落難地”。
1944年開始,中國遠征軍在印緬戰場重挫日軍、盟軍諾曼底登陸向德國本土逼近、蘇聯全麵向納粹德國發起反攻,同年6月,美國出動最先進的B-29“超級空中堡壘”重型轟炸機,開始對日本實施無差別轟炸,拉開對日本本土戰略反擊序幕。梁思成、林徽因,獲知這一消息,感到高興的是日本終於嚐到侵略的苦果,又心急如焚,擔心日本奈良、京都被炸,享譽世界的遺產——千年仿唐“長安”古都建築在戰火中灰飛煙滅。
梁思成告別他領銜的中國營造學會、沉屙中的夫人林徽因、考古學家袍弟梁思永,從宜賓李莊趕到重慶,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中央研究院招待所,一年多計黑當白、不厭其煩、不辭辛勞,向國府和外交部、軍事指揮機關、盟軍總司令部、外國駐華新聞機構、中外名人,龍門浩聯合國家駐華使團、李子壩外國記者“沙龍”的嘉陵賓館——“國際聯歡社”奔波呼籲,呈遞關於避炸世界建築遺產——奈良、京都仿唐建築“事由陳情書”。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千年仿唐古都奈良、京都終於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日本以著名畫家平山鬱夫、世界著名古建築研究專家福山敏男等為代表的朝野人士,萬分感激地說:梁思成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朝日新聞》用整版篇幅,盛讚梁思成是挽救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救星。
陪都時命名的國府路,解放後更名為人民路與上清寺毗鄰,上麵文中反複提到的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與原來上清寺民航售票處緊鄰,地址就是現在的消防中隊。消防隊對麵電信分局內曾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辦公機關,係蔣介石親信張群袍弟,先後任漢口電政局長、川康電訊督查、重慶電報局局長,世人皆知的紈絝——張驤公館,旁邊就是愛國將領範紹增的花園別墅“範莊”,解放後曾是重慶市政府第二招待所內接待貴賓的客房。
白崇禧廣西軍閥、李宗仁嫡係、外號“小諸葛”,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一級陸軍上將,曾參與指揮過台兒莊、武漢、桂南等會戰,抗戰中期前線指揮官減員嚴重,奉調回陪都專注中下級軍官培訓,官邸在國府路2號“大溪別墅”。解放初期中共重慶市委曾短暫入駐“大溪別墅”和一側的“潛園”辦公。
國民政府衛生部曾在北京、南京、天津、廣州、重慶設立中央醫院,重慶中央醫院地址在高灘岩即西南醫院,為給國府機關服務,重慶中央醫院在學田灣設立城區門診部。1947年城區門診部遷到枇杷山麓,取名為國民政府中央醫院重慶城區分院,1950年西南局衛生部將分院改名“西南行政委員會直屬醫院”,1955年更名重慶市第三人民醫院。
位於國府路(人民路)與學田灣交匯處有兩棟地標性建築深深並永恒鐫刻在重慶曆史上。一是國民政府辦公大樓、二是重慶市人民大禮堂。
日本大舉入侵,上海淪陷、南京危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937年11月21日在武漢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重慶國民政府辦公大樓是遷走原重慶高級職業學校後改建而成,1937年12月1日,國旗在大樓前旗台升起,主席林森率部入駐,正式宣布國民政府在此辦公。從此,重大國事政務活動、外交使節遞送國書等在此舉行,國家重要政策、文告發布皆出自於此,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向全世界公告重慶為“陪都”。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1946年5月5日發布《還都南京令》,重慶作為中國戰時首都,時間長達八年半。
1946年1月10日,中國國民黨代表團由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世傑、邵力子、張群等組成;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吳玉章、葉劍英、陸定一、鄧穎超等組成;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團由張瀾、羅隆基、張君勱、沈鈞儒、張東蓀、黃炎培、梁漱溟、張申府、章伯鈞等組成;中國青年黨代表團由曾琦、陳啟天、楊永浚、常乃惠、餘家菊等組成;社會賢達代表團田莫德惠、邵從恩、王雲吾、傅斯年、郭沫若、李燭塵、胡霖、錢永銘、繆嘉銘等組成。以“雙十協定”為基礎,秉承全國軍民意願,在國民政府大樓一側,國府路300號國民政府禮堂召開“舊政協會議”,經過二十餘天各代表團充分闡述意見、反複討論協商、異常激烈爭鬥,1月31日,終於達成“和平建國綱領”,統稱《政協決議》。
解放後,重慶成為西南局首府和中央直轄市,竟沒有一個能容納三四千人集會的禮堂,1950年秋,經西南軍政委員會慎重研究,決定在學田灣、蒲草田、馬鞍山交界處,修建一座既體現民族傳統又具備現代風格的“西南行政委員會禮堂”,交由西南建築公司設計建造。1934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建築工程係,先後設計建造出南京國民議會大廈、成都中央大戲院、沙利文舞廳等一係列時代建築經典的張家德,作為人才延聘到西南建築公司擔任主任設計師。
在先後兩批上報方案皆被否決的情況下,1951年6月,因藥物致聾的著名建築設計師張家德,大膽拿出外融北京天壇祈年殿、故宮午門、天安門城樓等諸多元素,內納西方先進鋼衍梁結構的設計方案。呈送西南軍政委員會“過堂”,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等首長充分肯定並一眼生歡,後經多方會審評估,大家一致采納張家德把適用、景觀、高雅、莊嚴、宏偉、磅礴氣勢等諸元素合一的“大禮堂”設計方案。
1952年6月,確定設計方案,年底破土動工,占地近百畝、投資200億元,這是1952年時的幣值,相當於人民幣200萬元。“大禮堂”雄踞於逐級遞增的馬鞍山高台之上,由禮堂、東、南、北樓四大部分組成,其中禮堂1.85萬平方米,高65米、大廳淨高55米、內徑46米、圓形大廳四周環繞四層挑樓、主席台前後左右廂600平方米、禮堂內可容納四千餘人,車道前可抵禮堂大門,後直達禮堂主席台。當時我國與蘇聯正值“蜜月”期,經西南中蘇友好協會提議,這所尚未建成的“大禮堂”,又多了一個“中蘇大樓”的名稱。
“大禮堂”於1954年4月竣工,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手書“西南行政委員會禮堂”,成為正式定名。印度總理尼赫魯抗戰時曾來過陪都,對重慶印象極深,他得知重慶修建了一座現代化、多功能,美到極致、園林簇擁的宮殿式“大禮堂”,通過外交途徑請求提供全套設計圖,擬在印度建設一座同樣的“大禮堂”。在時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協調下,西南局將“大禮堂設計圖”送外交部,轉印度駐華大使館,由於國內意見不一,尼赫魯的美好願望沒能實現。
1949年11月23日,經中央批準在湖南常德成立的西南局,於1954年12月正式撤銷,再用“西南行政委員會禮堂”標記已不合時宜。1955年國慶,《四川日報》總編輯、四川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李半犁書寫的“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八個古而不泥、莊重質樸、致力出新的大字,鐫刻在禮堂入口高大宏偉的仿古琉璃牌坊上,至今一直未變。
自“大禮堂”建成,便是重慶最著名的地標和景觀,山城人民引以為自豪,視做心中的豐碑和聖殿。恰在此時,《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評“重慶中蘇大樓”——《豪華的大禮堂、花錢的無底洞》,坊間流傳“大禮堂”總設計師、總工程師張家德被抓起來了,甚至風傳張家德被槍斃了。麵對輿論監督,西南局鄧劉賀三位主要領導及時向中央說明情況,主動承擔責任、自我批評,又派人與《人民日報》溝通,消除誤會。同時針對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瞎起哄,把矛頭對準建築設計者,賀老總說:建“大禮堂”是我們領導決定的,他們何錯之有,建築設計師營造出這麽傑出輝煌的建築,不但無過,還要表彰獎勵。不久,被劉伯承譽為“天才的聾子建築設計師”,張家德奉調北京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出任副總工程師。
1987年,英國皇家建築學會和倫敦大學編輯出版的《世界建築史》一書中,把“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列為新中國43項傑出工程第二位。《現代工人報》社,輸送到《經濟日報》擔任重慶記者站站長、後出任重慶市工商局副局長的李稀朦同誌,1995年前後以政協委員名義三次提案,倡議拆除人民大禮堂周邊圍牆,把人民大禮堂前的廣場,建成一個開放性的廣場。這一建言得到重慶市政府的采納和重視,1997年5月25日,廣場開放,從此人民可以自由進出無圍牆的廣場、參觀、謳歌、舞蹈、休憩,放飛心情。
(四)中山四路:從上清寺到曾家岩
敘述中山四路前,先把上清寺、牛角沱重要人文、曆史遺跡談談。由於上清寺、牛角沱瀕臨嘉陵江有船碼頭和走沙坪壩、青木關,去璧山、合川、順慶等的茶馬古道,所以繞過中一至中三路這一段,睿者、商家、傳教士和勤勞人,早就在此生根、置業。
上清寺派出所內有民國時期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宋子文舊居——“怡園”。日本投降後,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馬歇爾為駐華特使,來渝調停國共爭端,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的宋子文,讓出室內起居舒適、冬有電熱暖風、夏抽防空洞冷氣、戶外花團錦簇的“怡園”,請馬歇爾入住、辦公,組識國共兩黨談判和調停,可見規格之高、宋之精明。
中山路修通,給重慶帶來生機活力,人口增加,房舍如雨後春筍,消費驟增、餐飲繁榮,手工作坊磨麵質差量小,滿足不了市場需求。1927年4月,位於牛角沱新都巷,重慶第一家機製麵粉廠——新豐麵粉廠誕生,不久易手更名複興麵粉廠,開創“麥穗”品牌由小做強,質佳價廉的產品受到青睞,供應麵涵蓋重慶大半個市場。麵粉廠對麵,是比利時大使館,這裏曾是宜賓李姓山貨商人,歇山式兩層磚木結構小院——“敘廬”。向陽隧道旁係原彭澤大公館,國民政府交通部進駐,交通巷街名由此而來。
牛角沱重慶川江電機廠曾經叫“高公館”又叫“生生花園”,主人係劉湘主政時任命的省立教育學院首任院長高顯鑒,該學院是此後西南師範學院前生。高顯鑒出身書香門第、儒商之家、淡漠功利、喜歡交友,“生生花園”是當時主城最大的私家園林,房屋眾多設施上乘,是政要、文客、藝人、名記等最喜歡上檔次的雅集之所。陪都時國民政府農林部,中央研究院的曆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等在此辦公和從事科研工作。蔣介石曾在“生生花園”宴請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宋美齡曾在“生生花園”濱江觀景台,組織和觀看“團結抗戰”龍舟競賽。
1966年1月18日,牛角沱嘉陵江大橋通車,這是重慶人民引頸期盼,主城兩江上的第一座跨江大橋,為此國家對其安全十分重視,建橋時在橋麵下的衍梁鋼架中預留有一點五米寬、五百餘米長的警衛通道。7835部隊派有一個排的兵力駐董家溪,當班戰士從零號橋墩升空,在離江麵四十餘米的鋼衍梁通道上巡邏,冬天江風刺骨、酷暑炙熱難耐,當時我用戰士們誓言:“我為人民守大橋、無畏苦累橋無恙”作標題寫稿,曾在《戰旗報》上發表,前不久找到當年第一批守橋衛士王正銀、何盛富,他們已是年屆八旬老人。大橋通車前,橋頭兩側山體是聯在一體的,有一條便道上山下坡直達江邊,有一巨大礁石供人登臨垂釣,人稱“釣魚台”。曾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教育部部長、中統掌門人朱家驊的官邸,離“特園”不遠,濱江而建,可前瞻鬧市,後覽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