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將軍生平
史迪威，1883年3月19日出生於佛羅裏達州，其父親是一位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畢業的實業家，史迪威則在紐約州附近的揚克斯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1900年，父親托麥金利總統的一位朋友的推薦，史迪威經過嚴格的考試進入了西點軍校，1904年西點軍校步兵科畢業，以少尉軍銜被派往菲律賓美軍第十二步兵團服務，1906年調回西點軍校擔任法語、西班牙語語言教官，1910年與溫尼結婚，1911年再度被派往菲律賓第十二步兵團工作，同年9月史迪威為了送已經懷有身孕的妻子溫尼返回美國，夫妻由菲律賓前往日本。在日本，史迪威得到了中國爆發辛亥革命的消息，11月，他在長崎將溫尼送上了返回美國的輪船，隻身前往中國進行純屬個人性質的考察。
15歲的史迪威是佛羅裏達州揚克斯中學品學兼優的學生，他是揚克斯中學足球隊的中尉。 1899年他們的校足球隊戰勝了所有紐約州的中學生足球隊。圖中一排左起第二人為少年時代的史迪威
史迪威到達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是1911年的11月23日，然後由上海去了廣州，他還沿西江而上去了廣西的梧州，他第一次到中國一共待了十七天，於這年的12月9日從廣州返回了馬尼拉。史迪威第一次來中國就被中國的古老文化和與西方迥異的生活方式以及革命對社會變革所產生的劇烈動**所吸引。在中國，既有現代大都會的上海的繁榮，又有極端落後的刀耕火種的自然經濟；既有各國列強的冒險家和新舊官僚及封建買辦的窮奢極欲，又有窮苦大眾在死亡線上的掙紮；既有新社會建立的活力，又有舊政府對人權的漠視，對中國人的生存狀況和社會缺乏法製的無序狀態產生了深切地關注，中國之行的十七天對史迪威以後將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的聯結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1900年史迪威經麥金利總統的朋友推薦考入西點軍校。圖中一排左起第三人為史迪威
1912年，史迪威由菲律賓回到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普勒西迪奧駐軍中以中尉軍銜服務一年。1913年，他又回到了母校西點軍校任西班牙語言教官。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調往法國戰場，在潘興大將遠征軍情報處服務，在美國遠征軍中他結識了副參謀長馬歇爾和史汀生，在法國期間史迪威的戰時軍銜為中校，1919年回國後恢複為上尉。
1922年，史迪威夫婦在北京大方家胡同住所門前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問題成為美國乃至全球關注的熱點，經過史迪威的爭取，他被任命為美國駐華陸軍語言教官，為了解決語言方麵的問題，他隨即進入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接受一年的中文訓練。1920年暑假他在卡梅爾半島最突出的地方購買了一塊能俯瞰太平洋的土地，準備作為以後安家之地。這年7月他被晉升為陸軍少校。1920年8月5日他攜全家人搭乘一艘美國陸軍運輸艦前往中國，9月18日抵達山東半島，9月20日抵達秦皇島，又沿京奉鐵路乘火車到達華北平原上最大的都市——北京。
1936年，史迪威在北京喜鵲胡同4號家中
這時的北京經曆了“五四”運動，新思想的衝擊和震**，是充滿活力和生機的城市，但也是各路軍閥爭奪，城頭王旗經常變幻的政治文化中心。史迪威進入了美國人辦的北京協和語言學校學習漢語（這所語言學校創建於1910年，是專門為傳教士學習漢語設立的，後擴大了培訓的範圍，包括外交人員和來華投資的企業家，史迪威在校期間有300多學員）以便深入了解中國的國情。就在這時他正式將自己的英語姓名“Stilwell，”用漢語文字取名為“史迪威”。
1920年中國經曆了四十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山西的災情尤為嚴重。1921年初，國際救濟饑荒委員會決定修建一條由黃河邊上山西省風陵渡口至汾陽的簡易公路，以便將賑災的糧食和物品運進災區。這條公路全長130公裏，路基寬近7米，坡度低於百分之六，碎石路麵，工期為四個月。經國際救濟饑荒委員會商請美國陸軍部同意後由史迪威擔任修築這條公路的總工程師，史迪威最後成功地組織修築了這條公路。
1932年史迪威在本寧堡指揮學校。前排左起史迪威中校、馬歇爾上校
在這條公路修通之後，他又應馮玉祥之邀前往陝西去擔任修建由潼關到西安公路的總工程師，並與馮玉祥建立了友誼。由於發生馮玉祥聯合吳佩孚展開拒張作霖入關的戰事，這一工程開工不久便夭折。史迪威回到北京之後，1922年9月受美國大使館武官處的委派前往東北、西伯利亞、朝鮮和日本，考查日本根據華盛頓會議的協議從西伯利亞撤出的情況。1923年4月他獨自一人乘船和步行遊曆了浙江省、江西省和湖南省，這也檢驗了史迪威的語言交際能力和生活適應能力。這年6月，他還前往外蒙古進行了考察。同年7月9日，他帶著全家人乘船返回美國，這天他在日記上記載：“我現在已是一個中國人了。”這年史迪威正好40歲。
1926年史迪威少校被陸軍部派往中國天津，任駐紮在那裏的美國十五步兵團營長。 馬歇爾是該團的中校副團長兼該團的執行官。此處為當年十五步兵團的營房
史迪威回到美國後進入了佐治亞州的本寧堡步兵訓練班學習，後又進入了培養高級軍事指揮人才的利沃文思堡指揮參謀學校深造，1926年夏天正是史迪威畢業於該校之際，他再次被派往駐紮在天津的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填補一個營長的空缺職位，在該團他再次與在歐洲戰場就相識的馬歇爾相處，馬歇爾時任該團的中校執行官。美國第十五步兵團是曾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的部隊，按照庚子賠款協定留駐天津和大沽一帶。此時正值中國的北伐戰爭由南向北推進，1927年5月，史迪威受美國方麵派遣到達徐州前線，了解北伐軍與軍閥張宗昌作戰的情況，由徐州到南京再到上海的旅途成了他曆險而難忘的經曆。在經曆了南京事件之後的外國人普遍存在著對北伐的恐慌與偏見的情況下，史迪威提供了對北伐軍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對北伐戰爭的發展提出了富有預見性的判斷。
這是史迪威在北京任武官時雇傭的中國人員
1928年，史迪威被任命為駐華美軍司令卡斯特納將軍的代理參謀長，軍銜由少校升為中校。這期間他不斷在《哨兵》雜誌上發表對中國時事和人物的評論，成為駐華美國外交和軍事人員走進中國政治迷宮而必看的材料，史迪威研究東方問題的權威身份由此確立。
1924年4月史迪威返回美國任本寧堡步兵學校戰術科科長，這時主持該校的馬歇爾正在著手進行更加注重實戰經驗的教學改革，一改過去課堂上紙上談兵的戰場條例、教學方式，在軍事理論和實際訓練中進行了積極的創新。而主管戰術教學的史迪威所從事的領域是軍事藝術核心的教育，培養軍官的應變能力和控製能力是造就未來戰爭人才的重要內容。馬歇爾在本寧堡的一番苦心孤詣終究造就了一大批在“二戰”中光彩奪目的將軍群——布雷德利、李奇微、霍奇斯、柯休斯、史密斯、史迪威等重要將領。
1928年在中國所拍攝的全家福。 左起：家庭教師管先生、威尼弗雷德、南茜、史文森、史迪威夫人、史迪威少校
1931年“九·一八”以後的中國命運是身處本寧堡的史迪威時刻關注的焦點。
1932年史迪威被派往聖地亞哥訓練第九區的後備役部隊，他一方麵盡力向預備役軍人傳授軍事規則和軍事技能，一方麵也在盡力克製對這一工作的乏味和失望情緒，他在這種環境中度過了十分艱難的兩年。
1935年1月，史迪威經國務卿赫爾批準被任命為美國駐北平公使團上校武官。當年7月7日到達北平。他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加強與中國和外國駐北平的各方麵人士之間的交往，前往中國各地考察和訪問，加緊對有關中國麵臨日本大舉入侵形勢的情報收集和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預見性的報告，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的發展和走向十分關注。他在北平經曆了華北危局中的許多重大事件，如“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長城抗戰”“七七”事變等。
中國的全麵抗戰局麵形成之後，史迪威邀約英法等國的武官來往於各個戰場，了解抗日軍事鬥爭的情況，他深入分析中日雙方的力量對比和發展態勢，對日本侵略軍的暴行進行揭露，對中國人民軍事抵抗的每一次勝利都給予了熱情的讚揚，如對八路軍取得的平型關大捷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其取得勝利的原因是依靠民眾，靈活機動地打擊侵略者。他在台兒莊大戰前到前線考察與商震、李宗仁等將軍進行深入探討。讓他終生難忘的是在武漢會戰的危難關頭，他經史沫特萊介紹在武漢拜訪了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並共同進餐，他對中國共產黨堅持發動群眾，實行獨立自主的抗日軍事政策十分讚賞，將他們理想遠大、襟懷坦白、平易近人、精力充沛、廉潔奉公與國民黨軍政領導人的裝腔作勢、目中無人、腐敗無能進行了對比，認為二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進而認定中國的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內戰一定會再次發生。
1921年，正在北京學習語言的史迪威上尉受國際救災委員會的委托，擔任山西風陵渡到臨汾公路的工程師。圖為史迪威在山西民工當中交代施工事宜
史迪威對中國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給予了高度的同情與支持，他積極建議美國給予中國抗戰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這在當時“孤立主義”盛行的美國無疑是一種需要具有足夠的膽識和勇氣才能提出的意見。正是由於史迪威的努力，美國財政部長摩根向羅斯福總統力陳史迪威的意見，促成了總統同意由美國進出口銀行向中國貸款2500萬美元，用以購買軍事裝備和武器。
1938年12月28日，作為美國駐華上校武官的史迪威來到了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受到蔣介石夫婦的熱情接待。會見隻有十五分鍾，蔣介石還贈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的照片給史迪威。隨後史迪威飛往昆明，與被蔣介石提升為中國空軍上校的陳納德進行了長談。雖然蔣介石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印象不是很好，但他還是將其作為未來美國的盟友來看待。
史迪威從南方回到北平之後度過了在日軍占領下的十分難耐的最後日子。助手芒森上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說服史迪威對占領軍岡村寧次進行了必不可少的純禮節性的拜訪，而且史迪威有意地將主要話題引向了日本奈良的寺廟裏圈養的馴鹿，圍繞這一沒有任何意義的話題和岡村寧次的辯論占據了大部分會見的時間，終於在1935年5月1日史迪威帶著妻子溫尼和一家人乘船繞道東南亞經夏威夷回國。
1935年1月，國務卿赫爾批準任命史迪威上校擔任美國駐中國公使館武官。 這是史迪威（左二）與英、法、德、意、日駐華武官德合影
正當史迪威心情沉鬱、前途無定地漂泊海上時，馬歇爾越過了三十四名較他更為資深的將軍被任命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他提出的晉升準將的名單中第二個就是史迪威。史迪威被任命的消息是在輪船抵達夏威夷前從無線電廣播中獲悉的。曆史再一次將挽救人類命運的使命賦予了埋頭研究現代戰爭的本寧堡的先知們，以馬歇爾為代表的一大批將軍由此走上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舞台。
由於“一戰”後美國社會進入經濟大蕭條，給美國陸軍複員就業和福利供給造成了困難，積累的各種矛盾產生了社會動**，雖然羅斯福總統的新政逐步舒緩了經濟危機和美國社會的矛盾，但美國陸軍並沒有恢複元氣，加之日本和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勢力所波及的多是老牌帝國主義的殖民勢力範圍，似乎對美國本土的安全沒有構成什麽威脅，美國被“孤立主義”的氛圍所籠罩，沒有在陸軍的建設上進行必要的投入，因而美國陸軍長期處於一種一蹶不振的狀態。1939的美國陸軍部隊是一支嚴重缺編又缺乏訓練及裝備落後的部隊，美國陸軍總人數名列世界第十九位，位於葡萄牙之後。按人口比例，陸軍的人數要退到世界的第四十五位，現役陸軍總人數為17萬4千人，是1920年國會立法規定的非戰時狀態武裝力量人數的三分之二，美國陸軍的裝備還停留在“一戰”後的水平上，國會不斷削減國防開支使陸軍的作戰能力每況愈下，這種三流水平的部隊戰鬥準備程度不到百分之二十五，是無法應付未來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的。
這是史迪威請來教子女中文的管先生，管先生為前清學者及三品官員
擺在新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和陸軍準將史迪威等一大批將領麵前的任務是，盡快使陸軍達到滿員，加強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加快做好迎接未來現代化戰爭的準備。
史迪威回國後被任命為駐紮在得克薩斯州的薩姆豪斯頓堡的步兵第二師第三旅旅長。一方麵他作為師長沃爾特·克魯格將軍的助手，負責加強部隊的機動作戰和快速反應能力的訓練，對部隊進行三三製的改編；另一方麵他到西點軍校和華盛頓做關於中日戰爭的形勢、問題的講課和報告。史迪威反複強調美國不能在日本的軍事侵略麵前保持沉默，日本在亞洲的進逼必然要與美國的利益發生衝突，美日之戰正在到來，美國將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歐洲影響了對日本危險性的認識。日本在中國的暴行不僅針對中國人，也針對在華的外國人，比較突出的是日本飛機悍然對停泊在長江上的美國軍艦“帕奈號”進行了反複轟炸，直至擊沉。這些都表明了日本對美國的敵視。美國為避免刺激日本南下太平洋奪取石油、橡膠、礦石等戰爭資源，還在保持向其供應原油和廢舊鋼鐵這些戰略性物資。但隨著歐洲戰事的發展，南亞出現了防務薄弱的環節，美國隻是想竭力推遲日本在太平洋上展開全麵戰爭的時間，以便做好必要的準備。而已經與日本進行了數年艱苦抗戰的中國是美國牽製日本的最好盟友，美國支持中國堅持抗戰是當務之急。
1940年7月1日，史迪威被任命為步兵第七師師長兼蒙特雷奧德兵營司令。統轄官兵15000千人。同年9月史迪威被升為少將，在史迪威將軍的嚴密組織訓練下，該師的整體戰術技術水平得到大大提高，集體榮譽感得到增強，士氣高昂，史迪威率領的第七師在1941年夏季陸軍大演習中成為最為出色的部隊。
在西點軍校學習的史迪威（右起第一人）
1941年3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服國會通過《出借或出租軍火物資法案》，該法案旨在通過提供財政和物質援助，使戰爭遠離美國，以其他國家的持續作戰來保持美國的非介入狀態。該法案第一次提供的戰爭物資總金額為七億美元，中國被該法案確認為有資格享受援助的國家。
1936年，史迪威以武官身份在華南徒步考察
1941年6月30日，史迪威晉升為美國陸軍第三軍軍長。
1941年12月7日，美國時間為12月8日，日本海軍長途奔襲了3300英裏以外的夏威夷群島上的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美國國會正式投票通過對日宣戰。
12月22日，正當史迪威率領所在的軍隊加緊加州海岸線的防衛，以防止日本海軍和空軍的襲擊時，第四集團軍總部向史迪威將軍傳達了華盛頓陸軍總部的急電，要求他立即趕往華盛頓。他被作為擬派往北非的美國遠征軍的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