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打工記
我在英語學校上學不久,一天,遇見鄰居吳老先生。他對我說,你學習一段時間後應該去找個工作,比如麥當勞、咖啡館,這樣你才有機會練習說英語,不然很快就會忘的。我說,我都過了60歲了,他們會雇我嗎?他答道,現在經濟情況好,到處缺人,找工作容易。又說,你身體挺好,那些地方工作都輕鬆。
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更感到這是與當地人交往,了解社會進入社會的一個途徑,心想有機會一定要試試。
每個星期六,華人小孩都去中文學校上半天中文課。中文學校借用當地一所中學上課,中學把能容納幾百人的咖啡廳開放作為家長的休息處。父母們多半會利用這段時間去超市采購食品或辦其他事,到中午再回來接小孩,咖啡廳就成了爺爺奶奶的聚會場所。一次,我在那裏與偶然坐在旁邊的幾位老人聊天,發現其中一位居然是我中學的老師——他當時大學畢業不久教初中,我是高中學生,所以並不認識。他已經來了好幾年了。我問他在這裏日常都做些什麽,他說他在一個咖啡館打工。我說你都快70歲了,他們還接受你,還有你身體受得了嗎?他回答,我每天隻上4小時班,任務是切西紅柿和洋蔥。老板說,這個工作量需要幹3小時20分鍾。其實我每天兩個多小時就幹完了,還主動幫助別人幹點活兒。每天有點事兒幹,生活就充實了。
這更使我躍躍欲試,於是有意無意地注意起附近商店、工廠的招聘廣告。
沒過多久,就看見附近一家咖啡店在門口貼出招聘廣告。我那時才上學一個多月,剛進入學習狀態,還不能順利地交流。並且,這個職位上白班,無法與上學兼顧。在門口猶豫了一陣,終於沒有進去應聘。
十一月,一天放學回家路過南邊的工業區,見路邊豎起一塊大牌子,是招聘包裝工的廣告。包裝什麽?我幹得了嗎?我決定打聽一下。於是下車走進大樓詢問。前台小姐告訴我,是包裝巧克力,就在這棟建築物裏上班。我問,有語言要求嗎?她說能聽懂工作安排就行。我又問需要工作經驗嗎?她答不需要。
我沒有問她是否有年齡要求,因為我已經知道,加拿大招工是不能提年齡和性別要求的。最多提一句65歲以下,因為65歲是加拿大的法定退休年齡。倒是在本地華人報紙和網站上能看到招聘“女服務員”“男裝卸工”及“年齡40歲以下為宜”之類“違法”廣告詞。當然錄取以後公司會知道你的年齡,但那時公司即使認為你年齡太大,也不能以此為理由辭退你。否則,一個“年齡歧視”的控告就會讓他“吃不了兜著走”。
前台小姐告訴我,他們不直接聘人,而由一個人力資源公司代理,並給了我那個公司的電話號碼和地址。
回到家,我讓孩子幫助與人力資源公司聯係——我的英語還達不到打電話的水平,說好第二天下午四點到那兒麵試。
第二天放學後,孩子開車送我去東邊工業區找到了人力資源公司。一個年輕婦女,看起來是印度人的麵試官讓我出示了身份證件,又簡單地問了一下我以前的職業,來加拿大後是否有工作經曆,然後給我一份表格和一份試卷,要我到隔壁一間像小會議室的房間填表和答題。
表格和試題都很簡單。試題是一些簡單的數學、物理題,很快答了。到最後有一些有關電器、防火及化學毒品等危險物品和危險場所警告標識的辨認題,都是選擇題。大部分與中國相同,畫了圈;也有幾個我不清楚,隻好猜測一下。
把表格和試卷交給麵試官,她很快地翻了一遍,說她會與那間用人公司聯係,要我回家等電話。我向她說明,我每天上午到下午兩點半在英語學校上課,隻能下午上班,並且我希望每天隻做4個小時。
回到家不到10分鍾,電話就來了。通知我明天下午4點去上班,必須穿安全防護皮鞋。至於要求每天隻幹4小時,給帶班監督說就行了。然後讓我記下了一個人的名字和電話號碼,明天去先找他。工資是每小時8.75加元(當時法定最低工資是每小時8.50加元)。
兒子正好有一雙安全皮鞋。那是一種鞋麵裏崁有鐵皮,保護腳趾及腳背的皮鞋。自備安全鞋的要求在裝卸、包裝、倉庫管理及建築業招工廣告裏常見到。這雙鞋是一次兒子為一家客戶新辦公室安裝電腦係統時,他的公司為他買的。當時那個很大的新辦公室還沒有裝修完,他需要路過還在裝修的區域,所以必須穿安全鞋。他用了不到一個星期就扔到家裏的車庫了。我趕快去找出來,否則還沒上班就要先花錢了。
第二天上午,我告訴同班同學老黃,我要去巧克力工廠做包裝工。老黃從中國來加拿大好幾年了,年齡比我小一點,在國內時是中學教師。他說,包裝工很累呀,你幹得了嗎?他又告訴我,因為沒有專業技能,年紀不小了,英語又不行,他來後隻能找體力工活。這幾年幹過好幾個工作了:巧克力廠、麵包廠、工藝蠟燭廠還有餐館洗碗工。他就是在麵包廠搬麵包箱時扭傷了手臂,這段時間不能打工才來上學的。他說,這些都是隨時可以去幹的活,活重、工資低。新移民剛來不熟悉情況,有的又急於找活幹,多半就是幹這類活。幾個月下來情況熟悉了,英語熟練了,就會去找專業活。
我想,原來是這樣,不過已經報了名了,幹幾天試試看。
工廠設在一棟巨大的廠房裏。這裏的廠房都長得同一個樣子:方方正正——長有幾十米,寬也有幾十米,高十幾米,白色或淺灰色。遠處看去,就像一個扁平的方盒子。隻在大門處各棟廠房各不相同。工廠或公司的名牌很小,隻在大門旁標出。我每天上下學都經過這裏,根本不知道裏麵是什麽工廠。
我提前了一點去,按電話通知找到中間一扇小門,推門進去。這是一個巨大的倉庫,不是什麽巧克力工廠。倉庫裏是一排排整整齊齊十多米高的大貨架。一輛叉車正從頂層貨架上叉出一個大貨櫃,然後沿著十多米長的立臂慢慢往下滑。我還從未見過小小的叉車竟能對如此高的地方作業。常看見招聘叉車司機的廣告,看來這活兒不好幹。
靠牆邊空出一大片地方,有兩夥人在幹活:一夥人在來回搬運什麽,另一夥站成一排像流水生產線——這就是我要幹活的地方了,我想。
我找到人力資源公司通知我要找的人,是一個中年男人,看起來也是印度人。他問了我的名字,又問穿安全鞋了嗎?我答,穿了,並抬腳給他看。他告訴我一個號碼,帶我到門邊指著牆上的一個鍵盤說,上下班時各輸入號碼一次,然後指著一夥人說,你去那邊與他們一起幹。說完就要走,我連忙說,我一天隻幹4小時,你知道吧?他回答,這邊公司不答應,他們說不好管理。你得幹8小時,否則就不能做這活兒。我無奈地想,既然來了,幹幾天再說吧。
我們說話這工夫,幹活的人都停下活,提著包下班了。又陸陸續續進來一些人,現在正是換班時間。
我隨著進來的人進入一個小房間。那是一間小休息室,裏麵有水池、冰箱、微波爐和幾張長條桌及長板凳。我學他們,把帶來的食品放進冰箱,背包撂在桌子上,出來到大廳裏幹活。
地上擺放著好幾個用叉車運來的一米見方的大箱子。大家七手八腳地拆開箱子,裏麵是一盒盒金屬盒或透明塑料盒的巧克力,又七手八腳地把這些小盒巧克力取出來,送到五六米遠處,放入一些小紙箱內。原來是把大包裝改成小包裝。
沒人告訴我該幹什麽,怎麽幹,我隻好無師自通地跟著幹起來。我從大箱子裏取出小盒巧克力,就是那種一盒24粒的,很輕。我取了4盒,雙手端著送到小箱子處放進去。走了兩趟,我發現其他人每次隻運送一盒,並且步履緩慢,像是怕踩死了螞蟻!
嘿嘿,得入鄉隨俗。我聽一個華人移民講過,他剛來時沒找到專業工作,隻好到一個電器廠當裝配工。工廠規定每人每班裝配10件產品。“太容易了,”他說,“剛過半天就裝配完了。又不好意思坐著不幹活,就慢慢做。結果輕輕鬆鬆又裝了6件。”後來工廠就把定額提高到每人每班15件,然後20件。這也不難,稍微動作快一點就行了。但是其他族裔的人有的吃不消,辭職了。工廠就專門招中國人——工作認真,幹得快而且質量好。當定額提高到22件時,“我也有點兒吃不消,於是辭職了。”
別去打破別人的飯碗,我想。但隻拿一盒似乎又太不像幹活兒,於是我每次拿兩盒,一隻手一盒。其他人依舊雙手捧著一盒巧克力,靜靜地、緩緩地,像是馬上要把它奉獻到尊貴的客人手中。20來個人像螞蟻搬家一樣川流不息地來回運送著那一盒盒小小的巧克力。
一邊幹活兒,我一邊觀察我的“同事”們:中年婦女、老年婦女和老年男人;大部分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中間休息吃飯時,又發現其中還有兩對老年夫妻,並且,看起來都至少有70歲了。後來知道了,那間人力資源公司是印度人(印裔加拿大人或印度僑民)辦的,所以工人中印度人居多。我們這些工人也隻是人力資源公司的雇員,被派到物流公司幹活的。物流公司按人頭和工時付錢給人力資源公司,人力資源公司從我們頭上提成。
第二天看見工人中有一個中年人很像中國人,他也發現了我。休息時他過來用普通話打招呼。他姓李,在國內是醫生,移民後醫生學曆不被承認,轉去學藥劑師。後來發現藥劑師工作並不好找,工資也低,而加拿大和美國護士十分缺乏,而且工資高待遇好,又改學護士。他白天上課,晚上有空時打打工。他在這裏已經幹了一段時間了。他說,聖誕節快到了,活兒多了,所以才又招了不少人。他告訴我,這兒幹活全靠自覺,沒人告訴你該幹什麽。隻要你覺得該幹,幹就是了。隻要你在動,監督也不會管你。
我發現,這兒有兩個監督。一個是婦女,管白班。管我們夜班的是一個胖胖的年輕人。他並不待在工地,隻是偶爾過來巡視一下而已。
過了兩天,我想去流水線上幹,然後就去了。流水線實際上是一條傳送帶,沿帶站著一溜六七個工人,每個人前麵有一個貨架,上麵放著一種或兩種巧克力球。第一個人把帶有凹坑的塑料墊放進金屬的或透明塑料的糖果盒裏,然後放在傳送帶上。後邊的人依次把巧克力球按品種放在規定位置的凹坑裏。雙手同時從貨架上各取一顆,放入坑中,立即取另一個品種,放上。動作稍微遲緩一點盒子就到第二個人位置了。一開始我還有點兒手忙腳亂,過了四五盒就適應了。當然這比那邊大箱分小箱要緊張,必須跟上傳送帶的速度,那邊一切隨意。
最後一個工序是蓋上盒蓋,把盒子放在封帶機上,機器轉一周用不幹膠帶子把盒子封上。做這個工序的是一個20來歲的印度女孩,傳送帶的啟、停及速度也由她控製。工人中還有三個年輕人。他們都是附近謝瑞丹學院的學生,利用課餘勤工儉學。
一天剛開工,覺得傳送帶速度似乎要快一些,隻好手動得再快一點兒。這時,那個女監督還沒走,在收拾那些淩亂的紙箱子。不一會兒,見她拎著手提包出門下班了。門在她身後剛關上,傳送帶速度突然慢下來。沒人吭聲,隻是放慢了幹活的動作。嗬嗬,加拿大人與資本家鬥爭的經驗可比我們豐富啊!
胖子監督似乎更受大家歡迎。星期五晚下班時,他叫住大家說,周末了,發點糖給孩子們帶回去。大家都摘下工作帽讓幫胖子發糖的學生把巧克力放進去。回到家,小孩們說,有幾塊帶薄荷味的巧克力是新產品,挺貴的。
我們又轉到附近另一個倉庫,也是流水線作業,不過沒有傳送帶,是裝禮品袋。每人麵前放著兩種巧克力,各取一或兩粒放入袋中,然後遞給下一個人。最後一個人用彩帶把禮品袋紮好。
這不像大包裝改小包裝,人要來回走動;又不像傳送帶要跟上機器的速度,於是婦女們便邊幹邊聊起天來。聊著聊著手就停了。胖子提醒說:“No talking. Just doing! (別說話。幹活!)”但那些印度婦女並不以為意,幹著幹著又停下聊起來。胖子過來看見,有點火了,大聲叫道:“It is my time, I pay you!(這是上班時間,付你們工資了!)”
一天,我耽誤了,急匆匆趕去上班,沒有換上安全鞋。我想,這裏本來就沒有砸傷腳背的危險,真是小題大做。不過還是小心不要讓胖子發現。麵前有工作台擋住,誰也看不見。休息時我看胖子不在,才溜出去。沒想休息完剛回到工作台前,胖子就來了,很生氣地問我為什麽不穿安全鞋。我剛想解釋,胖子就叫我跟他走。我想今天看來幹不成了。到了辦公室,胖子取出一雙鐵皮鞋麵,叫我把它們蓋在我的鞋麵上,紮牢。對我說,你沒穿安全鞋得告訴我。旁邊一位職員對我說,你知道嗎,如果你的腳受傷,他立刻會被解雇。啊,原來如此!
我把上班的情況告訴老黃。他聽了說,我一直都在華人工廠打工,哪有這麽輕鬆的。他要去了人力資源公司的電話號碼,一聯係,對方回答人員已夠,目前不招人了。
12月中旬,一天去上班,卻見一個人也沒有。正奇怪,胖子來了,說,你沒接到電話通知嗎?今天沒活兒,停工了。我問,明天呢?他答,重新開工會有電話通知。
我再也沒接到重新開工的通知。看來聖誕節的糖果已經準備好了。那天我白跑了一趟,後來人力資源公司付給我4小時的工資。
(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