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鄰居們
吳老先生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個鄰居，住在我家斜對麵。他是廣東潮州人，80歲了。他7歲時隨家庭移民去了非洲毛裏求斯。20多年前，他的兒子到加拿大留學，覺得加拿大好，動員父母移民，於是他們就遷來了加拿大。現在吳老先生的4個兒女兩個在加拿大，一個在美國，大兒子則留在毛裏求斯。吳老先生很喜歡加拿大，說這裏對老年人有非常好的福利照顧。他和他太太對人非常熱情，樂於助人。我們家剛搬去時，他們見我們一家是中國麵孔，就主動來打招呼，於是認識了他們。吳先生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星期天，他開車過來邀請我們去教會，見他這麽熱情，我也好奇教會究竟是什麽樣的，於是跟他們去了兩次華人教會，後來便托辭不去了。他當然也不勉強我們，不過看得出來，他為我們的冥頑不化，竟然拒絕以後上天堂很是惋惜。天氣好時，每天都會看見吳老先生在路上和小公園裏散步，和每一個大人小孩打招呼。
我家左鄰是巴基斯坦人哈希姆一家。哈希姆是這家三兒子，與我的小孫子丁丁是同學。哈希姆的父親40多歲，自己開了一家小型建築公司，母親在附近一家“一元店”上班。有意思的是，這一家5口人卻分別是4個國家的人。哈希姆的母親年輕時去了科威特，有科威特國籍。後來她回巴基斯坦結婚，生了大兒子，父子倆是巴基斯坦國籍。夫妻倆帶著大兒子去了美國，在那兒生了一個女兒，這小女孩是美國人。最後，他們來加拿大定居，生了哈希姆這個加拿大人。哈希姆的爸爸這個“微型聯合國”首腦也是個熱心人，平時遇見總是笑臉問候，那年我們裝修地下室，還幾次主動問是否需要幫忙。
伊麗莎白是加拿大出生的白人婦女，丈夫卻是一個伊朗人。伊麗莎白在蒙特利爾上大學時學習的是金融專業，畢業後在銀行工作了幾年，卻怎麽也不喜歡金融工作。於是辭職跑到住在法國巴黎的姑姑那兒去散心。在巴黎玩兒需要錢，就去打工當保姆帶小孩。沒想到她喜歡上了保姆這個職業，幹了好幾年。在巴黎，她參加朋友的聚會時，認識了一個在那兒留學的伊朗青年，不過隻是一般朋友。她回到蒙特利爾後，又遇到了那個伊朗青年，原來他在法國學完生物工程後移民到加拿大了。他在加拿大卻找不到相關專業的工作，一個朋友告訴他，一家銀行很需要人，要求不高，不妨去試試，先解決生存問題，再慢慢找專業工作。於是他考了幾個低級證書，便成了銀行職員。沒想到，他倒愛上了金融工作，於是業餘上大學學習金融專業。同時，他開始追求伊麗莎白。他們結了婚，有了孩子。現在，他在一家銀行當經理，她辦起了一個家庭托兒所，每天在家樂嗬嗬地照料別人家的和自己家的幾個孩子。
對麵的程先生夫婦也是華人，60來歲，一看就知道是一對安詳、勤勞的人。他們常牽著小孫子在街上散步，他們家前後院的草坪、花園都打理得整齊美麗。他們的兩個兒子大學畢業後，一個在附近汽車廠工作，一個是電腦工程師，都已成家買了自己的房子。所以3000多呎的大房子隻住老兩口兒。每逢周末，兒子們就會回來探望他們，一家其樂融融。
程先生祖籍是廣東，出生在柬埔寨。那時，柬埔寨是一個平和安定的國家，他們的日子雖說不上富裕，但也衣食無憂。他從小上華語學校，所以能說一口國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越南戰爭殃及柬埔寨，1970年政變發生，西哈努克親王被推翻。然後，1975年波爾布特領導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他們占領了首都金邊以後，學習中國當時正在進行的“**”，要消滅資產階級，把金邊市的市民全部趕到農村去種地，勞動改造。做小生意的程先生當然不能幸免，夫妻二人和兩個幼小的兒子進了農村的勞動營。“就連醫生也都去當農民了。他們說醫生是有錢人，屬於資產階級，政治上不可靠。一些年輕人上了幾個月的課，就去當醫生，給人治病。說是無產階級自己的醫生。”程先生說。
程先生不會種地，很累、很苦。發的食物非常少，年紀大的、身體虛弱的很多都死了。眼見再待下去隻有死路一條，在弟弟的幫助下，他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逃到了泰國。在泰國難民營裏，他們得到聯合國難民總署的幫助。1982年，作為“難民”，程先生一家被加拿大政府批準進入加拿大，並給以永久居住權。
程先生說：“加拿大政府租用的飛機到泰國來接我們這一批難民。我們一家除了身上穿的，幾乎什麽也沒有，一分錢也沒有。飛機到了蒙特利爾，休息一個晚上，第二天轉飛多倫多。加拿大政府請我們吃飯。看著餐桌上的食品、刀叉，像做夢一樣，不敢去碰。在飯店裏乘電梯，不知道怎麽操作。進了房間，看見那麽漂亮的家具、潔白的床鋪，我們感覺像是到了天堂。”“加拿大政府還送給每一家10元錢，是到了居住地用來到銀行開戶的。”陳太太說，“害怕弄丟了，我把錢藏在枕頭下。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匆匆忙忙地被叫去乘飛機，竟把那10元錢忘了。到了多倫多，我們一家人又一分錢也沒有了。”
後來，程先生在一家家具廠工作 ，程太太在製衣廠工作，生活安定而幸福。幾年前，中國服裝賣到了加拿大。製衣廠老板見價格比這邊成本還低，於是把工廠關閉了，每年兩次去中國進貨，其他時間到處遊玩兒，賺的錢還多。後來，程先生工作的家具廠也倒閉了。“不過，這次我們不怕了。”在加拿大程先生寬大的別墅裏，他們述說著往事，臉上掛著微笑，聲音平靜而自信。
加拿大工人的工資高福利好，但在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生產率卻並不高，所以中國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後，他們的這類企業無法競爭，企業家放棄生產轉作貿易。其結果是，商人們省了事而賺了更多的錢，但工人們卻失了業，政府財政壓力和就業壓力增大。
我認識的第二個“難民”鄰居是一家越南人，夫妻倆都40來歲。他們的女兒和我大孫子在同一所學校上學。那位越南人在附近一家工廠工作。他告訴我，他是逃難來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軍隊撤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軍隊全麵解放了南越。南越幾十萬人逃離，許多人乘上小船漂向大海，去尋找不知在何處的落腳地和生路。他們先逃到了馬來西亞，經過好幾年才輾轉來到加拿大。他問我一個問題：“在加拿大的越南人、中國人都挺聰明、能幹和友好，為什麽在自己的國家裏就要互相鬥爭互相殘殺呢？”
利太太是中國來的投資移民，40多歲，帶著兩個小孩，住在這一片最貴的一棟房子裏，家裏還有一位專門從中國雇來的保姆。像大部分投資移民一樣，她先生並不待在加拿大，而是回中國賺錢去了，每年過來兩趟看看而已。時間長點兒，與她比較熟悉了，我們問她，“你們這樣當牛郎織女到什麽時候呢？”她說，“國內生意做得挺好，放棄太可惜。而且，他到這邊，社會環境一點不了解，能幹什麽呢？還不得悶死了。孩子們習慣了這邊，也回不去了。就這樣拖著吧，過一天算一天。”
駱先生來自中國大陸，40來歲。在國內時他是一個大型工廠的機械工程師，太太小汪大專畢業，在同一家工廠的實驗室工作。當時他們已經有了兒子，一家其樂融融。小駱在一項技術改造項目中配合供應處，很好地完成了任務，被供應處長看中，調去專管設備和零部件采購工作。從此，家庭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了。小汪說，“他一個星期在家吃不了兩次晚飯，天天有人請，每天半夜醉醺醺回家，不到半年，胃就出毛病了。這樣下去，身體非垮了不可”。更讓他們驚心的是送上門來的禮物、回扣。不收吧，得罪人；收吧，早晚出事兒；上交呢，更得罪不願上交的上司、同事。他想調回原來的純技術工作，沒想到一片質疑聲：放棄這既輕鬆又有油水的職務，腦子進水了？
怎麽辦？幹下去，身體肯定垮掉，還有出大事的危險。小汪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她提出了一個想法：離開，移民去加拿大。小駱同意了。於是辦理技術移民來到加拿大。
過來後，小駱在一個汽車配件廠找到工作，但由於沒有加拿大認可的學曆，隻能當技術工人。他利用業餘時間在附近一家大學上研究生課程，3年過去了，他拿到了碩士學位，重新作回了工程師。小汪一直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就改學雖然待遇不算高，但比較容易學習和就業的會計專業。現在，她已經是注冊會計師，在一個政府所屬機構做審計工作。最艱難的5年過去了，一家人又過上了安靜平和的日子。
我們這個住宅小區有300多戶人家，住戶有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華人，就有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如吳先生、程先生）。我知道的還有越南人、緬甸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日本人、非洲人……
在英語學校學過的一篇文章說，（2001年）多倫多市有210萬人，大多倫多地區有480萬人。生活在多倫多的這些人中，有一半是移民（不是在加拿大誕生的），來自184個國家。
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宗教的不同，除了本民族的人以外，鄰居之間交流並不多，大多是敬而遠之而已。但第二代就會不一樣，他們從小是同學、玩伴、朋友，接受同樣的教育、說著同樣的語言、受著同樣的生活方式的熏陶，當他們長大起來，除了膚色和臉型還有差異外，可能在他們心中，隻會有學校老師告訴他們的那句話：“We are all Canadians（我們都是加拿大人）.”
（2007-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