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序

苑魯

1941年底，中國的抗日戰爭自“九一八”事變始，已經十年有餘，自“七七”事變也有四年半多的時間，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的一個主權國家，在艱難萬端之中苦苦支撐。蘇聯雖曾給予過有限的支持，但當德國軍事進攻將蘇聯的有限國力消耗得不能自保時，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日益減少，特別是德蘇戰爭爆發後，僅有的少量蘇聯空軍飛行隊也撤回了本國。美國社會各界在孤立主義政策的影響下反對美國政府介入對德、意、日的戰爭，希圖憑借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泰然屏障躲避法西斯的武力侵犯，坐觀世界的變局，謀取自身的安全。美國一方麵躲避德國法西斯，另一方麵與日本進行談判，開展貿易，謀求與其在太平洋地區的平衡，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既十分有限，又不能以國家的名義大規模進行，連陳納德組織的飛虎隊也隻能以退伍誌願軍的形式出現在中國，故飛虎隊作戰所需的後勤供應也難得到保障。

中國自武漢會戰以後，中國的抗日戰爭轉入了相持階段。一方麵日本帝國主義謀求打通從中國東北到南印度支那路上通道的企圖已經幾本實現，便將南下太平洋作為最重要的戰略部署擺上了議事日程，將主要兵力部署和軍事打擊方向做了重大的調整，對中國的戰爭作了以軍事打擊和誘降相結合的策略調整，這個階段國民黨內部發生了主戰派和主和派的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公然投降日寇，在南京建立親日的漢奸政權。另一方麵，國民黨所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心存疑慮，對共產黨采取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策略，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全國各界人民的呼籲下，在國際進步力量的斡旋調停下，中國共產黨本著相忍為國的積極態度，領導全國人民擊退了第一次反共**，維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避免了分裂和倒退，使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相繼發揮著共同抗擊日寇的作用。

隨著中國沿海地區的淪陷以及越南、泰國等被日軍占領，中國接受國際有限援助僅存一條由印度仰光經臘戍畹町到中國雲南的陸上通道，這是一條由英國人控製著的戰略通道，中英之間雖有戰時合作的協議，但由於利益和偏見所致，仍存在著許多麻煩和障礙。而這一戰略通道隨時有被日軍攻占而切斷的可能。美國也曾設計過一條經由紅海從伊朗經蘇聯到達中國新疆的物資援助運送路線，但因各種原因終未實施。此時，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幾乎都陷入了敵手，撤到大後方的工業主要是一些設備極其簡陋、加工能力極其微弱的輕紡工業和軍事工業，這些工業既不能維持整個國家的戰爭需要，也缺乏能源和原材料供應來擴大生產規模，如果沒有外來的援助僅憑戰時國家的自力更生能力，是很難維持整個民族抗日戰爭的物質力量的。

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1941年也處在空前的艱難和危險中。德國法西斯侵占了整個歐洲，將戰爭的烽煙南下延伸到了北非，從而進逼中東。在東線，德軍攻至莫斯科以及頓河流域；在西線，德軍展開了對英倫三島的狂轟濫炸和海上封鎖。而美國仍在小心翼翼地與同處太平洋地區的日本帝國主義打交道；一方麵與日軍海軍大將村野進行曠日持久的談判，一方麵還向其輸出大量的鋼鐵和石油等戰略物資。孤立主義籠罩著整個美國。一些主張援助中國的美國政要的呼聲在那種形勢下顯得十分微弱，如前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上校、美國財政部顧問拉鐵摩爾等雖積極活動，為中國抗日戰爭爭取美國政府的財政貸款，但作用極為有限。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服國會通過的“展示租借物資法案”使蘇聯和英國獲利最多，而中國獲得的份額微乎其微。但中國是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付出犧牲時間最長、犧牲最多的國家，中國的抗戰既拖住了日本軍事力量的主力關東軍、侵華派遣軍等，防止了日軍北上夾擊蘇聯，又延緩了其南下太平洋的時間表。盡管如此，國際援助仍然有限，中國自己在內有紛爭、外有強敵的情況下，在缺乏外援、自身消耗日甚的危難中苦苦支撐著。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就在此時用偷襲的手段突然發動了對珍珠港的進攻，駐紮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受到了重創，整個艦隊遭到了毀滅性打擊。這是美國自建國以來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損失。日本對美國不宣而戰，同時對美國和英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的駐軍發起了突然攻擊，太平洋戰爭全麵爆發，企圖躲進孤立主義中的美國人被迫投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幾乎是在美國參眾兩院以全票或絕對優勢的高票通過對日、對德、對意軸心國宣戰的同時，美國羅斯福總統采納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反法西斯國家領導人的建議，建立起共同抗擊法西斯軸心國的同盟國。同時羅斯福總統商請其他同盟國的意見之後，向蔣介石提出了建立同盟國中國戰區的建議，並請蔣介石擔任同盟國中國戰區司令，統率中國、越南、泰國等地區的抗日軍事行動。蔣介石欣然接受了這一建議，並致電羅斯福總統，要求派一名能夠代表美國總統的高級將領來華擔任同盟國中國戰區司令的參謀長，協助他全麵處理中國戰區對日作戰等事務。蔣介石提出這一要求的初衷並不是需要一位深謀遠慮、品格高尚、能征善戰的將帥之才，而是一位像陳納德一樣的美國人——對中國國情一無所知，既是具有建功立業雄心的赳赳武夫，又能在他麵前察言觀色、言聽計從的洋顧問。一句話是要一個能向美國要來美元、要來槍炮、要來飛機坦克、要來物資裝備的傳聲筒和中轉人。

麵對蔣介石的要求，羅斯福總統是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的，由於對日作戰的需要，美國援助中國抗戰成為扭轉太平洋戰爭危局的必需條件，但美國高層決策者始終將打敗德國法西斯作為全球性戰略重點和首要任務，其注意力始終放在歐洲大陸，暫時不可能在亞洲和中國投入大量的軍事力量，而維持和發揮中國戰區對日作戰的作用，是美國人在亞洲和中國戰區的主導意圖。一位受美國總統委派的高級將領可以直接協調中美戰時的重大問題，在美國加大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時監督其用於對日作戰，對中國、緬甸、印度的美軍及軍事戰略設施以及日後逐步增加的美軍實施統一指揮，為保持滇緬公路的暢通需要一個有身份的美國軍人來協調中英關係。以上種種成為這位美國高級將領來華的主要使命。

蔣介石的要求與美國國家利益、戰略意圖的難以協調，一開始就埋下了複雜的分歧和矛盾，來華的美國高級將領不論是誰都必將麵對這一矛盾。

可曆史偏偏選擇了對中國文化十分了解，在中國生活過十多年，深切關注中國社會發展和變化，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深具中國情結的“中國通”——史迪威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