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的上帝，這真是一個可愛的地方 在戰時倫敦感受到的興奮
相對於倫敦大轟炸所帶來的所有的害怕、恐懼和破壞而言，在許多生活在倫敦的人心中，還有一種無可比擬的興奮感，一種在這樣的時候能在倫敦生活的“正能量”。在戰爭的**階段，死亡的威脅似乎隻會增加生存下去的興奮和激動。美國的雜誌記者昆汀·雷諾茲（Quentin Reynolds）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你走在街上，每個在你身邊走過的人都象征著生命脈搏的跳動。”
戰時倫敦的**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歐洲的流亡者們，他們為倫敦炸毀的街道增添了色彩和生命。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一個倫敦人會知道，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在餐廳或酒館裏，坐在旁邊的那個人是誰。他可能是一名剛剛從轟炸襲擊中返回的波蘭飛行員，可能是一名從被魚雷擊中的船上救出的挪威水手，也可能是一名從法國偷渡過來的抵抗運動成員。對加拿大外交官查爾斯·裏奇（Charles Ritchie）來說，與穿著各不相同的、眼花繚亂的軍服的歐洲盟國軍人一起在肯辛頓花園漫步，就像是“在曆史的滾滾浪潮中遊泳”。
流離失所的歐洲人似乎無處不在。波蘭領導人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在白金漢宮對麵的魯本斯酒店辦公；挪威、荷蘭和比利時政府在皮卡迪利裏茲酒店對麵的斯特拉頓鄉村別墅辦公；其他外國政府的辦公室分散設在貝爾格拉維亞、肯辛頓、梅費爾及聖詹姆斯等上層居住區的房屋和辦公樓內。毗鄰比利時隻有“郵票大小”的國家盧森堡大公國，也遭到了德國的入侵和占領，他們在貝爾格拉維亞的威爾頓廣場設立了辦事處。
在1940年晚些時候，戴高樂和他的日益擴大的自由法國運動也從他們在聖史蒂芬之家的簡陋住所搬到了卡爾頓花園中的四層豪宅。從那兒可以俯瞰聖詹姆斯公園，那曾經是英國曆史上最為仇視法國的首相帕爾默斯頓（Palmerston）勳爵的住所。戴高樂自己住在由英國政府提供的豪華的康諾特酒店，而他的妻子伊馮娜（Yvonne）和他們12歲的弱智女兒安妮——她們在7月份逃出了法國，則住在索羅普郡一座寬敞的鄉村居所裏，遠離了德國炸彈的危險。
而荷蘭的威廉明娜女王則住在滿布彈坑的切斯特廣場旁的一棟小型的連體公寓裏。那兒離白金漢宮不遠，戰前是倫敦最高雅的社區之一。現在，廣場及貝爾格拉維周圍的地區在大轟炸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許多房屋已經空無一人。每天晚上，在德國空軍襲擊開始之前，威廉明娜會提著一個裝有官方文件的小型手提箱去梅寶尼克拉裏奇酒店。她將在酒店加強的大型防空洞裏度過一夜，在第二天早餐後再回家。她自己的住所在遭受輕微的炸彈損傷之後被修補好了。像廣場上的其他房屋一樣，住所的前麵看上去非常破舊，急需重新油漆。她的工作人員敦促她重新塗漆，但對這種不是必需的且普通市民無法得到的特殊待遇，女王拒絕加以考慮。她還頂住了荷蘭官員的壓力，拒絕轉去更適合國家元首居住的更大、更豪華的住宅。荷蘭首相彼得·格布蘭迪（Pieter Gerbrandy）說：“女王一直認為，當她的子民在荷蘭處於那樣一種悲慘的境地時，她決不能住在宮殿裏。”
威廉明娜的朋友，挪威國王哈康與他的兒子奧拉夫王儲是在倫敦以西約45英裏的伯克郡的鄉間別墅裏過夜，他們每天乘車來往於倫敦和住所。哈康和奧拉夫與喬治六世國王的關係較為緊密，因而是白金漢宮的常客。喬治六世還曾在1929年奧拉夫的婚禮上當過他的伴郎。
在挪威經曆了動**不安之後，被他的侄子和其他英國皇室成員稱為“查爾斯叔叔”的哈康對他認為的鬆懈的皇宮保安感到很不放心。喬治向哈康保證，他不用擔心。英國國王告訴哈康，經過在白金漢宮和溫莎射擊場上的勤奮練習，他和王後已經完全能夠保護自己了。喬治還驕傲地向哈康展示了在皇宮地下室裏的一個作為防空洞的房間。那個房間以前是皇宮女仆的休息室，房間裏放著皇宮中過剩的維多利亞式椅子和沙發，並配有桶裝的沙子和救火用的手動水泵。
哈康還是很不放心，因為他知道德國人跟蹤敵人的技能是非常高超的。他問他的侄子在德國入侵的情況下，王室有什麽樣的計劃從倫敦撤離。他被告知，為保護國王，專門指定了一支由精心挑選的皇家騎兵組成的精銳軍事部隊。他們將晝夜待命，以備在發生突擊襲擊時保護王室人員乘坐裝甲車去安全地點。
哈康還是半信半疑，他要求實地操練一次撤離計劃。喬治感到有些困擾，但還是遵從了哈康的要求，按下了一個警報按鈕來召喚他的警衛部隊，然而什麽事情也沒發生。國王派了一個侍從外出找原因，侍從回來報告說：一位在皇宮值班的倫敦警察通知警衛沒有任何攻擊行動，“因為他沒有聽到任何動靜”。國王命令繼續操練在發生襲擊的情況下的緊急應對措施：一群警衛衝進了皇宮花園，“像鬆雞狩獵時趕鬆雞的人那樣拍打灌木叢和花壇，而不是像在追捕一個危險的敵人”。喬治國王和伊麗莎白王後大笑起來，而哈康國王則大為驚恐。由於這次事件，皇宮的安全防衛措施大大增強了（戰後發現的德國文件顯示，在入侵英國的時候，一支由100多名訓練有素的傘兵組成的突擊隊將直接降落到白金漢宮的地麵上以抓捕喬治六世國王及其家人。德國的“俘虜名單”上還包括了溫斯頓·丘吉爾以及國王哈康、威廉明娜女王、西科斯基將軍和愛德華·貝內什等外國領導人）。
在戰爭期間逃到倫敦的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比他們國家的君王或政府高官要差了許多。外國領導人在梅寶尼克拉裏奇酒店或裏茨燒烤餐廳吃午飯時，他們的同胞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倫敦移民生活的中心蘇豪區——從17世紀以來那裏就是歐洲外籍人士的避風港，隨意、嘈雜且便宜。那個地區布滿了流亡者們喜愛的法國、意大利、希臘、中國和其他民族的餐館。老康普頓街拐角處的約克大教堂是最著名的會議場所之一，吸引了自由法國運動的成員和比利時政府的低級官員。老康普頓街上有著各種各樣的屠宰店、蔬菜水果店和糕餅店，人們稱它“法國化了，就像是巴黎的聖多諾麗”。
到了1940年底，在英國首都居住的歐洲大陸流亡者——軍人和平民超過了10萬人。隨著戰爭的持續，成千上萬的人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他們大多是逃離了自己國家的年輕人，來到英國以便繼續戰鬥。荷蘭法律係學生埃裏克·哈澤爾霍夫·羅爾澤馬在23歲時，乘坐一艘掛著巴拿馬國旗的生鏽的貨輪逃離了他的國家。他說：“所有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去英國，並加入盟軍。要渡過海峽到英國去，你就不得不犧牲所有你愛的人……所求的就是這麽一項特權：作為一個自由的人去抗擊納粹。”
在移民中就有捷克流亡政府廣播部門的負責人約瑟夫·科貝爾（Josephf Korbel），他與妻子和小女兒馬德倫卡（Madlenka）住在肯辛頓公園路一座紅磚公寓的三樓。60多年後，馬德倫卡——現在是世界聞名的美國第一位女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將會以生動的細節來描繪在她4歲經曆倫敦大轟炸的時候，她如何每晚都蜷縮在公寓地下室庇護所的一張雙層**，聽著德國空軍的炸彈在附近的街道上爆炸。
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德國的轟炸襲擊幾乎算不上是科貝爾和其他歐洲流亡者不得不應付的唯一困難。與美國等多個國家一樣，英國也擔心來自國外的“第五縱隊”滲透進城市和農村，為德國的入侵做準備。許多英國人都認為，德國在挪威、丹麥、比利時、荷蘭、法國取得的驚人的勝利不能僅用這些國家政治和軍事的軟弱來解釋。納粹德國的勝利必定和他們的特工及同情者在德國入侵之前實行了有效的破壞有關——這一看法後來被證明沒有多少事實依據。
盡管如此，當時有很多英國人對外國人非常懷疑，尤其是對來自德國、奧地利和東歐的外國人非常懷疑。所有的非英國人被命令到警方登記，他們的活動（包括旅行和就業）受到了嚴格的限製。在整個1940年期間，來自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的2萬多名“敵方僑民”，許多是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從他們的住所或工作場所被帶走，關進了在英國西海岸馬恩島的拘留營中。
但隨著德國入侵的威脅逐漸消失，公眾開始意識到對被關押的外國人的不公平待遇。英國人變得更加開放了，大部分被關押的人在1941年夏天恢複了自由。雖然英國政府本身隻向歐洲移民提供了極少的幫助，但許多民間人士站了出來，向歐洲移民提供援助，有些人還開放了他們的住所，作為新來者的臨時避難所。其他人幫助開辦食堂、組織足球賽，開展戲劇、舞蹈文化活動和英語課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英國分公司將倫敦一座豪宅改為流亡軍官的俱樂部，利物浦牧師的女兒奧文·沃恩（Olwen Vaughan）在皮卡迪利附近的一棟連體公寓的地下室裏開設了著名的“法國小寵物俱樂部”。沃恩原來是英國電影協會的雇員，一個狂熱親法的人，她想要創造一個空間，讓在倫敦的自由法國運動的成員“能找到一點他們被迫離開的國家的精神”。雖然空間狹窄並擁擠，但這個俱樂部不僅在法國人中間非常受歡迎，而且在其他國家的流亡人士中也非常受歡迎。它也成了吸引英國電影製作者的磁鐵，當美國加入戰爭之後，也吸引了美國電影同行。一位旁觀者曾說：“它有這樣的聲譽。如果在戰爭期間你聽說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或麗塔·海華斯（Rita Hayworth）在倫敦，而你想見到他們，那現實可行的辦法是先試試那個法國俱樂部，然後再去薩沃伊飯店。”
盡管幾乎沒有聽說過英國公眾主動與外國人接觸，但許多英國人暫時摒棄了他們的傳統偏見。這不僅是因為同情流亡者的困境，而且是因為在這個危急的時刻，這些歐洲人是英國的非正式公民，他們同樣遭受著大轟炸的危險和國家嚴峻的戰時物資匱乏。CBS 記者埃裏克·塞瓦雷德指出：“英國人基本上對陌生人並不比以前更感興趣。但現在當他們在經受考驗時，這些陌生人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在大轟炸之前，許多移民，特別是那些來自中歐和東歐的人，在英國感到孤立和不受歡迎。瑪德琳·奧爾布賴特的母親記得：“我們住在一個外國，但周圍全是捷克人。除了極少數人以外，我們不與英國人交往。”多年後，一位曾經是科貝爾鄰居的英國女士告訴奧爾布賴特，盡管歐洲流亡者和居住在科貝爾所在公寓的英國人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分離”，但是大轟炸創造出了一個瞬間的精神上的社區。那位鄰居說：“那是非常愉快的一群人，雙方都感受到友好和溫暖，人們相互間非常支持。他們在地下室、防空洞裏大玩橋牌，並分享各自的生活用品。”
在另一方麵，歐洲人對他們的地主所展現的勇氣、決心、韌性和抗爭精神印象深刻。一位流亡者寫道：“因為英國人每天表現出來的忍耐，英國式的平靜和幽默感就在你的眼前。”這使得忍受夜間大轟炸的爆炸襲擊更容易了。
當埃裏克·哈澤爾霍夫·羅爾塞馬在1941年逃離荷蘭抵達倫敦時，他和另一位年輕的荷蘭移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乘這座城市著名的紅色雙層巴士，快速瀏覽他們的新家園。他們發現公共汽車的大部分窗戶都刷上不透明的膠水，以防止炸彈爆炸時傷害乘客。在一個窗戶上貼著官方的通知，告訴乘客不要刮掉膠水：“我希望你能原諒我們的舉措，這是為了保護你的安全。”在通知之下，有人寫道：“我感謝你的信息，但我因此就看不見血染的車站了”。這兩個年輕的荷蘭人被這種意見交換的魅力所感染了，他們自己的國家正經受著納粹占領者的**和恐嚇。哈澤爾霍夫·羅爾塞馬後來寫道：“這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極為輕鬆的互動，德國人是永遠不會理解的。”
即便是脾氣不好，從來就不是英國人粉絲的戴高樂，也對他在倫敦開始的幾個月和幾年裏遇到的英國人讚不絕口。他曾回憶說：“麵對德國進攻的情景，每個人都表現出了一種堪稱典範的決心。看到每個英國人都將國家的命運作為自己的責任，那真是太好了。”
然而戴高樂對英國政府卻感到不滿，他認為英國政府在確認他在英國的公眾地位上存在著誤導。隨著丘吉爾的批準，政府官員聘請了公共關係顧問裏士滿·泰普（Richmond Temple）來宣傳將軍和他的事業——這項舉措激怒了戴高樂。他咆哮道：“我不想成為新聞界造就的電影明星。”他補充說，丘吉爾似乎想讓他裝扮得“像一個新品牌的肥皂”。
戴高樂尤其不想讓記者和攝影師看到他的妻子和患有唐氏綜合征的小女兒。從各方麵來衡量，他對女兒一直是全身心奉獻的。他對她的溫柔和看顧，是他身邊的人幾乎從未看到或經曆過的。他後來說道：“沒有安妮，也許我永遠做不成我所做過的一切，她給了我那麽多心靈和精神上的力量。”
事實證明，政府宣傳戴高樂的運動是不必要的，英國人已經被這位孤獨的法國人迷住了。他拒絕接受失敗，他加入了他們看似愚蠢的對希特勒的戰鬥。知名作家、議員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指出：“在我們這個國家裏，人們總是對失敗的事業感到失望。而在戰爭的初期，法國的事業看上去是失敗了。戴高樂以他閃光的奇跡鼓舞了我們，他表現得如此正麵，他可以用自己和人民的夢想的力量帶領他們走出深淵。”
在他每天行走於卡爾頓花園至自由法國運動總部的路上，高大的法國人會受到許多認識他的倫敦人的熱烈歡迎。戴高樂記得，“每一處的英國人對我們展示的慷慨與善意真的是無法想象的。無數的人來提供服務，提供他們的時間和金錢……當倫敦的報紙報道說維希政府判處了我的死刑並沒收了我的財產時，許多珠寶被放在了卡爾頓花園，數十名不知姓名的寡婦送來了她們的黃金結婚戒指”，以幫助他的“運動”。
沒有任何事件能比倫敦在1940年7月14日紀念“巴士底日”時更清晰地展示了戴高樂對英國人之間的親和力，那是在戴高樂首次抵達英國首都後不到一個月。在那個暖洋洋的下午，他和他剛招募到的為數不多的自由法國的部隊——排列成兩列的水手、飛行員和士兵，長度不到城市的一個街區，自豪地從白廳行進到紀念碑。那座石碑是為紀念那些在英國戰爭中死去的人而設立的。
埃裏克·塞瓦雷德站在旁觀者隊伍裏，旁觀者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遊行的隊伍。塞瓦雷德寫道：“我曾經當過一百多次軍事操演的觀眾，他們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展示的隻是一個有組織的、例行公事的、沒有臉部表情的身體。”然而這一次，“我看到了每一張臉”，特別是戴高樂的那張臉。“他在隊伍中挺直地走著，從不張開他那緊閉的嘴唇，幾乎直視著每一雙瞪大的眼睛。他有一個將軍視察一支偉大的軍隊時的氣場”。
塞瓦雷德和其他的旁觀者中的許多人加入了法國人的行列，**地高唱起“馬賽曲”，這場人數不多的遊行的效果是英雄主義而不是讓人恥笑。塞瓦雷德曾就此說過：“你有衝動脫去你的帽子，以立正的姿勢挺直地站著。每個在場的法國人都堅守繼續戰鬥的信念。這支人數不多的隊伍給人一種力量的感覺，那是我從來沒有在其他示威活動中感受到的，即便那些示威活動的人數是他們的數百倍。”
當英國人在整體上對流亡者表示歡迎時，他們最為熱情歡迎的是軍隊裏的年輕歐洲人，特別是那些軍服上帶有皇家空軍標誌的人。在倫敦和其他城市，公交車的售票員拒絕接受他們的車資，服務員不讓他們為就餐付錢，而酒吧的顧客也買下了所有他們能夠喝下去的啤酒。
英國的報紙和英國廣播公司都強調了流亡飛行員們對不列顛之戰的勝利以及後來的英國空戰的貢獻。毫不奇怪，波蘭飛行員，特別是303中隊的飛
行員吸引了最多的關注。《紐約時報》在1941年6月宣稱：“在皇家空軍中飛行的波蘭人正在成為這場戰爭的傳奇英雄。他們不僅被讚賞，還被崇拜了。”昆汀·雷諾茲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美國雜誌《科利爾》上寫道：“波蘭的飛行員現在成了英國真正的酷男。”
在英國上層社會的雞尾酒會或正式晚餐上，能否有一兩個波蘭人出席成了檔次高低的攀比標準。1941年2月，知名的社會名媛瓊·史密斯-賓漢姆（Jean Smith-Bingham）“收納了”303戰鬥機中隊，並在多切斯特酒店舉辦了一場色彩繽紛的舞蹈晚宴。英國社交雜誌《尚流》（The Tatler）不吝筆墨，用了兩個版麵詳盡地描述了那場晚宴，它稱這是“倫敦近幾個月來所能看到的最興高采烈和最生動有趣的場麵之一”。史密斯-賓漢姆的社交活動開啟了一個趨勢：不到幾天，倫敦上層社會的其他女士都趕緊收納自己的波蘭飛行員中隊了。
塔德烏什·安德烈斯（Tadeusz Andersz）是最近組建的波蘭人315中隊的戰鬥機飛行員。某天晚上在倫敦參加聚會時，一位漂亮的金發女郎問他的中隊是否已經有了一名“母親”。原來她是電影演員弗吉尼亞·徹裏爾，她主演過許多角色，在《城市之光》中與查理·卓別林演過對手戲。徹裏爾曾與卡裏·格蘭特（Cary Grant）結婚，現在是九世澤西伯爵的妻子。當安德烈斯告訴她中隊依然是一個孤兒時，澤西女士問道她是否有幸能收納他們的中隊。
在獲得批準之後，她為飛行員們組織了一場又一場派對，有時在她倫敦的連體公寓裏，有時在她的鄉村莊園中（安德烈斯回憶說：她總是很注意，“不邀請比自己更漂亮的女孩”）。她參加了中隊的聖誕節聚餐，給在德國戰俘營中被俘的波蘭飛行員郵寄包裹，並把她的舊絲襪送給飛行員，讓他們包裹在膝蓋周圍，在執行高空飛行任務時保持膝蓋暖和。有一次記者在鄉間別墅裏采訪她時，他們聽到了飛機在空中掠過時發出的吼聲。望著窗外，他們看到一架噴火式戰鬥機在屋子上空很低的地方盤旋。澤西女士自豪地宣稱：“那是我的波蘭人之一，我是他們的母親。”
英格蘭各地的英國上層社會都紛紛效仿，向波蘭人展示了他們的善意。一位303中隊的飛行員在不列顛之戰期間被擊落，跳傘降落到了一個不對外的高爾夫球場，在第八洞球區附近著陸。正在那個球區打球的人堅持要把那個還有點眩暈的飛行員送到會所一起喝杯酒。還有一個跳傘的飛行員降落到了倫敦郊區一個私人網球俱樂部旁邊的矮樹叢裏。三名在等人打雙打比賽的俱樂部成員看著他降落，他們幫助他脫離了樹叢，然後不再等他們預期中的第四個人，而是問那個飛行員是否會打網球。當年輕的飛行員說他會打後，他就穿著借來的白色法蘭絨球衣和球拍上場了。
為熱情奔放的歡迎所感動，一位興高采烈的波蘭飛行員對倫敦作了這樣的評價：“我的上帝，這真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其他的外國飛行員也一樣感到非常高興！在整個戰爭期間，來自附近空軍基地的歐洲飛行員和從較遠地區的駐紮地托布魯克和的黎波裏回英國休假的士兵都湧入英國首都，尋找放鬆、友情、歡快和浪漫。
埃裏克·哈澤爾霍夫·羅爾澤馬在從荷蘭首都逃離之後就一直在為戰爭而忙碌。先是充當荷蘭情報機構的情報員，後來成了皇家空軍的飛行員，最後成為威廉明娜女王的軍事助理。他回憶說：“盡管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未來也不確定，但我們肩並肩地站在一起，哪怕隻是喝一杯啤酒。我們在一起喝酒，把我們的女朋友帶到同一個夜總會——斯維大使館俱樂部400號。挪威人、荷蘭人、波蘭人、法國人和英國人全在那兒——每個人都擠在那些很小的舞池裏”， 成雙成對緊緊地擁抱著，隨著《伯明翰廣場上的夜鶯之歌》《你讓我那樣心煩意亂》《我將會來見你》等傷感的流行歌曲而盡情搖擺。香煙的煙霧卷曲盤旋升到了夜總會的天花板上，浪漫和性感也彌漫在空氣之中，傳統的道德觀念被拋到了一邊。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曾寫道：在戰時的倫敦，“空氣中散發著勇敢的氣味……一種與結婚無關的傾向。整個國家都在傳說倫敦的每個人都墜入了愛河”。
在所有的歐洲人中，自由法國的戰士和波蘭飛行員在贏得英國女性的陪伴和情感方麵最為成功。她們被他們的衝動、大膽和洋溢的生命熱情所吸引。溫斯頓·丘吉爾的小女兒瑪麗和小說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就是米特福德所說的眾多受到“自由的青蛙”所吸引的人。在那場戰爭中，著名的米特福德姐妹中最年長的南希，曾與三名法國人交往，並深深地愛上了他們中的一個——機智、世俗、不可救藥地追逐女性的戴高樂的參謀長加斯頓·帕萊夫斯基（Gaston Palewski）。他們之間那種疾風暴雨般的關係，一會兒好、一會兒鬧，一直持續到米特福德1973年去世前。
然而，因為吻手禮儀並喜歡送花，波蘭人在女士們中贏得了最有勇氣的美譽。丘吉爾的私人秘書約翰·科爾維爾（John Colville）曾經問過一位女性朋友，一位伯爵的女兒，作為一名波蘭空軍軍官的誌願者司機有何感受？她回答說：“嗯，我整個白天都得說‘是，先生！’而整個晚上都得說‘不，先生！’”一名英國女子學校的校長曾上了報紙的頭條，她告誡畢業班的學生如何在外麵的世界中避免落入生活的陷阱時是這樣結束她的演講的：“請記住，遠離杜鬆子酒和波蘭飛行員。”
這種警告被大眾忽視了。事實上，許多年輕婦女成了波蘭人的追求者或被追求者。不僅英國人是這樣，為《科利爾》雜誌作戰爭報道的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美麗漂亮的美國妻子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在為她舉辦的一次倫敦雞尾酒會上，也忽視了其餘所有的客人而“全力關注幾名波蘭飛行員”。
在當時的日記和信件以及後來的回憶中，一些波蘭人帶著幾分驚愕描述了他們戰時的浪漫。一位波蘭飛行員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就女人而言，我們隻是無法從她們那兒脫身。”當303中隊的一位飛行高手在他80多歲時回憶起那些日子，他笑著說道：“我認為，應該為英國婦女立一些紀念碑，一些大紀念碑。她們對我們非常之好！”
盡管波蘭人與英國女性和整個英國公眾交往的經驗令人愉悅，但這也隨之帶來了一些損害公眾情緒的副作用。波蘭人（以及許多英國人）困擾地發現：當他們的國家處於戰爭之中，當他們的天空和城市經常充滿了烈火和死亡時，英國上流社會的行為似乎像什麽也沒有改變一樣。像其他的歐洲流亡者一樣，波蘭人目睹了自己國家慘遭破壞，並且認識到他們被迫離棄的家人和朋友現在正生活在德國（對波蘭人來說，同時也是在蘇聯）的占領之下。然而眼下在英國，上流社會被他們所吸引，他們在電影和新聞裏展現魅力——他們非常享受這一切，但在享受的同時又時常感到內疚。
在許多波蘭人中，還有一種感覺，那就是盡管大多數人非常親切友善，但英國人對他們和他們的國家並沒有真正地理解。例如，在對波蘭飛行員的戰鬥進行報道時，英國新聞界的慣用手法在波蘭人看來是不準確的，並對他們和波蘭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固定觀念。在許多故事中，波蘭人被描繪成獨具魅力的外國人，說話方式有趣，並是野蠻的浪漫主義者，活著隻是為了殺死德國人。（有一張報紙的標題設法概括了兩方麵的陳詞濫調：轟炸第三帝國刺激了波蘭人——我們今晚出去，是嗎？）
波蘭作家阿爾卡迪·費德勒（Arkady Fiedler）1943年在英國出版了一本關於303中隊的書。他認為英國對303中隊提供的寶貴服務的最好謝禮是“更好地了解波蘭人。誠實地、個性化地了解他們；反複、深入地了解他們，拋開偏見和先入為主，了解真實的波蘭人。”
其他正在努力融入英國社會的歐洲流亡者也表達了同樣的願望。但是對許多人來說，他們和保守並受約束的英國人之間的障礙太大了，以致難以跨越。奧地利小說家希爾德·施皮爾（Hilde Spiel）後來在一篇關於她在倫敦的戰時經曆的文章中寫道：“由於英國一直把自己描述為‘歐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歐洲之中’，所以我們非常清楚，我們是在英國，但我們不是‘英國’。”
急於“擁抱英國的一切”，斯皮爾和她的德國丈夫、作家兼記者彼得·德·門德爾鬆（Peter de Mendelssohn）不斷地被微妙地提醒他們並不完全屬於英國。當他們訪問門德爾鬆的英國出版商和他的妻子時，以斯皮爾的話來說，他們被教以“英國生活的基本規則”，但那又似乎與主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馳的：“不要大驚小怪，不要問個人問題，不要觸摸茶壺（這是為女主人預留的）。”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低調，並緊緊咬住自己的上唇”。
在大轟炸的**期間，斯皮爾和她的小女兒從倫敦撤離，在牛津的一個家庭裏避難時，她接受了同樣的體驗。當某一個星期天午餐時，一位鄰居告訴她：主人12歲的兒子喜愛的狗剛被一輛車撞死了。當男孩淚流滿麵時，他的父母瞪著他，母親命令他要控製自己的情緒。就在那時，斯皮爾忍不住自己的眼淚，跑著離開了桌子。她寫道：“我為狗而哭泣，我為孩子被壓抑的感情而哭泣，我為對奧地利的思念而哭泣——在這個國家裏，當一個人悲傷的時候可以無拘無束地哭泣。”她記得：當她離開房間時，“沒有一個人看著我，也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
對於斯皮爾和成千上萬戰時流亡英國的歐洲人來說，這種痛苦和對失去的國家及失去的生命的思念，是他們心中無法去除的痛。無論英國人多麽好客，無論英國人的善意是多麽真切，也無法慰藉他們心中的痛。