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老師和同學
加拿大和美國都是移民國家。美國被稱為“熔爐”，意為移民全盤接受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像被“重新熔煉”一樣；加拿大提倡“多元文化”，被稱為“馬賽克”或“沙拉”，意思是移民保持著各自的文化及生活特征，好像馬賽克片一樣，每一片都有自己的色彩，鑲嵌在一起成為一幅美麗的圖畫；或者像沙拉裏的各種蔬菜：黃瓜、生菜、胡蘿卜等等各自保持著原來的顏色形態和味道，加拿大則是沙拉醬。
我在四個LINC學校裏上過課，前後有過十來位老師，上百位同班同學。看看這些老師們和同學們的情況，對這個“馬賽克”或“沙拉”會有一個形象的了解。
我的第一個老師叫安德魯·泰勒，美國黑人，母親是菲律賓人。安德魯高個、長得挺帥，40多歲了卻總宣稱隻有29歲。我剛上學第三天，班上練習模擬招聘麵試，安德魯和兩個學生扮公司經理和人力資源職員組成麵試小組，其他學生輪流扮求職者。麵試完後學生們發表意見，選取自己認為最應該被錄取的求職者，並比較與麵試小組意見的差異。許多談話我都還聽不懂，隻有一個伊朗婦女說話比較清晰，比較慢，我大部分聽懂了，就選了她。同學們大都選擇了一個中國同學，與麵試小組意見一致。安德魯就問我，你選她，是不是因為她很漂亮？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安德魯是非常受歡迎的老師，講課詼諧幽默，課堂上笑聲不斷。一次，他講詞匯時說，有許多詞匯有好幾個含義，要全麵理解正確使用，否則會鬧笑話。接著他舉例說，在美國有一個新移民去求職，公司讓他填一個表。表上有一欄是“SEX”，他英語水平比較低，隻知道這個詞匯有**的意思，不知道還有性別的意思。他想，啊，美國人真管得寬啊，公司連這個也要問，於是填上了“一周3次”。大家笑破了肚皮！
安德魯是加利福利亞人，大學畢業時他應聘並被錄取為聯合國難民總署去東南亞的工作人員。在印度支那他待了8年，救助越南、老撾、柬埔寨的戰爭難民。在難民營裏，他認識了一位越南姑娘，戰後他們來到加拿大結婚、定居。現在他們有兩個孩子。安德魯還以收養的名義幫助過一個越南戰爭孤兒移民到美國。一次聯歡活動時，他帶來一本影集，是他在東南亞時的照片。有一張他與十來個越南兒童的合影，他告訴我，哪幾個現在在美國，哪幾個在加拿大。他指著另一個說，他回了越南，再也沒有消息。說罷顯得非常傷感。
教我時間較長的是5級英語班的老師德尼絲。在她的班上呆了整兩學期（一學期12周，一年4個學期）。記得開學第一天和第二天她都請假沒來，由一個代課老師上課。第三天，她來了，是一個胖胖的白人老太太。她解釋了她請假的原因，說是她女兒病了，她在家照顧女兒。昨天女兒好了，晚上送女兒回了多倫多大學，所以今天才能來學校。她說：“我是女兒第一，學生第二。”我想她都這把年紀女兒也不應該太小，況且都上大學了，還要媽媽在家照顧，一定病得不輕。誰知她說，是感冒了。而她女兒29歲了，在多倫多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馬上要畢業了。雖說學生隻是第二，德尼絲卻是一位既敬業又熱情的老師。我們每天九點開始上課，她總是在八點半以前到達教室，做教學準備。她要求發音不準的同學提前來，利用這半個小時時間為他們糾正發音。我原來在拚讀時對“V”和“W”也讀得不準，她就隨時對我進行糾正。德尼絲做了近20年移民英語教師，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說各種語言的學生語音的毛病了如指掌。她常常提醒學生這裏是阿拉伯語學生的難點，那裏是南美來的說西班牙語的學生該注意的地方。說普通話的中國學生和說廣東話的中國學生在語音上有各自不同的難點，等等。
她是英國倫敦人，結婚後隨當工程師的丈夫在巴基斯坦住過幾年，後來來加拿大工作，就留下來了。她兒子也已經大學畢業，是機械工程師，娶了一個當小學教師的非常漂亮的印度人和白人的混血女孩。我們華人學生在背後都稱她“倫敦老太太”。倫敦老太太對學生很“nice（好）”。比如常有學生遲到，她說，你們都是成年人，什麽時候來，是你自己的選擇。但是，當你的行為影響到其他人時，德尼絲可一點也不會給你麵子。一次參觀多倫多塔，定好了11點45分必須回到汽車上。那天可能是安排上出了一點問題，參觀開始時間延後了一陣，時間就有點緊張。但是到點時除了一位婦女外，大家都回到了車上。雖然說過過時不候，不按時返回者需要自己打車回校，但實際上都會等一會兒。過了十來分鍾那位婦女匆匆趕來，一上車就一連串說對不起。老太太打斷她，當著全車人的麵，很嚴厲地批評她：“全車27個人等你超過15分鍾，記住這是在加拿大，記住時間！”
其他老師中簡是一位白人婦女，來自英國蘇格蘭。露西，意大利人，父親那一代移民過來的。還有一位是一個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剛從多倫多大學畢業。再有一位是又高又壯的黑人婦女，來自非洲一個官方語言是英語的國家，所以才移民3年就當上了英語教師。紅，一見麵我就覺得她像中國人，她自我介紹說她是越南人，29年前，當她5歲時，隨家人逃離越南作為難民來到加拿大。沒準她們一家也得到過安德魯的幫助呢，我猜想。後來聊天時，她告訴我，他的父親是中國人。
老師本，是一位50多歲的阿爾巴尼亞人，曾經是阿爾巴尼亞一個廣播電視台的主任。年輕時在美國過留學，知識非常豐富。他知道很多中國的事情，特別是“**”。一次聊天，我提到阿爾巴尼亞以前的領導人霍查、謝胡。他說，謝胡被霍查殺了，認為他是阿爾巴尼亞的“林彪”。一次上課時他說， 是中國明代鄭和下西洋，帶去了中國的藝術品和高度文明，喚起了歐洲從中世紀的黑暗中蘇醒，才發展出了現代文明。我說，可是近代中國卻落後了，所以現在又努力追趕。 他說，那可能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人民生活安定，缺少競爭，社會失去了活力。而歐洲分成許多國家，為了生存相互競爭，甚至上千年來戰爭不斷，造就了他們的強烈的進取精神，所以經濟、科學、技術發展迅速。
我在他的班待的時間最長。我在第一個學校過了英語6級後就離開了學校，因為不上班，沒機會用英語，很快就忘了。我去考試中心重新考了一下，達到英語5級。於是找到本教書的學校。這個學校小，借用一個教堂的房間，學生也少。我還有另外兩個沒事幹的老學生就賴在那裏好幾年。我們不僅是師生，也成了朋友。
冬天，聖誕新年假期，本很喜歡去古巴等加勒比海國家避寒。一次假期結束後，他告訴我，他們一家人回了一趟阿爾巴尼亞。他讓兩個兒子到處看看，探親訪友。然後，他對兒子們說，你們已經大學畢業，回來了解了這裏的情況。現在，是留下來還是回加拿大，你們自己做決定。本說，兩個兒子說，感謝爸爸媽媽把我們帶到加拿大。我們回加拿大去。
現在說說同學們。
伊瑞娜是來自白俄羅斯的老太太，原來是護士。兒子移民後她與當教授的丈夫退休後遷居過來。也許與中國人一樣在同樣的社會製度下生活過，交流起來似乎容易一些。課間休息時我們還一起唱俄語歌曲《喀秋莎》。
拉達是一位埃及婦女，老是和她在一起的一個年輕婦女則是從約旦來的。她們倆英語都說得非常流利，並且都穿著長袍，緊緊地圍著頭巾。來自南亞和中東的婦女中穿長袍裹圍巾的婦女人數不少。在穿戴上與幾位中國年輕婦女還有過一次小小的過節。那是夏天的時候，幾個年輕中國婦女穿了超短裙，就有長袍圍巾婦女去向學校抱怨，說看不慣。學校遂提醒那幾位穿超短裙的中國年輕人。不想她們卻反唇相譏，說這麽熱的天氣，還裹得那樣嚴嚴實實，我們看著都不舒服。學校隻好說，都是成年人，怎麽穿是你們自己的選擇。
瑞塔是伊拉克人，測繪工程師，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的先生是IT工程師，在美國波士頓工作，但移民美國很困難，於是把家搬到多倫多來了。現在，他先生每個周末從波士頓飛過來，星期一早晨又飛回波士頓上班。有一次我問她對美國軍隊駐在伊拉克的看法，她說：“一開始我們都很高興，因為他們把薩達姆趕下了台，人民都感謝美國。但是現在這樣長期戰亂……”她難過地搖搖頭。
伊朗婦女諾爾現在已經在一個服裝商店上班。我說，你每天接觸很多顧客，有機會練口語了。她答道，才不呢，總是尺寸、價格那幾句話，顧客中英語流利的也不多。
薩曼瑞是一個年輕印度婦女。有一次老師要學生們談談自己個人的感受：在加拿大生活與在各自祖國生活最大的差異是什麽？學生們的感受真是五花八門：氣候、食品、語言、工作和交通等等。她說：“電。”原來，她來自印度一個邊遠山村，那裏至今還沒有電。當時我想，邊遠貧困山村還沒用上電，可以理解。但是，她是怎麽從那麽偏僻的地方跑到加拿大來的呢？看看我們中國人，哪一個不是從大城市來的？
阿爾伯多來自哥倫比亞，40多歲，是一個“難民”。他從哥倫比亞跑到美國，在佛羅裏達待了五年，無法取得合法身份，於是又帶著一家人來到多倫多。現在加拿大政府已經接受他一家作為“難民”，得到永久居留權。我同他聊天時，他告訴我他在哥倫比亞有一個大農場，還給我看他家的大房子，遊泳池的照片。我問他，你在哥倫比亞挺富有的，為什麽要到加拿大來呢？他說，在哥倫比亞有錢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兒，常有遭綁架的危險。他又得罪了當地的政界人物，隻好流亡國外。
白麗安娜是一個華裔，從南美的委內瑞拉移民過來。她父親那一代就從廣東去了南美洲，她出生在那裏。本來也可以在那裏安居樂業，可是現在政府把國家搞得一團糟，沒有安全感。於是一家人就移民過來了。
奧列格身材魁梧，一看就像當兵出身，來自烏克蘭。原來他是烏克蘭邊防警衛隊的軍官，現在是商人。他跟我說他移民的原因是，為了孩子們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他現在遙控經營著一個玩具公司：從中國進貨，運到烏克蘭銷售。他說他挺累的，常常要在下半夜工作，因為那時烏克蘭是上午，中國是下午，與兩邊的人才能同時聯係上。
巴裏四十多歲，胖胖的，是從敘利亞來的巴勒斯坦人，土木工程師。他很為以後的職業發愁：在這裏土木工程師很難找到專業工作，改行吧，年齡又偏大了。
山姆是伊拉克人，這是他給自己取的英文名字。他說，他好幾次麵試都很成功，但當人力資源經理記錄他的原名時，所有麵試官都露出一種奇怪的表情。隨後，便收到不錄取通知。我問，你原名是什麽？他說，奧薩瑪。我感到很奇怪：這個名字有什麽問題嗎？他生氣地說，本·拉登就是這個名字——奧薩瑪·本·拉登！在場的幾個同學都大笑起來。大家希望他改名字後能得到一個好工作。記得一次上課時，不知怎麽談到阿拉伯的伊斯蘭男人可以娶4個太太。大家就問一個伊斯蘭中年婦女，如果她丈夫再娶一個太太，她會怎麽辦，她說：“我宰了他！”同學們哄堂大笑。又問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他笑笑說：“我可不想惹麻煩。”大家又一陣哄笑。當時山姆沒說話。後來一次聊天，他說：“如果我有錢，一定要至少娶兩個太太。你知道嗎？他們會競爭，爭著對你好。回到家裏，你會感覺像國王一樣。”可憐的山姆，生存問題還沒解決呢，就在夢想過國王的生活了！
伊琳娜，一位羅馬尼亞老太太。一天，她問我：“你讀過賈格若格的書嗎？”見我一臉疑惑，她又說：“他是一個中國作家，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寫的書非常好，是真實的生活。”我請她寫出這作家的名字和書名，她寫下：“ Jiang Rong， Wolf Totem”——原來是“薑戎，《狼圖騰》”。
金瑛美，韓國婦女。原來在韓國是電腦程序員，與一個同事結婚後來加拿大。她丈夫做電腦工程師，而她則做起了家庭婦女。他們沒有小孩，為打發時間來學校學英語。我們在同一個班的時間最長，有時還打電話聊天。
同學中中國人也不少，大部分是技術移民及其配偶，也有幾位像我這種老年人，不過投資移民似乎越來越多。
老劉40歲出頭，大學畢業後在一個中型國企工作，逐步晉升到領導層。企業改製，他把企業買下來，成了老板。他夫妻二人都在這裏上學，兒子上高中。我問他中國的工廠是否賣了？他說，沒有賣，委托朋友管理。現在通訊很方便，中國企業的事在這裏都能知道。沒多久他就轉到學校專為打算自己開辦公司的學生辦的一個“小生意”班去了。他告訴我，那個班專門介紹公司注冊的程序手續，如何向銀行申請貸款，如何尋找市場等等，很有用。
辛西婭是一個40來歲的中國婦女，她給自己取了這個英文名字。她是投資移民。她和她先生在國內經營著好幾家企業。與許多投資移民相似，“為了給孩子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他們移民來了加拿大。但是國內的生意不能停，所以她先生登陸後待了兩個月就回國去了，留下她和兒子在這兒坐“移民監”。所謂“移民監”，是指移民必須在加拿大住夠一定的時間，才能加入加拿大國籍或保留永久居民身份，並不是真正要坐監。目前的規定是，在4年內住滿3年，即可以申請入籍；5年內住滿2年即可保住永久居民身份。辛西婭還差幾個月就夠入籍年限了。她說，入籍一旦通過，她會馬上返回中國。我問：“你兒子馬上該上學了。你回去，孩子怎麽辦？”她說：“隻好先在中國上學，也許上大學再出來吧。再不回去，家都要散了。”原來，她出來前，早在公司裏安下了眼線，她老公的一舉一動盡在掌握中。我也見過她老公，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中年老板。回國前她說，她叫她老公在她回去前，讓他的“那些女秘書、女朋友通通滾蛋。不要讓我看見她們！”
同學中還有巴基斯坦人、伊朗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古巴人、阿根廷人、敘利亞人、前南斯拉夫人、阿富汗人、斯裏蘭卡人、約旦人，一些穆斯林婦女一年四季永遠穿著長袍包著頭巾。印度旁加比人，年紀輕輕就留一臉大胡子，頭上盤著大包頭。
同學們開玩笑說，我們上課就像聯合國開會，老師就是秘書長。但時間長了，除了覺得長相、膚色以及少數婦女的服裝有些差異外，大家都一樣。我看，“馬賽克”也好、“沙拉”也好，最後仍然是“熔爐”效應。一位第二代意大利移民說，她的父母幾乎完全保持著意大利的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她很小就隨父母來加拿大，基本加拿大化了，但還會說意大利語，讀意大利文的書籍。她的小孩則根本沒興趣學習了解意大利，既不會說，也不會讀意大利文。孩子們的話是“意大利，我才不在乎呢！”
（2007-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